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香港局势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香港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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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20世纪末，在波荡起伏的内外部环境下，A股迎来了一波凌厉的跨世纪行情。站在当前时点回看，恐怕多数人目光都会聚焦于亚洲金融危机、国企脱困、98洪水、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重要事件；而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复杂环境下，A股迎来过去20年来的第一轮“ 科技 牛”。狭义上看，这轮 科技 行情的起点为1999年5月19日，因此也被后市成为“519行情”。

1 宏观环境：“内忧外患”的格局尚未扭转

1.1 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虽过，但经济仍未摆脱长期衰退通道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虽捱过亚洲金融危机，但1999年国内基本面仍处于惯性衰退通道。 从GDP增速来看，1993年我国经济增速就开始逐年放缓，至1999年名义和实际GDP已经持续下行了7年。在经历90年代初的过热增长后，通胀自高位回落，CPI与PPI进入通缩区间（CPI、PPI全年为负），总需求持续遭受抑制，且短期内见不到拐点迹象。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危机冲击，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从适度从紧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扩大赤字规模用于加大政府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托举投资的效果，但到了1999年经济下行压力又再度显现。

产能过剩与国企债务问题叠加，导致结构性矛盾突出，工人下岗与房产、养老等问题暴露，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 因经济长期处于通缩衰退周期，90年代后期国企效益低迷，产能过剩与债务问题集中暴露；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工人下岗与房产、养老等问题亟待解决，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周期以及1998洪水灾害， 社会 结构性矛盾与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分 项来看，投资下行是拖累当年经济的重要原因，消费有所改善但力度有限，其中电子消费品表现最为亮眼。 1999年开年的投资数据非常可观，一季度同比增速达到20%以上，但主要的原因在于前期金融危机的低基数以及前期扩张财政的托举，随着基数走高以及财政的消退，下半年投资增速大幅回落。消费方面则是先降后升，全年社零增速录得6.8%，99年出台了包括公务员加薪、提高三大保障以及开放住房二级市场等鼓励消费政策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其中，消费结构变动尤为明显，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传统消费品在当年较为低迷，纺织品增速下降17.5%、玻璃制品下降9.4%等，而新兴的电子消费品以及与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相关的消费品则表现亮眼，如电子及音像制品、通讯器材、金银首饰增速均超过24%。

货币持续宽松但贷款意愿持续下行，1999年呈明显“宽货币、紧信用”特征。 由于此前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次降息释放流动性，其中1999年6月央行分别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1.00和0.75个百分点，宽松力度可谓极大。但企业贷款意愿却持续低迷，M0与M2在1999年呈现明显背离，流动性环境是典型的“宽货币、紧信用”特征。

1.2 外部经济回暖， 科技 浪潮兴起，但政治环境复杂多变

海外经济回暖带动外贸修复，但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导致外围流动性趋紧。 经历了东南亚危机后，1998年至2000年全球多数核心经济体触底回升，其中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回升幅度最大，全年全球GDP实际增速为3.6%，较1998年提升超1个百分点。受益于外需回暖，1999年我国进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全年实现正增长6.1%，从出口分项数据看，外需改善在东南亚地区尤为明显。同时，伴随经济的持续回暖，美联储在1999年进入加息周期，年内加息三次累计幅度达75BP，推动海外利率中枢持续上行。

纳斯达克风潮正盛，在全球掀起一轮“ 科技 ”浪潮 。 1999年是纳斯达克泡沫的巅峰之年，1995年开始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 科技 股”开始进入人们视线，Mosaic浏览器及World Wide Web出现后，设立官方网站成为各行业上市公司的必需品，且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商业模式浮现，引发了公众无限遐想，同时也吸引了各类资本的追捧。此后的5年间，市场新经济、 科技 股的炒作逐渐泡沫化，至1999年纳斯达克指数累计翻了5倍，1999年底纳斯达克综指的估值（PE）达到惊人的152倍，一个又一个 科技 “神话”的出现在全球掀起了一轮互联网炒作浪潮。

但对于中国而言，1999年的外围却并不平静，科索沃战争爆发使得国际局势复杂化，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更是将中美关系降至冰点。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直接将刚刚问世的欧元打至 历史 低点，叠加美联储加息周期启动，直接催生了又一轮强美元周期。更为要紧的，当年5月7日中国大使馆被轰炸后，引发了国内剧烈的示威活动，中美关系降至90年代以来的冰点。

