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坤论文期刊

周坤论文期刊

听过偏头痛、紧缩性头痛，但是，大家对雷击头痛应该很陌生。这种一瞬间爆炸般的剧烈头痛，令人担心会引起缺血性中风、脑出血或脑水肿等并发症。现在透过磁振造影新技术，可揪出雷击头痛潜在的脑部病变特征，进而提供医师轻易判读，并有助未来找出此病生理机转，以及新的治疗与预防之道。

雷击头痛瞬间爆炸！是最严重且最危险的头痛之一

可逆性脑血管收缩症候群(RCVS) 又称为雷击头痛，是最严重且最危险的头痛疾患之一，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如爆炸般的剧烈头痛且合并血管收缩。病患在发病期间，常因例如上大号用力时、洗澡淋浴、性行为 *** 时，或因情绪激动所诱发。令人更担心的是，病患有相当高的机会产生缺血性中风、脑出血或脑水肿等并发症，造成病患及医疗体系相当大的负担。

为了找到雷击头痛的疾病生理机转，荣阳头痛团队陈世彬副教授、周坤贤副研究员及王署君主任，于科技部脑科学专题研究计画补助下，利用先进磁振造影神经影像技术，找出雷击头痛之脑部影像特异性变化与厘清其病生理机转。该论文已于2018年9月1日刊载于国际著名期刊《美国医学会期刊:神经学》(JAMA Neurology,IF=11.43,5/197)上。

过去大规模研究显示，在正常人脑部磁振造影影像上，若有少量小白点(即白质高亮度病变)，将会显著增加将来中风、失智症及死亡的风险。而在雷击头痛病人的磁振造影上，常常可见到类似的小白点，受到医师及病患高度关心，但过去却未有任何研究，造成对这些白质病变的空间分布、时序变化及临床重要性，医学界可说是一无所知。

荣阳团队研究发现：雷击头痛病患脑部白点体积发作期远高于正常人10倍

但是，荣阳头痛团队利用新的磁振造影序列及开发新的影像分析技术，证实雷击头痛病患之脑部白点体积，在疾病发作期远高于正常人10倍以上，而且这些小白点具有特殊的空间分布及时序演变，这与过去所知与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病或偏头痛等疾病之相关白质病变完全不同，具疾病特异性的表现，其体积于疾病急性期与血管收缩严重程度相关，可作为疾病严重程度的脑指标，此新技术不需要使用侵入性的血管摄影，也让一般的临床医师可轻易判读。

研究团队利用血流动力学的分析，推论此白质病变与脑部缺血及自律神经功能异常所造成的过强脑血流脉冲，有明显相关的病生理机转，对于以后开发疾病专一性的治疗有帮助。

目前团队有更深入的研究探讨，最近于欧洲头痛联盟官方杂志《The Journal of Headache and Pain》发表新的高解析度血管造影判读此病血管壁发炎成果；及证实天气，包括温度、气压及降雨量，可以影响此病的发生率约10%，并已发表于美国头痛学会官方期刊《Headache》；现正进行包括血液、尿液、脑脊髓液及基因相关的研究，寻找此病可能的生物标志，希望能早日厘清此病病生理机转，找出新的治疗与预防之道，避免病患为发病所苦。

