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废名的论文

研究废名的论文

硕士论文后记参考模板

这篇毕业论文经过较为长久的准备，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的赶稿，现在终于写成了二稿，稿子交给导师，我的确也该动笔写我的后记了。这篇后记要怎么写，我乃斟酌良久，最后我想我不如做得稍微特立独行些，写出我这些年的成长来，而我的寻寻觅觅的心情，我对那些帮过我善待我的人们的感激，也包含其中了。

我与燕园的缘分，到如今已近七年，其中研究生的这三年尤其值得我铭记。铭记什么呢？首先是我的导师姜涛老师。他教给我的远不止是学术，从他那里我太丰收了，以至于一时竟说不出他教了我什么。这些天我交了稿子，正在读一本介绍中国社会学史的书，读之收获很大。我一边读一边想，姜老师以一个诗人，为何要下那么多功夫把社会学纳入他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方法？我认为这个答案很要紧，关乎人文学者的安身立命问题。我以我对社会学的粗浅涉猎而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学视野教导我要回到人类生活中去。历史尚可能以大人物为中心，而社会学是真正关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当一个人在书斋里太是玄思了的时候，打开社会学著作，便马上看到普通人怎样生活，这复杂纷繁的人间俱呈于目前。我尚还在思索，思索得并不通彻，但感到对我自己，研究生期间能接触这样的思想让我兴奋，而且对我真正有所补益。我幼稚的青春期，曾经长期是与这个时代和它的大众生活充满紧张感的人，中学时代从学校学到的不过是应试，而我自己私下里的阅读和自我教育，则把我变成了一个典型的不合群的文学青年。那时的我尖锐而盲目，虽然我对美好事物的信仰都是真诚的。生活环境的限制和性格的幼稚爱走极端，让我信任孤独而不是交往，幻想超脱而不是参与。我曾自己选择孤独，但我的孤独不是我向世界交出的答卷，只是说明我盼望却没有答案。那时我没什么说知心话的人，却自己指认历史中的无数同伴，比如阮籍、嵇康，比如写作《野草》的鲁迅，比如波德莱尔和尼采……我充满年轻人的冲动爱这些人，却不能爱我生活的世界。我相信一切美好的灵魂都是痛苦而纯洁、孤独而挣扎的，而我在这个时代，至少我狭小的生活圈里看不到这些。我看着自己不合时宜，非常悲观，相信我要走一条苦难之路。

本科四年的我，在对于北大的熟悉与对自己的批判反思中痛苦度过。其间发生了一些对于我个人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在长期夸张地预感到苦难以后终于结结实实迎来了苦难，这是命运的恶意，也是命运的顺理成章。但是艰难地、悲观地、充满怀疑地，北大开始预告给我一种成长的可能。我还记得，并且会永远记得一些事情。比如大二时韩毓海老师的当代文学课——那是我在本科期间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思想冲击。我开始了解到北大所孵育出来的真正的左派立场，他们绝不孤独绝不感伤，他们知道为人而不只是为己。就像多年以后我在戴锦华老师课上所听到的：判断一个真正的左派的标准是他是否站在弱小者立场上发声。闻此言我是一旦豁然而贯通之，鲁迅的怜小弱真是比鲁迅的反抗绝望更加可爱了，鲁迅的世界中总有对受苦者的爱。我从鲁迅又想到自己，我灵魂的苦痛与挣扎必须回到人群，必须回到为他人，这样才是真正的自我珍重与自我拯救。

