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与危机处理的论文

新闻发言人与危机处理的论文

关于危机的优秀 议论文 篇一

电影《2012》让人类更加清醒地审视了当今世界上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道德危机， 文化 危机。当他人在面对这些危机惶恐时，我却不以为然，甚至我还要开怀大笑，因为，我坚信，危机即是转机。

危机即是转机，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没错，我们看待这些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在看到表面之后，更要看到其中说影射出来的东西。

危机即是转机，正是因为有了危机，在这个物竞天择的世界里，万物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有了来自各方面的危机，才能找到自己的弱点，从而为了弥补而进化，自然界中的仙人掌便是如此，他们也有宽大的叶子，但是在遭遇了干旱之后，他们将自己的叶子变为针一般的粗细，减少水分的蒸发，以便更好的生存下去。人也是如此，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我们的先人才一步步的去创造，去突破智慧的巅峰，从而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危机即是转机，正是因为有了危机，在这个道德逐渐沦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才有了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去辨别是非，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去改变自己的陋习，同时让这个社会进步，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强烈的对比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古人有云：“以水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正品行。”

危机即是转机。正是因为有了危机，在这个世界政局不稳定的年代，我们的领导人才能回忆过去的苦难，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曾记否，正是有了鸦片攻破中国大门，才有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是那卢沟桥边的一声枪响，才激起了人民抗争的信念，正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所犯下的罪行，才唤醒了炎黄子孙沉睡千年的热血，从那时开始，我们便知，落后就要挨打，由此，一辈又一辈学者将自己的热血挥洒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所以才有现在的中国。

危机不仅仅是一种灾难，更像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度过了这次考验，便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坚信危机就是转机。

关于危机的优秀议论文篇二

据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接见国民党“大使”，讨论“古巴危机”问题，顺便问起“危机”这个词用汉语怎么解释。国民党“大使”说：“在汉语里，危机是两个词，危险和机会各出一个词加起来，即危险就意味着机会。

”肯尼迪拍案叫绝，说“中华的文化太伟大了，能把两个毫不相干的词变成一个东西”。后来，他把古巴导弹危机处理好了，提高了自身的威望。“危机不是坏事”的说法，也得以流传开。

危机之所以有时能转化为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被“逼上了梁山”，置之死地而后生。人们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远不如在危机的情况下更能发奋。刺刀架在脖子上，全身的神经都会紧张起来，如果连命都豁出去了，倒很有可能拼死一搏而逃生。人们常说要自强不息、发奋图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困难、压力和挑战，“奋”是不容易发出来的。当然，也有“乘人之危，伺机而动”的，尽管这有些“机会主义”之嫌，但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中，同样不失为趁机发展壮大自己的有效办法。

说起“危机就是转机”，倒想起反其道而行之的另一句话，那就是预言家托夫勒所说的“转机就是危机”。仔细玩味此言，也不无道理，而且历史与现实中也不乏其例。1929年以美国股票崩盘为引子，造成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之中，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墨索里尼用法西斯主义巩固了自己的独裁，日本天皇靠军国主义启动了帝国的侵略机器。这些在危机之中快速崛起的法西斯强盗，给世界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还拿战争与和平来讲，有人说战争是一种威胁，其实和平同样也是一种威胁。面对战争爆发或即将爆发这样的严重危机，全国上下都能奋发而起、同仇敌忾;而一旦转入和平时期，随着人们生活的安定、安逸，也就往往失去战争年代那种“精气神”，于是新的更大的危险也就不请自来。换而言之，一场危机的转机，就为下场危机埋下了隐患，就意味着另一场危机的开始，这不是“转机就是危机”又是什么?

我们感叹古人造词的良苦用心，也赞赏人们憧憬美好未来的良好愿望，但“危险”与“机会”毕竟在时空方面存在着差异性，那种认为“危险”来了就等于“机会”到了的想法显然有些片面，说到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 经验 告诉人们，一个缺少忧患意识的民族，不可能走得很远;一个缺少自悔意识的民族，很难有美好的明天;一个缺少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更不可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危”与“机”没有必然的联系，要真正化“危”为“机”、化“险”为“夷”，不仅需要智慧，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同样需要自悔意识和忧患意识。

四川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危机，爆发突然，叫人猝不及防，必须“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有些人却偏偏是“好了伤疤忘了痛”。30年前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我们吸取了多少?值得 反思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劫难归咎于天灾，完全不可预测、不可抗逆。我们不能满足于与唐山大地震的简单比较，历史在进步，而进步慢了就等于是退步。没有质疑和反思，无以进步，而且还可能不断重复惨痛的教训。

谁都不希望危机临头，但总有避不过的灾、躲不过的难。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甚至每个人来说，既应当为赢取成功做努力，也得为应对危机做准备。这种准备可能是残酷的，也可能毕生都不会发生，但却是必要的。项羽就是没有打败仗的准备，才觉得愧对江东父老而自刎的;李自成也是没有为失败做准备，才进京三个月，便在清军的反扑下一败涂地。人人都希望幸运之神垂青自己，人人都幻想厄运中会出现奇迹，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倘若平时没有准备，一旦危机降临，悲剧就会发生，危机就不可能成为转机。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破不立”，不破掉原来的旧的传统，新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破”了之后“立”必须跟上。经济学中有一个原理，叫做“创造性破坏”，即只有破坏原有经济机制，方有可能创造新的经济机制，否则就难有大的发展。危机是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而避免危机再次发生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有一套新的更加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证。如果一场危机被成功化解后，只是疼痛一阵、振作几天，只是评功摆好、庆贺一番，缺乏战略思维、长远考虑，不去探求治本之策，那么下次危机的来临也就不远了。 。。

关于危机的优秀议论文篇三

“危机”与“机会”，只相差一个字，但深层含义却相距千里。不过，如我们能在危机中寻找到机会，而不是一味地将精力集中与危险和困难，我想，结果应该是会大不一样的。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袁绍。曹操兵力薄弱，对于与兵力雄厚的袁绍作战，根本就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袁绍坐拥百万兵马，肯定是胜券在握。然而，他们作战之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兵力雄厚的袁绍最终败给了兵力薄弱的曹操，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的谋臣比袁绍的好，难道说袁绍身边就没有优秀的谋臣吗?不可能，若是没有优秀的谋臣，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在乱世之中争得一席之地。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曹操自知兵力硬拼是肯定打不过袁绍的，那就只有找机会来险中求胜啊!最后找到了袁绍军队的弱点，一举打败袁绍。

还有许多当时著名的战例，如“赤壁之战”，不也是百万雄师对阵薄弱军队，后以失败告终吗?那确实是谋臣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才找到机会让刘备一举击败曹操。

其实，不只在古代才有在危机中寻找机会，现代一样也有。

如今的美国正经历经济大危机，许多集团、企业也都在这次大危机中宣布破产，如在美国华尔街的莱克兄弟银行也在九月十四日宣布破产。像他们就只是一味地见精力集中于这次危机当中，却没有换个角度想想，这次危机带来的仅仅只是不好的影响吗?难道就不能从这次危机中寻找机会，发现机会吗?

