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盈科研究论文

江盈科研究论文

章培恒先生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杜，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1979年出版专著《洪升研究》，对清初戏剧家洪升的生平作了系统的考订和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章培恒教授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种突破。 后又编成《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从人性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描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具有广泛影响。1985年编纂《全明诗》（集体科研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1979年修订《辞海》他担任分科主编（负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编委。合编大型丛书《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 《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巴蜀书社出版），《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国禁书简史》 （己由日本新潮社出版日译单行本），《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考证性的，其所提出的看法大都与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有相当大的距离，如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解放后的中国研究学者都已肯定为吴承恩，他却认为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为游记性质的作品而非通俗小说，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等几篇论文加以论证。中国现已有部分研究者接受他的观点。此类论文中的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献疑集》，于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曾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另一类论文是对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重新加以剖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其所得出的结论，或为以前的研究者所未尝言及，或与流行的见解相歧异。前者如《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华文史论丛》 第三辑，与人合作），联系金圣叹的哲学思想以研究其文学批评，为前人所未及；后者如《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日本《古田敬一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言文学论集》），将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与通常把李梦阳仅仅视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批判对象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些也都为同行所重视。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01期）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学术月刊》1964年12期）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学术月刊》1966年04期）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04期）关于洪升生平的几个问题——读《洪升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3期）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1年10期）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吉川幸次郎、章培恒，《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02期）《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4期）施彦端是否施耐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6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07期）论《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4期）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04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05期）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03期）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1期）再谈《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2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03期）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01期）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01期）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01期）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03期）被妻子所弃的诗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与李白的婚姻生活（《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1期）研究近代文学 首先须研究近代诗（《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2期）《封神演义》作者补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04期）神圣忧思录:杂谈中国戏曲的前景——以昆曲、京剧为中心（《上海戏剧》1994年01期）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3期）说“冲冠一怒为红颜”（《上海文学》1995年06期）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1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章培恒、骆玉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4期）中国诗歌里的酒（《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02期）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章培恒、刘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20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文学学科的回顾与瞻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8年Z2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人性、美感及文学的发展（章培恒、骆玉明，《文学报》2000年6月1日）从“论”说“史”……（《文学报》2000年7月6日）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02期）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章培恒、徐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04期）《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02期，第5～17页）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必须重视汉语言文字的发展特点——谈一种关于写作的无理要求和批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01期）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一场闹剧及其背后（《艺术评论》2005年09期）再谈《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2期）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02期）经济与文学之关系（《学术月刊》2006年05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05期）《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 《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部地域性文学研究中的优秀之作（《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8月4日）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读谈蓓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文学报》2006年12月28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04期）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规范文科学术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12期）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两点建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01期） 《三国演义辞典》前言（《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三国演义辞典》序（《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02期）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代序）（《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曹正文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全明诗》前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5期）《江盈科集》序（《书屋》1997年04期）人性的解放与形式的演进——《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文汇报》2007年7月17日）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04期）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规范文科学术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12期）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两点建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01期） 美好的中文（章培恒、陈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05期）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章培恒教授访谈录（章培恒、宋荣，《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22期）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章培恒、马世年《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高中作文素材:考场作文素材 材料议论文审题实用技法1

近年来高考语文命题更趋于公平、公正，就各地的作文题来看，已不是过去单一的话题作文，命题形式已趋于多样化，出现了图画类、文字类、寓意型等样的材料，由过去的不限文体趋向限制文体。一些作文材料，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素质，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要写好这类作文，审题是第一道“门槛”，它直接决定着作文的成败，但从写作实际来看，给材料议论文写作现状却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缺乏应有的切实有效的分析材料、提炼观点的方法。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材料的意思呢？本文就材料议论文审题，谈谈分析材料、提炼观点的方法。

一、单项材料

1、查原因

俗语“无因不成果”，是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原因。我们一旦知其结果，只要顺藤摸瓜，层层推进，总能探求其原因。材料分析查原因法，就是根据结果去推求原因，在原因处立论，确立文章的观点。