后来我开始读研究生，我开始师从姜涛老师。我还记得之前第一次上姜老师课，那时我大三，没见过他，只听说是一个英俊的诗人。他走上讲台时一身黑衣，未开口前我莫名想到了穆旦，一开口则我不知怎样形容。总而言之，姜老师的幽默即是智慧，智慧即是幽默了，简直分不开。后来我渐渐懂得，深刻当然必须经过痛苦，然而深刻发展到高级阶段必须超越痛苦，一种高级的、从容的、成熟的心智，应该是幽默的。一开始我觉得姜老师不像我从前喜欢的那些诗人，姜老师的诗也不像我读熟的那些诗。我曾向他问起，为什么他成熟后的精神构造里一点也不提及彼岸，但又不是尼采式的激烈反对彼岸世界，而是一点不看重这个东西。姜老师的诗歌和态度，都是如此的基于人间，并且拒绝矫情和感伤：早年写都市人生活中那些挫败的、灰暗的、挣扎不脱的心情，然而表现上用的是机智的幽默反讽；近年来则抱负更大，为时代生活画像了。他曾说他的目标是写出尘世不圆满生活中复杂的层次，这个态度乃令我深思。向现世敞开，从容直面并对话于时代的全部险恶与温情、丰富与匮乏，这才是真正的勇者与智者，向往彼岸的.人相比之下是软弱的，其逃世之情虽可以同情，但绝不是立志于思想者应该跟从的。于是社会学这个资源我渐渐引起重视，这门学问到极致可就真是详尽的理出尘世中人生活中复杂的层次来。作为一个研究思想的人，要知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所以关注世俗人性意义重大。我这几天看着社会学书上对于民国时期城市和农村的人群生活状况的统计分析，觉得很大的启发。我终于那么真切、详细地了解到了我所研究的文学所来自的世界，也更能知道新文学在其中的位置。我感到触及了有血有肉的人们，而我们的工作应当于他们有意义，像那些社会学家一样。

我的这篇关于废名的毕业论文，是我报告研究生三年学习与思考的心得。关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从本科大四开始的。因为我是一个一直拼命寻找思想支援的人，所以初读这部小说给了我好大的喜悦。莫须有先生的人生态度、对于家国命运的热心、对平常人的理解、规劝世人的诚恳，还有他把艰苦生活过成一种诗的心态，都使我激动。我也想像他一样。后来研一时旁听过姜老师讨论四十年代文学的一门课，也谈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我于是重读这部作品而有意于研究了。在研究中，我最后成形的思路是从身份问题切入，这是我在读研过程中的新认识，即考察一部作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是在这种关系中自我确立和进行实践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出于对自己三十年代的反动，出于回归世事的思想新发展，他是真正参与到乡土社会中去了的，因此要说清这时的废名，非说清他参与了哪些生活。这部小说让我兴奋的也在这一点：它早已溢出了文学，扩展到思考整个人的生活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为人找到皈依（救现世的儒教），而这种含纳整个生活史的写作反而是有更彻底的诗的精神的。当然，这个“诗”要最广义地去理解。此论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姜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与我往返讨论，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学术理解力和写作能力，并且在姜老师的引导下把废名这个个案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民族、传统联系起来，开阔了研究眼界，知道了什么是“小大由之”的学问。姜老师三年中对我的诗歌写作的耐心指导，也让我感激。我的诗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有良师教导，所以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进步，而这种诗的进步背后是我的心智结构的进步。我真希望这种和姜老师谈诗悟道的生活能够永不结束。也感谢温儒敏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指导，在温老师的热心邀请下，我曾带师弟师妹们上门拜访，温老师也曾给过我的论文设计一些指教，他对我们后辈的鼓励与期许在激励着我。姜门包括温门的师友们，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的缘分，李培艳师姐、金娟秀师姐、刘璐师姐、郑树敏师姐、刘芳文师妹、程晨师弟、高幼丰师妹、孙雅馨师妹、王欣玥师妹、杨先溥师弟，他们都给我的硕士生涯以陪伴，感谢他们让我有一个温暖的师门！

论文写毕，即将毕业，我还要感谢陈平原老师，既是因为这三年中选修、旁听他课程所获的教导，也是因为感谢他给我机会让我能继续在燕园读博。陈老师素来是闻名的严师，而又是那样严慈有度，为人为学都有一种温雅之风、人情练达之境，让人敬仰，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尽力交一份老师认可、也对得起自己的学术答卷。同时还要感谢陈门的同学们，尤其是李浴洋师兄。在我考博的过程中，李浴洋师兄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建议，其为人的热心，学术的优秀，都是我深为佩服的。另外，张一帆师兄这一年也在做四十年代废名，与我撞车了。但还好我们是因此结下了同题之谊，张一帆师兄的研究对我是一种启发，我希望我现在的这篇论文也能有和他切磋的快乐。因为有陈门一批优秀而热情的同学们，我预感到我未来的博士生活会十分充实而快乐。

