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论文2000字法律

高中政治论文2000字法律

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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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相关的论文2000字范文

　　时事政治作为一个新鲜的时政 热点 ，它对于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有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篇一：《试谈欧债危机根源》
　　摘要：针对欧债危机形成的根源，学者、政府和媒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典型的观点有二元论、货币论、国际收支论、内在机制论以及结构论，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详细而丰富的参考。在深入分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是事前的预防机制缺失，另一方面是事后的应对不足，事发之后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了危机的恶化和蔓延。

　　关键词：欧债危机;二元论;国际收支;内在机制

　　自2009年至今，欧债危机一直困扰着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其持续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远超当初各国决策者与市场人士的分析和预期。谈及欧债危机形成的根源，学者、政府和媒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详细而丰富的参考。在对这些观点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挖掘欧债危机的根源，对于化解欧债危机，促进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意义重大。

　　目前，对欧债危机起源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二元论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曾指出，从总体财政状况来说，欧元区并不比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糟糕，但欧元区首当其冲在债务危机中遭遇重创，这背后反映的欧元区架构发人深思。在欧元区成立的时候，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安排制定，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这种二元结构从一开始就遭到过各方质疑，但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其危害性才真正显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事前的预防机制缺失，无法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尽管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为欧元区成员的财政协调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事实证明，公约执行力相当有限。由于多年来无视欧盟财政纪律，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常年超标，再加上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希腊等国陷入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按照国际金融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时，其发行债券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这将迫使该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在欧债危机中，由于欧元的庇护，希腊等国家不用为融资发愁，他们依然可以享受欧元区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融资便利。结果当问题累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市场的剧烈调整令欧元区付出了代价。另一方面，事后的应对不足，事发之后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了危机的恶化和蔓延。在应对危机时，欧元区由于没有统一的财政作为后盾以及所谓的“不救助”条款，使得希腊等国只能以自身财政作为偿债担保，难以消除市场担忧。此外，欧元区在希腊陷入危机后没有一套现成的应对机制可以弥补统一财政的缺失，造成了危机进一步扩大。

　　2货币论

　　在德国前科尔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主导促成下的欧元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更彻底的迷你版布雷顿森林体系。欧洲中央银行在17个欧陆国家发行统一的货币欧元，不受黄金的制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美国相比，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德国享有各种特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要主动或被迫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来满足国际贸易的需要，而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过大就破坏了美元与黄金按既定比价兑换的基础，其他的国家有权将手中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从而对美元的发行施压。在欧元机制中，尽管同样是作为核心国，德国通过欧洲中央银行向欧元区提供流动性不会受到制约。德国不仅不需要通过国际收支赤字的方式向欧元区提供流动性，反而可以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无任何硬准备约束地向外发行纸币，给其他成员国提供购买力。此外，统一的货币使其他成员国通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机制被取消了，德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持续增长，积累了巨额的贸易盈余。由于对外贸易竞争力较弱，欧元区其他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只能通过外部融资吸引资本流入来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债务。统一的欧元，促进了德国贸易增长和经济繁荣，但是削弱了其他成员国生产、贸易和经济增长能力。随着经常项目赤字的进一步扩大，欧元区其他国家融资的需求也在膨胀，债务规模不断增长，陷入恶性循环。由于货币发行权的丧失，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全面爆发的时候，欧元区其他国家只能求助于德国等核心国家。德国对于债务国家的救助，面临种种制约，造成了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和蔓延。

　　3国际收支论

　　标普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John Chombers认为欧债危机是国际收支问题。欧债危机发生之前西班牙、爱尔兰出现了预算的盈余，意大利的政府债务水平比较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元区17个成员国外部融资崩溃。自从欧元区成立以来以上国家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包括单位劳动成本和国际收支水平不断地恶化。由于结构性差异，危机爆发前的十年间，“核心国家”生产、“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一旦从“核心国家”流向“边缘国家”的资金链条断裂，边缘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就被触发。应对目前欧洲危机，欧元区要不断地拉动生产、促进消费，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断地改变和发展可贸易品产业，尤其是比较贫穷的欧洲国家。