经济犯罪的原因趋势或者是论文续论之类

　　经济犯罪的发展趋势
　　党的十五大以来，对经济犯罪的打击惩治力度不断加大，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已有多人，特别是近年来打击经济犯罪连出重拳，成效显著。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犯罪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其发展趋势是：
　　一发展案区域进一步扩大
　　当前的经济犯罪案件不仅是那些有权、有钱、有物的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金融、建筑行业、经济效益较好的工商企业，而且在过去被人们称之为“清水衙门”的教育、民政系统也有案件发生，甚至一些已停产关闭待破产的企业也发生私自变卖企业设备、零部件，增加债务的案件。有的犯罪分子还将黑手伸进移民资金、救灾资金、养老福利资金、下岗职工补助资金。
　　二作案金额进一步增大
　　当前经济犯罪作案金额进一步增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在过去80年代和90年代初，某些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金额仅几千元，几万元，很少有集体贪污现象，可进入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分子贪污的金额也水涨船高，少则几万几十万元，多者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有上亿元案件发生。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胡长清先后90次受索取钱物544万元，广东省食品集团总经理贪污公款人民币419万元，港币580万元，美金2万元，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受贿达1400多万元，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收受贿1600多万元，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香港嘉华银行原董事长金德勤贪污公款达3000多万元。原全国人大常委原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书记、主席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广东佛山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原科长罗斌贪污公款1.6亿元，深圳宝安区原信用社主任邓宝驹贪污公款2亿元，福州特大贪污走私案，涉案金额500亿人民币。
　　三犯罪主体职位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各处查办的腐败案件多发生在基层腐败分子职务也不高，进入90年代以后，党内高层干部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已由于县处级向地厅级省部级方向发展。这些高层腐败分子长期身居要职，多年以从政生涯，包括让部下、同学、亲戚在内庞大的关系网，加上犯罪者手握政权，地方的司法，纪检机关根本无法撼动他们。从近年来查办的许多高级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情况看，每件都由中央纪检机关出面调查。国内头号大贪污官成克杰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再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吸人民血4000万。 例如：1993年年底，成克杰利用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与情妇贪污受贿脏款，存放境外，婚后使用。
　　1994年初至1995年6月，成克杰利用职权，擅自将银兴公司直接划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管理，并要求自治区计委为银兴公司为该工程立项：指示南宁市政府大幅度压低工程土地价格：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行为银兴公司工程贷款事成后，银兴公司按预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2021万余元。
　　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成克杰利用职权，将该工程交由银兴公司和自治区民委共同建设开发；将该工程项目法人由原定的自治区民委改为银兴公司；要求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法人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违反国家规定指令自治区房改为办公室，将房改基金人民币2500万元借银兴公司，为银兴公司向国家计委申请工程项目补助款人民币1300万元。事成后，银兴公司按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委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2万元、港币2万元、美元2万元以及黄金钻、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元。
　　1994年7月至10月，成即利用职权，先后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为其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百万元，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成即利用职权，指示有关部门直接工程招标工作更改中标结果，安排该工程局承接有关工程，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8年初，利用职权，某仁先升北海市公安局局长，推荐并批准同意本一洪担任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成克杰单独贿赂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元）。
　　综上所述，成克杰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李平其同收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
　　可谓平步青云任途得意的事迹史，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30日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资产。
　　经济犯罪分子的职位已由普通国家工作人员进一步向职位较品税高的领导干部发展，1997年全国纪检、检察机关查处涉及省部级干部仅3人，1999年查处涉及省部级干部就达17名之多，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就有一半多的党政领导班子出了经济犯罪分子，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情况。
　　四作案手段多样化，高科技犯罪发展迅猛
　　近几年来，经济犯罪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高资产、泄露商业秘密和技术情报发展。由账面做手脚向假公济私，利用所谓合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发展，有的甚至打着企业改制、合资等旗号，在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过程中半卖半送，侵占国有资产。高科技犯罪频频出现，银行系统的计算机作案，采取改变计算机指令，改变磁盘分配；编造假会计凭证，制造假账，证券领域违法操作，制造虚假信息，以及信用证诈骗，伪造增值税发票，伪造“人民币”等有些利用职务搞诈骗等。
　　(五）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
　　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蔽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目前这类犯罪首先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为突出，而高层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事实最为惊人；其次是经济犯罪主体规模从高龄化和低龄化到各个年龄层次都有增长趋势；再次是经济犯罪案件盘根错节，群体性经济犯罪越来越严重。
　　（六）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
　　单位经济犯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比较多的是走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妨害国家税收管理以及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等等；犯罪的主体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单位；犯罪金额较高。经济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经济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大案、要案也在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犯罪涉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等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经济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侵吞社会财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常、有序的进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公害。