[示例1]一个六岁的孩子，放学回到家，拿起刀子就要切苹果。只见他让苹果横躺下，一边是花蒂，一边是果把，刀子放在中间。刚要切，爸爸赶忙喊道：“切错了！切错了！”话音刚落，苹果早已被切开，儿子拿起一半给爸爸看，喊道：“爸爸好漂亮的一颗五角星！”只见苹果的横断面上，由果核的轮廓组成了规则的五角星。

这是一则叙述性材料。事情的结果是小孩子切苹果发现了规则的五角星图案。为什么会出现五角星图案？是小孩子不按常规而横切苹果。难道小孩真的不懂如何切苹果？不是，而是小孩有一颗好奇心。小孩的好奇心是发现果核而成无角星图案的原因。好奇心就是人们常说的创造性思维，稍作引申就能得出结论：创造性思维能获得意料不到的成功。

2、明关系

材料中人或事物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总是以一定的关系而依存，我们可以从分析他们间的关系入手而立论，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正常关系是怎样的，不正常的关系又该怎么办。这样准确抓住了他们间的关系就能正确立论了。

[示例2]一位大学生，在校花销吃紧，写信向在乡下种地的父亲要钱。信只有三个字——“爸：钱。儿”

人们知道“三字信”以后，议论纷纷。请以这位大学生中学同学的身份就此给他写一封信。（以议论为主，兼用记叙、抒情等写法）

这则材料的中心内容就是三字信。材料中的人物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其正常关系是骨肉关系、亲情关系，可是在儿子的三字信中，除了“钱”连接关系外，再也没有其他，甚或一两句问候语。说明儿子与父亲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究其原因是儿子缺乏礼貌，缺乏孝敬心，缺乏对在乡下日夜操劳的父母的安慰。因此，以中学同学的身份给他写信就要劝导、教育他要懂得孝敬父母。若不从此入手，就会在“花销紧”要节约上大做文章，而不能切中问题的要害。

3、抓关键

提供的材料总是有一个中心，为了突出中心，有时会在材料中设置关键句，抓住这些关键词句就能把握材料的精髓，准确理解材料，正确立论。

[示例3]北人生而不识菱者，仕于南方。席上啖菱，并壳入口，。或曰：“啖菱须去壳。”其人自护其短，曰：“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清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清江盈科《雪涛小说》）

这则文言材料中“其人自护所短”便是关键句，这一关键句意在告诉人们“自护所短”是要不得的，因此可以教容易地得出结论：不可自护所短。若抓不住这一关键句而赞颂北人不同凡响的壮举就不足为怪了。

4、辨是非

命题者在提供材料时，时而在其中将自己的褒贬爱憎的感情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来，这就是材料的是非倾向性，对此不可视而不见。辨明材料中的倾向性，可以判断自己提炼的观点是否正确。

[示例4]当断臂的维纳斯展示在人们面前时，吸引了无数好事徒趋之若骛。他们提出种种接上维纳斯断臂的奇思妙想。维纳斯失去的手臂就如同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圈套。但迄今为止仍未有任何设计能取得普遍的赞赏。

这则材料的倾向性非常强。材料称想接上断臂的人为“好事之徒”，称他们的行为是“趋之若骛”，“好事之徒”“趋之若骛”贬斥之情溢于言表，也就是材料中对想接上断臂这种做法持否定态度，对断臂维纳斯持赞赏态度。“好事之徒”的做法实质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据此，我们可以提炼这样的观点：①要有独特的美（从断臂维纳斯的角度）；②要顺其自然，不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与人（从好事者的角度）。显而易见，如不顾材料中的倾向性而提炼“攻关不怕难”，“只要坚持就能成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高中作文素材:考场作文素材 材料议论文审题实用技法1》由我整理

文言文袁宏道《论文(上)》

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

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

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

从胥门往前十里，就到了石湖。

上方山正蹲踞在湖上，它景色比虎丘山优美，难道不是因为太湖的缘故吗？至于说到山峰聚集，层层翠绿的山峦，这样的景致，虎丘山也是很不错的。前行依靠着孤亭，让人想起千里云彩的景象。

大约是因为上方山比其他的山高，只有虎丘山矮小。站在高处，向四面看其他的都低，没有一点波澜起伏；站在低处看，远处翠绿层叠，其他山都成为了屏障，千山万壑，和平原旷野相互映衬3因此特别容易看到这两座山距离城都很近，但游人喜欢虎丘而舍弃上方山，难道不是孤高的让人难以相信，合乎世俗的容易接近吗？我曾经以为上方山景致优美，而虎丘山借助于他山而变得优美。