2 政策环境：全面趋宽的货币，持续拔高的资本市场

2.1 宏观调控方面，1998年扩张性财政与货币得以延续

面对内外部压力，1998年起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得以延续。 在1998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内需启动经济后，1999年我国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发力，政策重心从1998年的投资向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端全面铺开，包括：1、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公务员加薪、提高三大保障，同时扩大消费信贷以刺激消费，2、放宽消费信贷业务和恢复征收利息税等，3、大幅提升出口退税率，年内两次调升至15%以上，同时稳定外汇有效保证本外币平衡。

2.2 “六点意见”出台，资本市场地位全面拔高

外部利空袭来，但经济基本面韧性十足、流动性环境更加宽松、企业盈利的强劲反弹成为股市加速上涨的主要 驱动。

1999年年中，高层的目光转向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定位得到全方位拔高。 1999年，我国居民储蓄高达6万亿之多，但在央行多次降息甚至采取多种刺激政策背景下，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果依旧不佳。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实体信用扩张意愿低迷，另一方面也跟我国金融体系发展滞后，无法较好实现资源调配的功能有关。在这种背景下，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酝酿出台并呈送国务院，当年5月16日，“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得到批复（即《搞活市场的六项政策》），其中提出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机构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允许部分B股及H股公司回购股票。

“六点意见”出台后，《人民日报》紧随其后为股市背书，进一步点燃了资金入市热情。 1999年5月19日开盘后，市场在 科技 股、网络股的带领下一路上涨，上证综指单月累计涨幅达到52%，创下A股 历史 记录。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给当年5月19日以来的行情定性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人民日报背书，成为本轮行情的加速器，并进一步点燃了资金入市的热情。

三． “519行情”回顾：小票炒作与题材横行

3.1 、总览：广义上的“519行情”延续至2001年

1997-1999年，在内外部冲击下A股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熊市，以“搞活资本市场六点意见”为转折点，A股在1999年5月19日开盘后应声大涨，狭义上的“519”行情极为凌厉且短暂，通常指代5月19日至6月29日，沪指在一个半月内累计涨幅高达64%，并以一波同样剧烈的回调而告终；而广义上的“519”行情则延续至2001年6月，累计最大涨幅超过110%。按照行情的演绎，1999-2001年的市场走势可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9-5-19至1999-6-29）、第二阶段（1999-6-30至1999-12-27）、第三阶段（1999-12-28至2000-8-21）和第四阶段（2000-8-22至2001-6-6）。

3.2 、第一阶段：风云突变，指数暴动（1999-5-19至1999-6-29）

“搞活资本市场六点意见”引燃市场热情，指数迎来暴动行情。 回顾1999年“六点意见”的发布，其政策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利好，指数之所以迎来极为凌厉的暴动行情，主要源于几点原因：1、此前A股已经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熊市，整体估值水平回落至合理区间；2、结合当时所处的环境，这六点意见是国内最高层首次对股市的肯定；3、周边股市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尤其是香港恒指早在1998年8月就已探明底部，至1999年5月累计涨幅有一倍有余；4、除了“六点意见”外，货币量价双宽、国企改革的推进以及保险资金入市等都是助推“519”行情的重要原因。

1999年5月19日至6月29日，沪指在不到1个半月时间内大涨64%。 期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给当年5月19日以来的行情定性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对行情的演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这一阶段A股表现傲视全球，深证成指、上证180、万得全A和上证指数分别上涨了91.33%、74.46%、67.38%和64.10%，海外其他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韩国综合指数也仅上涨了23.06%，堪堪达到沪指的三分之一。当时A股市场规模体量相对小，共有869只上市公司，而其中第一阶段上涨的个股达864只，仅有5只个股下跌。从该阶段涨幅前30个股来看，普遍均是小市值高估值的“ 科技 概念”企业，且大多数公司对应的静态业绩相对可观。

3.3 、第二阶段：行情进入休整期（1999-6-30至1999-12-27）

暴涨后的股市进入休整期，资本市场支持政策继续出台。 1999年下半年，经历过短期暴动后的A股进入回调休整期，而外围市场仍持续向好，尤其是纳斯达克行情如火如荼，全球范围内 科技 浪潮并未终结。同时，资本市场支持政策仍在密集发布， 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建立，也标志着证券市场法制化建设步入新阶段；此后资本市场支持政策如允许债转股、允许基金与证券公司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等，同年10月中国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通过基金间接入股市。在此期间，也不乏一些表现亮眼的“ 科技 标的”，根据涨幅在20%以上的个股分布，仍旧是小市值和高估值企业居多，但整体业绩质量较第一阶段明显变差。