在这三年学习生涯中，我还要感谢现代文学教研室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教导。感谢吴晓东老师、王风老师、张丽华老师，三位老师对废名都有研究，都与我有过讨论。吴老师惠赠过我他的研究文章，并对我的开题报告提出了一些好建议，其人对文学的坚守与为人态度的近人情也让我叹服，他仿佛总在说：“文学是可以也应该爱的”，让我这样被文学灼伤过的人在反复的自我调整中坚持寻找新的与文学接通的方式。王老师以他编《废名集》劳苦而获得的心得无私地指导我，就最初的“写实”等问题与我有过讨论，王老师指导学生论文的话我最爱听，每次都觉得又懂了好多文章之道、学术之道。也感谢王老师为我引荐陈建军老师，陈建军老师惠赠过我他辑录的废名书信，对于不熟识的学生如此热情帮助，让我感到学者的淳厚品格。张老师在我最初接触废名时，也曾和我就她的废名论文有过讨论，开题时也指出了我的设计的问题，感谢她热情的帮助！同时，也要感谢孔庆东老师、高远东老师开题时给我的指导。现在，我以忐忑的心情将这份不甚完美的论文呈送于各位老师目前，接受老师们的批评。

与此同时，也要感谢现代文学专业以至北大中文系的同级和众多师兄师姐兄弟姐妹们，董亚惠和曲楠选择和我一起考博，一路上我们互相陪伴，现在都考上了，以后博士期间大家还要一同致力于学术，希望我们继续相亲相爱共同努力。我的室友们，张亚婕、刘婧、胡琛莹也是我要感谢的，我们之间有互相帮助、有互相磨合，最终成为一个和谐的寝室，她们三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在和她们的相处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虽然如我前面说的，我少年时代长期的内心纠结、后来的人生走向都让我无法成为一个足够开朗、活跃、社交合群的人，其实我内心也为此困扰，但是和这么多优秀的同龄人相处，我改变了很多，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也祝福他们都好。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直爱我、无条件支持我的学术追求的我的父母。人生之路原本不易，然而这样始终陪伴我，给我难过时的安慰，快乐时又和我分享喜悦的父母是上天最大的恩惠。他们并不是人文方面的专家，但他们相信我的追求自有价值。这是一个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时代，而我有时还是会不免落寞而自我怀疑地感到自己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孤守者。如果时代的大浪打来，我能坚持到怎样呢？尽管我已经越来越和世俗达成了某种妥协。可是我的父母，以他们的正直和善良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课，让我知道不管时代和命运之浪未来将我裹挟到哪里，我都不会放弃爱、善良、忍耐，这些人生最重要最不易的东西。

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

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

无论在学习或是工作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内容提要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其小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审美特征。审美乌托邦、田园牧歌情调以及禅宗式超越的精神追寻，营造出废名小说中一个个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世界。

关键词 ：废名、“梦幻”、叙事、审美特征、人情美、意境美、精神美

废名的创作可以说是对“梦”的书写，其作品的审美乌托邦、田园牧歌性、禅宗式超越，交织成镜花水月般的诗学风貌和“梦幻”般的审美特征。他曾说：“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废名的整个文学观离不开一个“梦”字。他将“梦”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称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一个梦：“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包含可怖的事实，然而我们读者觉得他是诗。这正因为他是一个梦。”废名常常慨叹自己的创作如梦：“《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是我过去的生命的结晶，现在我还时常回顾他一下，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仅认为创作是一个梦，而且将自己评论其他作家的文字也称之为“用自己的梦去说人家的梦”。灌婴认为废名的《桥》是“作者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构造一个乌托邦”，“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事实上，与其说《桥》属于“心象小说”，不如说“《桥》就是一部‘梦象小说’”。

