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分析的论文选题意义

人物形象分析的论文选题意义

首先，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
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
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
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骗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
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
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
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
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
(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
《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
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
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
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
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
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
四、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
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3）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4）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一些遭遇。
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关于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性格毕业论文选题理由

林黛玉的性格特征

林黛玉是曹雪芹十分喜爱和同情的一个人物，曹雪芹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也花了大量的心血，这个形象是非常丰满的，读完《红楼梦》一个活生生的林黛玉已跃然纸上了。那么，从小说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林黛玉有哪些性格特征呢？性格是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独特心理特征的总和。性格主要是由理智特征、情感特征、态度特征、和意志特征组成的。我们只能从黛玉的言行和态度等方面，对其性格进行分析。

3 影响黛玉性格形成的因素

性格是在后天精神论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受个体的生物学因素的影响〔3〕。巴甫洛夫认为：人的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的环境的合金。即性格的形成有其生理基础和社会制约性。

至于环境和后天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刘金花老师在她主编的《儿童发展心理学》中有着深刻的分析，她认为：儿童最初表现出来的气质特点是儿童个性发展的基础，是个性塑的起跑线。儿童先天的生理上的差异或特点特约了父母或其他教养者与儿童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制约了父母和教养者对儿童作用的效果[4]。如：对于一个生下来对人十分冷淡的孩子来说，可能不需要母亲对他表示更多、更亲热的行动，这是环境随着孩子的气质在改变；当然有时候孩子也会随着环境做相应改变，如：一个安静的儿童可能不讨喜爱说说笑笑的母亲的欢心，那么他就能在父母的影响下，而变得活泼起来。所以在分析林黛玉性格的成因的时候，也要把握好两点：内在的——生理和外在的——环境。

3.1 身体虚弱、抑郁性的气质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研究表明：正常儿童的身体体格与个性特征存在着小的但有意义的相关。其中有个研究材料指出，10岁、11岁个子矮小、协调性较差、体质相对比较羸弱的儿童倾向于害臊、胆怯、消极、忧愁，对照之下，那些同龄中长得高的、强壮的、精力充沛的、协调性好的儿童往往是爱开玩笑的、自我表现的、健谈的、有创造性的[4]。那么黛玉的体格特征与她的性格有什么关系呢？

在黛进贾府之后，众人见她，身体虚弱，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由此可见她从小身体就很弱，只能靠吃药来维持生命。笔者认为：身体的健康状况不佳，给她的性格着上了灰暗的底色。从她作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来：

她在《葬花吟》中她这样写：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在《秋窗夜雨夕》中，她写道：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

泪烛摇摇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

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

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湘云和黛玉在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了下句：冷月葬花魂。

由此可见：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身体上的先天虚弱，黛玉对事物的反应比较消极，什么事多从其反面来考虑，这也导致了黛玉在思维方式上极为消极和被动。

人的气质是和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气质更容易形成某种性格，如多血质人的容易形成乐于助人，活泼好动的性格，而黛玉属于抑郁质，这种气质为她性格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这使得她“喜散不喜聚”、“喜静不喜动”。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知道她天生气质如此，对她也就不过分地苛求了。这些姐妹们喜欢宝钗的多于喜欢黛玉的，每次湘云来贾府总是爱找宝姐姐玩，而不会首先去找林妹妹，这使得黛玉与别人的社会性的交往逐渐减少，也促成了她更加忧郁的性格。

3.2 父母双亡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母爱在5岁前儿童的性格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儿童性格发展的必要条件。研究表明：缺乏母爱的儿童往往形成孤僻、不合群、任性和情绪反应冷漠等不良性格特征。父爱在儿童心理发展，特别是在性别角色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父亲为男孩提供模仿与同化的榜样，为女孩提供与异性交往的样例，幼年没有与父亲接触过的孩子，在性别的社会化方面存在着不完全[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良好亲子关系影响着孩子性格的形成。黛玉7岁丧母，11岁丧父，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她的学龄期和少年期，此时正是她的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她心灵又是两次重大的冲击，笔者认为：父母的相继辞世，是影响黛玉性格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林黛玉父母双亡，孤苦零丁，不得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在“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一回中，林如海这样对黛玉说：

“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 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 。

可以看出来，黛玉是极不愿离开自己的家的。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时她才七岁，一个七岁的孩子就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在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个“自已身世不幸”的情结。

在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中，当看到宝姑娘在母亲怀里撒娇时，黛玉流泪叹道：

“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

破裂家庭对孩子性格的发展会带来不良影响。家庭破裂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死亡。孩子由于父母死亡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容易形成悲观和孤僻等不良性格特征。从年龄上看，婴幼儿期间，丧母对个体性格特征的影响很大，学龄期，则是丧父对孩子性格的影响较大[4]。而黛玉的家庭可以说是一种破裂家庭，她先后失去父母，这对于处于性格形成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

亲子关系对儿童性格形成有重要影响。亲子关系是儿童人生中最早建立的人际关系[6]。这种关系的好坏影响着儿童的性格发展。7岁的时候当是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时候，不幸的是林黛玉失去了这一环节。5岁的学生就能进行自我评价了，5——6岁的儿童已表现有自我情绪体验[7]。而7岁时母亲的病故，对她打击可见一斑。

3.3 家道中落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着个体性格的形成。如在一个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可能性格中就比较有优越感，而家庭的衰落就可能给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带来自卑感。笔者认为：林家的家道中落除了直接冲击着黛玉的心灵之外，还间接地影响着她爱情的成败，这反过来，又影响着黛玉性格的形成。

林家原来是很兴旺的：小说中这样描述：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之后，林家却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在一个充满人情世故的家族中，人的价值是与他的家族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社会的婚姻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试问：贾家的命根子，怎么会娶一个一身是病的，又家道中落的，死守着“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信条，对整个家族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儿媳妇呢？

薛家对贾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宝玉娶宝钗可谓是顺理成章。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性格的形成也必然深受社会的影响。家道中落对黛玉造成的影响就是：敢爱而不敢言，只有把爱深深地放在心中，期待着别人能帮她一把，把自己的爱情寄托于别人的怜悯，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感。只把着了一个救命的稻草，信守爱情，正所谓，爱至深，伤也深。最后，直至为爱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毕业论文研究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形象是什么选题

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属于文学评论选题。
此类选题可以通过分析人物来达到研究时态背景，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个体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目的。

中文系结合毕业论文内容展开的开题报告怎么写？论文内容是评析曹禺《雷雨》中的人物形象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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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人物形象开题报告技术路线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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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人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找出你想研究而别人还没有做的问题、他人已做过，你认为做得不够（或有缺陷），提出完善的想法或措施、别人已做过，你重做实验来验证。
2、目的意义：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
3、成员分工：成员分工应是指课题组成员在研究过程中所担负的具体职责，要人人有事干、个个担责任。组长负责协调、组织。
4、实施计划。
5、可行性论证。
6、预期成果及其表现形式预期成果一般是论文或调查（实验）报告等形式。成果表达方式是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和多媒体等形式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