当然，其中肯定有一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在这次危机中寻找到了机会，使他们的企业更加壮大。在看新闻时，我曾听到有一个人在记者采访是说：“这次经济危机，对我的公司毫无影响。相反，它会给我的公司带来利益，使我的公司发展得更好，更强大!”

是啊!机会总是藏在危机之中，需要我们的发现。正如“世界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现在我把“世界”和“美”更换为“危机”和“机会”。希望我们大家也能多多发现机会。

关于危机的优秀议论文篇四

目前，我们有些人确实多了几分“安全感”，而少了几分“危机感”。产生这种过分“安全感”的原因，虽然在干我们有些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同世界的差距，没有充分意识到今天经济建设的紧迫性，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长期吃国家“大锅饭”，干与不干都有饭吃，干好干坏都照样能领到薪水的制度所致。

中华民族若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赶上、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就要脚踏实地、拼搏进取，这就需要人们少一些“安全感”、多一些“危机感”。过分的“安全感”往往是危险的开始。

众所周知，清王朝统治者由于“安全感”十足总以“大清帝国”自居，不思进取，不求发展，结果不仅没安全起来，反而愈来愈危机，处处挨打，最后丧权辱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终至于走向灭亡。而“危机感”则往往能够刺激人们的奋斗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德国非常破败、萧条，然而，由于日本人、德国人深深感到本国同世界的巨大差距，怀着强烈的“危机感”为了大和民族、日尔曼民族的再度兴起，努力苦干、拼搏奋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强国，一跃赶上并超过了原先比它先进的英、法等国。过分“安全感”往往使人不思进取，意志消退;而有些“危机感”常常能够使人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有必要变“安全感”为“危机感”，使人们不要一味地“无忧无虑”下去，而要以革命加拼命的奋斗精神，以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的拼博劲头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强盛。怎样才能使人们从过分的“安全感”中过渡到具有几分“危机感”呢?当前，三项制度的改革就是很好的 措施 。

诚然，在改革中将有一部分人失去“安全保证”，担心干不好工作没有“饭”吃，担心自己将要吃苦受累，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而被淘汰。这些担心也不无必要。但是，如果不进行三项制度改革，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就必然受到影响。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在我国进行三项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才能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安全”起来。

