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历程论文

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历程论文

论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的演变和启示,1500字左右

军事乃一国之本，军事乃国之保障。自古以来，国家出现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日益密切，且时常出现摩擦。随着社会的生产力进步，许多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提出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反映时代的要求，借以固国强兵。
　　所谓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其演变过程十分复杂且多变，大体分成以下阶段：
　　1.产生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夏时期，此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当时奴隶主贵族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该国人民，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保障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军队的发展日趋集团化了。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此时期朴素军事的唯物主义观念，实现了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变革。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等著名军事著作。
2.迅速发展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随之军事思想也出现了变革。它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了统率军队的专职将帅,涌现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军事理论思想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中迸发了新的活力。其中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础，指导着后代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并提出，军事斗争运用权谋斯先后，即“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更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这些主张，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此时期的军事思想是时代迅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走向转型的需要，有的军事思想迎合了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的需要，诸侯各国鹿死谁手，只看谁的军事实力更能压倒群雄。赵国的胡服骑射，率先对少数民族的方式做出了借鉴，并吸收进来自己赵国的本身的军事理论，使之升华。此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甚至在军事上都是中国最特殊的年代，思想的开放与发展，思想意识运动的开展，军事思想也随之借鉴并吸收融合，成为更强的一股生命力。
3.丰富和提高时期　元代之前。总体上，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1）就战争种类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统一疆域的战争，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民族起义的战争，又有国内诸民族贵族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2）就军队发展而言，兵种，兵器装备，士兵数量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各兵种紧密配合作战，使得战略战术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通过战争实践,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
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秦国，它依靠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和强大的帝国军队，南征北战，扩张领土，是典型的军事帝国，在中国古代上都是一颗辉煌灿烂的明珠。它的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它的发展需要武力去维持，它短命的原因或许也有此吧！但是它的辉煌成果还是值得当今借鉴的。例如，秦始皇的大规模筑长城、修驰（直）道、重兵戍边等军事措施，对后世建设边防的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对当今的构筑防御体系理论有大量的借鉴的意义。
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取得了战争胜利。见证了战争的胜利不能只靠武力，得民心者得天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如此，战胜困难，建立了新中国。其中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兵书《三略》，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这些对当时乃至后世是具有极其进步意义的。
以后的军事思想呈现出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相结合的特点。
其中，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苻秦的淝水之战，以及隋灭陈之战最为著名。《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辩证的论述。李筌的《太白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
到了辽、宋、西夏和后来的宋与金、蒙古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统治时期,互相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战争频繁。这时期，随着生产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火器和复杂的装备器材，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由于政治腐败,军权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造成屡战失利。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这时，许多军事家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议。其中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突破时代束缚，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击败了金军强大的骑兵。

关于概括近代中国军事发展的论文有哪些？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起于军事自强目的，也结束于军事指挥和其他方面上的失败。
1.起因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太平军的军事能力并不是有点，虽然他们组织训练方面很平常，军器不及官军，但由于那时官军暮气很重，军饷低，无纪律，无操练，猜忌深，所以“简直腐化不成军”（《中国近代史》P47）。1860年曾国藩、李鸿章因目睹外国列强“船坚炮利”，发出“唯独火器不能及”的感慨，所以先后上书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奕�6�0也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想，这些是洋务运动的起源，也应该是近代军事发展的起源。
2.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对军事近代化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
1.器物方面 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铁甲兵船，建立北洋海军。我觉得这些很可贵，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是“重陆轻海”，洋务运动使战略方针逐步改变。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没有航空母舰，可见这种古老的战略影响有多深！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已经能够动员组织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不是旧式水师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了。它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还坚持了近一个月的威海保卫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虽然很多人批评洋务运动不彻底，但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