虎丘山像打扮时髦的女子31掩映在珠帘之后；上方山像披着粗布衣服的道士517神采非凡。两座山谁好谁坏呢？只是个人随从自己的喜好罢了。

乙未年秋末，曾经和小修江（是人名吗？）爬上山峰看月，藏钩肆谑，奴婢林小青罚喝酒，半夜露水打湿衣服，喝酒尽兴，才回去，回去时东方已经变白了。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

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

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 *** 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

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

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

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

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

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

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

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

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

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

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

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

关于高梁桥： 高梁桥位于海淀区西直门外偏北半里左右，是北京西郊历史上一座名桥，是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九年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外所建石桥。

明清之时，这里古刹林立，水清见底。当时都城中王公大臣、男女老幼，每至夏季，坐在两岸绿荫下，桥头酒肆、茶馆，游客盈门，为京师郊外一胜景。

古时候，高梁桥一带繁华壮观，在巍峨的西直门城楼上远眺高梁桥，长河似玉带，白桥跨碧水，绿荫藏酒肆，古刹连西山。近观高梁桥，桥下，柳浪飞燕逐清波；桥上，行人车马如穿梭。

出城、进城必由此经过，故这里热闹非凡。侧看高梁桥，则又有小桥、流水、人家之感。

楼、水、桥、人构成了燕山脚下一幅“清明上河图”。

《血山》译文： 益王是宋太宗的第五儿子，叫赵元杰。

（赵元杰）曾经在府邸修建了一座假山，耗费数百万的财产，建成后，召集下属官吏饮酒观赏，众人都赞扬称好（假山），而姚坦却独自低着头不看。益王强迫他看（假山），姚坦说：“我（在这里）只看到血山，根本没看到什么假山。”

益王很惊讶，问他（只看到血山的）原因，姚坦说：“我在田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督促交税，上下一起逼迫，父子兄弟被鞭打得痛苦不堪，血流满身。这座假山都是用百姓租税筑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呢？”当时（宋太宗）皇帝也在修建假山，还没完成，听到姚坦的话之后马上命人砸毁（假山）。

《白云亭》译文： 拜见寇莱公词堂，登上秋风亭，下面挨着长江。这一天天阴很重下着小雪，天气凄冷，再看亭子的名字，使人怅然若失，才有流落天涯的感慨。

于是又登上双柏堂、白云亭。堂下原先有寇莱公所栽种的柏树，现在已经枯死了。

然而南山峰峦很多，秀丽可爱。白云亭是天下最幽奇最绝妙的地方，群山环围着，一层一层显现出来，古木繁密茂盛，往往都是二三百年长起来的。

亭栏外面有两个瀑布直流进山涧中，像珍珠在跳跃，像玉屑在飞溅，冷气侵入骨间。它的下面是慈溪，奔流着与长江会合。

我从江浙进入湖北，行程五千余里，经过了十五州，最美的风景没有超过白云亭的，只在县尉办公之地的后方。巴东知县一点事也没有，作县令的可以睡觉、吃饭都在亭子中，那种乐趣简直无边，可是县令空缺动不动就是二三年，没有谁肯来补缺，这是为什么啊？ 《次北固山下》译文： 旅途在青山外，船儿泛着湛蓝的江水向前。

潮水涨满，两岸之间水面宽阔，顺风行船恰好把帆儿高悬。 残夜还未消退之时，新的太阳已从海上升起，旧年尚未过去，江上已流露春意。

寄去的家书不知何时到达，希望北归的大雁捎到洛阳去。 《观第五泄记》译文： 从庙门往右拐，有一个石头铺的小路。

走几步听到很响的打雷声，心里感到害怕。山上的和尚说：“这是瀑布的声音。”

