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总编辑吴亮

财经国家周刊总编辑吴亮

“只要有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文 / 华商韬略 张凌云

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关系跌入冰点。为此，信息产业部、 科技 部有关领导多次紧急开会讨论：

一旦与美国闹掰，国家信息安全将面临怎样的威胁？

彼时，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被广泛应用于政府部门电脑中。如果命门掌握在外人手中，国家信息安全将不复存在！

国家信息安全保卫战迫在眉睫，一大批中国IT人为此前赴后继，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 科技 长征。

【 高光开场 】

最先登高振臂、主动扛起中国自主操作系统第一面大旗的，是一群科学家。

彼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已离开联想四年。这四年里，他一直想要打造一个中国自主的IT核心产业。他对学生梁宁说，我们要用自主研发的方舟CPU+Linux操作系统，替代微软与英特尔联盟的核心框架。[1]

不再玩别人设计好的 游戏 ，要打造自己的 游戏 规则，这是中国IT人的终极梦想。梁宁听了，兴奋得紧紧攥住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在中科院软件所里，同样洋溢着一片激动之情。

时任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副所长孙玉芳对同事胡才勇和吴健说：“我们是软件所，必须要在操作系统上有所作为！”[1]

大使馆事件后，正是孙玉芳上书国务院，请求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Linux是当时在全球唯一能与微软Windows抗衡的开源系统软件。为此，1999年7月15日，信息产业部首次组织“Linux未来发展”高层研讨会，达成共识，将加大力度全面推动Linux在中国的普及与应用。

一时间，Linux热潮涌动。1999-2000年，全国市场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Linux开发公司，最高峰时有三四十家。冲浪平台是行动最快的，早在1999年3、4月份便推出了第一款国产操作系统XteamLinux1.0。

2000年，在孙玉芳的牵头组织下，中科红旗成立，并研发出红旗Linux。

相比民营的冲浪平台，中科院软件所主导的中科红旗根正苗红，被赋予了“中国自主操作系统崛起”的使命。

孙玉芳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UNIX技术和中文信息处理专家。在红旗Linux诞生之前，他就曾负责开发过另一款国产操作系统Cosix，深知国产操作系统的症结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应用生态。

为此，孙玉芳还创办了红旗中文2000，推出了国产办公软件Red Office。

从布局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这两大产品可以看出，红旗想做中国的微软。

红旗不仅挖来了微软和甲骨文的骨干员工，还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采购中一举击败微软拿下订单，一战成名。

远在美国的比尔·盖茨听说后大为震惊。微软以中国子公司的名义向北京市及有关方面紧急递交了一份长达3.5万字的报告，提出了60个问题，被媒体称为“微软60大板”。

微软高级副总裁克瑞格·蒙迪更是专程飞来中国拜会 科技 部及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意欲挽回局面。

在 科技 部见面会上，蒙迪拿出一份长达42页的《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报告，阐述Linux的种种弊端，最后提出微软可共享源代码。

与会的科学家袁萌站起来质问道：“既然微软如此推崇开放源代码计划，你们在全球12个国家都开放源代码，为何之前不向中国开放？”[2]

袁萌是著名的开源专家，担任红旗Linux总工程师，一向以敢言著称。

“你们所谓的向中国开放源代码不过是让一些工程师到微软总部去，像看内部文件一样看看源代码，并且记录下每一个人看源代码的时间，这根本不符合开放源代码的精神，这怎么能叫开放呢？” [2]

蒙迪最终无功而返，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

2001年，国产操作系统大放光芒。

第一个做出产品的冲浪平台再创一个第一，当年11月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国产Linux公司。

国产老大中科红旗不仅在政府招标中将微软踢出局，还开始进入企业市场，与PC硬件厂商的OEM协议超过100万套，一度摘得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统厂商的殊荣。

此外，红旗Linux在全国设立了100多家的培训中心。截至2003年10月，培养出了1000多名红旗认证的Linux工程师。

“多为国家做点事。”这是孙玉芳、倪光南等科学家的朴素信念。正是秉承这份信念，中国IT人实现了国产操作系统零的突破。

高光开场，然而国产操作系统接下来的路却异常艰辛。

【 红旗易帜 】

“我们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梁宁说。

尽管孙玉芳颇有先见之名地一手抓操作系统、一手抓办公软件，但Red Office、永中等基于Linux的Office与微软的文档格式一直存在兼容问题，这种不便是消费者不能接受的。

