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研究
典论论文研究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还是对论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参考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
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相关评价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在它之前出现的文学批评著述,或从一种体裁着眼,如《毛诗序》:或就某一部作品立论,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序》,都不是从文学基本理论的角度来揭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范畴和命题的。然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全文虽然仅有六百余字,但所论及的内容就已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文体风格特征的区别,作家的才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章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典论论文》所论及的问题虽有略引端绪,未及详伸言辩的不足,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成为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自觉的端倪。由于《典论论文》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它也就为历来的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研究者所瞩目。从各个角度对该篇阐发文意或发掘其理论内含的专题研究可谓代不乏作。
《典论》一书二十篇,有人认为“是曹丕做太子时写成的一部具有政策性的理论著作,意即曹魏一代制定国策所必须遵循的法典。”这种看法值得辩析之处在于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太子,《典论》成书当在本年,但全书并非一时书写,据此推算,说《典论》是曹丕为太子时所写,恐不准确。那么,曹丕在身为太子之前仅以一王子的身份,上有汉天子,下有乃父曹操在国位,他能否制定国策法典,这是得怀疑的。另外,《典论》一书既有政治性的论文,也有记叙性的散文,像《论文》这样的篇章乃是探讨艺术理论问题的作品,显然不能上升到国策法典的地位去对待。所以,按今人的眼光来衡量,把《典论》一书看作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是较为合适的。《典论》一书名称的取定,恐怕就能反映出该书的性质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典者,常也,法也。”曹丕既称该书为《典论》,也即有取其不刊之论的意思。
曹丕把《典论》一书颁示于人其子魏明帝曹睿又又在他死后将该书刻石立于庙门及太学,将其与“石经”并列,表明在曹丕父子的心目中把《典论》一书视为“不朽之格言”的经典著作,其地位堪与儒家经书相比并。同时也表明曹丕作此书的目的,显然是出于“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欲以“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承载文名,永垂后世。这不仅从曹睿又刻石以传乃父声名的具体措施上得到了印证,而且曹丕本人对此也曾有过明确的表白。
《典论》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理论著作,其性质为“不朽之格言”,其地位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堪与儒家经书相比并的经典性立言之作,而作者曹丕撰述此书的目的也正在于欲藉此传播自己的文名于后世,实现人生不朽的意愿。然而《论文》作为《典论》一书总结文坛创作经验,探讨文学内部规律诸方面问题的批评专论,其本身又有专门的论说题旨。
作者写《论文》意图是什么,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既往的研究者们依照各自的理解见仁见智,以致形成了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典论论文》是为了解决“文人相轻”的弊端而作的;有人认为《论文》一篇重在评论建安七子的.创作特点,指陈其优劣所在;还有人认为该篇的论文宗旨在于探索并企图解决关于文学批评,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问题;也有人着眼于《典论论文》作家及作品风格的评论,认为该篇是企图总结当时创作长短内在原因的一篇最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总之,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类型的意见:第一类是认为本文的论说中心是有感于文人相轻的弊病而发,因而解决文人相轻的痼疾,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真实意图,也是本文的中心议题。第二类意见着眼文中评论建安文人文章得失的内容,以作家评论为本文的写作宗旨;第三类意见认为文章是泛论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因而把它视为综合论文的理论文章,这三类意见各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是着眼本文各段文字的文意,从不同角度分析该得出的有据之论。
进而可以探得曹丕怀有怎样的动机,以怎样的态度,选取怎样的视角来对时人的创作加以总结并从中阐述一些对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的。对此,应该结合建安时代的社会背景及文坛创作的情况来加以研究。建安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继先秦诸子散文,汉代辞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又迎来了五言诗的高度繁荣。建安文学获得繁荣的原因是多重的,然而文学史研究者们每当论及这个问题时,都会指出君主的提倡和率先垂范,是促使建安文坛活跃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这样一个历史现象。
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2)
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
2.文气有“清”“浊”之分。
由于创作主体各异,不同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文气”,所以,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所谓的“清”是指阳刚的俊秀豪迈的特点,而“浊”气则是指阴柔的凝重沉郁的特点。大体上,他已经将风格概括为两种对立不同的类别,这在风格研究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由于“气”的不同,即作家创作风格不同,所以也就不能以此之长,责彼之短。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以此为依据,从“气”的角度去评论作家,虽扼要,却是中肯的。如说徐干“时有齐气”,是指徐干的作品具有舒缓的风格特点;评孔融“体气高妙”,是说其文章由于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形成他的文章所不可及的一种风范;称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是指其作品具有自由奔放的风格,但失之于不够紧凑。这些都是从气的角度来探讨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的。
3.文气“不可移”
