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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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写元代科举制论文可以从哪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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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建此数据库？
与明代科举文献相比，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的现存总量更大且类型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常见的登科录、会试录，还有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同年齿录、同年录、会试朱卷、会试闱墨等。馆藏地极为分散，分布于中国各省份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内外几十个地方，造成了信息不明、获取不易、利用率低等问题。虽然世面上已有《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中华科举库》等科举类数据库，但存在收录不全、资料重复的问题。

目前尚无任何大型数据库对现存所有的清代进士科举文献进行汇总和整理，只有部分科举文献得以公开出版。国内主要有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2011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登科录（康熙11年-光绪24年）、会试录（顺治4年-广西24年）、会试题名录（康熙21年-光绪30年）、武会试录（康熙24年-光绪21年）的微缩胶卷，均是随科举奏折一同进呈保存至今的版本；其他收藏较多的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天一阁保存的几十种刻本。海外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红叶山房旧藏，转至内阁文库后进行了汇编，收入顺治三年至康熙六十年28种科举文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进士三代履历便览》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版本的影印版，对国内科举文献有极大补充。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藏《明清科举档案资料》，所收录由明至清、种类繁杂，是收集台湾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等处所藏科举录进行的汇编文献。

其他公开的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科清代科举文献，云南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九年登科录和会试同年齿录，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十余种会试同年齿录，美国HathiTrust网站公开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几十种登科录、会试同年齿录等。其他分布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的各类登科录、会试录、会试同年齿录则查看难度极大。

本数据库创建者在去年至今写作《明清泽州科举研究》书稿过程中，对海内外现存的300余种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做了整理和汇总，建立此数据库的目的是为国内外科举文化研究者提供便捷，以期能够为诸位查询清代进士科举文献现存数量、现存地点、是否可见、获取难度的时候节省宝贵的时间。

数据库做了些什么？
1.已收录319种清代科举文献，清代晚期的文献存世较多，其中光绪21年乙未科现存17种科举文献，光绪29年癸卯科16种，光绪30年甲辰恩科14种。

2.标注海内外馆藏地38家，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最多72种，其次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48种，再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8种。

3.进行了10种归类，其中登科录44种、履历便览33种、会试同年齿录140种、会试录41种、题名录7种、考官录6种、同门姓氏12种、会试朱卷19种、会试闱墨12种、会试同年录5种。

4.已收录国内外古籍文献数据库7个，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

如何使用？
通过科年，可以在右侧文献处直观的看到该年份现存的进士科举文献数量。如顺治三年丙戌科已收录2种，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则收录了14种。

通过文献，可以详细的看到该科文献的科年、种类、馆藏地、地理位置、是否公开出版，是否有网站可在线查看，以及文献封面图。如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康熙十八年己未科会试进士三代履历便览》就可通过网址链接一键直达查看电子版，藏于北京大学的《乾隆四十六年会试录》则可以看到官职页的图片，但并未有在线资源，只能通过所附链接进行咨询。

“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采用CC BY 4.0协议，采用本着开放共享的原则，允许社会各界用于个人、公益、学术和商业目的，如果你需要使用标注、考证、图标统计等文本和地理坐标信息，请注明来源“孔伟伟：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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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还会做些什么？
“中国清代进士科举文献地理分布数据库”项目V1.0版本发布后，我们希望能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予以改善，同时征集志愿者共同参与到我们数据库的共享协作中来。未来，我们将补充现有319种清代科举文献的载体信息（刻本、微缩品、电子数据）、册数、页数、刻印年代等信息；增加武会试录、武登科录的文献信息；增补遗漏的各类清代科举文献；补充将来新发现的清代科举文献。

本数据库主要依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华古籍资源库、全国古籍数目数据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目录、台湾善本古籍典藏、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学苑汲古—中国高校古文献资源库、HathiTrust、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据库，以及各高校、各省市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志愿者需要如实填写科举文献的科年信息、馆藏地、是否出版、预览或信息来源网址、封面图，文献标题尽量与馆藏地所登记的一致，同时要根据文献的类型进行选择归类。

元代道教的参考文献∶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4、1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3卷第8、9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牟锺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中编第518－550页，齐鲁书社1991年版、李养正《道教概说》第160－18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西厢记或元代戏曲外文文献

请下载附件吧，关于西厢记和元代戏曲的外文文献资料已给你压缩上传至附件，希望对你的研究有所帮助，寻找不易，还望采纳,引文参考格式如下：

[1]Edwards E.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Hsi hsiang chi). A Chinese play, translated by SI Hsiung. Preface by Gordon Bottomley, pp. xxiii+ 281. London: Methuen, 1935. 8s. 6d[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37, 8(04): 1132-1132.

[2] Chen H. On dramas in Yuan Dynasty and Buddhism[J].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2007, 1(3): 410-430.

元代蒙古国与青花瓷的关系1000字

蓝白相映的陶瓷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唐朝，学术界称其为“唐青花”和“宋青花”，但无论从质量上或数量都上都未形成气候，可是到了元代，青花突然以一种全新的、成熟的面貌引导陶瓷制造，将中国陶瓷从素瓷带入了彩瓷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甚至对世界陶瓷的烧造也产生过一定影响。追究其现象背后原因，陶瓷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可忽略之外，蒙元统治者蒙古民族所产生的影响是其根本动力。
蒙元时代虽历经百年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首先其统治者是长期居住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游牧生活使蒙古民族在审美观念上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的，在审美内涵、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蕴含着一种动态性特征的，具有理性、崇高、悲剧、粗犷、雄壮等情致的审美观念，深深地主导了青花瓷器的创烧和发展，对传统审美心理带来冲击、变异和革新，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审美心理的主要特征。
再者，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外交流最活跃的一段时期，这与蒙古民族善于经营、善于吸收、鼓励交流实行一系列开放政策有密切关系，蒙古、伊斯兰、汉、高丽等多民族融合；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宗教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交流互融，是丰富多彩的继唐朝以后又一开放型朝代。这也必然为元青花广纳多民族文化，成为蕴涵丰富的文化元素的艺术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本文欲通过运用历史、考古、艺术、民俗、宗教等方面的资料，以元代青花瓷器为研究对象，试从蒙古族审美观念为切入点，结合考古实物、古典文献，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着重从艺术角度来探究元代青花瓷在蒙古族审美观念影响下创烧和发展的原因，同时把元青花瓷艺术的探讨，置于特定的游牧文化背景之上，对元青花瓷器艺术当中蒙古民族的审美体现进行综合性分析。
论文第一部分是对蒙古族审美观念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元青花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宗教因素三个方面探究蒙古族审美观及形成发展。
第二部分梳理分析蒙古族的审美观念在元青花造型、纹饰、色彩等上的具体体现。 第三部分元代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青花瓷的烧造和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