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期刊点评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期刊点评

印度在2022年一季度末的名义GDP为8547亿美元，而英国同期数据为8160亿美元。印度2022年全年的GDP规模仍将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10年前，印度GDP在全球仅排名第11位，而英国排名第五。

10年间英国和印度的发展两国冰火二重天，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四点原因：

一、人口红利的影响

一提经济的发展就要提到人口，提到人口红利，虽然一般性认为用这种方式发展是比较LOW，但是人口红利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在一个人口数量本就巨大，且出生率长期保持高增长的国家。必然拥有广阔无垠的市场、廉价庞大的劳动力、同时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社会普遍渴求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这些都会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动力。据媒体报道，今年的6月份印度的总人口数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位居世界第一。只要印度国家抓住机遇，自己不折腾，再过二十年超过日本和德国也都是有可能的。

二、英国的自己的反向衬托

就象那句玩笑所说的，有时真的不是自己有多强，主要在于对手的衬托。这句话用在英国和印度两国对比真的是很贴切。这二年印度发展还不错，但其实也说不上很好，但是反观英国近几年经济发展真的太弱了。

英国这几年一直都是在折腾，从开始共投脱欧开始，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就已经处于动荡之中。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好转。英国当前面临40年来最快的通胀，而且丝毫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英国央行认为，通胀可能要持续到2024年。此外，市场担忧，英国的衰退风险在发达经济体中也是最高的。如二季度，英国GDP仅仅增长了1%，经调整后，为萎缩0.1%。相比之下，印度经济今年预计将增长7%以上。印度股市本季度出现了强劲反弹，其权重上升至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第二位，仅次于中国。

三、2018年后美国政策的逐步向印度倾斜

从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由其是针对于中国的出口和关税，于此同时他们和印度的经贸关系却变成愈加的火热，妄想成立了所谓的亚太经济圈包围中国，同时美国把一部分从中国挤出的产能搬迁到了印度进行生产，提升了印度本土的制造业。这种政策上的利用倾斜对印象短时间的发展起来了很大的作用。

四、印度本国经济正处在上升期，后续还有一定的发展动能。

印度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全球化，即1990年代开始的转型变化。从那时起，该国的GDP以指数速度增长，从1991年的2700亿美元飞跃到2019年的2.87万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惊人的4.5万亿美元。印度政府的经济改革也有一定成效，最根本是工业、金融和农业领域。如出口补贴和减少进口的壁垒，促进了自由贸易等措施，同时尚未开发的印度市场也如磁石般强烈吸引着国际资本的关注。

当前印度的发展也并不是不无问题，由于今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且实际工资处于创纪录的低水平，印度国内消费很可能不足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并且印度国内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也严重影响着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印度的经济到底能走多远，还需要未来时间的长期考验。

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劣势吗？帮我具体解释一下吧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稳中有变、和中有斗、缓中有紧、喜中有忧，对我国利多于弊。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

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历了56年的建设，已经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7位，中国进出口贸易居于世界第3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超过日本（第7位），居世界第6位。从整体实力看，中国仍属于国力次强国家。我们的国际形势相当的严峻可以说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了，看近点就是我们国家与周边国家日本、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都有领土纠纷。远的就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制度不相同的矛盾吧。
就我们当前的国力与军事能力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和我们开战，因为只要开战......熟话说两虎相争，毕有一伤，其他的就坐收渔翁之利。军事实力在前4.
谢谢采纳！！！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与发展趋势

在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总体上趋向缓和，为我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挑战。

1.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面临挑战

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欧元区、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5%，2009年更是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负增长。

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下，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并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刺激本国经济，以配合全球应付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联合干预下，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到2009年下半年，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8%，中国增长了8.9%，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09年10月回升至80美元一桶，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9年的-1.1%上升至3.1%，世界银行也预测2010年全球GDP的增长将达到2.7%。