　　4内在机制论

　　欧债危机的特征是危机国外部债务规模过高，积累过高的外债与一段时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密切联系。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的内在局限表现为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国际收支赤字通过外部融资弥补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由于欧元区外围国家竞争力较差，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外部融资需求膨胀。虽然单一货币定义性排除货币区内名义汇率变动，但是特定成员国单位劳动成本大幅增长，必然该国内部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和外部失衡。自2000年以来，欧洲外围国家包括欧猪五国对德国的实际汇率不断升值，引入欧元后欧猪五国经常账户无一例外都是逆差，这些国家逆差在2005年到危机爆发前呈现扩大态势。单一货币体制下资本市场“收益率扭曲效应”为欧猪五国经常项目赤字通过外部融资弥补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在一段时期为成员国低成本外部举债提供现实条件。一般情况下，一国经常项目长期失衡很难从国际资本市场持续得到低成本融资。欧元体制下希腊等国举债能力大幅度提升，通过持续欧元体制不对称改变成员国发债融资成本与能力：对德国这样竞争力较强国家影响较小，然而大大提升希腊等竞争力弱国举债能力。引入欧元至危机前，各国利差普遍降至0.5个百分点以下极低水平，为这些国家过度债务融资大开方便之门，直接导致了欧元区整体新发债券规模快速膨胀。持续外部失衡伴随持续外债累积，通过内外部环境演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5结构论

　　结构问题是欧元区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由于欧元区内要素自由流动，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一致，一体化的进程带动了欧元区诸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社保体系逐步向西欧发达国家靠拢给东欧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大量的劳动力向西欧流动去挣得更高的报酬，获得报酬后再回东欧购买资产。由于东欧及南欧诸国的资产相对西欧要低很多，大量的西欧富人开始在东欧和南欧买房，炒作资产。再欧洲央行偏低的借贷利率刺激了投资的增加，投资住宅剧增，形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推动了欧洲诸国物价水平的走高。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除德国外，欧洲的楼市泡沫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爆了东欧和南欧诸国的地产泡沫，使得诸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欧元区内部资产泡沫严重，政府公共债务急剧膨胀，欧债危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爆发。

　　欧债危机的爆发，固然与欧元区内诸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长期失衡密切相关，但是放线望去，全球各大经济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却没有债务危机的深深困扰，所以，以笔者看来，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实际汇率错配与国际收支失衡产物。欧元体制现存形式的内在局限，一方面是事前的预防机制缺失，无法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及时纠正，造成财政纪律松懈，再加上单一货币取消了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的机制，在一段时期为部分欧元成员国不可持续外部失衡提供诱致和实现机制，另一方面使欧元区整体失去治理失衡旧机制后又未能获得新手段，事后的应对不足，事发之后欧元区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了危机的恶化和蔓延。

　　一切政策的核心点，必须是如何不断提高我国的人均收入，这是我们经济政策考虑的第一着眼点。考虑到这个着眼点，就会发现，如果目前加速人民币往储备货币方向走，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人民币要作为储备货币，第一，人民币必须完全可自由兑换。第二，资本账户必须完全放开。第三，我国的资本市场必须非常发达。而从这几点讲，我国的条件均不成熟。我国金融结构不能过度偏重于资本市场，我国金融机构必须以地区性中小型间接金融机构为主，这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改善收入分配。作为发展中国家，既然生产活动80%还都是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农户和中小企业，所以，这就决定金融结构还是应该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如果人民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开放，短期性投资资本就会充斥我国金融市场，不断的流进流出，扰乱我国金融秩序。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不能把其作为当前主要目标。
　　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篇二：《试谈欧债危机原因》
　　摘要：欧债危机正在蔓延，欧债危机的原因可以归于三个方面：政府行为不当、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金融体系存在内在脆弱性。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阐述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