当时，盗版微软软件风行，红旗Linux鲜有问津，在C端市场十分吃力。而孙玉芳还面临着董事会的压力。董事会要求三年之内要有回报。但中科红旗背景特殊，当时融资、上市均有限制。

2001-2003三年里，中科红旗均未能实现盈利。重压之下，孙玉芳积劳成疾，2005年1月14日因糖尿病及并发症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仅57岁。

令人叹惜的是，就在他撒手人寰的前夜，中科红旗迎来了2004年第一个“百万级”盈利记录。

痛失孙玉芳这个主心骨后，中科红旗股东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一位早期担任中科红旗高管的人士曾向媒体透露，第一大股东科软创新的实际控制方中科院软件所“所企不分”的管理方式，让几家小股东极为不满。而这8家股东均有一票否决权，谁也不服谁。[3]

内部龃龉不断中，中科红旗鲜有大作为。

2008年10月，微软对盗版Windows和office用户进行了“黑屏”警告性提示。国人第一次感受“断粮”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

国家决意加快推进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同年11月， 科技 部就正式公布了“核高基” 科技 重大专项2009年课题申报的通知。

“核高基”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并列的国家16个重大 科技 专项之一，预计总投入超1000亿元，这也是 国家首次斥巨资组织开展基础软件重大专项。

作为国产操作系统的龙头企业，中科红旗自然责无旁贷，要申报参与“核高基”项目。

但是，“核高基”科研经费除了国家和地方拨款外，还需要部分企业自筹，预算约为6000万元，而中科红旗当时营收约为2000万元，无力承担。

知情人士透露，中科院软件所承诺中科红旗，若自筹资金不能足额到位，将为其兜底补齐。但这一承诺，为中科红旗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为了完成“核高基”任务，为了6000万元的自筹费用，中科红旗把整个家底都掏了出来。

前员工透露：“3年内通过公司销售收入、高管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员工停发工资等各种方式筹集资金，填补了6000万元的研发资金空缺， 公司正常的商业运营也由此停滞。 ”[3]

无奈之下，中科红旗于2014年2月宣告正式解散，员工劳动合同全部终止，公司进入清算程序。

2014年7月中旬，经过10轮竞拍，大连五甲万京集团以3862万元的价格成功接盘中科红旗。

五甲万京董事长孙凯歌说：“中国红旗是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旗帜，红旗不能倒。我们的旗帜被人推倒了，失去的将是对整个产业的信心。因此，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红旗。”

红旗确实没有倒下，但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更多地投入到2B和政府项目中去。

【 麒麟换主 】

当中科红旗在为“核高基”艰苦奋战时，其他国产操作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

2006年，网友Dancefire在一篇技术分析文章中声称，银河麒麟（Kylin）与美国开放源代码FreeBSD操作系统5.3版本相似度在90%以上，涉嫌抄袭。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是国产操作系统首次遭受如此大规模的非议。

银河麒麟也来头不小，由国防 科技 大学2002年研制，不仅具有军方背景，还是863计划重大攻关科研成果，在超算领域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天河超级计算机系列搭载的就是银河麒麟系统。

国产操作系统的立身之本就是自主创新， 如果消息属实，为国产操作系统做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也将成为国外攻击的把柄。

然而严格来说，银河麒麟并非抄袭。

一般基于BSD或Linux的操作系统很少修改系统内核。银河麒麟或因军方需求，对安全可控要求更高，核外工具环境基于Linux开发，内核的系统服务层则基于FreeBSD进行了改进和优化，添加了内核安全模块。

专业人士表示，相比一般的国产操作系统，银河麒麟的自主化程度相对较高，“如果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不断提升自己的代码比例，替换国外开源代码，开发自己的内核模块，未尝不是一条好出路”。[4]

但是，银河麒麟错就错在好大喜功地声称，其内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事实面前，银河麒麟只能承认采用了FreeBSD代码，并非“完全独立开发”。