但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彻底走出了低谷，目前的复苏能否持续下去，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内部的不良资产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据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潜在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至今尚有一半未暴露出来。这些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一旦全部暴露出来，市场上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可能会急剧恶化。2009年迪拜世界宣布推迟支付三十几亿美元的债务，马上就影响了全球的金融市场。还有希腊政府的信誉被降级，它的国债被降级，也一下子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这都说明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下来，但是十分脆弱。

第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运用正在走向极限。首先是财政政策的运用。各国的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后的最高记录。欧洲、美国、日本，各个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状况都非常不好。据美国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当前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截止2009年9月25日，全球政府债务总量创新高，达到36.237万亿美元，增速也达到13.21%，因此，各国想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力不从心。其次是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方式，但目前，各国的利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如美国的利率降到0—0.25。因此，再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大。

第三，发达经济体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国2009年10、11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0%，是2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2010年1月份的失业率稍有下降，但仍高达9.7%。美国劳工部2010年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2000人，至496000人，为2009年1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远高于市场人士预期的减少13000人的水平。此外，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有所增加。欧元区仅在2009年11月份就新增失业人口10万人，总失业人数达到了1570万人，2009年12月份失业率在欧元区成立十年之后首次升至10%。根据欧盟委员会2009年12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欧盟27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将上升到10.3%，总失业人数将达到2800万人。发达国家失业问题解决的前景非常不乐观，特别是这次失业涉及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转换使得将来的就业前景非常困难。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失业率大幅增加，将会继续打击发达国家的消费，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缓慢和艰难。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高涨的失业率正有促使社会动荡的风险。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在世界经济尚未复苏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经贸组织报告显示，2009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20国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的保护主义措施。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了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公开出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美国2009年初通过的838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即规定，必须使用本国制造的产品。

第五，美元汇率加剧动荡。美国长期进行负债经济运行，大量对外发行国债，并且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消耗掉了大量财政收入，政府债务日积月累，使得它成为当今对世界其他国家负债的冠军。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约9.05万亿美元。 这种状况将加剧美元汇率的动荡，从而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2.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但挑战依然严峻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和磨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都对战争感到厌恶和恐惧。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战后50多年来，地球上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性大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入发展，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减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发动一场核大战的对手，从而减少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相互渗透，社会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加大，世界各国的依存度增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发展经济、创新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已成为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越来越成为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共识。在当前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尽管各大国间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已不是全面对抗的性质。各大国日益注重沟通与交流，增强协作，避免对抗，从而使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保持和平与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简而言之，目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影响世界的安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这种收入分配却是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这些巨大的收获却是分配不均的。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7年为44：1，1992年为72：1，1997年大约为74：1，2000年就接近75：1，2006年约为141：1。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由1987年的36个增长到2009年的49个。出现这种“数字鸿沟”的根源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落后，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潜在的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被激化，不断出现冲突和战乱。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而且将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影响世界的安全。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当前，虽然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2006年全球国防开支比2005年上涨3.5%，07年全球防务开支1.339万亿美元，比06年上涨6%，2008年全球国防开支1.464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4%，比2007年增长了4%。美国军费比2007年上涨9.7%，占全球的48%，1999年至200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量占全球增量的58%。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当前，伊拉克局势的动荡、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等热点难点问题的存在，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首先，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其次，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初，全球可通过导弹发射或飞机运载的核弹头数量约11530枚。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或者正致力于拥有核武器，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这种状况对世界安全是一大隐患。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已经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危害甚至超过战争。9•11”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就达到13亿―15亿美元，占其经济总量的6.5%。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的财富急剧缩水，甚至引发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而近几十年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全球温室效应，给人类带来的频繁灾难。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

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影响世界安全。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演愈烈，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4.世界科技革命竞争日趋激烈