　　关键词：欧债危机;金融脆弱;政府行为

　　一、政府行为不当

　　1.希腊政府隐瞒真实债务状况

　　欧债危机爆发的潜在原因是希腊政府为了尽快满足欧元区标准隐藏了真实的债务状况。2001年1月希腊加入欧元区，截至2001年12月希腊的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125.05%，现金赤字[1]占GDP的比重高达3.76%[2]，根据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希腊应将公共部门债务控制在GDP的60%以内、而赤字应低于GDP的3%，为了达到这项标准，希腊与高盛合作，由高盛公司为希腊开放了金融衍生品交易“货币互换”，高盛帮助希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长期美元债券，而高盛以高于市场汇率的汇率将美元兑换成欧元，因此多兑换到的欧元相当于高盛给希腊政府的贷款，这种隐形的贷款以衍生金融工具的方式提供，不反映在希腊的统计数据中，希腊借此隐瞒了真实的财务状况，使得账面的赤字仅为GDP的1.5%。正是这种货币互换交易为欧债危机埋下隐患。

　　2.货币政策非自主性与财政政策自主性的矛盾

　　欧盟作为货币联盟，拥有欧洲中央银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都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与实施，欧元区各国不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而与此同时，欧元区各国的政府却拥有财政政策自主权，可以根据本国的需要自主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放缓，欧洲中央银行需要兼顾所有欧元区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通货膨胀问题，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反应迟缓，未及时出台宽松货币政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欧元区国家只能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出，使得财政赤字迅速膨胀，引发欧债危机。

　　3.欧盟金融监管不力

　　欧元区成立以来直至欧债危机爆发，欧洲中央银行的职责只要是在欧元区国家制定和执行统一货币政策，而金融监管的职责则分散于欧元区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欧元区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欧盟只是在立法上构筑金融监管框架，并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制定协调，对于银行行为和衍生金融交易缺乏监管，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往往为了本国利益，违背欧盟的相关监管法律，这是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4.政府赤字过高

　　表1是部分欧盟国家的现金盈余或者赤字数据，该数据接近财政赤字与盈余，从该表中可以看出，表中所列出的14个欧盟国家中，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只有4国家个现金赤字超过3%，而到了2009年现金赤字占GDP比重超过3%的国家有11个，2010年欧盟国家财政状况最为恶劣，德国的现金赤字也超过了3%，爱尔兰的现金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31.33%，希腊达到10.77%，2011年欧盟国家的财政有所改善，但也只有5个将现金赤字比例控制在了3%以下。总体而言，2009年以后欧盟国家财政赤字过高，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国家长期以来都是高福利国家，高福利是以高额财政支出为基础了，2007年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沉重的高福利负担加上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欧盟国家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

　　二、欧债危机爆发的宏观经济因素

　　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衍生而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欧洲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1.欧洲国家的出口受到冲击

　　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有大量商品出口到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疲软，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减少，进口需求剧减，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减少，同时次贷危机导致美元相对于欧元贬值，欧洲的出口贸易进一步恶化。

　　2.欧洲国家持有的金融资产缩水

　　第一，欧洲金融机构持有的次贷金融衍生品带来巨大损失。由于次级抵押贷款有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如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交易(CDS)，许多欧洲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也购买这些衍生金融工具，就在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2007年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就曾暂停下属的3只基金的交易，因为这3只基金购买了美国放贷业务相关的金融产品，市值迅速缩水，仅仅10天便由20.75亿欧元下跌至15.93亿欧元。

　　第二，欧洲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因股票价格下跌而缩水。次贷危机爆发后，对欧洲股票市场带来冲击，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从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泛欧绩优股指标FTSEurofirst 300累计下跌约30%，仅2008年1-6月就下跌了23%，而在2008年7月，CAC-40指数[3]曾触及三年低位4224.08点[4]。股票价格下跌使投资者手中持有的金融资产缩水。