一、审美乌托邦：“梦幻”般的人情美

废名的小说多描写日常生活中乡间儿女翁媪之事，以及在宁静和美环境中的和谐、纯净的人际交往。慨叹逝去童年之梦，缅怀故乡梦之幻觉，废名的小说透显出朦胧、温馨、淳朴的人情美。《桥》运用儿童视角描写了乡村生活的纯美和人际关系的淳朴、真挚、和谐与美好。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平静、安详、友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毫无芥蒂、坦诚相待。史家奶奶没有封建家长制作风，对小林和琴子之间青梅竹马的爱情不仅没有横加阻拦，相反去小林家提亲撮合他们以成就百年之好，即使知道小林对细竹的心事，也没有横加干涉，而是一如平常般慈祥，对他关怀备至。好心的三哑叔为报答史家奶奶的恩情自愿留在史家当长工。琴子抽命画祈求祖母长命百岁。琴子和小林两小无猜的爱情就是发生在这种淳朴而又善良的乡间生活之中，他们习字读书、看花摘桃，渐渐产生了纯朴真挚的情谊。十年后的小林，心中对细竹充满情意，情感在琴子和细竹之间摇摆不定，但是同时与琴子和细竹保持着一种纯朴、朦胧而美好的情感，没有一般小说中三角恋的互相猜忌和斗气，他们拥有纯朴而和谐的“三人行”，他们之间的交往唯美、和谐而又宁静。这是一个成人世界的童话故事，是废名对儿时纯洁美好的两性交往的某种梦幻般的追忆、缅怀以及向往。这种梦幻般的温馨和谐的爱情与浓浓的人情味与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相映成辉，显出废名的“审美乌托邦”。

二、田园牧歌情调：“梦幻”般的意境美

废名营造了一个个温情脉脉的田园梦，这梦远离喧嚣，充满了浓浓的诗意，这诗意的来源与其意境美的营造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曾说：“废名用了他简炼的文章写独有的意境。”[4]废名小说中意境美的营造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意蕴。废名不满足于零星的简单意象叠加，而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境界”[5]。《桥》中对史家庄岳家湾美丽田园生活的描写，营造出了一个唯美的梦幻般的境界。严格说来，《桥》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连缀整部小说的是人物的意识流动和情绪体验，每一篇都可以当做小品文来研读，各篇之间独立成章，几乎每一篇都营造了“美化的境界”：或是对山林的钟灵毓秀的描绘，或是对风俗人情的醇郁朴讷的写意，或是对人生命运的超脱与感悟，亦或是对世间万物的兴会与玄想。这些意象同时又纳入一个整体的氛围之中，营造出了一种镜花水月般的令人神往的朦胧而又幻美的如烟似梦的境界。《杨柳》中，杨柳无尽的绿意、人们在杨柳树下的呼喊、打杨柳的孩子围着细竹扎柳球、长长的柳丝缀满细竹一身等等画面，组成一幅静谧纯美的生活图，静穆美与人情美相互交织，形成了梦幻般的仙境。

多元意象的诗性建构。废名小说中的意象繁复，其中最具典型的、蕴含废名思想特点和体现其独特性的是“桥”、“塔”以及“坟”。“桥”是废名在《桥》中营造的一个中心意象，上部写主人公小林多次轻松过桥，下部写小林不敢过桥，只有看轻盈身姿的细竹和娴静淡雅的琴子过桥，桥是“爱情、婚姻之桥”的象征。废名在其他文本中也写了众多“桥”意象：李妈门前行人往来络绎不绝的卒石桥;莫须有先生小时候的过“桥”等。“塔”在废名小说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意象：《菱荡》中何仙姑“桥头立塔”式辛苦摆渡的老汉升天;《桥》中观世音用乱石堆成的塔，小林向细竹讲述的游历过的礼拜堂的塔等。废名曾说：“这一卷里面有一章题作‘塔’，当然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我也喜欢塔这个名字，不只一回，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的在上面刻几个字。”[6]另一重要的意象就是“坟”。《桥》中多次写到清明祭祀、坟地戏耍以及与坟相关的对话。《柚子》中外祖母饰着圆碑的坟，《浣衣母》中高高低低的坟坡，《竹林的故事》中竖着纸幡残片的老程的坟等。废名的小说许多时候都能一句就成一个意象。如河边村妇洗衣的“一两声捣衣的声响轻轻的送他到对岸坝上树林里去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图景立刻展现在眼前;绿草在雨中静默的意象，废名只用了“雨滴绿”三个字便呈现了出来;此外像“极目而绿，垂杨夹道”、“骑在马上，绿林外是洪水”等等，用词极少而意境优美。