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利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兴未艾。当今世界，信息、生物、材料和能源等高技术及产业迅猛发展。科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科技发展特别是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实力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对策，发达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积极抢占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制高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试图改变不利的科技竞争地位。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为提升科技竞争力所采取的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 提升决策层次，加强宏观调控，强化科技投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政府首脑亲自领导科技工作的做法，成立由战略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总统(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提出建议。美国、韩国、印度等国成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大大提升了国家科技工作宏观决策的能力。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对科技的投资视为一项回报巨大的战略性投资。一方面大幅度加大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增加科技投入的机制。

第二，实施积极有效的科技人才发展战略。人才是竞争之本。许多国家修改了移民政策加大了吸引外国的学生和学者的力度，以解决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的最高税率已减至当地人的58%;日本计划在今后几年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30%;美国则在移民方面大大放宽对高技术人才的限制。

第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面临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制度创新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在人、企业、机构之间的流动是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产业界、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府是构成这个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在这样一个国家层次的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依托和知识源泉，中介机构是知识扩散、转移的桥梁，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发展环境的创造者，金融是充分实现创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

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对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影响。这既涉及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当今世界长远变化大势中一些深层问题的认识。

1.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

在此波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冲击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仍然是一枝独秀，保持了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也日益逼近日本。这种状况使得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和防范中国。

首先是欧美联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3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提案，要求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让人民币升值。一场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博弈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今天。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贸易严重萎缩，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严重，这些国家把发生逆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低估，因此，在危机后，欧美联手逼人民币升值，更加大了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今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发表贸易政策讲话时，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将在4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半年报告中，决定是否将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一旦通过把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出口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超过30%，倘若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削弱出口竞争力，出口减少将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和就业机会减少。

其次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挑战。目前，各国已将退市列入议事日程，退市表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退，但短期内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再次动荡，包括大量国际“热钱”流出中国。热钱一旦大量在短期内流出，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不容小视。

第三是中国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随着各国进一步走出金融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危机的中心问题已不再是讨论如何走出衰退，而是如何保持财政的永续性和保证国内的就业。为缓解经济增长、财政、就业压力和国内民众的政治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选择。中国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份额的比重超过9%。但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全球70%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关。截至2009年，中国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中，美国自2006年11月份至2009年对我国发起“双反”调查共23起，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2009年美国就对我国发起10起“双反”调查。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趋缓的背景下，面对越演越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面临的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

2.我国的安全环境面临挑战

从传统安全来看，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仍然存在隐患。目前，世界军事安全形势正在开始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调整与变革。世界主要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已进入新一轮的军事扩张期。

首先，表现在各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增长上。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全球经济出现整体下滑趋势，但是世界军费开支却仍然呈现大规模增长，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有可能出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将受到威胁。

其次，各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加紧军事战略的调整和改革。美军战争准备重点已由打赢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转变为进行“全范围”战争，这其中包括所谓动用国家乃至盟国的综合力量对付“潜在的全球性竞争对手”的“国家级战争”。为此，美军已开始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实际准备和部署。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中涉及我国的因素在不断增强，我国已成为美日等力量假想中的“潜在军事竞争对手”。据美国军方网站报道，目前，美国已在我国周边从日本、韩国到关岛、澳大利亚再到印度洋直至中亚地区一共设有大小军事基地51个。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另外，美国为了弥补美军在中国西南方向上的薄弱环节，正积极地与印度发展军事关系，促使美印军事合作具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战略含义”。美国已表示，作为对付中国的手段，要提高西太平洋上的美军作战能力。据国外媒体报导，美国正在加强在太平洋的战略力量，将一些战略核潜艇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并改进核弹头。

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首先是朝鲜半岛核问题随时有恶化的可能，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在有不断加强军事扩张的趋势，对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将构成挑战;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给我国带来安全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已跨过了核门槛，并已完成了核武器的实战部署。朝鲜已于2006年9月实验爆炸了核武器，伊朗正在积极进行核开发。核武器的垄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时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中国，东西两个方向均存在着现实的核威胁，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非传统安全来看，我国也同样面临威胁。全球环境污染造成的气候变暖问题、跨境犯罪问题、金融危机问题等等，都将影响我国的安全环境。