　　第三，欧洲金融机构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贬值。欧洲的金融机构持有美国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等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而价值下跌，欧洲债权人和股权人不可避免的受到损失。

　　三、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羊群效应以及强大的关联性，金融体系具有内在脆弱性。

　　1.金融体系内存在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金融体系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和预期收益更加了解，而贷款人不完全了解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和项目风险，只能依靠借款人提供的资料和借款人过去的信用纪录决定是否提供贷款，这就导致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在信贷市场上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即在某个利率水平下，最愿意签订 借款合同 借款人是那些还款可能性最低的借款人;二是道德风险，即借款人在取得贷款后会从事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以获取最大收益。证券市场上也存在相同的情况，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人比购买者更了解证券的风险和盈利性，导致信息不对称，并由此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风险大的股票和债券被投资者购买、股票和债券发行者也可能会利用筹集到的资本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金融体系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导致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 　　2.金融机构之间关联性强

　　金融体系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金融机构通过银行间同业市场、代理业务、支付体系、证券市场，彼此持有股权、债权、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形成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资金链条。在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市场也相互关联。在这种情况之下，外部冲击很容易在一国金融体系内扩散，甚至迅速从一国向其他国家扩散，当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者破产倒闭时，这种危机和动荡会迅速在金融体系内传播，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欧债危机体现了这个特点，危机从一国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给整个欧洲甚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创。

　　3.金融体系存在羊群效应

　　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着羊群行为，投资者会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有些投资者甚至会放弃自己掌握的信息而追随他人的行动，这会导致金融体系中微小的信号或者冲击，带来严重的后果：当银行出现短期流动性不足时，羊群行为可能导致银行挤兑;股票市场繁荣时，羊群行为可能导致股市泡沫;而当股票市场出现小幅下跌时，羊群效应可能导致股票市场泡沫破裂或者股票市场大幅波动。欧债危机中，羊群效应都起到了加剧危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现金盈余或赤字是指收益(包括赠款)减去费用，再减去非金融资产的净获得额。在《1986 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非金融资产包括在收入和支出总额中。此现金盈余或赤字最接近早期的总预算平衡(仍然缺失的是贷款减去债务偿还，目前该项为金融资产净获得项下的一个融资项目).

　　[2]本数据来自与世界银行数据，

　　[3]CAC-40指数是法国股价指数，由40只法国股票构成。由巴黎证券交易所 (PSE) 以其前40大上市公司的股价来编制。该指数从1988年6月5日开始发布，反映法国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

　　[4]数据来源：路透社，分析：欧洲股市只要泛欧股指未来数月将创下新低，2008年7月14日
　　时事政治2000字论文篇三：《试论高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
　　摘要:高中政治教学中对时事政治的进一步应用与讨论是促进学生对国家体制，国家经济发展了解的重要 渠道 ，不仅为学生准备高考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能够通过高中政治课中相关时事政治的引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时事政治;高中政治教学;应用;意义

　　时事政治教学是高中政治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时事政治是对高中课本教学内容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促进高中学生对当前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的应用也是学生将相关学习理论与实际社会生活相联系的重要渠道，是提高学生政治学习成绩和培养良好政治思维的重要途径。

　　一、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必要性

　　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是促进我国学生发展，培养新型社会人才的重要理论保障。其一，实施政治的应用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是实现我国“人民的政府”[1]的基础途径。其二，我国 教育 改革逐步实现人才培养向着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发展，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深入开展时事政治教学，促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社会人才发展方向，促进专业人才培养。例如:十八大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将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管理，注重民生建设，加强教育， 文化 ，卫生等行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学生能够从十八届五中全会内容中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二、在当前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取得一定成效，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成为高中开展时事政治教学中的阻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首先，教师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内容流于表面，例如:对我党提出“三严三实”精神的讲解，仅仅停留在“三严三实”内容表面[2]，对这种政治精神在我党建设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没有开展深入讨论，导致时事政治的课堂教学成果不明显。其次，高中时事政治教学仅作为教师政治课堂教学中的实例，没有将时事政治的相关理论真正贯穿到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中。此外，教师在教学引用的教学内容往往带有相应的主观色彩，对学生理解时事政治理论具有“误导”作用，不利于学生对时事政治的深入学习。