曹丕认为。文学作品的“清”、“浊”是由作家的先天素质所决定的,所以是与生俱来的,不会改变的,也不能传授、影响的。在这方面,虽然他强调了先天的禀赋对于个人气质的养成和文学创作十分重要,却完全了忽视了作家后天的阅历、锻炼等对他们气质个性形成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它是“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气”固然是一种相对独立、持久、私体化的气势状态,但毕竟只靠天赋难以得到恰当、充分的发挥和展现。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表现。
《典论·论文》还涉猎了文学批评中诸多问题,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文艺批评理论,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现今,略论此文为的是继承先人优秀文学批评遗产,潜下心来屏心静气地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当前的文学创作,避免媚俗平庸、气急浮躁、急功近利式的文学批评。
总之,曹丕的《典论·论文》这篇诗文专论,在继承前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文气等问题。这些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创作的发展。虽然后人对这篇文献性的专论评价不一,但大都肯定了该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刘勰说“典论辨”(《文心雕龙·才略》)、“魏《典》密而不周”(《文心雕龙·序志》),就是最好的例证。
【拓展】《典论·论文》原文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注释]
1.瑀:(yǔ)
2.瑒:(chàng)
4.琏:(jiǎn)
5.騄:(lù)
6.粲:(chàn)
7.卮:(zhi1)。
8.俦:(chóu)
9.闇:(àn)
10.诔:(lěi)
[作者介绍]
曹丕(187~226),魏文学家。即魏文帝。字子桓,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8岁,即能为文,又善骑射、好击剑。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改元黄初。
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
试析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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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曹丕的《典论·论文》这篇诗文专论,在继承前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在总结建安文学的同时,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文气等问题。这些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研究。促进了创作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主旨:认识价值
我国的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曹丕的《典论·论文》堪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首篇文学批评专论。
《尚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论语·阳货》中则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说,这些具有创见性的见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学的一些性质和社会作用,但这些凤毛麟角式的点评毕竟尚没形成专论。时至东汉,曹丕著的《典论·论文》才成为文学批评继往开来的专论性文献。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诗文专论,它一改先前评论诗文散见于各文章的做法,纵横捭阖地谈古论今而自成专论。《典论·论文》之所以能产生在东汉末年曹丕之手,除了他能诗善文身为政治家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外.更重要的是文学自发生发展以来时至建安时代.已进入了“自觉时代”。时代需要文学,文学需要批评。继《典论·论文》之后,文学批评日趋繁荣.专论、总论相继出现。
《典论·论文》其主旨在于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和独立作用。鼓励文人积极创作正确品评。该文篇幅虽小.可内容含量较大,它提出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论述上也条理分明,富有逻辑性,义理、考据颇为鲜明充分。《典论·论文》直抒己见,切中流弊,这也正是曹丕所处建安时代精神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典论·论文》的主要认识价值概说有三:
一、《典论·论文》把文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
《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邦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之事看成经国安邦千古不朽的大事业,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提得如此之高,是前无古人的。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曹丕在文中又写道“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付于后”。这表明了他看到了文学的独立地位,不仅为自己奠定了文章分类的基础,而且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特性,促进人们自觉地发展文学。
曹丕给予文学很高的评价.还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推崇文章的垂世不朽,并举出了周文王姬昌、周公姬旦两个例子为证。曹丕在《与王朗书》中也说:“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种认识来源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说。曹丕以帝王之尊,对文学的功用价值有这样的认识,对六朝及以后的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典论·论文》首次对文体进行了分类
并有了自觉的文体论意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辣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以前,人们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已对个别文体的特点进行过概括。但是像《典论·论文》那样综合地说明各种文体的风格或写作要求的还不曾有过。下面就《典论论文》提到的'几种文体略加说明,以便了解这些文体的发展状况和人们对其特点的认识。
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东汉时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应劭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有两种风气渐盛.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是互相影响、密切攸关的。关于前者,自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早在东汉前期王充曾说:“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建安文人也深受此风影响,在着论和谈论风气之中,不少人都对论文写作要求和说理的方法进行总结。例如王充曾强调“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论衡超奇》)。徐干说:“君子之为论也,必原事类之宜而循理焉。”(《中论寿天》)。《典论·论文=》‘‘书论宜理”之说,未必是曹丕的独创,而是他对时人关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