2.思想方面 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
3.人才方面 在天津建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先河，培养了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海陆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成为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成军时，除提督丁汝昌外，其他官员全部由海军学堂毕业生担任。北洋各舰的大付、二付、管轮等职，也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选任。这些经过严格培训、通晓海军业务又富有爱国心的军官，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他们任管带的定远、镇远、等舰，均为中国在海上作战和护航的主力舰船。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始终是海战第一线的指挥员和重要骨干
在近代军事上，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军事科技人才,为军事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总的说来，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对于中国自身来讲，洋务运动使得近代先进火器在技术上的不断上升，中国与列强的差距逐步缩小。
3．（军事）改革中遇到的阻碍
1.领导人眼光局限 曾国藩等洋务派领导人没出过国，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才出过，他们毫无机械知识，及时钦佩西方机械，但没有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深入了解，也不能把运动彻底的搞下去。军事肯定也受到一些影响。 北洋海军初成立时，李请了有经验的英国军官做指挥，后来却误听人言，辞退了他，并用了对海军全然不知的丁汝昌做总司令。
2.经费 老师在课上讲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光绪和他父亲怕慈禧不肯交出政权，用修建颐和园的方式让慈禧沉于游乐，而修园经费很大，李鸿章只好挪用建海军的款子修园。所以甲午之战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无一只新船，而日本每年都更新船只。
3.守旧派的阻挠 士大夫的陈旧思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等观点是士大夫不去投考科学班。开明的郭嵩？和曾纪泽两人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被骂汉奸，一个隐居一个气死。迷信的民众也阻挠了发展。

4.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中的军事问题
北洋海军的失败不仅在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导致了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 如用人不当，加上军队素质,使得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侵略者。还在于清政府战略战术的错误，。
军事自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而没有将它推进到实现军事制度近代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不彻底！）这样，先进的装备同落后的旧军制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洋务运动中清朝军队没有建立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后，始终没有组建一个上下层次分明、职责清楚的指挥系统，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这是造成平壤失守、鸭绿江防线崩溃、大连旅顺的沦陷、五次反攻海城的失利和威海保卫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告诉我们，只学习器物是不够的，还要注重根本上对陈旧落后的军制进行革新。

需要概括近代中国军事发展的论文

　　有一篇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及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影响
　　军事后勤学理论认为，后勤体制是军队作为实施后方勤务工作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各级后勤机构的设置、构成、编制、隶属关系和职权划分等。依组织系统分，它包括陆军后勤体制、海军后勤体制等；以任务性质分，它包括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以专业内容分，它包括物资财务体制、卫勤体制、运输体制、维修体制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军制发展到最后阶段并逐步向近代军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晚清时期。近代后勤体制建设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促进剂，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主要依靠的仍是刀、枪、剑、戟等传统兵器及生锈的"红衣大炮"，延续古代军事后勤体制。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意义在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带给国人思想观念的强烈冲击。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使国人感到了自强御侮的迫切性，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防御思想，但未受到朝廷重视。因此，鸦片战争后的10年内，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启蒙和发展阶段，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并无多大成效。19世纪50年代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军遭受严重打击，清政府不得不进口大量先进武器以维持其统治；同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开展了一场"以制器为先"的"自强"运动，开始自制先进武器。从另一个侧面讲，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不但使后勤职能人员相应增加、物资消耗量上升，更从军队波及到国家的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政部门，促使了军事工业的建立、铁路的修建，还促使军费筹措机制和军费消耗途径的变化。可以说，军事后勤保障内容的变化是引起晚清军事后勤体制演进的重要原因。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是迫于武器装备的改变而被动进行的，缺乏全面考虑，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有序的后勤体系，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初步建立。本文主要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与后勤保障体制两个方面，对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军事后勤建设的轨迹进行分析。

　　一、后勤组织指挥体制

　　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是军队整个后勤系统组织编制、职能划分和制度的统称，是实施后勤保障的组织基础。它由各级后勤指挥机关、专业勤务部门等组成。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央后勤管理机构基本承袭明代，以兵、户、工三部为管理后勤的中央机关。三部中涉及后勤的职掌分别是：兵部下设的武库清吏司掌管兵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舆图，车驾清吏司掌驿传邮符及牧马之政令；户部管理赋税课征、仓库收支等事，并设有专管用兵经费的军需局；工部掌"修造权衡武备之事"，关于火药的存储发放和战船的修造等都属其责，下设有制造库，专攻冶金制造。三部关于后勤管理的意见往往由军机处转呈，皇帝旨意也由军机处传达。在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逐步坐大，中央权威被削弱。到清末，中央后勤管理系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由于洋务运动的展开，掌管洋务大权的总理衙门也执掌了相当一部分后勤事务大权，如海关、铁路、邮电、兵工厂等，皆涉及到军事后勤条件的改良和进步。随着三部地位下降，地方督抚军权和财力大增，在军事后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对战争期间部队的统一后勤征集与调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天国后，除中央的后勤组织与指挥体制有所改变外，军队的后勤组织体制也有了相当的变化。陆军主要体现在湘军、淮军上，海军则以北洋水师为代表。