快步走去，迈过一块石头缝隙，就看见了瀑布。石头青绿，陡峭如刀削，达不到寸肤（长度单位）的宽度，三面石头就像外城一样耸立。

瀑布在青壁间落下，震撼着山谷，就像直着向下喷出雪花一样，突兀的岩山横拦瀑布，激起水花，就像彩虹，拍到岸边水浪突然卷起来然后才落回水中，水的气势更加雄壮，是游山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色了。游人们或坐或靠着岩石向下望，拿自己的脸接住迸起的水沫，开始就像一丝凉线，空空的都像编织物的横线，到了飞雨泻崖，还留恋不想回去。

傍晚回来，游人们各自写诗赞叹。所看到的景色已经非常绮丽，回想起来更加变幻，恍惚就像牛鬼蛇神等各种怪诞形象，不知该怎么描述。

这时已经半夜，山鬼呼唤老虎的声音，就像在床边一样。大家相互仔细看着对方，胡子眉毛头发汗毛，全都树立起来了，就好像鬼一样。

苏子瞻酷爱陶渊明的诗，认为他的诗平淡而恰到好处这一点是很珍贵的。

凡是物品，酝酿它就会变甜，烧炙它就会变苦，只有平淡的味道不可以创造；不可以创造的，就是文章的真正灵魂。浓的东西不会再变淡薄，甜的东西不会再变苦辛，只有平淡什么都可以创造；什么都可以创造的东西，就是事物真正变化的形态。

风被水吹拂就会生起涟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山雾就会出来，虽然（1），不能着色，但却是最淡的。陶渊明用的就是这个。

东野长江（人名？东野是孟郊，长江是？），想用人力取得平淡，文章风格显露至极，所以变得冷峻艰涩。白居易坦率，苏轼豪放，但一个被理所缚，一个为文所困，所以都望山（2）沮丧而退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学不高，而是他们没有平淡这一本色。

（1）处可能是通假字，看不懂。（2）处岫指山，在文中的意思并非指具象的山，请意会。

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

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

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

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

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 未下夕舂，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

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注：①为春为月：是春天，是月下 ②夕岚：傍晚的山光 ③勒：抑制 ④相次开发：一个接一个地开放 ⑤石篑：一个人的号 ⑥傅金吾：任金吾官的傅某 ⑦张功甫：人名 ⑧恋：迷住 ⑨绿烟红雾：指绿柳红桃，叶茂花盛，颜色浓艳 ⑩湖光染翠：湖水成为绿色 ⑾设色：用颜色描绘 ⑿夕舂：夕阳 ⒀极其浓媚：把它的浓媚姿态发挥到极点 ⒁受用：享受.译：西湖景色最美的时候是春天，是月夜。白天里最美的是早晨的烟雾，是傍晚的山岚。

今年春雪很多，梅花被寒气所抑制，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景观更是奇特。石篑多次告诉我：「傅金吾园中的梅花，是张功甫玉照堂中的旧物，应该赶快去观赏。

」我当时迷恋着桃花，竟舍不得离开湖上。从断桥到苏堤一带，绿草成烟，红花似雾，弥漫二十多里。

歌吹的声音，如风阵阵传来；仕女的粉汗，如雨纷纷落下；罗衫纨裤的游客，多于堤畔的草，真是艳丽极了。然而杭州人游览西湖，却仅在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五时之间；其实湖光翠绿之美，山岚颜色之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阳未下时才最浓艳。

月景之美，更是难以形容。那花的姿态，柳的柔情，山的颜色，水的意味，更是别有情趣韵味。

这种乐趣，只能留给山中的和尚与识趣的游客享用，那能和俗人说呢！[心灵感悟] 作者撇开一般所共赏的湖光山色，着重描写西湖六桥（苏堤上由南而北的六座石拱桥，名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一带的春月景色，从初春的梅桃杏争妍到一天的朝烟、夕岚、月下的独特美景，用简洁轻快的笔墨加以描写，写出西湖“别是一种趣味”的风致。为文以审美感受为线索，按照游西湖的先后顺序，用平实的文笔记叙了自己游西湖的感想和西湖美丽壮观的景色，而描绘春季杭州西湖美景时不尚夸饰，只就眼前之景点染几笔，却活画出西湖的“灵性”，表达了与常人不同的独到审美情趣，从而表现出作者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独以自然山水为乐的情感。

简介作者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

他与其兄宗道、弟中道都是晚明反复古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当时称“三袁”。他主张文学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品语言清新明快，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等。

