经济研究水平不高的论文

经济研究水平不高的论文

在国际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是基础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大者作为国家,小者作为一个研究群体或个人,在高影响因子的SC]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多寡,显然是基础研究水平的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志。罗伯特戴在其名著《如何撰写和发表科学论文》的序言中指出，“对一个科学家的评价，从研究生开始，就主要不是看他在实验室操作的机敏,不是看他对或宽或窄的研究领域固有的知识,更不是看他的智能和魅力,而是看他的著述。他们因此而出名,〈或依然默默无闻〉。”他曾领导美国微生物学会出版工作19年并作为《细菌学》杂志的主编。他的深刻的见地值得从事基础研究的同事们思考。1.原创性和显著性是论文的生命.正如邹承鲁院士等在“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中指出,在国际核心刊物发表的论文，原则上都应当是“在国际上首次”描述的新的观测和实验事实，首次提出的概念和模型，首次建立的方程，也包括对已有的重大观测（实验）事实的新的概括和新的规律的提炼。与原创性相联系，任何期刊都不希望发表已经见于其它杂志，或由其它语言发表、或以稍有不同的形式发表的论文。太阳物理学权威刊物《太空物理学》(Solarphysics)主编Harvey曾专门谈到，曾有少数作者在主要结果用中文发表后又寄给《太空物理学》。他强调,过去这是可以容忍的,但现在已不允许。一个公认的原则是,作者不能把已在经过审稿的杂志发表的主要结果再以不同的形式投寄给其它杂志再发表。发表在国际核心刊物的论文,不仅应该是原创性的,其结果还必须是显著的,井对学科发展有所推动。用Harvey的话来说，“至少有一、两个其他研究者会读这篇文章,并利用这些结果发表他们自己的工作。”对成果显著性的检验是论文被引用的多寡。作者应当关心自己论文被引用的情况,注意国际学术界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包括得到肯定和批评的方面,特别是注意同行们对自己发表结果的不同的理解。这是提高自己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2.充分评价已有的工作体现作者的学术水平是否客观而充分地评价了以往的工作,常常是审稿人和读者衡量作者学术水准和学术风范的重要方面。我们一部分作者往往愿意引述国外知名学者的工作,有点“言必称希腊”的味道,但对国内同行发表的工作重视不够。有时明明是中国学者首先做的工作,都没有得到自己的国内同行的充分评价。较多地并且适当地援引国内同行工作,是应当提倡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学习少数日本作者,他们绝少引用日本学者之外的文章。部分同行在论文中引述相当数量公式,但却不列出公式的出处,让读者分不清是作者发展的,还是引自他人以往的工作。原则上,除了教科书上公认的方程和表达式外,对于用于特定目的、特定条件和问题的推演,只要不是作者自己的工作,都要列出出处和适用的条件；即便是作者自己以往的工作,也要列出相应的文献,让读者在必要时参考。作者在充分评价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应当清晰地指出自己在当前工作中的独创性的贡献。这是作者对科学负责的表现,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开宗明义必须写清楚的内容。3.要特别重视论文的题目、摘要、图表和结论每一位作者都有阅读大量论文的经验。读者阅读论文的习惯一般是首先浏览目录,只有对题目有兴趣才愿意翻到有关论文；对一篇题目有兴趣的论文,读者又首先读论文摘要；如果对摘要还有兴趣,接着会去看论文的图表,因为图表往往最清楚地反映了论文的结果。看过图表之后,如读者还有兴趣，会接着读论文的结论。通常只有少数读者会读论文的全文。作者应当清晰地知道,论文的题目将被数以千计的读者读到。对题目的每一个字都要审慎地选择,用最少的词语最确切反映论文的内容。5.正确对待审稿意见和退稿国际核心刊物的审稿人大多是各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杂志的出版社会经常征询编委的意见,选择最佳的审稿队伍。审稿是无报酬的。审稿人的工作态度大多极其认真。对审稿意见要十分尊重,对每一条批评和建议,都要认真分析,并据此修改论文。