　　1、湘、淮两军的军事后勤组织指挥体制

　　湘军与淮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组建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装--湘军，它的选将、招募、营制、饷章的制度都与绿营迥异，还装备了洋炮，开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先河。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陆军延续着湘、淮军的体制。

　　湘、淮军的后勤机关是粮台。在湘、淮军组织内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的粮台。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事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通过多方筹措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粮台制与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相应，其直接受命于曾国藩。在作战过程中，又设立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效率。淮军仿效湘军，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就后勤人员而言，是长夫制度的建立。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享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享长夫三十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职责分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与保持后勤保障的及时与效率。可看出，长夫只是与营伍相关的人员，而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是"夫"而非"兵"。长夫制由曾国藩首创，并为其它军队所效法，王尔敏先生评价说"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这可以说是对长夫的重要性及其任务范围的最好诠释。

　　在后勤制度方面，湘军也是严谨而有实效的。曾国藩的陆军饷章影响到咸丰、同治间东南各省勇营，其后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也采用此项饷章，只是稍加变通而已。陆军饷章确立薪水口粮之制：详细额定了营官、帮办、医生、工匠及勇夫的薪粮，且立定限制，无论官大官小、官多官少，其月饷及长夫数依所带兵人数而定。该制度的优点是：与绿营相比，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能使士兵专心操防，养一兵得一兵之用；防止冒滥，用以养廉。湘军至同治元年共12年，人员达12万，所用军需不到3000万两，而绿营在咸丰三年以前的2年中，兵仅9.7万，军需银开支达2510万两，可见军需立限的成效。

　　2、北洋水师的后勤组织指挥体制

　　如果说陆军后勤体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湘淮两军之上，那么海军的后勤改革则集中体现在北洋水师的建设之中。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装备先进外洋火炮，舰船也得到调整和加强。北洋水师是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舰船部队，其作战方式与旧式水军极为不同，物资消耗量也极其惊人，在运行及维修方面均需要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及机器工厂。李鸿章认为："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戎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且其中仿用西法者十居七八，尤为艺精理奥……，是以地方则有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使专责成而免贻误。"他强调了军费、军械、电报、船坞工程等从地方到军队的后勤机构建设，也阐明了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1888年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一个适应近代海军建设要求的章程，它是海军军制改革的先声，对北洋海军的后勤体制建设，提出：关于"水师后路各局"，有负责维修舰船和旅顺口铁甲大石船坞，有专管兵船一切器具添置购买的船械局，有大沽木船坞，有专管海军全军俸饷的天津海防支应局，有专管水陆各军军火收发的天津军械局，有专修船上零件之威海行营机器厂，有总理水师营务处，有旅顺口、威海卫水师养病院等。

　　可见，甲午战前，北洋水师已经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后勤机构，这是中国军队在后勤近代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各后勤机构专司一职，其运转均要依据一定的组织规则，调拨军械必先由各营局向北洋大臣请领，由督院发文至军械局，再由军械局交转运局向军械局领取发运。军械的分布情况要按季向北洋大臣汇报。

　　二、后勤保障体制

　　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实施物质供应、修理、运输、医疗等保障的体制。从另一个方面说，后勤保障体制影响到后勤物质建设与供给的制度性来源，它又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相配合，使后勤建设与军队作战形成内在联系。

　　1、物质供应保障

　　物质供应保障分为实物保障和经费保障。武器装备是物质保障的核心，在军事后勤建设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对于清军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原动力的作用。总体上讲，清军在后勤建设方面，走的是一条由外购进而仿造、自造的道路。在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武器装备均由国家统筹生产、储运和修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军对洋枪、洋炮及舰船的需求逐渐增加，而自身又无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外购和求借。1862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始造枪炮；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号中国轮船，取名"恬吉"。至此，中国近代武器装备的筹措，开始走上自制之路。此后又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广东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企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海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时，拥有舰艇吨位数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海上力量。但由于外购与自造并存，购买自不同的国家，仿造不同品型的枪炮，在配件上很难兼容，因而造成了维修和补给的困难。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武器装备保障可以说是型号混杂、质量低劣、数量不敷。经费保障包括军费筹措、分配、交换、储备和消费。军费的消耗途径直接反映了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太平天国以前，军费开支主要是军饷；太平天国以后，大量军费用于近代武器装备的配备，军饷开支只占很少比例。经费保障与国家的财政制度紧密相联。与前近代相比，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就地筹款"制度的兴起。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兵权、筹饷权归中央节制，兵饷由户部统一配给。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练军因势而起，由于中央财政危机，各将帅就地筹款，形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这样，筹饷练兵制械等事，皆听各省督抚各自为政。督抚专权不仅是晚清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勤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清政府难以扩大筹措军费的渠道，也难以真正实现后勤指挥的统一。

