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对谁进行不点名批评

红旗杂志对谁进行不点名批评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 它是 《红旗》？《中国党史研究》？ 《新中国妇女》？《法学》？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历史批判社会被排挤的人有哪些呀

　　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文化大革命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2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编辑本段]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3姚文出笼之后
　　[编辑本段]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红旗的停刊

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