中华民族历来是不甘落后的民族。但愿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增几分“危机感”"，减几分“安全感”，在自己的土地上，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使中华民族真正以东方巨人的雄姿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媒体与公共危机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的责任和使命、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以及媒体如何强化自身的功能与责任等。
　　关键词 公共危机 媒体功能 媒体责任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的8.0级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这是一次典型的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危机。在这场抗击地震灾害的重大战役中，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人不畏艰难险阻，见证、记录、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媒体功能及责任得到充分体现。
　　事实证明，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着重要责任和使命。媒体功能发挥得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顺利；媒体功能发挥得不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麻烦……如何发挥好媒体功能，对于处理任何公共危机，十分必要和重要。在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媒体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发挥功能是社会安然共渡难关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危机时刻，媒体既是记录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协调者。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发挥媒体功能，是应付公共危机的必备条件——这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一、媒体危机报道中的责任分析
　　
　　1.媒体要做“安全阀”不做“助燃剂”
　　传播具有深层次的解释功能，通过“解释”，向人们阐释危机发生的背景、起因、影响以及发展趋势，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清形势、统一态度，使组织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策，制定措施，实施有效管理。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发布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需要注意下面四个方面问题：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也需注意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由此可见，在传播危机事件时，新闻是柄“双刃剑”，媒体既可能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助燃剂”。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传播就是“安全阀”。如果瞒报谎报危机事件信息，大众传播就可能是“助燃剂”。
　　因此，对公共危机，媒体首先要做好全面报道，尽可能及时地将真相告知公众，廓清谣言，稳定人心。其次做好舆论引导。当危机来临时，由于社会有较大变动和震荡，导致刺激意见的出现并汇集为舆论，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意见和情绪。此时，如果进行正确引导，舆论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如果引导不善，舆论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2.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信息的取舍
　　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社会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如何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媒体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二者达到完美的结合，共同促进危机的解决。
　　公共危机是对媒体的一场大考验，既是新闻敏感性的考验，也是政治敏感性的考验，更是综合业务能力的考验。2008地震灾害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始终有一个聚焦点——抗震救灾，包括受灾状况、救人和重建工作。紧盯聚焦点是媒体的本能，但怎么盯、盯什么，却反映了媒体自身的素质。每一场公共危机，对媒体来说，都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仅说要“在场”，在场只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打好责任牌，是最大程度地为化解危机出力。在报道中不渲染灾情，以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减少些对民众产生恐慌心理的信息传播。这是责任媒体在报道中大局意识的体现。
　　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作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在此次地震灾害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各地第一手材料，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只要稍一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对信息的取舍上。
　　面对这么多信息，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就对媒体造成了考验。如果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在这样的公共危机面前，传媒责任不仅是派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更关键的是需要有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帮忙而不添乱。
　　3.公共危机管理必须注重媒体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危机管理中，双向式对称模式是最可取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与公众交流，并从公众的反馈信息中寻找最佳的、切中要害的有效传播手段。其中包括：政府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提供真实信息供其发布，并考虑公众需求，作针对性报道。危机发生后，应快速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路径，使媒体既承担起政府真实信息发布者的角色，又成为收集舆情、反映公众呼声的最佳渠道，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双向沟通。相反，如果只是单向地传播信息，不注重信息反馈，忽视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需求，将使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探讨
　　
　　1.媒体要保证危机信息的及时公开和全面
　　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应对突发事件，及时和客观地披露信息，更是关系到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应对措施是否得力，大众心理是否安定、社会是否稳定的大局。如果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传媒必须尊重受众知情权，形成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
　　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措施之一是严格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应该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即所谓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先发制人。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
　　在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的基础上，媒体报道应是全方位的。媒体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应该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多地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只有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
　　2.媒体要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在研究传播来源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时指出，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与传播的效果成正比。在保证信息公开和全面的同时，新闻媒体还要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把关理论之一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指出：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采集阶段，记者是主要把关人；第二部分是新闻加工阶段，编辑是主要把关人。也就是说，在危机传播中，记者和编辑都要在新闻流经各自把守的阶段严格把关，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在此要求下，媒体应该与危机信息发布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因为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由政府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老百姓是深信无疑的。这样，媒体在劝服公众改变某些错误的想法和偏见，平息公众过激行为以及排除危机解决中的其他障碍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公共危机事件，涉及国计民生或国际关系，其复杂性与深层次问题，记者或媒体一时可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内幕与政治背景，在短时间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媒体要充分考虑危机的政治属性、波及的范围和各种后果，以审慎理性的态度进行处理，因此媒体必须获取和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才能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
　　3.媒体要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
　　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对1968年总统大选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危机传播中，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媒体可以加大相关信息的流量，让这些信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成为公众中的主导价值观。
　　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是媒体面对危机的积极姿态。在汶川大地震报道初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告知危机的真实情况，引导公众如何避险；中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如何救灾抗险，发动社会参与；后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家园等。
　　
　　三、公共危机中媒体功能和责任强化的现实途径
　　
　　1.媒体要不断完善自身功能
　　(1)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
　　在危机报道中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媒体报道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另外，危机信息的特性也要求新闻媒体树立这样的意识。危机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具有“三公性”：一是公众性；二是公共性；三是公开性。因此，媒体有责任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向全社会发布危机时期的各种重要信息，同时成为观点和思想流动的平台。
　　危机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准确把握受众需求。
　　危机发生后，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报道，即事件本身、事件中的受害者、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报道这些内容，第一，站在受众立场思考问题。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等受众的关注点；第二，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环境资料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第三，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和认知，并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事实表达的完整性和深入性来感染和说服受众。
　　同时，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需要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媒体要拒绝商业化运作。危机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在对其干预时，任何的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错误，商业化目标很容易使新闻媒体偏离自己的职业责任。
　　（2）遵循传播规律，改进危机传播策略
　　第一、对真实性传播策略的艺术性运用
　　在危机报道中，由于危机事件涉及范围宽，影响巨大，事关大局，媒介不仅要真实报道新闻，更要在处理新闻事实的艺术上下工夫。
　　媒体除了考虑事件的真实性和关注度外，还必须考虑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要考虑宣传报道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危机报道要讲求传播策略，在坚持新闻真实的要求下要以正面引导为主。
　　此外，在报道的时机、报道的组合上也要讲求技巧，根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推理，如果有几个坏消息，媒体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报道，因为两个坏消息加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之和；如果有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分别报道，因为这样的话，好消息所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所带来痛苦所淹没，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有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同时报道，因为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快乐冲淡，坏消息的负面效应就小得多。事实上，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对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各种新闻，选择时机恰当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传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传播技巧。
　　第二、探索舆论引导新方法
　　可以说，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影响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
　　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舆论的“零境导向”问题。所谓舆论的“零境导向”，是指在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媒体找准切入点、矛盾交汇点，进行客观准确的舆论引导，此时受众易受影响，引导最容易成功，以最小的媒介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舆论引导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初，媒体如能及时介入，警醒各方，畅通信息，往往能对其危害性的扩散和发展进行有效的遏制。相反，一旦问题成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时，舆论引导的力量就极为有限。纵然动用数倍于初期的力量和资源，媒体的力量场——对受众的态度及其行为层面的影响，也必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注意舆论的“首因效应”。美国的传播学者在对相互冲突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的研究中发现，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即当先呈现信息A，紧接着呈现信息B，且在信息呈现后延长一段时间再测试态度的改变，受众就会倾向于接受信息A，这就是所谓“首因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危机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往往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最大的时候，如果这时主流大众媒体上没有声音，那么各式流言通过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就会大行其道，而当流言先于主流媒体的声音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之后，要再纠正就事倍功半了。
　　第三、把握好报道的度和信息的平衡
　　危机报道应该有度，这里的“度”既包括新闻的广度、深度，同时也有适度的含义。传播学研究规律告诉我们，媒体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就越重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在公共危机中，媒体传播量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因此，媒体要对新闻进行斟酌、审读，既要考虑到读者需要，更要关心当前的政治大局、社会稳定。
　　另外媒体应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危机的同时，还需要提供危机事件以外多方面信息，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把握信息整体平衡。
　　第四、整合信息协同作战
　　信息整合就是大众媒体、互动媒体、电子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所有与社会公众接触的地方，传播“一个声音，一个形象”，注重信息的一致性，同时，在恰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恰当的形式对公众传播恰当的信息，达到信息的最有效传播。
　　整合信息，强调传播的协同效应，即如何使各种传播活动显得更有生气并获得协同效应。它不只是几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组合，而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整合。首先，对公众的信息传递加以整合，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区分不同社会公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差异化传播。如面向老年人可以以广播传播为主，面向中年人可以以电视、报刊为主，面向年轻人可以以网络为主。其次，讲究传播的时机，由于危机的突发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把握传播时机极为重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节奏传播，决定了传播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3）建立危机报道机制
　　要把“第一时间报道危机”落到实处，媒体必须建立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当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可以立即调集人手、设置方案，采取行动报道危机。
　　 就媒体自身而言，各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协作机制，以协调采编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关系，调集力量、提供便利；协调编辑与记者的关系，记者采访了解事件的过程和趋势，编辑了解背景和宏观局势，使报道井然有序。如中央电视台通过设立信息员报题制度、24小时新闻监检制度等强化各部门之间、与全国省市台之间的资源共享。同时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防总等部委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些部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央视的有关联络人，央视的前期采访部门也会在第一时间以字幕或电话连线方式将其播出。随后联系其它相关人员，以做到对突发性事件的及时监控和快速反应。此外，一套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还应该注意平时对参与报道危机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包括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以及业务素质等，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刻能够迅速开展报道工作。
　　（4）倾注人文关怀
　　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媒体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即关注“人”这一主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
　　危机报道中，媒体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重视对危机事件本体的报道，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难者家属；把握分寸，尊重受难者隐私。受难者及其亲属也有维护个人隐私及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权利，他们最不愿提及、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自己或亲人遭遇不幸的过程和悲惨的细节，因此灾难报道要尽量避免给受难者及其亲属带来“第二次伤害”；弘扬危机中的人间真情。
　　2.强化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
　　危机报道，媒体必须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而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媒体应与危机信息发布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从媒体处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各方状况。在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中下，需要强化以下工作：
　　(1)加强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不是化解危机的直接实施者，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危机事件就有可能被压制和忽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可以说，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危机决策。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危机处理效能。
　　（2）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在危机中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是必要的。
　　第一，危机一旦发生，为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避免社会恐慌，危机管理主体首先必须快速应急，通过媒体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最新的信息，争取舆论主动权，有效地控制新闻传播的导向性，防止媒体为抢独家头条新闻，发表刺激危机局势的新闻消息，误导社会公众，或加剧公众的社会恐惧心理；第二，统一信息发布规则和信息发表渠道。政府必须明确信息发布的规则，采取各种直接有效的危机管制措施进行信息筛选，同时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通过新闻发言人，不断向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说明危机发展的状况，唤起社会对危机管理行为的支持。同时，在向公众和媒体沟通信息时，一定要及时向政府内部各部门以及有关方面通报信息，保持危机信息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第三，有效、合理地控制媒体活动的范围。媒体无限制地对危机进行采访，往往会影响政府的危机管理效率，甚至引起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失误，使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或法规来确定媒体能够进入的活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为媒体公正介入危机事件创造制度保障，又不影响媒体参与危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四，为媒体创造公正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媒体公信力的树立有赖于政府开明的媒体政策，需要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为媒体创造良好的介入危机事件的秩序有利于媒体在危机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危机的议论文