　　从饷源种类上来讲，清朝中前期，赋税收入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开办军事工业，所需费用更是水涨船高，筹措军费的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前两者没有什么变化，盐政加征，关税收入因为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变化都有了大幅增加。厘金则成为各地方军费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湖北设局抽厘始于咸丰五年，两年内，仅襄阳一局就共抽收银14万余两。湖南设局抽厘先于湖北。经曾国藩努力，从1855年到1864年，湘军基本上形成了三大饷源基地，即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厘金成为湘军最稳定最主要的饷源。

　　2、交通运输及通讯保障体制

　　清军在运输及转运体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以来，随着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交通方式的采用，传统运输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在湘军中建立了水师，平时承运作战物资，战时用作水上攻击。此后，屡经争论，终于修筑了为数不多的铁路。加上台湾铁路，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共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铁路在陆运中所占比率并不大，各省驻防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所用军需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其进步无疑是革命性的。

　　在通讯方面，1886年中国电报总局分立为北洋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盛宣怀任电报商局总办，其实他一直总揽中国电报全局。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讯房机房，沿途设巡电讯房，责成绿营兵巡视。1879年李鸿章试办天津至大沽间的电报局，是一条试验性军用专线；1881年开通津沪线全长3000余里，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虽然其经营管理模式为官督商办，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防军事价值。但是，因经费有限，中国电报线路只有陆线，没有海线，陆线易遭自然和人为的损坏，这一点从甲午战争可以得到印证。

　　三、影响与分析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震惊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进程，更对军事后勤提出了与冷兵器时代完全不同的要求与挑战。应该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军事后勤建设的成效，与前近代相比，已有了相当的进步。首先，后勤专业化的程度加强，后勤逐步与军队分离，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后勤机构，在后勤人员的配备上也与作战人员各司其职。如湘淮军的长夫制、北洋水师的后路各局等。其次，近代化的后勤组织与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如粮台、转运局。在后勤保障方面：

　　其一，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军队近代化武器装备提供了保障，并触及社会基础工业。

　　其二，拓宽了军费来源，以保障近代化军队建设的庞大支出。

　　其三，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在军事后勤保障中运用。正是由于这些近代化的进步，使清政府拥有装备一定数量西式枪炮的湘淮军及新兴的北洋水师，比绿营兵更能适应近代对外战争的需要。甲午黄海之战是中国海军以近代化方式进行海上作战的典型，在陆路战场还出现了步、骑、炮、工协同作战的局面。

　　甲午战争是对近代以来清军建设的综合检验，其败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讲，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它的失败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仍是军事上的，表明战前的军事后勤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

　　其一，也是最为致命的，各自为政，指挥不灵。由于各系统的军队以各自筹饷的方式来维持军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自的军事后勤建设，因而表面上各军设置了不少后勤部门，但一旦大规模的战事降临，则出现协调不灵、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兵为将有，令属多门，互不统属，中央军事后勤体制与军队后勤体制权责交叉，缺乏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后勤指挥机关，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迅速溃败即证实了这一点。

　　其二，机构设置不全，重视力度不够，导致后勤保障不力。甲午战争期间军粮、枪械不能及时到位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其三，虽然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清军武器装备近代化有着不灭之功，但由于科技水平落后和基础工业不发达，不能为军工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武器装备、交通、通讯等无法保障近代战争的需求。

　　其四，后勤体制与西方后勤体制相比较仍然有差距：长夫仍然是夫，而不是士兵；另外，按西方军制，一个万人左右的作战单位都应有自己的后勤机关，中央则有统筹的后勤部，协调各军各省区的后勤机关，宏观调配。但由于清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军事物资的调拨都控制于地方和实力派手中。这些缺陷使清军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军制，新的军事后勤体制有了改弦更张的契机。

　　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国家的军事体制和国民经济制度的制约。在宏观上，军事体制是国家组织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勤体制又是军事体制的重要一环，因此，后勤体制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也即是说，近代中国的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受到晚清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