　　三、高中政治教学开展时事政治教学的“新” 措施

　　(一)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时事政治

　　高中政治教学对时事政治教学的进一步应用，首先应当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时事政治，提升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兴趣，形成“时事在身边”的思想意识。例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成为人民生活质量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的落脚点[3]。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保护环境，开展保护环境宣传周，促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时事政治落实的影子，从而使学生进一步关注时事政治，加深学生对时事政治的理解，从而引导学生主导关注时事政治的发展。

　　(二)讲时事政治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

　　高中教师开展时事政治教学是应当将时事政治的相关教学内容与学生政治学习中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同时加强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实践应用。一方面教师教学时注重将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相联系，例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4]与政治理论教学中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市场经济运行协调发展相联系;另一方面，“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指人才创新和技术创新，学生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学生未来发展的前提个基础，这种将时事政治与学生自身生活相联系的教学形式能够促进学生对时事政治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和把握。

　　(三)实施有计划地时事政治课堂讨论，增强学生的时事政治关注程度

　　高中政治教学中开展对时事政治的深入讨论应当坚持学生作为课堂教学主体部分。教师可以适当的在政治教学课堂上开展时事政治相关管理论讨论，激发学生对时事政治学习的兴趣。例如:高中政治课堂中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进行深入讨论，学生从不同政治角度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进行讨论。增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程度，促进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教学的深入开展。结论时事政治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国家大政方针把握的重要途径。加强时事政治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进一步深度教学，能够引导学生对我国当前国家发展的总体把握提供方向，促进我国人才向着创新型和实用型发展，为从促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姜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应用研究[D].河南大学，2014.

　　[2]张帮改，黄明.以时事政治为依托创设高中思政课堂教学情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04:139-140.

　　[3]庄慧冰.分层设计:高中时事政治教学的策略优化[J].新课程研究(上旬刊)，2011，01:44-45.

　　[4]姜艳艳.关于高中政治时事政治教育渗透的几点思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6:129-130.

　　[5]杨婕.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教育的渗透策略[J].新课程(中学)，2015，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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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哲学政治论文2000字

哲学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对现实的探索。我整理了高中哲学政治论文2000字，欢迎阅读!

试论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佛教与____、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其基本教义是，把现实断定为“无常”“无我”“苦”等，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生活都充满着苦难，整个现实世界是苦难的集合体。造成苦难的原因不在客观环境，也与社会制度无关。完全在于人类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自身，即所谓“惑”、“业”所致。只有依照佛教指引的道路去进行宗教训练，彻底改变世界观，才可以超出生死轮回报应，得到彻底解脱。这种最后的精神解脱境界就叫做“涅槃”。这些道理内含在“五蕴”、“四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 文化 相结合，发展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且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 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初始期是外在的，其后则逐渐转变为内在的了。也就是说，佛教也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有利于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儒术被独尊。尽管中国的历史上有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以及后来如唐朝也出现过极其短暂的儒、道、释三者鼎立的时期，但是自汉代以来基本上奉行的是“独尊儒术”。其实，宗教是人类思想意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有人曾把人的思想意识分为三个版块，即科学、哲学、宗教。通常的知识就交给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哲学，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宗教。三者成鼎足之势，各司其职。所以我认为，从思想意识的完整性的角度出发，也应该把宗教放在适当的位置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宗教在中国的思想领域里尽管从未成“正统”，不过它在中国确实存在。既然中国有宗教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与研究。这种思考和研究有利于展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全貌，有利于我们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 鸣”与和谐发展。