　　二、 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犯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形式。但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经济犯罪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体制设计存在缺陷，短期内结构性经济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之中，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的碰撞与矛盾，转型中特有的经济成份的复杂性，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客观上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
　　23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曲折起伏。80年代初的“reforming out of the established system or incrmmental reform”体制外先行或增量改革战略，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的中国中央又先后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并宣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还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辅之以按资分配利润、按股分红，并承认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是政策的短视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突出出来。比如：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单纯的扩权让利，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发挥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但产权关系模糊，政企职能没有同时分开也为企业领导进行化公为私的经济犯罪提供了理由和方便。
　　在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的目的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配套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实际上与分配制度改革配套的调节分配制度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各种原因带来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导致人们心理失恒，攀比心强，急功近利的非规范经济行为盛行，并引发各种传统的经济犯罪形式兴旺。
　　在就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众所周知，由于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严重的就业人口持续增长，而结构性失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于是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则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阶层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为了生存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抢劫银行巨额现金的张军犯罪团伙，其成员就多是一些贫困的青年农民。
　　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法规的具体执行办法缺少，导致在市场准入制度上存在人为壁垒，而信息披露的监督和事后检查，违规、违法行为的量化标准 ，市场兼并的效率准则和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导致近年来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如去年的股票市场中猖狂的内部交易、虚假陈述、恶炒个股，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所谓“基金黑幕”问题，就是全社会关注的经济犯罪典型。
　　（二）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而新的市场机制远没有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法律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这就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所积淀的种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干预和插手经济事务，以个人的好恶决定行政机关政策或决策的制定；而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更是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时期，自然导致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各种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层出不穷。各种权利寻租手段公开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德心和政府形象。如最近查办的交通部多起副部级干部经济犯罪便是明证。
　　（三）对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认识不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理想化地认为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公平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规范经济，就是损益经济。因此，强调减少计划指导，尊重市场机制的多，对市场存在的失灵或局限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没有认识到市场本身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市场在分配问题上有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分配，因为它不能阻止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产生的纯租金。例如股票市场的暴涨或通胀使一些人一夜暴富，再比如技术领先导致的垄断条件下产生的纯租金。
　　市场的社会化界限。企业和个人关心的往往是短期的经济发展，因此对长期的社会效益兴趣不大。并常常会为短期利益破坏社会长期利益。如国内严重的违反生态原则的环境污染案件。
　　市场的伦理界限。市场经济没有伦理的自发机制。社会伦理要求取消某些市场，而市场经济会引发各种违法道德的市场的兴旺，如近年来国内发现的地下精子市场、卵子市场等。
　　市场自发的消极和破坏因素。市场会自发地产生如垄断的倾向、无效益竞争、投机、舞弊、操纵等经济犯罪。市场经济的效益最大化预设客观上引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巨大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盛行。
　　市场经济中物质和金钱的巨大诱惑，使有些人经不住为满足私欲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有些人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为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在现阶段，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失灵的足够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经济犯罪的敏感性不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的处罚阻力较大，威慑力较小。

