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论文参考文献例子

一国两制论文参考文献例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至97页.

[2]陈林《“一国两制”的模式新思考》.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9至60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

[5]林友树《“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启示》.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按照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一，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科学构想  。

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事，充分体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切。

2021年6月1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以“一国两制”构想的内涵作为题目写一篇论文（3000左右）

写作思路：论文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

正文：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发挥和发展，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

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两种社会制度却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出两制间并存竞争、联系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鉴扬弃等态势。这种对两制关系的富有前瞻性的认识，成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和坚实的支点，使社会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相当的深化。

大家知道，和平共处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呼唤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诀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尽管在和平共处期间仍兔不了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发生矛盾，但在一个国家内部解决，可以充实和发展彼此间的相互需要，抑制和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使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可以在一国内共享“两制”间和平共处带来的好处。

今天的港澳地区，有中国社会主义作坚强的后盾，有港澳同胞的奋进努力，讲团结、重协商，大家在维护长期繁荣稳定的大目标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顾全大局，社会经济发展稳定繁荣，蒸蒸日上。台海两岸人民，密切合作，相互支援，解决了农副产品的销售、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保障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这是台海两岸合作，携手发展，最终统一的宝贵经验。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从我国国情的实际出发，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由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来的。

这种国家结构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制度包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之中，是一个新事物，是一种带有某些复合制特征的单一制国家的结构形式。这种国家结构是对单一制下地方政府权力范围的一种突破，也是对传统国家结构学说的一个突破，是邓小平同志适应国家统一需要而做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创造。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的创造性发展，必将载入科学社会主义的史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非常好的范例。今天的港澳地区，严格遵守本地区的基本法，依法治区，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为我国的最终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前两岸地区，两岸人民，加强密切接触，海协会和海基会定期会谈，合作协商，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为政治协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战略和策略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战略和策略原则都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

其中战略是带有全局性的东西，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而策略规定的是各斗争形势的交替和配合，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策略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的。“一国两制”构想中的战略原则是：争取港、澳、台地区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之内，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组成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浩浩荡荡的爱国大军。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必须坚持。“一国两制”构想中的策略原则是：在统一的国家内部，实行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允许各个方面存在差异，只要这些差异不损害祖国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和振兴，都允许存在。

可以看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所体现出来的策略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港澳回归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了。有社会主义大陆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后盾，港澳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稳步向前推进。这说明，只要我们团结携手，求同存异，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这就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伟大意义所在。

求论文“一国两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国两制”实施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浅析

1997年7月香港回归，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国两制”开始真正实施。两年多来，总的来说，“一国两制”和相应的两部宪法性特别法即香港和澳门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注：对两部基本法在整个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定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主张两部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属于基本法律。但是我认为这不足以描述两部基本法的特殊性，因此我原来把他们定性为“宪法特别法”。在编辑本文时，童之伟先生提出最好叫做“宪法性特别法”。我觉得这个定性非常恰当。）的运作是很成功的，当然也产生了一些宪法和法律上的难题，这篇文章将就这个题目展开论述，探讨“一国两制”在实施中给中国宪法的理论和实践提出的一些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一国两制”之下的法律解释问题、违宪审查问题和宪法在特区的适用问题等，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一国两制”实施中的宪法和法律解释问题
在实行“一国两制”情况下中国宪法遇到的各种问题，应该说处理起来都不难，只需给特别行政区例外或由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即可。但是在法律解释问题上，中国宪法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一国”和“两制”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对两地法律界专业技能的真正考验。
（一）两地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
中国宪法把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内地实行的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即“立法解释”制度。立法机关的解释是最终的权威解释，不仅一切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和执行，而且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必须依据有关解释来判案。此外，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有疑问，可以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这种解释有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这种司法解释其范围只限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这种解释不得违背法律、法令的原意。相对于立法解释来说，司法解释是辅助性的，前者是主要的。（注：参见张志铭：《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载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尽管如此，立法解释在中国运用得并不多，宪法性的解释更是鲜有。但是，在“一国两制”下，宪法性的解释却被频繁地运用。这是我国宪政制度很大的发展。
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律的解释权属于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律制定出来后，立法机关就不再有发言权，法律的命运就掌握在法院的手里。由于实行严格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如果需要解释法律，是不会征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意见的。如果立法机关对法院的解释有意见，可以修改乃至废除或重新制定有关法律，而不会解释法律。这就是普通法下的法律解释制度。尽管在英国统治之下，香港的法院所享有的法律解释权是有限的，但是，其基本精神与其他普通法地区的制度是一样的。基于香港特殊的情况，回归后，这种法律解释制度被保留下来了。这里探讨一下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二）“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制度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我国又有大陆法的传统，然而基本法的实施却是在实行普通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处理基本法的解释问题时，立法者面临两难的境地，既要考虑到中国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又要考虑香港普通法体制下的法律解释制度。最后折衷的结果就是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即根据宪法的规定，像中国所有其他法律一样，特区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就与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统一起来，体现了“一国”的要求。同时也保留香港普通法下的法律解释制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的条款。但如果要解释 的条款有关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那么香港特区法院在对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香港特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可见这是精心设计的很特别的法律解释制度，它把内地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制度和香港由法院解释法律的制度融合在一起了，从而同时满足了“一国”和“两制”的要求。
（三）“6月26日解释”的个案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99年6月26日应国务院的提议，第一次对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了解释。其起因是香港特区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就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案件所作的判决的内容与香港特区政府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理解不同。特区政府认为，由于终审法院的有关判决涉及应如何理解基本法的原则性问题，而内地居民进入香港的管理办法还涉及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因此，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最终解决了有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权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以后在审理有关案件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注：参见《法制日报》1999年6月27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不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1999年1月29日对有关案件判决的有关诉讼当事人所获得的香港特区居留权。即这种解释不影响案件双方当事人根据判决所取得的权利和义务，不溯及既往，只对将来发生的事有效力。因此不能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推翻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判决。
在普通法体制下，法院的判决可以成为先例，法院以后在处理同类案件时要遵循先前的判决，这就是“遵循先例”原则。但是如果立法机关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制定或修改了法律，改变了法院通过自己的判决就有关问题所确定的制度原则，那么法院以后处理同类案件就必须遵守立法机关制定或修改的法律。这也是普通法的原则，即“制定法优于判例法”的原则，立法取代判例的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普通法地区和国家。（注：Peter,Wesley-Smith:The Sources of Hong Kong,Law,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4,P.33.）所以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国务院的要求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无论在大陆法体制下或者普通法体制下，都应该被视为是正常现象。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行为的性质分析
也许有人会说全人大常委会在这里不是立法或者修改法律，而是解释法律。然而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不为普通法地区所熟悉，生活在普通法之下的人们对此是没有认识的。实际上1996年和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国籍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就是内地立法解释很好的例子，但是并没有人对这个立法解释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任何异议。（注：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考虑到香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采取灵活办法，圆满解决了中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带来的难题。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对澳门回归后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也作出了类似的特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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