碑辣之作也至东汉而大盛。不少学者认为死者撰写碑文始于东汉。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这种称颂死者溢美失实的现象与送葬奢靡的陋风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典论·论文》“铭尚实”之说是有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徒事华辞的风格。
人们对赋这一体裁文辞华丽的特点,早有认识。至于说诗“丽”.则是东汉后期以来文人制作五言诗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这一情况的反映。建安时代曹植的诗作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卞兰上《赞述太子赋》称曹丕“作叙欢之丽诗”,同样以“丽”言诗.可见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也是反映了当时人的一般看法的。
中国古代文论重视各种文体的用途、风格等等,建安时代人们的言论已开始表现出这一特点。《典论·论文》于此虽然语甚简短,但叙述全面、概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颇为重要的。
三、《典论·论文》明确提出了“文气说”理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1.“文以气为主”
首先。它启示人们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去审视文学作品,追寻文学创作动机的起源,文学活动不再以对客观对象的描摹、阐发作为第一要务.而是将立足点转移到创作者自身。文学活动虽然是主、客体的统一,但主体才是活动的真正领导者和实施者。文学创作活动是作家呕心沥血,融入思想和感情的再创造的产物。
其次,它其实是以“气”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下,打破了从先秦到两汉统治了数百年的“文以载道”的专制地位。文学活动虽然可以而且应当与社会道德有密切联系。但它不应像儒家提倡的那样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传声筒和教化规范民众的教科书.文学更主要的任务是表达创作主体的心声、艺术个性.成为有血、有肉、有情的表达途径和审美对象。
曹丕《典论·论文》历史地位之薄见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在文学上其最大成绩是学习乐府民歌,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抒情,代表作有《燕歌行》。他的散文《与吴质书》,字句整饬,风格清新流畅,颇为动人。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来自于他的《典论·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宏观地研究文学理论问题的文学批评专著,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纯文学理论的著作开始产生。《典论·论文》对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都有涉及。它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新经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声。
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古代文论总体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发展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大多为只言片语,文学观念尚未独立。两汉文论也没有完全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即使是一些较有影响的序文,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等,大多针对某一部具体作品,如《诗经》、《离骚》等进行阐说。而《典论·论文》则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视野涉及到文学批评中许多基本原则问题。这是魏晋文论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它是魏晋文论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极有说服力的标志。
当然,要说明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论·论文》的内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学问题。首先,关于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看来,就是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在《论文》里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次,关于文气问题。曹丕所说的“气”,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指文学作品的风格,二指文学家的气质。在作者方面,“气”指他的气质才性;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文学风格。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趋势。
其三,是对于文学体裁的划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在这里曹丕提出了“本同末异”、的主张,本: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末:指不同文体的特殊性。曹丕还将当时流行的文体分成“四科八类”,并提出“雅”、“理”、“实”、“丽”作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点,为各种体裁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 的提出尤为重要。“丽”是审美概念,曹丕已认识到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必须是美的,这与传统儒家把诗作为伦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本末结合起来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一次提出的,它特别重视不同文体的特点,推进了文体研究的发展。文体研究的深入,说明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自觉的、纯文学状态。
其四,是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曹丕认为,当时文坛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谓已为贤”;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一种崇尚虚名,盲目尊古的错误倾向。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种体裁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曹丕这篇《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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