危机总是让人惊心动魄，有时扣人心弦。危机是紧张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一些关于危机的议论文，仅供参考。

关于危机的议论文篇一

危机蕴育希望。因为失败了，我们才会有渴望成功的欲望;因为摔倒了，我们才会有站起来的需求;因为有了危机，我们心中才有了希望!

危机总是让人惊心动魄，有时扣人心弦。危机是紧张的。

在危机中，人们得到了认识自己潜能的机会，让人在危机时刻展现风采;微机让人在危机的时刻展露出真情、亲情、友情、爱情的真正含义……危机让人不得不收藏。

别人都拿希望与危机做对比，常说：“危机使人恐惧，希望使人惊喜;危机使人厌恶，希望使人喜爱。人人都躲避危机，人人都向往希望。危机中的希望就如沙漠中的绿洲，苦茶中的糖果，黑暗中的灯光。”我觉得事实上危机没有这么可怕。有两个例子说明了危机对人也是一种辅导工具。

一个农民为了救自己的儿子，竟然在危机时刻抬起一辆压在儿子身上的轻型卡车。儿子得救后，他又试着抬车，这次却无论如何也抬不动了。

还有一件，一个小孩被绑架后，犯罪团伙知道他的父亲连家庭电话都记不到，就让他父亲背出圆周率。这父亲二话不说，竟准确的背诵了圆周率后15000位。创造了中国的一项“吉尼斯”记录。

事后，这两位父亲走在了一起，说：“是危机给了我们拥有一次机会，让我们拥有创造奇迹的希望!危机是美好的!

所以说，生活中缺少希望或遗忘危机都是不行的，因为它们使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坎，轻轻一跃就过去了。

如果说危机是狂风吹来的乌云，我会说：“让狂风来得更猛烈些吧!让白云来得更多一些吧!”让我们一起来收藏危机吧!

关于危机的议论文篇二

“危机”与“机会”，只相差一个字，但深层含义却相距千里。不过，如我们能在危机中寻找到机会，而不是一味地将精力集中与危险和困难，我想，结果应该是会大不一样的。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袁绍。曹操兵力薄弱，对于与兵力雄厚的袁绍作战，根本就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

袁绍坐拥百万兵马，肯定是胜券在握。然而，他们作战之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兵力雄厚的袁绍最终败给了兵力薄弱的曹操，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操的谋臣比袁绍的好，难道说袁绍身边就没有优秀的谋臣吗?不可能，若是没有优秀的谋臣，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在乱世之中争得一席之地。

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曹操自知兵力硬拼是肯定打不过袁绍的，那就只有找机会来险中求胜啊!最后找到了袁绍军队的弱点，一举打败袁绍。 还有许多当时著名的战例，如“赤壁之战”，不也是百万雄师对阵薄弱军队，后以失败告终吗?那确实是谋臣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才找到机会让刘备一举击败曹操。 其实，不只在古代才有在危机中寻找机会，现代一样也有。 如今的美国正经历经济大危机，许多集团、企业也都在这次大危机中宣布破产，如在美国华尔街的莱克兄弟银行也在九月十四日宣布破产。像他们就只是一味地见精力集中于这次危机当中，却没有换个角度想想，这次危机带来的仅仅只是不好的影响吗?难道就不能从这次危机中寻找机会，发现机会吗? 当然，其中肯定有一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就在这次危机中寻找到了机会，使他们的企业更加壮大。在看新闻时，我曾听到有一个人在记者采访是说：“这次经济危机，对我的公司毫无影响。相反，它会给我的公司带来利益，使我的公司发展得更好，更强大!” 是啊!机会总是藏在危机之中，需要我们的发现。正如“世界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现在我把“世界”和“美”更换为“危机”和“机会”。希望我们大家也能多多发现机会。

关于危机的议论文篇三

一个动作，一句言语，一场纠纷;一场喧哗，一场轰动，一场危机。对安全措施视而不见，让危机重重浮现眼前。谁，笑到最后?

倾盆大雨傲然地宣告它的降临，大地却承受不起这突兀而来的危险溢出了眼泪。必须早起上学的我不禁埋怨起这个鬼天气，下雨天真是让人心烦。坐在电动车穿着那湿淋淋的雨衣，我无奈地摇头叹气。讨厌归讨厌，但也是必定的事了。

因为下雨天晚了几分钟出来，街上已经聚满了一群正要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快将近敲预备铃的时间了，看来今天非迟到不可。堵车时谁不想走前面，不时挤上来的电动车使得与我来了个“零距离”的接触。好不容易出来了，飞驰的一辆汽车，霸道地占据了整条单行道，又因为速度很快，两旁的电动车刹住了脚，有的人开始咒骂起来：“开那么快赶去投胎啊!”“对啊，这条路又不是他家开的!”“他要送小孩去上学我们也要啊!”这场闹剧只能抱怨，就算捉着那个车主不放也是没办法的啊。这种横行霸道，蛮横夺理的事情已经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了，而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也只能用无奈地语气来述说。

这个路口刚读完，下个路口又堵，不远处看见一辆警车，我庆幸：有个可以帮我们解难的人了。但是警车上的警车迟迟没有下来。我很纳闷：怎么不来管理管理这个交通?难道说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面对这些事无能为力了?种种幻想像泡泡一般浮现在脑海，可一个场景，却让我把这些泡泡全部打破，并对警察的敬畏降了三分。妈妈把车刚好挪到警车旁，让我恰巧听到了这样的一段对话。那位警察说：“该死，怎么堵车了?”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爸爸，我要迟到了!”“我知道，我没办法啊!”“爸爸你不会......”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数分钟后，警车响起了警声，电动车纷纷让出了道。而我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

公私已不分明，警察已不起带头作用。对安全法律不屑一顾，没有人阻止这场游戏。自私，不为大局已成为主角，新世纪的人类竟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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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伊利的危机管理 论文