古典诗词意境的审美化用。废名曾经说：“就表现手法而言，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小说篇幅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7]废名在《桥》中化用了不少前人的诗句，使意境美融会在古典诗词之中。如“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自然拈出古诗词，既不显突兀，同时意境全出，妙趣横生。另外，小说中的人物诗情满怀：琴子立桥头，小林看桥对面的细竹身穿红衣随口一句“红争暖树归”。“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具有叙事功能，既交代季节(时间)，又渲染出周围环境。古典诗词的化用使得废名的小说具有含蓄蕴藉的意境之美。

三、禅宗式审美超越：“梦幻”般的精神美

废名有意通过挖掘儿女翁媪间的人情美，营造出田园生活的意境美来淡化和模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悲伤。废名笔下都是淡泊、朴素的佛禅式的人物，他们没有怨天尤人的悲愤，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是淡定从容地接受苦难与不幸，甚至于死亡。废名小说中随处可见苦难与不幸。《桥》中琴子和细竹都是孤儿，三哑叔讨米来到史家庄，史家奶奶老年丧子，抚养孙女和外孙女，狗姐姐生了一个孩子也已死去……生活的艰辛与苦难笼罩在人们的头顶。《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一家生活清贫，三个孩子只剩三姑娘一个。《浣衣母》中李妈命运悲惨。但是废名没有强调人生的凄清与苦涩，而是写出了笔下人物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那份平常心，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废名的小说描绘的是“一幅幅经过禅宗哲学与美学净化过的日常生活画面，它们没有多少人间烟火气，而是禅意盎然”[8]。废名有意拉开艺术和现实的距离，营造一个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寄予自己理想情感和追求的精神伊甸园。在淡远、古朴、宁静的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世界中拷问人生意义，寻求超越人生苦难的途径，将梦幻般的世界当做灵魂的皈依。

废名小说中众多意象，如“桥”、“塔”、“坟”的反复出现，也显示出对禅宗的审美超越。在废名笔下，“桥”这个意象不单单是个具体的事物，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意指符号：它承载着主人公对过去美好的回忆，往往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桥”的本质就是“渡”，即把人从此岸引向彼岸，具有宗教上的意义，表现了人自我超越的艰辛和苦难的历程。桥边立塔是普度众生，观音造塔是超度无罪的亡灵，“塔”意象表达了废名对痛苦人生和苦难人世的悲悯情怀。“坟”的意象具有哲学上的超越。在废名看来，生与死是没有界限的，在佛教中强调生命的轮回与空无，“坟”不简单的是埋葬死人的一座土丘，同时也反映出废名对生命存在、肉体死亡的沉思以及唯美的人生哲学的热爱。

与审美功利化的趋势不同，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关注人生的深层苦难。废名将西方生命哲学与中国的佛、道相杂糅，用独特的艺术方式，创造出唯美、超越现实的梦幻境界，形成一种审美乌托邦和超越性的精神美，从而使其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废名小说“正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深度回归的表现”，“用终极关怀之态度与眼光探索人生奥秘”，其小说“从始至终都反映了作者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严肃思考和艰苦探索”]。