初至西湖记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

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

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

草草领略，未及偏赏。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译文（西湖一）：从杭州城北面偏西的门向西走，望见保叔塔高耸在层层山崖中，可（诗人）已心飞到西湖上。中午时分到了昭庆，喝完茶，就划船进入西湖。

山色葱绿，宛若美人的黛眉；（岸上）春花嫣红，恰似少女的面颊；湖上和风，如同酒香谎？砣耍缓？胁ㄎ疲？瓢诅币谎？鸱？8找惶？罚？丫？痪醴浅：每矗？？硇亩甲砹恕4耸毕胗靡桓龃视锢疵栊矗？？栊床怀隼础4笤己孟瘛堵迳窀场分兴？挡苤灿删┒悸逖艋胤獾兀？饭？逅？？？衩岳牖秀笔保？黾？？哂懈雒琅？？呛勇逯？瘢？谑怯么罅炕？龅奈淖中稳萋迳竦拿酪约白约喊？降男那榈氖焙颉N矣挝骱？诱庖淮慰？迹？笔笔峭蚶？？？迥甓？率？娜铡？晚游六桥待月记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

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

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

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

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译文（西湖二）：西湖最美的季节和时辰是春天和月景。

一天中最美的是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和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今年春雪很多，梅花被春寒抑制而迟开，和杏花、桃花接上了，斗妍争奇，竞相开放。

成为罕见的奇观。好友石篑多次对我说，傅金吾园中的梅花，高雅非凡，南宋名将张俊之孙张功甫，他的家园林中玉照堂有梅花四百株，想急着去。

公安派的定义

公安派，明末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三袁籍贯在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重要成员尚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该派主张文章不可尽复古，也就是反对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之拟古、复古说法，主张是“学其意，不必拘泥字句”。

另，该派亦主张文学重性灵、贵独创，所作清新清俊、情趣盎然。

目录
[隐藏] 1 形成背景 1.1 政治与社会背景
1.2 哲学思想背景
1.3 文学背景

2 发展历史 2.1 形成期
2.2 发展期
2.3 衰微期

3 文学理论 3.1 论诗
3.2 论文
3.3 论俗文学

4 影响 4.1 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5 参见
6 参考资料

[编辑] 形成背景

公安派产生于文学思想蓬勃发展的晚明时代，其兴起的背景，和政治社会、哲学与文学三方面的背景皆有所关连[1]:2-3。分述如下：

[编辑] 政治与社会背景

明神宗初期，在大学士张居正的辅弼下，朝政稳定；不过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出现怠政的倾向。不上朝、不批奏章以及缺官不补，让朝政陷入混乱、国库空虚。1592年（万历二十年）援朝鲜征伐日本，财政益加枯竭，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朝廷开始采矿、收矿税，试图借此解决困境；但由于吏治不修，派出的矿税监四处搜括民间财产，增加的赋税也多中饱私囊，国家收入反而更少。富豪、官员趁此时大肆兼并土地，许多农民丧失工作，四处奔逃，造成土地基础动摇，有些流民甚至被迫成匪，使社会更加动乱。在此一环境之下，小说、戏剧吸引了不少民众的喜爱[1]:3-11。

[编辑] 哲学思想背景

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开始其心性论的思路[2]:401-405，阳明学绍阐陆象山之学，并称陆王，对程朱理学学派在中国思想界的长期统治产生了动摇[3]:918。到了嘉靖以后，民间社会的市民生活逐潮多样化、官方控制力减弱，伦理的束缚渐小。加上城市、商业、交通和印刷、造纸计术的发达，创造了相对自由的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渠道。许多学者脱离官方学校进行私人讲学。1584年（万历十二年），面对这种民间士绅的思想力量，朝廷不得不将王阳明、陈白沙、胡居仁等人并祀于孔庙。获得官方认可后，王学也在社会中迅速散布开来[4]:300-302。

王学后期，发展出由王畿、王心斋以至于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为主的泰州学派，肯定了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对传统秩序提出挑战，其“非圣无法”、大胆而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别吸引一些拥有文学气质的文人[4]:317-318。其中李贽正是公安三袁之师，在其所著的《童心说》中，主张有价值的文学是有真情实感的，对于以摹拟为尚的作品则予以讥讽，甚至批判圣人经典[3]:919-920。从他质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更要求为文应“蓄极积久，不能自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已可见到公安派主张的前驱[5]:378-379。