　　伊利的品牌管理危机

　　牛永革 蔡静 李蔚

　　伊利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83年郑俊怀受命做厂长时，家当41万元，职工76人，年利税4.7万元，是一组在统计当地GDP时完全可以忽略不记的数字。进入90年代后，企业在郑俊怀的带领下，有了超速的发展，从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伊利从一个几千万的企业发展为一个主营业务收入62.99亿元的全国乳业巨头，居中国乳制品行业销售第一位.2004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已达43.44亿元，实现净利润1.53亿元。在前不久世界品牌实验室（WBL）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共同组织评估的“2004年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排行中，伊利以127.87亿元名列第38位，进入了中国企业品牌价值排行榜的前列。

　　不可否认，伊利这十年的经营是成功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伊利还是充满危机，特别是品牌危机。伊利的品牌建设与维护，存在有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会影响伊利当前的发展，也会影响伊利未来的持续成长空间。

　　一、 伊利创造的品牌概念，正在给伊利带来烦恼。

　　伊利创造的“大草原”概念成全了竞争对手的发展却障碍了自己的扩张，“大草原”概念被风狂挤兑造成的负面效应，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概念的创立者伊利

　　品牌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是品牌核心价值的外在表现，是直接推动产品市场销售的动力。在过去，中国牛奶业一直处于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没有一个一统天下的品牌，原因是产品高度的同质化造成了竞争力的分散化，牛奶行业没有一个企业创造出独特的品牌概念以使自己脱颖而出。当伊利的“大草原”概念推出后，便迅速从众多的牛奶品牌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中国牛奶业的领袖。

　　伊利的大草原概念之所以能把伊利推向中国乳业的顶峰，还是因为伊利抓住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中部和东部人内心深处都存有的大草原情结。“蓝蓝的天空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歌声和诗句让大草原成了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伊利率先抓住了中国人对草原的美好向往，推出了“青青大草原，伊利好牛奶”的品牌口号，这个口号，迅速唤醒了消费者对于大草原的美好体验，这种体验迁移到了牛奶上，也迁移到了伊利品牌上，伊利品牌迅速在消费者心中产生了亲和力。为了把大草原的概念植入中国消费者的心灵中，伊利花巨资推出了一系列以大草原为主体的活动。94年，伊利在首战武汉时，举办以“昭君回故里，伊利送深情”的大型免费品尝公关活动，当年就将市场占有率提升到50%以上，将地方企业逼至市场一隅。在进军北京上海等市场时，伊利对大草原的概念进行了深化，推出了“心灵的天然牧场”概念。直白的大草原仅仅是间接暗示了产品的天然品质，于是伊利将大草原概念进一步延伸为“天天天然”。正是这一系列概念的深化，推动了伊利品牌的发展，也正是伊利品牌的发展，拉大了伊利品牌与其他品牌的距离，使它快速有一个区域品牌成长为一个全国品牌。

　　大草原品牌概念成就了伊利的事业，伊利的品牌运作是成功。但伊利的品牌推展成功，不能掩饰它在品牌维护上的失败。

　　没有壁垒的品牌概念直接推动了蒙牛的快速成长

　　品牌安全理论告诉我们，品牌资产是最容易流失的，一个不能成功防止品牌资产流失的品牌，不算一个是一个好品牌。品牌资产流失，就是品牌价值的减值，当品牌资产流向竞争品牌的时候，就是品牌竞争力削弱的时候。伊利品牌建设的一个失误，就是没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品牌资产，它的品牌资产流进了蒙牛的血管里，它养肥了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蒙牛。

　　蒙牛是伊利的副总裁牛根生于99年带了几个人、拿着伊利给他们的利润分红1000万元创办的。牛根生借助在伊利学得的运作经验，本着先建市场后建工厂、先推品牌后推产品的经营理念，在全国迅速扩张，以1947.31%的成长速度，成长为“99-01年度中国成长企业百强”第一名，成长为仅次于伊利的中国乳业企业第二名，并直逼伊利的冠军宝座。蒙牛高歌猛进的原因很多，但伊利巨资打造的“大草原”概念帮了蒙牛很大的忙。经过伊利的强力宣传，“大草原”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蒙牛直接借来大草原的概念，把自己的品牌嫁接到大草原上，实现了品牌经营上的借梯登楼效应。蒙牛的品牌宣传的是“蒙牛牛奶，来至内蒙古大草原，绿色天然无污染。”它不仅全盘借用了伊利创立的大草原概念，而且还进行了拔高，这样，蒙牛花很少的代价就实现了在品牌上与伊利的并驾齐驱，甚至还超越了伊利，伊利的品牌价值被蒙牛合理地瓜分了。仅这一项瓜分，就直接为蒙牛节省了数千万甚至可能是上亿元的广告投入，这是蒙牛1000万能起家的重要原因。如果蒙牛没有伊利的品牌概念铺底，而是从零开始运作，蒙牛的区区1000万，恐怕还不够交市场探索的学费。蒙牛的崛起，伊利可为是帮了大忙，但令人很不开心的是，蒙牛还不领伊利的情，伊利是不是很冤？

　　伊利的创造的品牌价值已经被众多中小乳品企业风狂挤兑

　　品牌理论认为，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同业企业，如果在品牌主题中都过度强调这一地理区域的某一自然特征，那么这一自然特征会在消费者心智中转变为影子品牌，企业品牌则会变为影子品牌伞下的子品牌。这种影子品牌由于具有区域特征而不具有企业特征，无法进行自我保护，而成为整个行业的共同资产。于是就会发生一种怪现象：大企业拼命注入品牌资产，而小企业拼命挤兑品牌资产。就像几个大企业支撑了“涪陵榨菜”这个影子品牌，却被大量的中小企业拼命挤兑，努力从“涪陵榨菜”中提取效益一样。

　　伊利创造的“大草原”概念，由于只有地理特征而没有企业特征，结果品牌概念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影子品牌概念，“大草原”变成了一个影子品牌，结果“大草原”像唐僧肉一样变成了公共财产，失去了专有权，伊利为草原企业做了一件公益事业。蒙牛虽然靠享受这公益影子品牌壮大了，但它的品牌资产大量地注入了影子品牌，而众多的中小企业却在挤兑这种影子品牌拼命。自从伊利、蒙牛靠大草原概念成功之后，现在全国有很多的企业都引入了大草原概念，都把自己打扮成草原牛奶，有的打“大理天然牧场”、有的打“新疆天山牧场”、有的打“阿坝草原”、有的打“黄河源头草原”，如此等等，草原概念已经泛滥成灾了。当大小企业都在使用大草原概念的时候，伊利花巨资打造的大草原概念就失去了往日的市场拉动力。关键是，良莠不齐的企业都大做草原文章，不仅直接会败坏大草原的形象，也等于直接腐蚀伊利品牌的核心支柱。这些带有机会主义特征的搭车行为，除了疯狂地挤兑大草原的品牌价值外，是不会努力维护大草原概念，这种挤兑的结果，伤害最大的不是挤兑者，而是被挤兑得者――大草原概念的创立者伊利。