三、有利于取得思想与哲学的突破和发展

(一)宇宙论的扩展

中国古代多以“天”来表述宇宙的观念。而老子是中国宇宙论的创始者，他打破了以天为最高主宰的观念，形成以“道”阐述自然的宇宙哲学。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先天地而生，在上帝之先。“上”、“天”、“帝”只是与地相对待，是相对概念。因而取消了天主宰一切的观念。佛教的宇宙哲学非常丰富，对宇宙的形成、宇宙的运行规律等都有创造性的说明。佛教的“须弥世界”说、“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多元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二)本体论的深化

本体论是辨析宇宙中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的理论。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本根”。佛教哲学重视对宇宙万物本原、本体的探究和论述，形成了丰富的本体论学说。佛教本体论传入中国的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宋明理学中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以及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想成果。

(三)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没有系统的心性之学。中国传统天人关系论大多倡“天人合一”论，即人是宇宙的一份子，天人相通、天人相类。中国佛教哲学著作中阐发最多、最集中的课题就是心性论。因为佛教追求人生的解脱，最终归结为心的转化和超越。隋唐以后，儒家哲学也将其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便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人生论的提升

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论较为发达，中国思想家多关注现实人生的关怀，对人生问题研究的比较深入。佛教以“涅槃论”来阐述人生的最高准则。佛教对人生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和济世的“六度”思想。佛教的这些人生论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的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认识论的推进

中国传统哲学讲认识论，多以儒学的诚心、正意与格物致知为中心，并融致知论与道德修养为一体。佛教传入中国后，较少运用否定性的思维和语言，主张直接感悟，使认识和思维更向直观性方面发展。以求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境界。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辩证法的丰富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对立统一关系的探讨中，古代哲学家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万物依存关系进行了细密的辨析。佛教辩证法内容非常丰富，对宇宙人生进行了系统地的分析。佛教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在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分析 方法 和辩证法观点。佛教辩证法打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地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对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融合了中国的儒学、道学、玄学，对佛教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特有的论证、解释和发挥。它继承了佛教哲学的论证方法，运用“缘起论”等进行相对主义的论证。在论证、解释过程中，中国佛教哲学突出了它的思辨性的特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化，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两千多年中，不仅自身得到了极大地、有益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化财富，特别是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增加了浓重的一笔。总而言之，中国哲学的发展与佛教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佛教不会因为封建社会的过去和科技文明的发展而消逝，正相反，不论是研究古代的中国哲学还是近现代的中国哲学，都必须要深刻了解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历史渊源及内在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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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小论文2000字左右

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
—— 论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

许多研究价值问题的同志，把“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个瓦格纳的观点，错当成了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失误暴露了在使用价值概念和价值概念上的混淆，这种混淆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深刻理解而造成的。

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将商品价值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认为商品只具“商品价值”，而没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哲学意义的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李连科、刘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1987年2月2日《光明日报》）。

否认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的同志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个别的价值概念，“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价值概念。他们认为，“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等于瓦格纳的那个“价值的普遍概念”、在概念的哲学层次上高于商品价值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一文中坚持说，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上没有“没有失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哲学。社会经济是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面，正是在这个出发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学”分道扬镳了。马克思1842年大学毕业后，作《莱茵报》编辑，接触到种种经济问题，转而于1844年初研究社会经济。以后几十年，马克思一直把主要精力专用于此。他的哲学寓于他的《资本论》和其他种种经济著作中，寓于他对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的种种论述中。根据马克思研究商品价值所运用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以及得到的基本结论，可以认为，商品价值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离开商品价值的象瓦格纳的那种相当于使用价值的“价值的普遍概念”，除了商品价值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中不存在其它的价值概念。

在概念上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同志，并没有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混淆在一起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而是撇开价值概念，单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例如，“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却可以相当于商品的或物的使用价值”（郑庆林：《价值问题的哲学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8期）。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概念属于比较狭窄的经济学领域，而使用价值概念则容易推广到哲学领域。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仅用一句话就完成了这种推广：“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同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被这种同志理解得非常简单。