[编辑] 文学背景

从明代初期开始，“复古”就是文学思想的主流。先有杨维槇、林鸿、高棅等人支配了诗坛；而后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继起，[1]:15[5]:312-313。接下来，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喊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口号，后有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兴起，其间虽有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与茅坤等唐宋派文人的反抗，但影响不大[3]:898-918。

不过，由于拟古主义的庸俗引起了反感，加上晚明的学术思想有了变化，反拟古主义的声势日隆。除了有前述的李贽之外，焦竑、徐渭与汤显祖等人，都有反拟古主义的观点，为公安派的理论起了先行的作用[3]:918-920。

[编辑] 发展历史

公安派是以袁氏三兄弟为核心，其中袁宗道在万历十四年以会试解元，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复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为东宫讲官，在士林中赢得很大的声望。袁宗道不但带领宏道、中道二人得以结识李贽、汤显祖，为公安派的思想形成做了准备。而他在朝中结识的太史黄辉、陶望龄等人，也早在袁宏道入仕前，就开始反对拟古主义，为公安派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的共识[6]:49-50。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袁宏道任吴县知县，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文墨之士开始交往，为他日后主张的传播建立了管道；而其中江盈科、陶望龄、丘长儒与方子公等人，更与其相互唱和交游，对宏道的文学主张日益认同，为公安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6]:50-54。

[编辑] 形成期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指出其弟中道的诗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已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首次树立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旗帜。此说一出，立刻得到江盈科、袁中道等人为文支持呼应。同时其兄袁宗道，则在北京写成《论文上》与《论文下》二篇作品，以严密的逻辑攻击拟古主义，为宏道的“性灵说”提供了理论基础[6]:55-60。

在1595年到1597年间，公安派诸人为文致书，交相呼应，攻击拟古主义思潮的荒谬，对前、后七子的文坛统治地位形成冲击；而同时，宏道的《解脱集》，中道的《南游稿》、《塞游记》，丘长孺的《北游稿》，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陶望龄的〈洞庭山记〉等大量清新的创作产出，在理论与实践都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公安派一形成即成爆发之势[6]:60-62。

发展期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任顺天府学教授，北上京师；袁中道也通过乡贡成为太学生而到北京就学。次年，江盈科因改任大理寺廷尉入京，与黄慎轩、陶望龄也来到北京。袁氏三兄弟于是在城西的崇国寺葡桃林中结社论学，往来者除三袁外，还包括尚宝潘士藻、刘日升；太史黄辉、陶望龄、顾天峻、李腾芳；仪部吴用先、中舍苏惟霖；以及江盈科、丘长孺、方子公诸人。这些参与者虽并非全部都支持公安派的理论，但葡桃社已俨然成为公安派活动中心。其间众人不但作诗唱和，更因为时常郊游往来，形成一波游记创作的高峰[6]:62-65。

在此时期，袁宏道的文学理论仍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雪涛阁集序〉中揭诸“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的理论，盛赞江盈科作品“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的创造精神，形成公安派的重要文献[6]:65。

不过，1600年袁宗道去世，葡桃社众的情绪大受打击；1602年，李贽被捕自杀，陶望龄、黄辉等人恐遭牵连而先后离开燕京，宏道、中道因兄长丧事回到公安，流派重心遂南移公安。1605年，江盈科的病逝，对公安派来说又是一大损失。然而，此时袁家兄弟除与原公安派诸人保有书信往来外，又结交了一批楚地文人形成新的群体，其中陶孝若、曾退如是重要代表。袁宏道的此时期诗风转以山水田园诗为主，宗陶潜为典范[6]:65-68。
1606年到1608年间，袁宏道再赴帝都，流派成员也在北京再次小聚，陶孝若、丘长孺、方子公、曾退如等人皆有参与。这段时间袁家兄弟的创作又有所开拓，袁宏道因公事曾赴陕西一趟，作品也因此行视野大开而更为精致；而袁中道的《游居杮录》融日记与随笔于一体，产生了小品文的另一样式[6]:68-69。