3.4 、第三阶段：第二波主升浪（1999-12-28至2000-8-21）

经历过接近半年的盘整后，A股在新世纪初年重拾升势。 在此期间作为当时少有具备“ 科技 属性”的电信服务指数显著跑赢其他行业，在2000年获取巨幅超额收益；且风格方面，股市大小盘出现明显的分化走势，小盘股在接近1年时间里持续跑赢。 尽管A股在新世纪再度趋向活跃，但外围市场已经悄然变天，纳斯达克指数在飞速狂奔5年后，于2000年3月铸就5000点大顶，直到15年后纳指才再度升破5000。从涨幅居前（超过150%）的个股分布来看，小市值和高估值企业占绝大多数，且业绩依旧落后于第一阶段领涨公司。

3.5 、第四阶段：行情在高位震荡中步入尾声（2000-8-22至2001-6-6）

纳斯达克泡沫刺破拖累全球股市，A股也在高位震荡中进入 “519行情”的尾声。 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到达顶点后开启震荡下行，并于6月至9月期间迎来B浪反弹，随后便进入跳水模式，并引发全球股市大跌，A股的上行势头也被迫中断，指数转为高位震荡。A股的震荡行情一直延续至2001年年中，期间中小盘依旧相对占优，但前期领涨的电信服务、信息 科技 等板块转为领跌。2001年下半年，随着监管层逐步加严，“519行情”彻底告别 历史 舞台。

3.6 、关于“519行情”的总结与思考

回顾1999-2001年的跨世纪行情，市场热点集中于网络概念和 科技 题材，作为当时的“ 科技 股”，电信服务一枝独秀，风格上则明显倾向于中小市值，小盘股明显跑赢大盘和中盘。

——宏观变量： 1999年-2001年，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整体上乏善可陈，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面临较大的衰退压力，增长和通胀都未能摆脱下行通道；逆周期调控政策力度较大，基准利率大幅下行，至年中央行累计降息次数已达7次，流动性环境非常充裕。

——监管环境 ： 以《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为起点，资本市场定位大幅提升；1999年第一家证交所上市企业债——97国家电力公司债券在上交所上市；7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股票发行方式的通知》，同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将允许有条件的券商进入银行间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允许证券公司通过股票质押向银行借款融资。

——增量资金： 彼时国内股票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非常薄弱，公募基金、险资等的股票配置刚处于起步阶段，且开放式基金尚未引入，仅有少量的封闭式基金，1998-2000三年的份额规模分别为100亿、510亿、610亿；另一方面，大小非、国有股减持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流通股与非流通股所有者之间利益难以统一。市场参与者以散户、大户和部分产业资本为主，而在519行情火爆期间，宽松的监管环境下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的情形也大量出现。

——其他环境因素 ： 1999-2001年，外围股市正值 科技 互联网牛市，美国互联网公司如火如荼，纳斯达克泡沫化愈发明显，给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总结来看，“519”行情期间的市场环境可概括为： 经济增长乏善可陈，货币条件向好流动性充裕；监管环境可谓极度宽松，叠加“六点意见”以及官媒的支持鼓励，市场热情高涨，期间不乏以“亿安 科技 ”为代表的炒作甚至联合坐庄事件出现；市场交易主体和增量资金均由散户、大户和部分产业资本构成，且受到了海外 科技 行情的带动及示范作用。 从复盘不难发现，1999-2001年自上而下的宏微观变量都为小市值、“ 科技 题材”公司的炒作提供了温床，小盘股和“ 科技 类”公司确实也构成这一时期A股市场的核心主线。另一方面，A股所谓的跨世纪行情，几乎展示了股市“蛮荒时代”所有的典型特征，表现为股价与基本面背离、坐庄乃至操纵股价屡见不鲜、监管和证券业内控宽松、机构投资者占比极低等。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超预期波动；2、海外超预期波动。

具体分析详见 2 0 20年10月5日发布 的 《 复盘“5·19”： 念念难忘 科技 牛 》 报 告

分析师：张启尧 分析师执业编号： S0680518100001 邮箱：

分析师： 张峻晓 分析师执业编号： S0680518110001 邮箱：

人民日报评李嘉诚原文

人民日报文章中写道：为公共利益计，为解决民生计，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而不应只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等。
拓展资料：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报纸于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里庄创刊。时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同时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名。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1992年，人民日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
报纸发行
1、发行工作
党中央对人民日报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为发行工作注入了动力。中央办公厅每年都下发《通知》对人民日报发行工作做出指导，中央宣传部每年都召开会议对人民日报发行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这些都为人民日报做好发行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2、、国内发行
1948年6月5日，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正式出版。首版头正下方有“创刊号”3字，右侧横排右起写明：“1946年五月十五日创刊”等信息从创刊号未写明报社所在街道名、门牌号看，可能与当时逐渐紧张的战争气氛有关。报社编辑部还带有明显的军事机关性质，实际上编辑部也确实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指挥部相邻。
3、全球发行
《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于1985年7月1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中文日报，是海外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途径，也是沟通海内外进行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纽带和桥梁，特别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具有影响力，是香港同胞及台湾同胞了解中国大陆发展的途径，2015年全年日均发行量基本稳定在230万份。