3.我国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单极的压力

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面临着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各方面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美国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主要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美战略关系的性质由合作为主转变为对立为主。由于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表达了要主导世界秩序的愿望，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1997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报告》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愿。美国2008年《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加重了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对华的“两面政策”更趋明朗化。在2005年版《国防报告》中，中国虽被列为美国需重点关注的“关键国家”，但只被明确提到一次;而在2008年的这份报告中，中国竞被提及多达l7次，而且各部分均将有关中国的内容置于俄罗斯之前，这反映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美国的一位学者H·格林韦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美国将处于第二。并认为，当中国GDP等于或大于美国的GDP时，美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称霸。据于此，在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回潮的背景下，美国提出中国是美国“潜在对手”或“战略竞争对手”。悲观论者甚至认为中美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4.我国面临世界科技革命的竞争

科技竞争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水平，我国与发达国家上百年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相比，科学技术真正稳定和快速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只有20多年的历程，基础还相当薄弱，持续积累十分不足;科技体制仍处于不断调整、完善的转轨阶段;作为发展中大国，一方面面临着许多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支配的财力有限。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韩国以及科技大国俄罗斯、印度同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因此我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然经济解体的影响

自然经济的解体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1869）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1871）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速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1872—1886），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②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1867）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1376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长到5209万两（海关两）③，增长了近3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①。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1887）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00斤）售价银87两，而洋纱只售57两②，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③。“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④。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①。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在19世纪初期的30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间（1851—1874），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②。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①。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②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0）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0.6倍，而洋布只增长27％③。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①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不包括茶叶）从同治十二年（1873）的280多万元，增加到光绪九年（1883）的2800多万元，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6％上升到15.6％。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下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1.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1880）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八九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①。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②。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③。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 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①

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②。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③。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④。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发展。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1884）出口数量为2.4443万担，光绪二十年（1894）为11.3886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5.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的输入不仅合法并有增无减。腐败的清皇朝不仅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而且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鸦片的种植区日渐扩大。首先种植的是云南、贵州，后至四川、甘肃，以至陕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来，皆废田而种罂粟。

6.粮食。自咸丰末年以来，一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使一些地区变成仰给外地的缺粮区。如陕西渭南因“遍地罂粟”，粮食“反仰给于渭北”。江苏南通“出产棉为大宗，麦次之，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给他郡”①。同时加上工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刺激农民生产和出售粮食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商品粮食的流通数量，促使粮食商品化的迅速发展，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湖南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及湖北一带，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粮食商品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些城市，如无锡、芜湖、长沙等形成了粮食的集散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的加强而发展的。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据15省100县的调查，棉田的比重从光绪三十年（1904）至1910年的11％上升到1914至1919年的14％，同时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的棉花有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纱厂就约占300余万担。烟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东等地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的种植也得到发展，并形成一些烟产区。蚕桑的种植面积在1920年前后达于最盛。广东在1923年桑田面积达到150万亩，江苏无锡1921年桑田占全县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县从宣统元年（1909）至1919年，桑田面积从 2.5万亩扩大到5.5万亩。生丝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出口绝对量仍在增加。宣统二年（1910）为14万担，1919年为16.5万担。

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专门区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区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部分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例如棉花、蚕桑、茶叶、大豆、烟草、水稻、小麦等农业生产专门区域分布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它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再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活资料的消费中从市场上购买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产。促进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景气如何，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几种经济作物，都是国际市场上畅销一时的农产品，例如茶叶、棉花、生丝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促成的。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它始终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这种农业商品经济的性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陆地区分解的速度就慢。

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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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页。
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19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19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1页。
② 同上书，第223页。
③ 同上书，第199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7页。
② 同上书，第418页。
③ 同上书，第419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④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① 农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