废名曾谈到过西方厌世派文艺对他的影响：“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他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哈代的小说、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废名固然受到过西方厌世派的启发，但是，他最终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超然境界：“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死亡意识在废名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生与死是佛教的重要问题，也是废名人生思索的重要方面。废名小说中充满了对生与死、梦幻与现实的诸种生命对立元素的思考。在废名看来，死亡固然是必然的，是肉体的消亡，但更是美丽的，是认识生命、领悟生命的“镜”与“灯”。从生命和肉体的短暂易逝中，寻求对自然生命的超脱，赋予生命以永恒的意义，使得废名小说中对梦幻之美的追求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味。废名用死亡的炫美来反衬生命的欢悦和灵魂的自由，把现实幻化成一个个如梦亦如镜的境界：“镜子是废名关于梦象人生和幻象世界的隐喻表达。从废名的深刻心理创作机制观之，镜中的幻象世界与外在的实象世界物我无间浑然一体，镜中世界甚而远胜实在人生。镜中世界是废名把人生幻美化、梦象化的一种生存体验和理想人生表达。”[3]37正是在这一点上，废名继承了禅宗，又超越了禅宗。

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

废名的小说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与鲁迅大异其趣。废名学贯中西，博采众长，他把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以及哈代的辞语简约、契诃夫的描述细腻，都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废名小说冲淡质朴、含蓄委婉、灵动跳脱、简练省净而又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一、充满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的小说内容

废名的小说描写的多是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以冲淡质朴、优美宁静的笔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古朴静寂之美和淳朴的人情乡情之美。“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⑴沈从文说：“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⑵《柚子》通过童年的一系列日常琐事，刻画了表妹柚子的鲜明形象。“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⑶柚子的温厚可爱以及“我”的调皮顽劣性格都跃然纸上。

“废名把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几乎是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为现代乡土小说开拓了另类美的天地。”⑷《竹林的故事》写河边竹林旁一农家贫穷而又快乐的日子。文中的三姑娘洋溢着悠悠诗情和青春气息。作者对三姑娘的聪慧乖巧、清丽脱俗以及她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过目难忘。这篇小说的纯粹达到了无可企及的地步。沈从文的《三三》、《边城》，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篇可能都受过此作的影响，沈从文笔下的三三、翠翠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巧云身上都有三姑娘的影子。但是，我觉得，只有《边城》可以与之匹敌，而《三三》、《大淖记事》等篇就诗情画意和质朴纯粹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二、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废名的小说在结构上有着鲜明的散文化倾向：淡化故事情节，着重情绪和意境的渲染，以抒情的笔法使田园山水之美与人物性情之美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废名以大量篇幅纳自然景观于人事描写之中，把景物人化。写景也即是写人。《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河上柳》都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菱荡》中，“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这与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⑸是何其相似！我不能断定卞之琳是否是受了废名的影响，也或许是各自的独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废名的《菱荡》写成于1927年10月，而卞之琳则是从1930年才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这首《断章》则写成于1935年10月。并且，卞之琳自己也说“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

⑹《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并没有贯彻始终的故事情节，每篇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情景，人物与其环境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这种散文化、抒情化的写作倾向，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沈从文。沈从文更进一步主张：“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⑺沈从文更进一步说：“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⑻沈从文的《边城》在结构和神韵上都深受《桥》的影响。它们都描写了农村古朴、和谐的生活，且都以脱俗空灵、诗意悠远的笔调描写了一曲纯朴的人间之爱。《桥》写程小林与史琴子、细竹之间萌发的情爱，《边城》则由一男二女变为了一女二男：翠翠与天保、傩送。

三、诗化的小说语言

废名的小说还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废名自己承认，他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⑼汪曾祺说：“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⑽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废名小说中有很多句子都有绝句之美：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桥·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桥·洲》）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桥·芭茅》）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桥·灯笼》……

废名的小说像诗，还因为他的小说，早年就已在艺术上显示出委婉含蓄且具跳跃性的特点，尤其是1927年前后，这种特点更是发挥得圆润熟练，《桃园》便是其中代表。“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桃园》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父女间的真挚的爱。阿毛自己本是病人，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已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着的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文字如鲁迅般讲究简省，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撼人心灵的爱，令人不觉泣下沾襟，其艺术感染力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

长篇小说《桥》集中体现了废名小说诗化的特点。读《桥》，就像在读一部长诗，全书都是诗化了的。其中的每一章，甚至一句两句，也自成意境。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垄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桥·茶铺》

“（‘细雨梦回鸡塞远’）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桥·塔》）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桥·塔》）