　　伊利创造的品牌概念已经成为其市场扩展的羁绊

　　伊利起源于“大草原”，成功于“大草原”，也正在受制于“大草原”。

　　伊利已经不再是草原人的伊利，它正在变成中国的伊利，而且还想变成世界的伊利。但由于生产集中与消费分散、远距离运输与本地化销售两大矛盾的存在，伊利必须努力推进生产本地化。本地化生产，本地化奶源，伊利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大草原”概念就失去了根基，因为伊利在全国的很多生产基地的奶源就来自当地，而不是大草原。如果这个时候伊利还在诉求“大草原”概念，带给消费者的只会是一种欺骗感，这种欺骗感会严重伤害消费者对伊利的信任，一旦信任丧失，伊利品牌就会毁于一旦，伊利的事业也会遭到重创。蒙牛的广告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伊利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大草原就成了一种羁绊。伊利面临着严峻的品牌再造任务。

　　伊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尝试把大草原概念向“天然”概念深化，以“天天天然”为新的品牌诉求。“天然”概念能成功取代伊利的“大草原”概念支撑起伊利的品牌大厦吗？

　　“天然”是什么?“天天天然”又是什么？是奶牛的生长环境天然？还是牛奶天然？仅仅从伊利的品牌口号“天天天然”看，它应该是指伊利牛奶是天然的，意思是“天天喝的都是天然牛奶”。牛奶都是奶牛产的，怎么会天然？如果说奶牛产的就是天然奶，难道还有人工奶不成？说牛奶天然，很是站不住脚。

　　如果伊利说的“天然”是指奶牛的生长环境天然，那就是暗指圈养奶牛产的奶不是天然的，是质量不好的。伊利这样的诉求在提高本企业的产品价值的同时，也在贬低其他圈养奶牛所产牛奶的价值。事实上，奶牛养殖的工厂化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也是主要模式，就是牧场养殖，也要添加特别饲料，以增加产奶量，纯粹靠天然牧草来养殖奶牛，其产奶量是难以满足养殖户要求的，所以，一个牛奶企业很难保证自己的奶源都是纯天然牧草养殖的奶牛产的奶，就是伊利恐怕也未必都能完全做得到，如果一旦做不到，就会为自己留下巨大品牌安全隐患。因为宣传名实不符而一旦公诸于众，就会要了企业的命。就是伊利在内蒙能做到这一点，但伊利在全国扩张，由于条件所限，很难都能保证自己的来源都来自天然牧草奶牛，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伊利的品牌也会面临信任危机。另外，天然概念像大草原一样，一旦被市场认可，也会被竞争对手风狂挤兑，伊利莫非还要当一次活雷锋？所以我们觉得伊利的“天然”概念与“大草原”一样，可以在某一阶段为伊利贡献利润，但不能作为长久的依靠，“天然”难以支撑起伊利的品牌大厦，由“大草原”概念向“天然”概念的理念演变，无法解决伊利品牌的核心价值问题，伊利又陷入了品牌概念的困惑之中。

　　二、囿于质量层次的品牌定位，给伊利的持续成长设置了羁绊

　　仅仅立足于质量层次的品牌定位，是一种弱势定位，只有立足于文化的品牌定位才能保证品牌的差异化，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成长。

　　伊利在质量保证体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伊利先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大草原和黑龙江杜尔伯特大草原都建立了优秀奶源基地。03年伊利就实现了奶牛养殖由大群体、小规模向小群体、大规模的转化，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和集约化的奶牛养殖道路，在全行业开创奶源基地建设的全新模式。为了配合伊利的全国扩张战略，先后斥资11亿，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和托管等方式在北京、上海、河北、陕西等地建立自己的高质牛奶生产基地，以缩短企业与市场的距离，确保消费喝到新鲜的牛奶。伊利还在产品质量管理方面推行了四位一体的全方位食品质量认证模式，即ISO9002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规范生产制造的GMP体系、确保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有效进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的HACCP体系，以及具有绿色壁垒通行证之称的ISO1400环境管理体系，伊利要保证的是向市场上提供的每一滴奶都是合格的。

　　伊利的质量管理的确是做得可圈可点，但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品牌要在市场中求得一席地位，都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模仿的品牌诉求，以同竞争品牌相区别，但伊利的品牌质量诉求能鲜明地与竞争对手相区别吗？不能。

　　求同化的质量诉求使伊利品牌失去了个性

　　个性是品牌的生命，没有个性的品牌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可口可乐介入奶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它的奶品时尚化，以便能与可口可乐的品牌相容，并与竞争品牌相区别。但以伊利为首的中国乳业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在诉求质量。

　　伊利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光明乳业，它是中国乳品行业里资格最老的企业，它是伊利和蒙牛的老师。作为伊利和蒙牛主要领导人的郑俊怀和牛根生都曾在这里参观学习过。光明牛奶一直以来都将质量作为其品牌的独特诉求：“100%好牛，产100%好奶”，“做好牛，产好奶”，“三保科技产品”（保新鲜、保营养、保安全）是光明牛奶一直以来的牛奶宣传口号，质量概念已经成为光明牛奶的品牌核心。伊利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蒙牛也在质量上大做文章，它把质量界定为“天然、纯净、新鲜、健康”。中国乳业三巨头的核心诉求都是质量，高度的同质化，造成了品牌个性的丧失，在市场上恐怕很难说得出伊利牛奶与蒙牛和光明有什么区别。这样问题就产生了：伊利品牌与蒙牛、光明等同类品牌竞争上的趋同性所产生的品牌重叠，使消费者对伊利品牌的介入度和心理依存度会随时间推移而降低，最直接的反映是品牌价格保护功的丧失，最严重的后果是价格上升时产生更大的弹性反应，购买量迅速减少，而价格下降时则产生更大的无弹性反应，购买量并不明显增加，这对伊利的快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品牌同质化为伊利拉大与竞争品牌的距离增加了难度

　　伊利、蒙牛和光明三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了全国市场的50％，品牌集中度已经很高，三大品牌进一步品牌外发展的市场空间已然很小，于是三大品牌之间的相互竞争就将成为市场竞争的重点。由于同质化诉求，三大品牌之间很难拉开的距离，因此伊利想要大步超越光明，或者是把即将超越的蒙牛远远甩在身后，将变的非常困难。伊利以质量为中心的品牌诉求，已经成为伊利的快速发展一大障碍。