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任仲平

(一)历史常常以惊心动魄留下深刻印记，也常常以峰回路转写下绚丽篇章。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世界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险象环生。

2009年，中国经受了新世纪(23.22,-0.03,-0.13%)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信心和勇气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风雨中走过，风暴中挺立。大考之年，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答卷。

2009年初，曾有外国媒体如此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

7个月之后，这家杂志刊登题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只熊猫正拿着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那时，中国上半年7.1%的增速，“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2009年末，还是这家杂志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原因是：尽管一年前许多人认为“保八”是一个梦想，但是中国做到了。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

从否定到肯定，从当初的疑虑到后来的赞誉，一年时光，很多人颠覆了对中国的认识。但在看法不断校正、结论不断修改中，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是中国？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肃杀。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或奋力自救，或联手反击，但大都收效有限，许多经济体步履沉重。中国如何能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漩涡中“风景这边独好”？

为什么是中国？外贸依存度60%以上，中国本应成为金融危机席卷下的重灾区。在外部需求骤然减少、出口增幅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又如何能越过激流险滩，成为“2009年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2009年末的中国答卷上，写着这样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新格局。在新的世界经济版图中，这份答卷标注着沉甸甸的“中国分量”。

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将“不可能的奇迹”继续下去？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在危机袭来之际奋发前行？是什么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书写了难以置信的“中国答卷”？

(三)在外人眼里，“中国经济的复苏故事堪称神奇”，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神奇的故事”始于党中央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

早在2007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又提出，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这种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审时度势的深刻认识，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关口，大智慧。回头再看，在不进则退的险峻形势下，党中央的三个重要判断，无疑是一年来中国决胜千里的信心之源。这个判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打消了疑惧，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明确了方向。

局面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见事早、行动快、驾驭全局的“中国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打破常规，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及时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出拳重、措施实、力度空前的“中国行动”——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到全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从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一系列“组合拳”，力度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底气足、视野宽、统筹兼顾的“中国主张”——“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灵活而准确地解决问题”，“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

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把握“中国故事”的脉络。2009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元旦讲话中强调“必胜信心”；3月的全国两会上，在江苏、广东代表团解析“机遇”，鼓劲打气；4月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提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月底在山东，勉励大家“拧成一股绳”；6月在黑龙江重申“增强信心”；7月云南调研提出“危中求进，化危为机”；8月新疆考察强调“改革发展，团结稳定”；9月在第六十四届联大倡导“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10月考察山东，提出“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12月考察广东，强调“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生命”……

这一年，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身临一线，调研指导。中央领导同志一年的足迹，凸显了三个主题词：信心，变革，合作。它清晰地传递着应对冲击的“中国思路”，呈现了坚定的意志、开阔的视野和大国的责任。国际舆论评价：“中国领导人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大智慧。”

(四)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高低，体现其“国家能力”的强弱。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对危急情况的应对水平，往往更能直观地呈现“国家能力”的高下。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金融危机自华尔街决堤而出，席卷全球：美国季度GDP创下27年来的最大降幅，道琼斯指数暴跌近半；日本、欧元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高台跳水，短短6个月便从11689点下探至663点……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此后充满煎熬的一年内，面对经济急剧下滑的颓势，很多国家危讯不断，中国经济也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有的巨大困难。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交出了一份全球瞩目的中国答卷。

这是一份“关于速度”的答卷。10.6%、10.1%、9%、6.8%、6.1%、7.9%、8.9%，将2008年以来近七个季度的GDP增幅连成一条曲线，是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昂首回升，“保八”已无悬念。

这是一份“关于质量”的答卷。2009年的中国生动诠释了“好”与“快”的发展辩证法。在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开始转向依靠“三驾马车”并头齐驱。以发展方式之变应对外部环境之变，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八项区域发展规划、十一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启动，抑制六大行业产能过剩，“4万亿”源源流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增长更有质量，发展更有后劲。

这是一份“关于温度”的答卷。“越是在经济困难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中国没有简单地搬用“凯恩斯式刺激”，也没有“撒胡椒面”，而是将一揽子计划重点锁定民生领域。200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100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改革稳健推进。GDP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紧系着最广大民众的福祉。