对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意见,要极其慎重和认真地回答，有理有据地与审稿人探讨。如何对待被杂志拒绝的论文,常常是作者犯难的问题。这里必须分析被拒绝的理由。第一类拒绝是一种“完全的拒绝”，主编通常会表达个意见,对这类文章永远不愿再看到，再寄送这类文章是没有意义的。有一类是文章包含某些有用的数据和信息,主编拒绝这类文章是由于数据或分析有严重缺陷。对这类文章作者不妨先放一放,等到找到更广泛的证据支持或有了更明晰的的结论,再将经过修改的“新”文章寄给同一杂志。主编通常是会考虑重新受理这类文章的。这两年,至少有两位审稿人向笔者抱怨，个别中国同事在论文被一家杂志拒绝后,又原封不动地将稿件寄给另外一家杂志,而他们再次被邀请做审稿。他们对此非常反感。论文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宇宙物理学》(TheAstrophysicalJournal)的科学主编Thomas提出,“在一篇论文被一家杂志拒绝后不经修改又寄给另一个杂志,这是一个很糟的错误。通常,审稿人做了很认真的工作指出论文的问题,并建议了修改。如果作者忽视这些忠告,这是对时间和努力的真正浪费。同时,寄一篇坏的文章,对于作者的科学声望是一种严重的损害。”实际上，影响因子不同的学术刊物，接受论文的标准和要求差别很大。如果被拒绝的论文不是由于文稿中的错误,而是重要性或创新性不够,作者在仔细考虑了审稿人的意见,认真修改文稿后,是可以寄给影响因子较低的学术刊物的。值得注意的是,审稿人由于知识的限制和某种成见,甚至学术观点的不同,判断错误并建议退稿是会发生的。如何处理情况,有两个例子供参考。最近一位年青人的论文被一杂志拒绝。经过反复的讨论检验,我们判断审稿人是错误的。为了论文及时发表,我们建议这位作者礼貌和认真地回信给主编,指出审稿人的错误,并要求主编将他的意见转给审稿人,然后撤回论文,再将论文做必要改进,寄给另一影响因子更高的杂志。论文立即被接收,并得到很好的评价。在这一例子中,论文并没有经过重要修改就改寄其他杂志。但是作者却负责地请主编把对审稿人的意见转寄给审稿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改寄其他杂志是不应受到限制和责难的。但前提是对论文结果的反复检验,对论文的正确性有了确切的把握。笔者组内一篇论文在一重要杂志经过两年半才得以发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位审稿人对我国向量磁场测量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不同意发表这篇论文。通过向权威的同事请教和反复的思考,我们确认对所进行的研究,所采用的测量,是充分准确和可靠的。作者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与审稿人讨论,不但论文得以发表,还与审稿者和主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篇论文发表后得到了良好的国际引述。7.花大力气提高英语写作水平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英语写作是英语学习中最困难的部分。我国SCI论文和引述偏少,除了基础研究水平的限制,语言的障碍不容忽视。每一位基础研究工作者必须把提高英语写作能力作为一个艰巨的任务。这里有三个成功的经验供参考。中国科技大学的胡友秋教授总是把审稿人的英文修改和自己的原稿中被修改的部分单独抄在本子上,一一对照。细心琢磨并背下来,一点一滴地提高自己英语写作水平。他寄往国际核心刊物的论文常被审稿人称为well-written。美国国家太阳天文台有一个内部的审稿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保证论文的正确性,同时对研究也有相互影响和砥砺的好处。不经过内部审稿的论文不能寄给杂志。资深太阳物理学家SaraMartin建议找--些可作为范例的论文精读,学习怎样组织和写出好英语,她特别提到已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Zwaan的论文,可作为范文来效仿。论文初稿完成之后,一定要做拼写检查,不出现简单的拼写出错。如果对自己的英文写作无把握，请一位英文好的同事和国外同行把把英文关必要的。为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学者英语水平,我们建议对研究生必须开设英语写作课程。在写英语上,我们实在需要打个翻身仗。