求关于廉洁修身的论文

　　中华优秀传统与廉政文化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传统美德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今天，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青少年身上，寄托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i] 建设廉政，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要有文化上保证，讲廉政必须讲廉政文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中国廉政文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吸取中国传统精华推动中国廉政文化的建设，并认为中国优秀传统中有关“立志”、“畏”、“知耻”的论述，对当下廉政文化建设具有直接的关系。
　　一、志在“立志”
　　树立廉政之风，应该提倡“立志”，志即“意志”。我们不主张唯意志论，也不主张精神决定主义，然而人的行动总被意志决定。意志不会凭空产生，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意志有高远、平庸之分。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意志，也是一种“关心”将什么放在心中，耿耿以怀，成为意志高洁低庸的分界。
　　毛泽东说：“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起要买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我的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ii] 在毛泽东看来，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这样的人，意志高远，可与共大事，仅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将其放在生活追求的第一位置，这样的人连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
　　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自小读孔夫子的书，崇拜过曾国藩。他相信过一种理论，即“意志本源论”，意志与精神之间是对立同一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决定精神，一方面精神一旦决定，又反过来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生活、工作与行动，成为力量之泉。离开意志，人成为软骨动物，失去方向与动力。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是孔子对他学生曾参说的一番话。一个读书人，应该将遵行发扬道义作为志向与目标，如果不是这样，总以穿不上时髦光鲜的衣服，吃不到山珍海味而觉得羞耻，这个人就不值得与他讨论问题，大概作朋友的资格也都没有。将孔子的话与毛泽东的回忆联系思考，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在立志这个问题上确实受过孔子的影响呢？
　　《郭沫若传记》有以下一段记载：一九四六年“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出狱，前后关押达五年零两个月。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郭沫若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正出自孔子的《论语》。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主体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却有类似宗教的意义。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iii]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 的说法，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天的情况是，不是等到“穷”了以后才独善其身，而是在“达”的时候既不“兼善天下”，也不“独善其身”。有道说：“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一生即便有诸多不是，晚年改错，总归可取；有人到了老年失去应有的操守，半世辛劳付之东流。[iv]传统告诉我们，保护晚节，是基本的立志，节志晚全，是“底线”的要求。
　　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躁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主宰原本飘荡无主的心。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方志敏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至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胡长清“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v][4]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
　　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作发扬光大的中国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他说，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生俱来，愈是到了后来，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他主张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至于“致良知”的境界——良知的恢复与重光。“至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立志的思想里程。
　　王阳明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总要清心寡欲，持志不动，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荡与浮躁的，受声色犬马的诱惑，东追西逐，不知所至。人心不再是美好的“良知”，而变成发狂的“牲口”，放逐于名疆利场。所以，王阳明说：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还是有用，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官员的良知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
　　《论语·学而》载：“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曰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总之，在立志这个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什么是志？怎样立志？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
　　二、畏的哲学
　　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下面我们来说“畏”的哲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受到的教育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人有多胆地有多少产”。总的说来是无畏。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真可以“无所畏惧”吗？也不是。
　　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畏惧的东西，叫你去怕，用这个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信佛教的人就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伊斯兰教不像其他两个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安拉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你的命运，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然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安拉，是“民”！
　　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怕字，一个畏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有了这样的自觉，就可以建立起来廉洁的党风，就使我们的干部走在河边不湿鞋。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越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vi]
　　畏是一个哲学，这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他在很多地方说到天命。他说：“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他将命与“天”联系起来，而强调天的可畏可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在孔子看来是“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将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天可以认可一切，也可否定一切。如果在人间之上还有一个客观意志的存在，那么这个绝对意志就是“天”，具体说来是“天意”，是“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
　　“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上面这些话是台湾一个学者叫南怀瑾说的。有的说得不对，有的说得还有道理。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人民最重要。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与“命令”。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一时来看，贪污腐败可以得到满足贪鄙的心理，然而等着他的是火光烧屋、波涛覆舟，引来灭顶之灾。
　　古代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实际上现在是“政权民授”。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民如水，执政者驾着一条船，心里哪一天，没有了人民的“天”，水随时都有“覆舟”的可能，这怕不怕呢？想通了这些，我们的干部就保得住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vii]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有了这个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问题就出在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特别的贪财。这就是说愈是到了晚年，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特别做到如履薄冰，将一个畏字，一个戒字放在心上。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viii]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ix][8]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的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上的风俗，要从之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教育与“督责”。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到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要像做启蒙工作一样地去做知耻的教育工作。耻字从耳，“耻”字的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打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社会舆论正在谴责腐败，力度还要加大，要让腐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切与此有悖的思想论点都要扫除干净，诸如“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腐败搞活经济”等谬论都会使腐败分子对自己的作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这样的歪理盛行其道，根治腐败将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理想。
　　以上我们重点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重要的思想，即“立志”、“畏”与“知耻”。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仅此而已，其如大海，选择以上几点开展讨论，仅是瀚海拾贝。也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对廉政文化建设起支持作用的只有以上诸思想，只是作者认为这三个思想与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以此举一反三，直至对中国优秀传统取得深切体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将其作为封建余孽，批判有余，承传不够。我们要做的是披金淘沙，更新再造，使其中优秀成分复兴光大，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大厦的有益资材。假如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新认识，假如我们真觉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果真对廉政文化建设有所助益，那么相信中国廉政文化乃至中国新世纪新文化建设将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