新闻一出，没有人关心背后科研人员做出的努力，大众只记得银河麒麟让国产操作系统名声扫地。

无奈之下，国防科大逐渐放弃了BSD内核版的银河麒麟，转而投向Linux内核的主流中。

国产操作系统有望走出的一条新道路就此断了。

2010年，银河麒麟与民营企业中标软件旗下的中标Linux操作系统正式合并，双方随后以“中标麒麟”的新品牌统一面市。

而“银河麒麟”的商标及知识产权等相关无形资产则被国防科大授权给了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标麒麟在合并后，连续八年蝉联中国Linux操作系统市场第一，但是主要客户仍为军政机关和企业，C端市场依然式微。

【 深度突围 】

雅虎创始人杨致远曾说过：“你永远、永远不要想和微软竞争。如果他们想和你竞争，你得赶快跑开，做点别的事。”

但在中国，有一群人没有跑开，反而向微软发起挑战。

这群人不像孙玉芳、倪光南等人手握政府科研资源，只能靠自己在市场上近身肉搏，杀出一条血路。

刘闻欢就是其中一员。

1999年，刘闻欢从湖北大学数计学院计算机会计专业毕业，与朋友尝试着做了一个Linux发行版，萌生出了研发操作系统的想法。直到9年后，这一想法才正式付诸行动。

2008年，他与一批Linux开发者Hiweed、王勇等人共同启动了深度操作系统Deepin项目。

最开始，这只是一个社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团队成员基本上都是兼职开发。连续6年，研发资金都是靠刘闻欢个人掏腰包。长期以来公司只有投入没有收入，以至于税务机关一度怀疑其涉嫌洗钱而上门检查。[5]

不挣钱的事为什么贴钱也要干？

“因为理想和爱好才坚持做这件事。”刘闻欢说，开发中国人自己的Linux是团队的梦想。

在深度看来，把国外的操作系统简单修改就当作是国产，并不是中国该有的技术水平。他们想给世界证明， “只要中国人认真做，中国团队一定可以做到世界最好的开源技术和产品”。

为此，深度的研发团队付出了太多太多。深度联合创始人王勇曾在网上披露过一些艰难时刻：

写代码累到晚上要靠输液才能第二天继续上班；长期睡在公司，只有妻子抱着孩子来到公司楼下才能逼他回家；陪客户喝酒，吐了无数次仍要一口闷；甚至崩溃到不想再继续人生了……

王勇是深度的第一个全职开发者，1988年出生，没有上过大学，凭着一腔热爱自学编程，即便是在吵闹的打工车间里，也坚持写着代码，“感觉敲代码能让自己获得最纯粹的快乐”。

中科红旗和银河麒麟拥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雄厚的研发资金，尚未能在市场上取得真正的成功。深度作为自力更生的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与压力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艰难，深度还是凭一己之力，再一次扛起了国产操作系统的大旗。

自从2009年发布第一个版本后，Deepin凭借易用、美观的特点逐渐积累了口碑，并在国际上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2011年，在全球已拥有数十万用户；进入全球发行版排行榜前100名；2013年，挺进全球发行版排行榜前50。

2014年，Deepin杀入全球发行版排行榜前20， 终于开始商业化运营，获得了绿盟 科技 和360的8000万元投资。曾有国外巨头想投资或收购深度，都被拒绝了。

此外，刘闻欢表示，深度从来没有拿过政府任何项目或者课题的经费，但却凭借实力成功进入了中央政府的采购名录，同期在册的其余3家企业均有国资背景。

Deepin还是首个被外国政府拿去移植使用的中国操作系统，被誉为“中国最好的Linux操作系统”。

【 移动失利 】

2007年，谷歌发布了开源操作系统安卓系统（Android）。没有人意识到，在移动手机端，一个和微软一样可怕的对手正在悄然崛起。

同一年，43岁的陈锡源放弃了美国UT斯康达高级副总裁兼CTO的职位，选择回国创业。

他赶上了好时候。

当时，为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不仅启动了政治级别最高的“千人计划”，还在政策及资源上向海归创业的小公司有所倾斜。