这是一份“关于责任”的答卷。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

在这份应对冲击的“中国答卷”上，我们看到执政党对形势的判断有了丰富的现实依托，看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国家目标得以实现，看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理念得到践行，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能力”的最好注脚。

(五)强大的“国家能力”，让中华民族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更加紧密，信心更加坚定，应对更加主动。“国家能力”的背后，是执政党的决策能力、制度的保障能力、理论的指导能力。

有了执政党的决策，才能第一时间形成国家意志，确定导向鲜明的国家目标。有了制度的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保证国家意志付诸实践。有了理论的引领，才能把握规律，立足长远谋划未来。

没有党中央在严峻形势下的准确判断，没有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国家决策”，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主动性；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战斗力；没有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视野，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创造性。

或许外界的目光，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彭斯判断，中国应对危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应对危机的时间选择正确，延迟几个月就可能错失良机。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评价，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

联合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出台的刺激措施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六)当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印证了迎战危机的“国家能力”。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铸就迎难而上的“中国力量”。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企业，全国一盘棋，决策顺畅，执行高效。从中央到地方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杠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个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艰辛的严冬，迎接发展的春天。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用多种手段推动发展，保证有序有力的“中国效率”。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确保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适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基础。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越是处于危急关头，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七)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奠定了化危为机“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

危机面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把统筹兼顾作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顾长期与短期，协调内需与外需，统一民生与国计，既成功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眼前之急”，又通过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谋得“长远之功”。

危机面前，我们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强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大力度鼓励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奋力突围，抢抓机遇。广东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天津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生态宜居高地，锻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省区市强劲增长、力撑大局，中国经济新的强大引擎已在轰鸣。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高度重视培育资源消耗低、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国内高技术产业“抗压力”增强、增长势头迅猛，文化产业发挥“反周期调节”的特点，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逆势上扬，撑起一片新天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科学发展这一总揽全局、把握未来的清晰思路，奠定了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的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出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

(八)几百年来，中国从未抵达这样的位置。

当国际舆论感慨“中国方舟拯救了世界经济”，当外国政要确信“中国缺席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当世人惊叹“2009年的年度大事就是中国突然跻身世界外交和经济舞台最前沿”，我们看到，金融危机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造就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认真倾听，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力量”举世瞩目。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慨万千。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的衰落，并非完全源于经济与科技的落后，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GDP仍占全球的1/3。老大帝国实力不衰，余威仍在，却终至山河破碎、备受凌辱，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当政者对人民凝聚力的丧失、国家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衰退，让偌大的中国一盘散沙，这才会在列强环伺中一触即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锻造出坚不可摧的“国家能力”。

这种能力，曾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震撼世界；这种能力，曾在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大放异彩，如今又在应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展现威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九)走过激流，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这是年轻共和国的下一个航程，又一个甲子的开启；也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一次崭新的开局。

一年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样写道：“前进的道路，总是越过一岭又一峰，闯过一关又一坎”。一年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共同迎接奋发有为的2010年”。

我们将继续书写答卷。

我们会再次获得成功。

团队意识是大局意识、配合意识、协作意识的集中体现，核心是协同合作，目的是形成向心力，增强凝聚力，提升战斗力。有一本书叫《狼图腾》，通过对群狼捕食的描述，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团队”意识。狼群高效的团队协作性，使它们在攻击目标时往往无往而不胜。独狼的力量是单薄的，但群狼的力量则是强大的，这就是“1＋1＞2”的效果。大家知道，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但结果总是令球迷失望——胜少负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虽然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篮球选手，但是由于平时分属不同球队，无法在短期内培养团队精神，不能形成有效的团队出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只有我们班子每位成员不断强化“团队”意识，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那只能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

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不是最权威的？

官方立场当然是最权威的，数据不一定准确，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那与国情民生就有出入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也出现过与中央声音不统一的情况，改革初期的时候，使得邓小平还做过特殊批示，故不能迷信

（11分）材料一：《人民日报》载文指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

（1）①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两个方面。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个人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满足，又会激发个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②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价值，都应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体现了贡献与索取的统一。
（2）材料二反映了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因为：第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只有像这些英雄模范、先进典型那样，为社会多作贡献，才能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保证。第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志。我们只有像英雄模范、先进典型那样积极奉献，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个人的需要与满足才能得以实现。第三，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人生价值的可靠标志。?
本题考查人生价值的两个方面——贡献和索取，以及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的相关知识，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解答本题关键是在正确识记、理解人生价值的两个方面及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的基础上结合材料逐个问题进行分析，透过材料挖掘实质内容并结合教材知识作答，切忌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