就连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也未敢轻视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瓦格纳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称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并且绞尽脑汁破坏这块“基石”。

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关系，是理解商品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基础，也是批驳瓦格纳的那个看起来好象说得过去的 “价值的普遍概念”的关键。问题的焦点是：是商品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使用价值概念，还是使用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商品价值概念，还是象那些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的同志所说的那样，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的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

说使用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概念“毫不相干”是不对的。实际上，“使用价值”和“使用性”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提法。在商品价值概念产生之前，“使用性”进化成“使用价值”为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做准备；当商品价值产生之后，“使用价值”还原成“使用性”。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概念是为了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预备概念。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创立的，《资本论》是该书的续篇，马克思把前书的内容概述在后书第一卷第一章中。《资本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表述．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幸福的发现之一。虽然价值学说在《资本论》中所占的篇幅微不足道，但它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并不象那些没有理解它的同志理解得那么简单，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在《资本论》初版的序中说它“难于理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共有四节，其中以第三节最重要，最难理解，是价值学说的精髓。

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一项艰苦的研究工作，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完成的。本文只在理解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的观点。进而得到以下结论：

使用价值概念不具备价值概念的普遍性，不能把它直接推广到哲学领域中去；“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和“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解析

应该用三只眼睛来看一件商品：是使用价值——有用；是交换价值——能换其它商品；是价值——结晶的社会劳动。马克思说：商品“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资本论》第1卷第46页）。在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马克思说：“一种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但这个效用不是浮在空中的。它由商品体的属性限制着，离开商品体就不存在”（同上，第6页）。又说：“与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8页）。

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是和使用品连在一起的。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品，也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价值。虽然所有使用品都“有用”，但它们所有的是各种不同的“用”，而没有普遍相同的“用”。

使用价值是具体的，这是因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衣服是由棉花工人的劳动加工而成的，但棉花并没有“穿”这个使用价值。棉花纺成棉纱，棉纱织成棉布，棉布裁成衣料，衣料缝成衣服；可见，“穿”这个使用价值是由“纺”、“织”、“裁”、“缝”这四种具体劳动创造的。

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具体性，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在使用性上进行量的比较。例如，我们不能说一顶帽子和一双皮鞋哪个“用处大”。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但不能用一只皮鞋换一顶帽子。

使用价值离不开使用品，它受使用品的属性限制着，具体的使用价值是固定在具体的使用品内的。这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说明。第一，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例如，不能把皮鞋当帽子戴，也不能把帽子当皮鞋穿。第二，使用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变的。一使用品可以有多种使用价值，例如，一块布料可以做上衣也可以做裤子。如果人发现这块布料还适合做裙子，这决不是布料的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而是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果人今天晚上决定用这块布料做裙子，第二天早上发现布料的使用价值在一夜之间“变”得不适合做裙子，人该怎么办呢？

因此，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固有属性，它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也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

有些同志在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同时忽视了、甚至放弃了对交换价值概念的理解。

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用前两节流畅地叙述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等概念，然后用第三节，也就是最难理解的那一节深刻地论述了交换价值的发展。马克思对交换价值概念的重视超过了对使用价值概念的重视。

使用价值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交换价值则恰恰是离开商品体而存在，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的。马克思说：“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同上，399页）。一种交换价值不能单独存在于一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也不能分别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是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的。

马克思说：“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别一种使用价值互相交换的数量关系或比例”（《资本论》第1卷第7页），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之间的两种交换价值是互相依赖的。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皮鞋的交换价值是1:2，帽子的交换价值是2:1。

一件商品可以有许多种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换两顶帽子，也可以换三件衣服，那么皮鞋的交换价值就是l:2和1:3。但就每一种交换价值而言，其数量关系“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动”（同上）。今年一双皮鞋能换两顶帽子，去年只能换一项，而明年则可能换三顶，这种变动取决当时当地的生产和消费的状况。