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陈锡源刚成立播思通讯没多久，便跟着中移动干了件大事。

2008年正是3G时代到来的前夜。 12月12日，工信部首次明确了对3G牌照的发放方式。三大运营商都在抓紧转型布局。

为了继续保持2G时代的优势，中移动宣布推出首个国产手机操作系统OMS，将搭载OMS的定制手机命名为“OPhone”，意欲借此占据移动互联网的入口。

提供技术支持的“幕后英雄”播思通讯因此一战成名。

为了推广OPhone，中移动下了“血本”。时任总裁王建宙表示，已经备好了60亿元的补贴，誓要将OPhone做成千元机，成为3G时代手机市场的主导者。

这份勃勃野心源自于当时手机操作系统还处在群雄逐鹿的阶段——诺基亚塞班初显颓势，安卓的市场份额仅占5%，苹果iOS还不成气候，微软WP尚未面世。

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还有机会。

可惜，中移动抢准了先机，却没能把握住。

媒体爆出OMS并非独立开发的操作系统，而是播思通讯为迎合中移动的进度做出的一个Android中国版。

随着安卓不断升级，OMS更新速度跟不上。用户开始吐槽，OPhone的合作手机厂商也纷纷倒戈安卓阵营。

中移动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了OMS。

同样落败的还有中联通2010年推出的手机操作系统沃Phone。

相较于OPhone， 沃Phone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独立国产手机操作系统， 基于Linux内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但由于安卓系统此时已成功占据了大半个市场，力量单薄的沃Phone无抗衡之力。

2013年，同洲电子以2983.31万元收购了沃Phone研发团队，第二年脱胎出同洲960手机操作系统。

两大运营商本有机会改写国产手机操作系统的命运，然而 历史 已不能假设。

真正的 历史 却是，国产操作系统在当时一度成了笑话。

这背后，洒满了中国IT人的无尽惋惜。我们与Windows有着难以逾越的15年时间差，但与Android一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却没能把握住机会。

尽管痛失了移动战场的主动权，但中国IT人并没有偃旗息鼓，战斗仍在继续。

【 战斗不止 】

2011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基于Linux的手机操作系统YunOS。

时任阿里巴巴CTO、阿里云总裁王坚向马云第一次提出要做YunOS研发时，马云说： “我几乎是愤怒地惊讶于他的胆识。”

当时没有互联网公司想去碰操作系统。无论是从商业层面还是技术层面考量，这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果然，YunOS发布没多久，就遭遇了谷歌的狙击。

谷歌将YunOS定义为“非兼容版安卓系统”，并要求开放手机联盟成员禁止搭载YunOS。对于没有硬件只有软件的YunOS而言，相当于直接封杀。

好在，阿里顶住压力坚持了下来。

2015年12月，以手机出货量计算，YunOS装机量超过WP，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OS。如今已经更新到第六代，全球搭载设备超过2亿。

2017年9月，YunOS品牌升级为AliOS，不再跟着别人的步伐，开始 探索 车联网终端的新道路。2018年，AliOS装车量已达70万，当时超过了特斯拉。

王坚在《在线》一书中说：“我做YunOS遭来了很多非议，甚至比我这一辈子挨的骂还多，但我不后悔。”

80岁高龄的倪光南院士也一直在坚持。

明知自己的梦想在被人利用，明知会有人继续嘲讽看笑话，他依然选择燃烧自己的一生，不断尝试和努力，为国产操作系统的未来奔走呼号。

倪光南说：“车轮转起来了，一步步往前走，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呆在原地只会陷入死循环。”

默默耕耘的华为也在坚持。

2012年，华为在芬兰赫尔辛基创建了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团队，从20名工程师慢慢积累壮大。

2019年，华为被谷歌限制使用安卓权限。有幸于任正非当年的高瞻远瞩，七年前打磨的利器终于出鞘。

5月21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透露，面向下一代技术而设计的华为操作系统“鸿蒙”，最早将于今秋面市。该操作系统打通了手机、电脑、平板、电视、 汽车 、智能穿戴，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如今，华为手机出货量已超苹果，排名全球第二，终于有一款国产系统不再是无根之花。

早在2003年，有人建议在病榻之上的孙玉芳写一篇“红旗倒下之后，中国软件业会怎样”的文章。

孙玉芳笑着说：“还没有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Linux在中国没有倒，还有希望； 只要有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1]

参考资料：

[1]《中国开源软件的风风雨雨：怀念我的老师孙玉芳》胡才勇

[2]《政府正版采购微软出局，微软高层斡旋无功而返》京华时报 皮钧、侯磊

[3]《中科红旗身后事：过度依赖政府采购，股东内斗》 财经 国家周刊

[4]《麒麟系统为何饱受非议？》雷锋网

[5]《专访深度 科技 公司总经理刘闻欢：因理想而生的国产操作系统》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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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土政策"有多乱