　　满足于质量层次的品牌定位，使伊利品牌呈现出弱势特征

　　按照美国品牌学家卡菲勒的观点，质量保证是一种弱势品牌定位，因为保证了质量仅仅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所以在品牌理论中，以质量为中心的建立起来的品牌，只能算是初级品牌，它只有在产品的质量竞争时代具有竞争力，随着品牌竞争由质量竞争时代向个性竞争时代的演化，品牌的竞争力也就丧失了。目前中国的牛奶业竞争，正在走出质量时代而走向个性时代，伊利的质量概念正在失去原有的竞争力，伊利不能全面提升其的品牌的文化价值，不能在建立消费者心目中建立独特的品牌个性，就很难保证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能取得长足的胜利。Upshaw认为，建立强有力的品牌个性文化特征，有利于保护和增加品牌价值。就像伊利率先打造质量概念奠定了伊利的基业一样，伊利现在面临的是如何建立具有独特个性文化价值的品牌，依靠独特的个性化品牌销售主张，率先超越质量时代，而进入个新竞争时代，是摆在伊利品牌建设面前的迫切任务，也是实现伊利的“可持续成功”的关键。

　　三、投入不足，伊利品牌成长后劲乏力

　　最该投资的地方投资不足，最不该投资的地方却投资过剩，在品牌成长的关键时机，伊利的有限资金没有用在刀刃上。

　　品牌管理理论认为，品牌建立的最佳时机，是产品的快速成长期，而一旦错过这一时期，要再培育品牌就非常困难。中国乳业目前正处于市场快速成长期，是企业创立品牌的最佳时机，快速扩展市场、快速培育品牌是乳业企业的当务之急。据业内专家预测，中国乳业发展的黄金时间还有三到五年，错过这几年要想再在乳业市场有所成就会非常困难。所以，几乎所有的乳品企业、不管是老牌企业还是行业新军，都在聚集资源进行疯狂的扩张，以便为下一步的竞争赢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竞争筹码。

　　蒙牛正在全力聚集竞争力量，以图最后一搏

　　伊利的直接竞争对手蒙牛已经计划要在2005年，将产能提高一倍，达到275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蒙牛筹集了大量资金。资料显示，在2001～2004年间，蒙牛共融得资金22.138亿元，其中2004年一次性融得资金14亿元，这些资金都用在了市场和产能的扩张上，蒙牛要依靠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借助强力的市场扩张，来取代伊利成为中国乳业之王。西南王新希望则斥资10亿元强力介入乳业市场，仅仅两年就完成了在西南地区的收购与兼并活动，现在棋子已经布到了全国；娃哈哈也筹集了10多亿巨资要瓜分乳业蛋糕。光明、三元、三鹿、完达山、辉山等，也不甘示弱，纷纷倾其所有，要奋力一搏。

　　伊利正削弱自己的竞争力，给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

　　蒙牛在全力跑马圈地，那么作为乳业老大的伊利在做什么呢

　　2004年6月29日，伊利举行了2003年股东大会，会上，一位股民对伊利董事长郑俊怀说：“蒙牛已经在香港上市了，憋足劲在投钱扩大产能，可伊利偏偏投国债，最需要钱的地方而你们却不投资，难道伊利真的钱多得用不完了吗？”这位股民的话点到了要害上。据《世界商业评论》刊载的伊利资料显示，伊利股份于2002年8月末增发4896.14万股，募资8.25亿元。资金到位不到两个月，公司就大量买入国债。发布于2004年6月18日的澄清公告称，从2002年10月18日召开的公司四届四次董事会通过关于公司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国债事项的决议，期间累计投资额4.17亿元，共出售国债2.47亿元，截至2004年6月16日国债余额为1.45亿元，累积亏损1700万元。伊利称只是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国债。伊利真有那么多闲置资金吗？事实是，伊利近年来负债持续攀升，财务费用快速增长，2002年底伊利股份的资产负债率为36%，较2001年底的44%有所下降，但负债率下降纯粹是由于2002年8月通过增发新股募集资金8.25亿元所致，扣除这一因素，负债率实际上是50%，其中，伊利股份2002年底的流动负债同比上升了44%，而2002年度的利息支出更是同比增长了95%。到2003年底，伊利股份的资产负债率更是进一步上升至45%，负债总额同比上升81%，流动负债同比上升71%，长期负债更是大幅增长230%，同年的利息支出同比增长133%至2134万元。负债总额中，有息负债部分从1.16亿元增至4.2亿元。今年首季季报还显示，伊利股份经营现金流由去年末的5亿元变为负2000万元，应收账款则增加到8000万元。由于国债市场自2003年8月份开始连续下跌，伊利股份也深套其中。。从2004年3月31日到4月23日，新购买的国债投资又亏损了1200多万元。

　　在其他乳业企业都集中资金于产能扩展和市场扩张的时候，伊利却在投资国债，而且还大幅亏损，在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的时候，伊利不是集中有限资金以获得更多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伊利经营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如果伊利认为自己已经是乳业老大，已经不需要更大规模投资了，已经确立了不可超越了市场地位了，那就错了。去年，对究竟谁是中国乳业老大的争论已经开始，如果说2003年伊利还勉强坐在老大的位置上，到2004年，还是不是老大恐怕已经难说了，至于2005年，按照目前伊利的打法，恐怕江山不保。做市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在各家憋足干劲攻城掠地的时候，伊利却还在抽走市场资金，实在不能称之为明智之举，如果伊利不能充分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和有力的市场局面，快速提升自己，等到机会错过，伊利恐怕就只能自吞苦果了。现在投资不足，伊利品牌成长的后劲就会大打折扣。伊利千万不能在品牌成长的关键时候釜底抽薪，应集中全力，为品牌的快持续成长奠定坚实基础，为下一步的市场恶战积累充足的品牌能量，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四、品牌竞争，伊利四面楚歌

　　打土豪，分田地，伊利面临四面竞争。

　　伊利面临的市场格局可以被描述为“前有狼，后有虎，中间还有一群小老鼠”。业内资深人士李天田描述中国乳业的竞争格局是：2002年是中央军团稳扎稳打，地方军团保卫家园，海外军团虎视眈眈，新军团气势如虹；2003年是中央军团收缩战线，地方军团疲惫应战，海外军团一边干看，行业新军全军溃烂；2004年的趋势是：巨头争霸、终端争夺、外资进入。

　　在伊利成功的时候，中国乳业市场还只有三元、光明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巨头，但现在，短短几年，就迅速崛起了蒙牛、新希望、娃哈哈、完达山等乳业新军，并且迅速成为中国乳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直逼伊利的龙头地位，伊利刚从光明抢过来的中国乳业王座，已经面临着强大的挑战。

