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赵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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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一个思想政治文化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动的时代,政治统治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在儒释道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脱颖而出,占据主导地位。王安石作为改革者,敏感地意识到了孟子的独特价值。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因生活于战国纷乱之际,孟子的仁政之说,根本无法施行。但孟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称赞,欧阳修的《赠王介甫》一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文采赞赏有加,认为荆公诗歌足以与李白的诗歌相媲美。王安石在答诗《奉酬永叔见赠》中明确了提及“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表明自己将孟子作为学习的楷模,在王安石文学创作中孟子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需要关注的是“吏部”指代何人后人观点不一,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吏部”指谢_,《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中提到:“苕溪渔隐曰:齐吏部侍郎谢_,以清词丽句,动于一时,长五言诗,与沈约友善,约尝谓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欧公所用乃此事,见《南史》。”胡仔借《南史》为佐证,谢_曾为吏部侍郎,沈约曾称谢_诗“二百年,无此诗”,由此胡仔推断“吏部”应为谢_。 另一种说法是指韩愈,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卷上称:“以余考之,欧公必不以谢比介甫,介甫不应误以谢为韩也。孙樵《与高锡望书》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 欧公用此尔,介甫未尝误认事也。见《孙樵集》。”朱翌认为荆公并非是将“吏部”误认为韩愈,孙樵《与高锡望书》中将韩愈视为二百年来的文学奇才,正与“吏部文章二百年”之称相契合。两种观点各执一词,都关注了“吏部”与“二百年”这两个关键点,研究此诗需要关注欧阳修自身经历与文学习惯。首先,个人经历方面,在欧阳修少时期喜得《昌黎先生文集》,爱不释手,此书乃是欧阳公的启蒙读物。欧阳修后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文学创作与诗文革新均受韩愈的影响。曾作《记旧本韩文后》追忆往事,欧阳公及第后,天圣九年(1031)去洛阳为官。此时,韩愈文章开始流行于世,形成了“学者非韩不学”之盛世。《赠王介甫》作于嘉_元年(1056),在作文学韩的时代背景下创制,故欧阳修此处举韩愈为例颇为合理。其次,在文学习惯方面,遍检《欧阳修全集》,发现对韩愈的作品多有推崇:载有《唐韩愈罗池庙碑》、《唐韩愈黄陵庙碑》与《唐韩愈盘古诗序》等文。欧阳修的《唐韩文公与颠师书》一文:“盖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州久之始迁吏部,而流俗相传,但知为韩吏部尔。”由此看来,“韩吏部”乃为流传下来的习惯性称呼。《集古录跋尾·南齐海陵王墓铭》中提及“尚书吏部郎”乃为谢_官职,但欧阳修集中没有将谢_称为“谢吏部”或直接称呼为“吏部”的记载。最后,回归到诗歌本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上句言诗,下句论文,对仗工整。欧阳修甚是推崇韩愈文章,王安石早期诗文之才都已经显露出来,欧阳修此言大有对王安石诗文才能的整体称赞之意。欧阳修此诗的“吏部”为韩愈一说,更为可信。《苕溪渔隐丛话》与《猗觉寮杂记》都有明确的指出,王安石的答诗中所认为的“吏部”并不是谢_,而是韩愈。韩愈在孟学研究这一领域中,身份极其特殊,可以说韩愈是唐代极力推崇孟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王安石并不像欧阳修一样极力推崇韩愈,其对韩愈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诗歌中略见一二。王安石曾作《韩子》一诗专论韩愈,可借助此诗来探究王安石对于韩愈的态度。《韩子》中“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是对韩愈“惟陈言之务去”之创作理想的品评。荆公对于韩愈的接受,受时代风气所影响: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或道统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故要为“往圣继绝学”。王安石在《奉酬永叔见赠》一诗表明了自己欲直承孟子的理想。韩愈在唐代高举儒学复兴大旗,但王安石并未直接从韩愈处继承了道统,而是将孟子视为直接学习的榜样。二、《孟子》一诗觅知音《文心雕龙·知音》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自古知音难觅,文人有未能相识之恨。王安石曾作一首题为《孟子》的七言绝句诗:“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首联即写孟子魂不可招,难相知之痛。王安石欲招孟子之魂,与刘勰梦中想要随仲尼南行一样,欲追随圣人。颈联的“遗编”指《孟子》一书,不能与孟子相见,只能借助其书为媒介,进行心灵的沟通。颔联论及荆公自身,此句不仅是写给孟子,更是诗人心灵深处的呐喊。尾联回归于自我安慰,想来孟子应能懂得这种作为改革者的寂寥。此首诗作为咏史诗,未用长篇大论,而是将内心最真挚的感情注入诗中,简短的语言中蕴藏着他对孟子的倾慕与同情,以及抒发自身的孤独与寂寥之感。此诗作于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议变法,受到了诸多官员反对,均上书论荆公之罪。孟子之所以成为了王安石的异代知音,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类似的人生经历,产生了异代共鸣。孟子与王安石都作为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孟子在战国诸侯之间推广自己的学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在变法过程中推行新的改革政策。二人都在此过程遇到了莫大的阻力,孟子之说并不适应那个时代,未受到真正的施行,王安石变法在施行过程中受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孟子在纷乱的战国时代,提倡仁政,被当时认为是“迂阔”之人。王安石同样不被世俗所理解,作为孤独的改革者,只能寻找千年之前的孟子为知己,来慰藉内心的寂寥。当王安石受到公开弹劾、诬蔑与诽谤时,会用孟子之说来捍卫自已。也正是类似的人生经历,促使王安石在孟子身上寻得知音的影子。二是,井田制给予了变法制度上的启蒙。宋代土地兼并成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宋仁宗皇_五年(1053),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亲眼看到了土地兼并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王安石作《兼并》一诗,集中体现了王安石对此现象弊端的深刻认知,通过凌厉的议论直指兼并之弊病。王安石对孟子的井田制颇有兴趣,在《发廪》一诗中提到“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兼并之风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井田制启发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期,并未直接推行井田制,而是吸取了井田制的合理之处,推行了方田均税法。可见王安石对孟子的接受是理性范围内的接受,井田制是为了适应相对低下生产力而产生,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考虑到了宋代的经济现状而制定。三是孟子为王安石的思想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安石从为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建立新的儒学道统以维系改革运动,在思想上充分的认可孟子的理论。王安石的人性论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杨孟》一文就是最好说明。《再答龚深甫论语孟子书》、《性情》、《原性》与《性说》都专论王安石的人性论,体现了人性本善与后天善恶有别的思想。孟子为王安石的思想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王安石将孟子思想进一步的阐发与传播。来源:中国民族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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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稿费。《中国民族博览》创刊于1992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期刊。《中国民族博览》为正规杂志社,是有稿费的。《中国民族博览》主要有开卷大关注、人生不怯场、遍地风流、西部、以手写心、博物细故、演艺交响、江山有待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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