这样美妙的诗意的句子，在《桥》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正如冯健男所说“《桥》是小说艺术，是诗艺术，是‘高华简练’的语言艺术。”⑾

四、跳脱简练、含蓄委婉的行文风格

废名的小说，还具有一个很特殊的行文风格，那就是灵动跳脱、简练省净、含蓄委婉。周作人对于废名的简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⑿

废名小说的开头往往以简洁精炼的语言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菱荡》开头一段：“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我列出这两段文字之后，再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段摘录在下面：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边城》）

“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沈从文《三三》）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汪曾祺《受戒》）

从以上几段都可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风格尤其是语言方面明显的受到过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中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⒀

在行文简省方面，我认为《初恋》勘作范例，虽然这篇小说很少有人论及。在写初见银姐时，“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即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其中“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一句，完全是生活化了的语言，没有一点铺垫和渲染，简省到极点。而对银姐的描写，也是在行文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使行文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

在《初恋》的结尾：“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念’，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哭得厉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没有直接描写“祖母”的去世，而是以“堂屋里的灵位”来暗示祖母已逝。而“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则含蓄的指出了银姐现在也早已结婚成家。在这一小段文字中，将祖母的病故和银姐的嫁人都含蓄的交待出来，像诗一样灵动跳脱，留下空白让读者在品读中通过再创作而感悟之。在《小五放牛》中，通过孩子的视角把富户王胖子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恶事写得曲折委婉，且婉而多讽：“王胖子是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观叙述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

五、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深刻内涵

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⒁而代表着废名另一面的便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废名另辟“奇涩”蹊径的表现，整部小说不仅诗意淡出，而且晦涩繁琐。语句和意象的组接和转换非常突兀，常常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莫须有先生传》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我们把《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这段文字与《五柳先生传》的开篇文字试作比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两者是何等相似！

《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既有堂吉诃德⒂的疯狂可笑和正直无畏，又有孔乙己的迂腐和善良。莫须有先生“全无诗意”的所见所闻，恰是废名休学、隐居后思想变化和所处现实环境的艺术表现。这里已没有往昔的超尘脱俗般的诗化的单纯美，有的是作者逢人遇事的感慨与絮语，有的是平凡百姓庸常的现实，在“满纸荒唐言”的下面掩饰不住的是作者的一腔愤懑和对世事与人性的理性思考。《莫须有先生传》描绘和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废名的最后一部小说，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点。表面上“情趣”、“理趣”都已经完全褪去或淡然，实际上依稀还可以看到其“余韵”尚在。废名写这部作品时已“无意为文”，他只是叙述事实，语言非常平实。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避居乡间的经济拮据、乡村保甲制度的种种积弊、偏僻地区小学教育的落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之情，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有时以佛学阐释人生哲理，令人难辨真味；有时以诙谐文笔状写人生苦况，又令人回味无穷。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共十七章，在最后一章《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中，体现了废名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和充满睿智的荒诞讽刺的特点。两个小孩“纯”与“慈”在拣柴时的乐处，反映的是纯然的孩子的追求快乐的天性。而在成人世界的“拣柴”则具有双重性：追求快乐与满足贪欲，这是人的天性的两面性。人无贪欲必是圣贤。两个小孩子充满趣味的“拣柴”加进成年人的功利意义，确乎使“趣味更重了”。“其实世间一切的乐处都是贪”⒃，废名在不经意间使小说与现实本身和人性弊端构成了某种隐喻鞭挞的关系。所以周作人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⒄废名把思想隐藏在文字后面，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言行后面，因此，更见其深刻

废名的佛学研究

废名对于佛学有相当的研究，著有《阿赖耶识论》，专门探讨佛学中的唯识论。不过，他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受到注意。周作人说“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槃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废名寄哲学论文给周作人，没能得到回应，令他很失望。诗人卞之琳说“1949年我从国外回来，他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顿悟’，……无暇也无心借去读，只觉得他热情感人。”语气略带讽刺，这是对佛学缺乏兴趣的人的话。学者张中行也研究佛学，他说废名“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态度也和卞之琳类似。只有熊十力，虽然和废名观点全然不同，但愿意和他激烈辩论，甚至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