　　传统巨头不甘落后

　　伊利首先是来自传统巨头的挑战。光明、三元对伊利的快速成长早就耿耿于怀。作为北方老大的三元，不甘心伊利的崛起，他们把竞争的战场打到了伊利的老家，三元在呼伦贝尔建立了超高温灭菌奶基地，3批次保温实验产品经检验，各项指标均符合超高温灭菌奶质量要求，新线已开始投料生产，这预示着三元正式杀进在超高温灭菌奶市场排在前列的伊利的大本营。三元公司副总经理桑悦说：呼伦贝尔三元公司超高温灭菌奶扩建工程竣工，该公司超高温灭菌奶产品的日产量在原基础上翻了一番，生产能力达到每天40吨，主要销售区域目前是当地的市场，按照三元的计划，下一部还将继续向内蒙古其他区域以及东北地区扩张。看来光明与伊利的竞争已经进入了贴身肉搏之战阶段。

　　光明决不甘心让出自己多年的老大地位，已开始了全面收复失地的工作。光明携着从股市筹来的9.5亿元巨资杀向全国。2002年6月，光明乳业斥资1.3亿元升级1996年收购的黑龙江光明松鹤有限公司，要和伊利竞争东北市场；2002年9月14日，光明乳业以1500万元现金取得长沙第二大乳品企业派派食品有限公司60%的股权，在2002年12月29日，光明乳业受让江西第一大乳业公司英雄乳业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光明要与伊利决战华中市场；2003年1月，光明乳业又开始杀进伊利的核心市场广州，悄悄完成了对广州达能的收购，从而握有了广州达能100%股权，光明与伊利的华南之战拉开了序幕。光明还和北京林河工业开发总公司共同投资1.4亿元，在北京顺义新建第二个乳品工厂，日产量可达300吨，品种主要是北京人爱喝的酸奶，光明要抢伊利在华北的优酸乳市场。

　　新生巨头立誓赶超

　　作为新生的巨头，蒙牛更是牛劲十足，要与伊利分高下。蒙牛是直接靠利用伊利的缺点成长起来的企业。蒙牛与伊利展开了管理、文化、促销、品牌、资金和人才等领域的全面竞争。蒙牛是1999年7月，伊利集团副总裁兼冷饮事业部总经理的牛根生，一气之下带着从伊利分得的一笔资金及冷饮事业部9名核心人员，共同注册1000万元注册成立的。蒙牛设立当年，就把伊利作为挑战对象，发誓要利用伊利的漏洞来成就蒙牛的事业。蒙牛成立当年，就实现销售4000万元，2002年增长到21亿元，在全国乳品行业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上升至第4位。自蒙牛成立以来，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伊利，在刚刚过去的三年，蒙牛的复合增长率高达137%。2003年度实现销售收入40.7亿元，实现净利润2.3亿元。按销量计算，蒙牛在2003年度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液态奶生产商，而这时蒙牛成立还不到五周年。在中国乳业资本第一轮角逐中，伊利的产销量事实上已从第一位退至第二位。郑俊怀已经迫切感到，稍不留意，伊利这只大象就会有葬身蛇腹的危险。早些时候，蒙牛计划上市的消息一出，伊利就非常紧张。发展迅猛的蒙牛成为伊利的心腹大患，如果再有资本市场融资通道，伊利担心蒙牛将一发不可收拾。为此，伊利聘请咨询机构，制定了系统打压蒙牛的计划。据称，当初步调研报告汇总后，项目主持人认为计划实行的结果，可能招致整个中国乳业的重大损失，遂立即叫停。由此看来，蒙牛的崛起，已经给了伊利巨大的发展压力。

　　乳业新军快马抢摊

　　一批乳业新军更是快马加鞭，跑马圈地。在西南市场，新希望把矛头对准了伊利，2002年8月，做饲料出身的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斥资5000万元入主四川华西乳业，同年12月9日，新希望在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击败伊利等竞争对手，成功收购了云南邓川蝶泉乳业公司。不久前，一家著名的国际咨询公司，已为新希望量身定做了一套乳业5年发展规划纲要。迄今为止，已有南京、合肥、青岛、武汉、郑州、重庆、西安、哈尔滨等地的9家乳品企业表示愿意合作，并有3家企业签定了意向协议书，新希望已经把触角伸向了全国。而在华东的维维和娃哈哈也是剑拔弩张，开始向全国市场扩张，他们要利用资金优势，在乳业市场分一大杯羹。谁都清楚，这些市场新军要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最大的土豪就是市场老大伊利，所以几乎所有的市场新军都把竞争的矛头对准了伊利，伊利正在成为竞争的焦点，能不能在这场斗争中获胜，是伊利能不能继续领导中国乳业市场的关键。

　　国外巨头的趁势而入。

　　跨国公司也已经跃跃欲试，要抢占中国乳业市场。早就以奶粉进入中国的雀巢，在销售额下滑的情形下，开始瞄向奶源，首先在黑龙江投入巨资开发奶源基地，开始介入液态奶市场；达能参股光明、豪吉等企业，开始了中国市场的扩张；就连可口可乐公司也开始来插一脚，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软饮料市场独占鳌头，该公司拟在近期内推出一种“母亲计划”的牛奶饮品。由于牛奶传达出的信息并不像可乐那样充满时尚感、使人神清气爽，可口可乐公司的官员表示，公司将在奶制饮品的大小、包装和口味上下工夫以弥补牛奶在人们心目中的不够时髦的缺陷。外资企业的加入，乳品市场一场混战看来是在所难免。作为市场老大的伊利靠什么取胜？伊利准备好了吗？

　　五、品牌延伸失败的幽灵正在腐蚀着伊利的品牌形象

　　粗暴的品牌延伸，伤害的不是被延伸的产品，而是支持延伸的母品牌。

　　品牌理论认为，品牌延伸和品牌扩张是品牌发展的关键道路，是品牌资产增值的重要措施。但品牌延伸、扩张不当，或品牌延伸、品牌扩张失败，就会损害母品牌形象，就会降低品牌资产。

　　伊利在品牌延伸与扩张上，有成功但也有失败，成功，成就了伊利的品牌发展，失败则正在给伊利带来品牌危机。

　　不遵循市场法则的品牌延伸，让伊利吃尽了苦头

　　“真棒”是一个非常有效益的产品。但天公不作美，真棒在市场不受欢迎，严重滞销。据业内人士估计，“真棒”给伊利带来的损失将在三千万元以上。
　　现在的企业经济已经演化为成长经济，而成长的支撑就是品牌，伊利如果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去做出伤害品牌的举动，无意于饮鸩止渴。伊利的真棒事件损失最大的其实不是3000万元投资，而是达售行为对伊利品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的，也是伊利品牌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