急需经济学论文一篇

论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哪些产业算是战略产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战略产业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民族产业”处于全面守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对民族产业不分轻重缓急一概保护当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政策要重视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关系到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部门，要由国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不能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

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

“……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

“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

“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

“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

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

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

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

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垮台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

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

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

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

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

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

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

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

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

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

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

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

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

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 [6]

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 [7]

“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

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

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
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

“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

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

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

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

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

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

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

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

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

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代发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

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

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我们的加油机编队（轰6）飞过天安门，多少人欢呼雀跃。懂行的人们，却为此而叹息、悲伤！

新的世纪，我们会继续开放，能拿到的东西要拿，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无论如何要总结20年的教训，要转向自力更生为主，要以我为主，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别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就永远把你看成矮子。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

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转折关头，我们要弘扬正气，弘扬民族自尊自强，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气概，要用振兴民族产业、振兴战略产业的大义，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有限的，奋起自强才是出路。

参考文献

[1]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1998年。
[2]冯飞：《“十五”产业政策要点：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国研网，2000年8月25日。
[3] 赵英：《大国世纪》。关于超级产业：超级产业以国防产业为核心；需要巨大投入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产业组织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居主导地位；上什么产业，非单一的市场经济利润导向，要考虑综合国力和综合利益，进行综合选择，需要政府决策；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和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坎，是国家在世界大博弈中的战略工具。超级产业的国际合作也在迅速发展。“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转引自杨帆《大国间的产业竞争：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与定位》，《产经新闻》2001.5
[4]王小强，1998。
[5] 房宁，2001年。
[6]马宾，1996年。
[7]王小强，1998年。
[8]丁宁宁，1999年。
[9]科技部研究中心金履忠认为：关于我国技术开发的资金障碍的问题，普遍的情况是，自主开发所需费用比国外同等项目少得多。
蜂窝式移动电话设备，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我们共花了7000万，不到他的2%。
我国巨龙公司开发的04机（最早开发的程控交换机型），开发费用1000万元。国外同类设备开发费用1亿美元，我们是它的2%。
长3 甲火箭。国防科工委宣布，开发费用只占国外的几十分之一。具体数字没有讲。
羊绒分梳机，我们自己开发的费用，是从意大利进口价格他的1/10（人民日报）。
国外汽车界说，开发一个车型要20亿美元。外国人用这个费用来吓唬我们。我们是自己吓唬自己。。