衰微期
1607年，陶望龄、方子公去世；1608年，袁宏道去世；次年黄辉又卒于四川。核心成员陆续辞世，后继者又鲜有能达到三袁成就者，于是公安派渐入末流。另一方面，公安派所高举的“独抒性灵”大旗，又局限在个人情感的领域，明万历年间正是内外交迫时期，东北有满族努尔哈赤的崛起，朝中有官僚集团倾轧日深，而民间反抗朝廷压迫的怒火也逐渐升高，公安派的成员虽然不乏有关怀民间疾苦的作品，但理论无法处理文学与时代、社会之间的问题。在创作与理论的衰退下，公安派迅速衰落，到袁中道辞世后，便完全成为历史。[6]:69-72
文学理论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反复古、反模拟的。虽然公安三袁仍有崇古之言，但是他们认为“学古”不应拘泥于字句的模拟。如袁宏道就说：“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宗道也指出：“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都主张学古应师法的是古人达意的精神，而不是字句间的相似[7]:10-13。
论诗
公安派将明代以前的诗，分为诗经、汉魏、六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宋元各期。其中对于汉魏的风格并无分析、对六朝之诗也并未作细分。而针对唐诗分为四期的说法，公安派也仅应用于谈论明代时文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在论唐朝诗风时，多以“三唐”取代之，但也未细说三唐的分界为何[8]:33-34。

在公安派之前，复古派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公安派对诗的探诗集中在宋元一期。然而实际上在论述中几乎未提及元代诗人，可以说是以宋诗做为评论的重点。袁宏道认为，宋元诗人能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与写作方法，无所不写的特色让他们虽然在整体成就上无法与唐代匹敌，但是精采之处已足以与唐诗并存。袁宏道特别标举出欧阳修、苏轼，认为他们堪与李白、杜甫并比[8]:34-37，甚至在与李贽的信中，称苏轼为“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不过，由于袁宏道在提高苏诗地位以抗衡唐诗时，始终未有提出具体的评判标准做为依据，因此亦有难以服人之弊，就连其弟中道都在《宋元诗序》中以“诗莫盛于唐”，直接表示了不同的诗史观[7]:41-42。

至于明诗方面，袁宏道以苏州的诗风转变为例，将明诗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明初至弘治年间，即前七子活跃以前，此时吴地文风鼎盛。第二期为弘治以后到庆历以前，即前七子之后、后七子之前，此时文风已经靡弱；到了第三期即庆历以后，后七子中徐桢卿、王世贞等南方诗人投入复古阵营，吴地文风便从“人各为诗”变成“众口一诗”了[8]:71-72。在明代诗人中，袁宏道特别推崇徐渭。徐渭之诗不同于复古派末流的句模字拟，而能从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写出他人写不出的东西，于是被宏道誉为“我朝第一诗人”、“今之李杜也”[8]:38-39。

论文

论俗文学

宋元以来俗文学逐渐流行，由于其不受复古风潮的影响，也没有形式、格律的束缚，能真实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从李贽开始就对俗文学大加推崇，并借由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俗文学作品的的方式，宣传他的观点。受到李贽影响颇深的公安派，也对俗文学加以肯定，袁宏道就曾将罗贯中、关汉卿两位俗文学作家与司马迁并列，认为他们都是识见极高之人；又称《水浒传》与《金瓶梅》为嗜酒之人必读之书[9]:161-163。

不过，相较于小说与戏曲，袁宏道对俗文学中的民间歌谣有更大的关注。他曾说：

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

甚至学习民歌的手法进行创作，视之为求真的门径，并认为这样的做法使他自己“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9]:163-164。

影响
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是日本文学史上汉文学兴盛的三个时期之一。在江户中期，荻生徂徕的萱园学派追随明代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古文辞学。到了江户后期，古文辞学也如同复古运动般进入千篇一律的窘境，此时包括菅茶山、市川宽斋以及山本北山等人，便借用了公安派的理论，攻击古文辞学之弊。尤其是山本北山《作文志彀》、《作诗志彀》两本著作，借用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不仅主导了江户末期的汉文学走向，同时也对当时知识份子的心态与人生观造成影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