　由国家税务总局主导的2014年减免税统计调查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次调查可视为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未来预算改革的七项任务之一，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7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侵蚀税基、转移利润，制造税收"洼地"。
　　这些问题,成为本轮减免税统计调查的重点。
　　"国字头"清单
　　据楼继伟表示，目前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过多，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区市。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楼继伟所言"约50项"区域性税收优惠，应该都是在以往各类文件中明文规定、被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批准过的"国字头"优惠。
　　"国字号"区域税收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出现。1984年《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对中国首批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制定了税收优惠政策。
　　此后30年时间里，各类国家级的区域发展规划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配套或比照的税收优惠。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过去多年在国税总局法规库中有章可循的国字头税收优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集中了一批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部分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城市也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因此同样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二是伴随着各地产业园区的涌现，一些上升为国家级的开发区等，成为新的税收优惠集中地。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各省之间的招商引资竞赛开始加剧，尤其以各省之间的税收竞争为主要体现。
　　那些没能取得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好处的地区，多以申报各类产业园区作为争取发展先机、获得优惠政策的手段，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物流产业园等等都在其列。与此同时，各部委也积极推出国家级园区，例如农业部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文化部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
　　"就是从那时起，各种名目和层级的园区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上述人士表示。
　　与主要为吸引外资不同，国内企业也开始成为这些开发区的主要扶持对象。例如，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内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实际上，财政部针对开发区财税政策执行情况及税收征管质量的专项检查在近两年时有进行。2013年的检查范围覆盖12个省市区，62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盘查重点包括开发区财政收入真实性、地方擅自越权减免税、是否采取"先征后返"等手段变相减免税、是否存在以预算支出方式按企业缴税或投资额一定比例等方式补贴企业，以及违规开设税收"过渡户"等问题。
　　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引致的一轮税收优惠潮，例如对符合鼓励类产业的企业、交通电力等产业内的新办企业、民族自治地区企业等制定了企业所得税、进口关税等方面的减免措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陆续启动。"各地攀比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发展演变成了获得政策洼地的竞争。你申请一个国家级战略，获批后就要有相应的配套，或者税收优惠标准比照之前获批的同类区域。"张斌说。
　　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施了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等措施，中部崛起战略中，中部多地比照西部大开发或东北地区的税收优惠执行。
　　四是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发展中一种高规格的制度支持，国家级新区的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在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后，2010年至2014年间，国家级新区进入了快速设立的阶段，目前全国共有10个国家级新区。
　　这些区域的税收优惠情况分两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教授林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早几年设立的国家级新区都直接配套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成为政策洼地。
　　然而，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后，财税主管部门开始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新批的国家级新区可能将不再配置明确的税收优惠条款。"林江说。
　　以南沙新区为例，2014年6月《广州南沙市新区条例》在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二审时，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即被删除。
　　五是部分上升为国家级战略的一些区域板块，例如广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区内的鼓励类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六是一批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表示，中央政府一般不会给予这些区域明确的优惠政策，但是赋予了他们在探索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先权，很多地方政府便将原先已有的税收优惠灵活运用，用来招商引资，"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深度的税收竞争"。