交换价值是抽象的，一顶帽子只能“戴”但却什么都能“换”：不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用处大”，但却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换得多”。

由于交换价值不是固定地存在于一件商品体内，而是变动地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这就使得交换价值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实际上，交换价值不仅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而且两件两件地把所有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例如，渔民不需要皮鞋，皮鞋不能换鱼；但渔民需要帽子，皮鞋可以先换到帽子，再用帽子去换鱼。

因此，交换价值是商品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数量关系。

价值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扬弃

一件商品既可以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是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穿——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换两顶帽子——是交换价值。但是一件商品不可能同时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因为人不能既要穿皮鞋又要用皮鞋去换帽子。再如，黄金在作为交换价值时不是使用价值。可以用符号来代替黄金作为形式上的交换价值，但不能把被代替下来的黄金作为使用价值用掉，而必须把黄金作为实际上的交换价值储备起来。因此，商品在使用的时候不是交换价值，在交换的时候不是使用价值。

皮鞋的使用价值不能代替帽子的使用价值，但是人可以放弃皮鞋的使用价值，得到帽子的使用价值；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但是交换的结果却是两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让我们来理解这个“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的问题。

考察一双皮鞋和两顶帽子的交换，交换的全过程分为“交换前”、“交换时”和“交换后”三个步骤。

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皮鞋≠帽子。

②“交换时”是两种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1:2≠2:1。

③“交换后”是两种交换了的使用价值。但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仍不成立：帽子≠皮鞋。

可见，在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也不成立。这一过程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存在着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但是，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并没有阻止交换的进行，这个事实给商品的形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马克思说：“商品形态所以是神秘的，不过因为这个形态在人们眼中，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当作这各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同上，第48页）因此，不能把商品的形态“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使用价值来反映，也不能把它当作“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换价值来反映；而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存在于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这个反映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就是价值。

让我们从哲学概念上确定价值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说：“不同物的大小要在还原为同一单位之后，方才能够在数量方面互相比较”（同上，第21页）。各使用价值受各自商品体的属性的限制，具有不同的量纲，无法在数量上互相比较。这就使得“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方程和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不能成立。

由于交换价值可以用同性的数量关系来表现，所以两种交换价值是可以交换的。但是，两种交换价值的同性并没有使“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虽然同性的数量关系可以比较，但是，代表交换价值的数量关系是不断变动的，无法在交换中进行确定的比较。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交换价值 “同性”而“不同量”。

两种使用价值“不同性”，不能交换。但是，不同性的使用价值是由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可以换算成同性的社会劳动。例如，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桂，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但是，鞋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并不等于帽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就象三公斤重量不等于三市斤重量一样。假设培养一个鞋匠的难度是培养一个帽匠难度的两倍，那么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应该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不同性质的复杂具体劳动与简单具体劳动的差别，是由同性的社会劳动的不同量来补充的。假设三小时帽匠劳动相当于三小时社会劳动，由于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那么三小时鞋匠劳动就相当于六小时社会劳动。这就是说，鞋匠三小时的劳动相当于帽匠六小时的劳动。如果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鞋，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那么做一双皮鞋的社会劳动就相当于做两顶帽子的社会劳动。因此，不同性的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量是相同的。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同量”而“不同性”。

交换的两种交换价值在“交换时”“同性不同量”，交换的两种使用价值在“交换前”和“交换后”“同量不同性”。这就使我们能够在交换的全过程中定性定量地得到完整的价值概念。

交换的“价值——价值——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价值”——具体劳动化算成社会劳动。价值方程成立：1双皮鞋 = 6小时社会劳动，2顶帽子 = 6小时社会劳动。

②“交换时”是两个相同的价值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6小时社会劳动。

③“交换后”是两种“价值——使用价值”——社会劳动还原成具体劳动。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2顶帽子，6小时社会劳动 = 1双皮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