我们的开发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第一是我有“后发优势”，即我们可以享受部分的技术扩散；第二是设备有一部分自己可以做。第三是人工费比国外低得多。一般的情况是国外花多少美元，我们就花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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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经济学的 六月就毕业了 这是我大一的时候写的 估计有用 望采纳 还有几个案例需要再发给你。
生活中的经济学
人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
而“生活中的经济学”是将略显抽象的经济学与我们生活中某些看似平常的现象以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目标的情况下，经济学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了：分析投资股票、买房前斟算性价比、就连女人们热衷的商场打折。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股市跌涨，房价会有高有低，商场又为什么要打折呢。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待生活中的现象，更科学的权衡利弊，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
比如说这些例子：
1、扣狂潮里的秘密
如今，商品打折已成为一种“商业风气”，正在整个商业系统中迅速的蔓延开来，许多商店也把打折当做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之一。无论大街小巷，你总会看到商店的门口贴着“大甩卖”、“跳楼价”、“大放血”等字样。而且，商店还贴着“恕不讲价”的牌子。而且在商场里，“买一送一”、“买二送一”等广告也随处可见。
总之，整个的打折气氛，让人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充满了“便宜”的世界里，似乎只要你稍稍打开口袋，就能够把无穷的“便宜”带回家。但是，面对如此疯狂的折扣潮流，我们都应该清楚地对待，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
谁都知道，商家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而如果他们真的“大放血”，而且是整天整月地放血，那么有那个商家的体魄如此“健壮”呢？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商品，由于建筑拆迁、生意转行、急需资金、商品换季价格确实比原来要低了，但利用“薄利多销”的手段进行促销的商家占很大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回报新老客户”之类的店庆，这样的目的更是明显，他们是假借打折之名招揽顾客，赚取高额利润的。
让我们来看看商家打折的秘密。
我们知道，一定数量的产品，不管是生产一万件还是只生产一百件，有些投资是必须的，比如厂房和机器设备。而且，这些投资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把这种短期内在数量上不能改变的投资成本称为“不变资本”。而另一些投入如劳动力，如果你还想生产一万件，就要多用几个工人，如果只想生产一百件那就少用几个工人，这是随时可以改变数量的投资，称为“可变资本”。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就是生产商品所需的总成本。
如果把一段时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看做一个整体，那么，把生产这些产品所耗用的成本（包括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平均的分摊到每一件产品上，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每一件产品中包含了多少的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于是得到了“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不变成本”的概念，两者之和又可以称为“平均总成本”。而如果我们把厂家卖商品的价格看做是他从每一件商品中获得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价格和以上几个方面的平均成本的大小关系，来判断厂商愿意生产商品的最高数量和愿意卖商品的最低价格。
实际上，商店不可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如此打折销售，商场里只有部分的商品如此打折，不仅是部分打折而且是轮流打折------今天是日用品打折，明天是调料打折，这周是烟酒打折，下周是食品打折。而其他商品与别的超市的价格是没有区别的。
先说消费者，那些知道打折商品又欲购买之的消费者显然愿意前去购买。但去超市要花车费和时间的。既然去了，既然花了车费和时间，理性的选择哪里能只购买打折商品呢？一般总是要购买一些别的商品，那些不知道打折商品的人又当怎样呢？虽然不知道具体打折的是些什么商品又不比别处的超市贵，为何不奔着打折的商品去呢？
再说厂家吧，商店的打折虽然使得商品的平均单价降低了，但由于打折吸引了消费者，提高了销售量，总利润一定不减反增。为了吸引那部分即使知道打折也不购买打折商品的消费者，最大限度的增加销售量，商店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事先知道具体打折的商品，他是要让一部分人知道，又让一部分人不知道。
其实，正像前边所说的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商场被迫降价出售商品，价格往往比实际造价还低，那么，消费者就会获得比较实在的优惠。但是，在一般紧急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因为，在平时，商品出卖的价格都比实际成本要高很多，而且在比较紧急的时候只要把价格下调，调到可变成本以上一点点，从消费预期来说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商品就很容易卖出去，而且会比原来的销售量更大，这才是最常见的打折现象，许多商场就是用这种手段吸引消费者，以获得“薄利多销”的效果。看起来他是在“放血”，但是虽然在单件商品上的利润少了，但是卖出去的商品数量增多了，所以只要打折程度合理完全可以在打折的情况下，获得比原来还多的销售收入。
因此，对于各个商场疯狂的打折热潮，我们应该清醒的对待！

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论文

(1)民族性。从根本上说，民族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每个民族的经济活动都有自己的特点，或从事牧业、或经营农业、或擅长渔牧业等。在同一产业中，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不同的生产模式。　(2)地域性。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相对固定虎供港佳蕃簧歌伪攻镰的居住区域，该区域的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该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方式、范围等特性。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巨大差别，直接来自于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的差异性。(3)相对落后性。在大多数国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落后于本国境内的主体民族。尽管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直到今日少数民族地区的总体经济水平与汉族地区还有着较大的差距。(4)复杂性。民族地区的经济一般比较复杂。不仅有一般地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还有其特殊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和宗教问题相交织，就使得民族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5)国际性。在许多国家有相当大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在边境地区，有的民族甚至是跨境而居。我国大约有30多个民族居住在边境地区，这些民族经济的模式、发展范围和程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外民族经济的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