　　除以上各类区域外，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还有老少边贫、三峡库区等地也实施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
　　"土政策"凶猛
　　地方政府争相获得"国字头"优惠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桌面下"的功夫，遍布各地的税收优惠"土政策"成为区域税收竞争的利器。
　　这些土政策并不符合国家规定，甚至在国务院文件中明令禁止，但在各地大行其道，成为导致税收优惠乱象的一大顽症。
　　"可以考虑武清、宝坻或附近的一些园区。"当记者向一位税务公司会计人员咨询北京或周边地区哪里可以注册公司少缴税时，对方如是回答。
　　武清是天津税收留成最高的区域。记者查阅天津产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发现，营业税方面，武清区政府的留成比例为75%，企业所得税留成比例35%，个人所得税留成比例为30%，增值税留成比例为21.875%。武清区政府不拿税收分成，这意味着武清区政府的留成税金，将全部以"税收返还"，或称作"税收奖励"的形式，返给企业，并按月兑现。
　　除返税外，在包括武清开发区在内的天津经济园区注册，并不需要企业在园区实地经营，园区能为来注册的企业提供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房屋租赁协议和房屋产权证明。园区管委会还可以帮助企业协调税务关系，对于质量高的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可指定该企业为重点企业，三年不进行税务检查。
　　这样丰厚的税收优惠"礼包"，武清绝非个例。"可以说全国不分富裕地区还是贫困地区，也不分这个地区是否已有国家允许的税收优惠条款，各地都会实行各种土政策来吸引投资。"张斌表示。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秦成逊则认为，人为放松税收征管力度，也是部分地方政府为企业避税甚至逃税"开绿灯"，从而达到招商引资目标的一个手段。
　　例如，出口低报和进口高报可以使已过减免税期限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外资企业可以借此规避境外税收，地方政府可以将外商投资稳定在本地，但却损害了中国的税基。
　　通过税收返还等"土政策"带来的税收损失究竟有多少？截至目前，最近的官方大范围调查是2009年国家审计署对17个省区市2008年度和2009年1月至6月的财政管理情况进行的摸底。
　　这次摸底发现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有7个省级和59个省以下地方政府及开发区为吸引投资，自行出台税收减免和先征后返政策，或以政府奖励、财政补贴等名义将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等收入返还给企业，涉及金额125.73亿元；有4个省级和10个省以下地方政府及开发区以购房补贴、购车补贴和人才奖励等名义，向2万多名企业高管返还个人所得税4.63亿元。
　　此外，市政建设配套费等费用的减免、土地出让金的减免，以及对外来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水电天然气、政府再补贴资源供应单位等办法，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费"上做文章的"土政策"。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收费情况以及政府性基金账目不清，且裁量权掌握在地方本级手里，因此这一部分的不合理减免带来的财政损失很难计量，并容易造成负担摊派的现象。
　　地方政府在享受税收优惠"土政策"带来招商引资之便时，往往也面临纠结。如果一味优惠，会让财政收入吃亏，还会因为"挖墙脚"太猛而不利于邻省、临市关系。为了平衡多个目标，一些地方在推行税收优惠的同时，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怪现象"。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教授林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在多个目标之间平衡的结果往往是"亲大疏小"。比如深圳作为特区，地方税收优惠有更宽松的空间，对企业的吸引力很大。它既可以去争取大央企总部入驻，也可以去吸引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更容易在地方政府各种利益权衡中"被权衡下去"，造成一方面税收优惠泛滥，另一方面应该得到扶持的却没有得到。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发布的《中西部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说，"中西部地区仅29.21%的小微企业感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扶持"，不足三成。
　　此外，有的园区会利用企业避税心切的特点，在税收奖励上制造"陷阱"，带来更加混乱的市场秩序。
　　"有的地方一方面想吸引投资，一方面又有税收压力，所以会通过承诺一些有水分的返税优惠，先把企业招来再说。"前述税务公司会计人员举例，有的地区先承诺一个很低的返税比例，等企业注册后才发现返税基数并非是企业的实际缴税额，还有的园区事后才说缴税要达到一定额度才能享受返税，甚至有的地方将返税资金先返给一些主管企业的行政部门，层层截留卡扣，企业实际拿不到多少。

长江三峡直接体现的水循环地理意义是什么？三峡的水可以重复使用吗？

年7月以来，由于降水空间分布严重不均，长江中下游发生区域性大洪水。

同往年面对洪涝灾害时一样，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什么有了三峡工程，今年的长江防汛还这么紧张？三峡工程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三峡集团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相关专家，解读三峡工程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对热点进行回应。

10年一次的洪灾，持续了2000多年

中国人与洪水抗争的历史由古至今。

“洪水”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典籍《尚书》中, 该书记载了4000多年前黄河的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我国史籍中记载的最早的防洪活动是“共工湮水”，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三峡工程未建之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自汉初至清末2000余年间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长江全长6300公里，九曲十八弯，行洪能力差；长江又地处东亚副热带季风区，流域气候温和，雨量丰沛，一旦发生上下游雨季重叠，极易产生严重洪涝灾害。

长江干流最早的洪水记载，始于公元前966—前948年（楚昭王时）。长江中下游水灾暴发的频次，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元平均五六年一次，清朝到民国基本上是4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