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剧研究论文

赣剧研究论文

岭南音乐研究作为本院重点扶持的研究方向，多年来在全体教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已初见成果。更可喜的是，在本系教师的引导下，几年来在读本科学生中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选题也日渐增多。具体分列如下：教研人员的研究成果：专著：陈天国：《潮州古谱研究》（陈天国、苏妙筝编著，花城出版社2002年出版）。《潮州音乐》（陈天国、苏妙筝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出版）。《潮阳笛套古乐研究》（陈天国、苏妙筝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国梵呗·香花板》（陈天国、苏妙筝编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出版）。论文：陈天国：1.《潮州细乐》2002年7月在汕头民间音乐会发表《关于地球音乐与声能音乐的概念》2002年《广州音乐研究》2. 《潮州佛乐南海赞》为汕头市文化局撰写《潮州古谱研究》（上、下）（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二期3. 《谈罗九香先生对客家音乐的贡献》（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一期4.《地球音乐与声能音乐等概念的树立及其意义》（星海音乐学院）2004年第一期，此文入编《中国专家学术成果通鉴》5.《轮音乐的躯壳和灵魂》（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潮州禅和板佛乐考源》《人海灯》2004年11月7.《潮州音乐的历史》《潮州日报》2006年6月7日王少明：岭南音乐人物访谈：1. 《后现代主义.民族音乐.岭南音乐——访展·爱伦教授》刊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万古长空 一朝风月——访余其伟》刊于人民音乐3.《永远漂泊的缪斯——访黄锦培教授》刊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4.《以“问题意识”研究岭南音乐——访冯光钰教授》5.《筝艺映古音、仁智启百世——访饶宁新教授》6.《心安即是家——访甘尚时教授》周凯模：《广东排瑶“歌堂仪式”音声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答辩委员会通过。（2007）《客家音乐文化与本土传承论纲》，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第1期。罗小平：《在美的创造中，让音乐再生——析广东音乐名家余其伟的音乐表演美学观》（《黄钟》2003第4期）获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王沥沥：《赣剧两路高腔唱腔音乐比较及其源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赣南采茶戏的曲调来源与客家民系形成历史之关系》《赣剧两路高腔曲牌结构分析》《赣剧两路高腔曲牌与腔调的关系研究》《赣剧两路高腔不同音乐特点比较及其源流分析》参加全国性学术交流活动：陈天国：2002年9月参加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中国佛教音乐探研》2002年11月参加罗九香学术研讨会，论文《谈罗九香先生对客家音乐的贡献》2003年10月赴北京参加中韩第一届佛教音乐研讨会，论文《广东佛乐概况》2004年第二届中韩佛教音乐研讨会，因故未能参加，论文《潮州佛乐〈南海赞〉听赏》。2004年5月在星海音乐学院开学术讲座《潮州音乐的特点》2005年5月赴香港参加《岭南音乐学术研讨会》，为特邀代表。2005年9月北京参加中国三弦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三弦音乐的体、相、用》2005年10月厦门参加中韩第三届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佛乐搬上舞台几个有关的问题》王少明：2001年参加罗九香诞辰100周年研讨会2003年参加吕文成诞辰100周年研讨会，论文《后现代主义与广东音乐的创新与发展》2003年参加第一届采茶戏音乐研讨会，论文《后现代语境下的采茶戏的生存与发展》2003年参加第一届广东汉乐研讨会，论文《广东汉乐的文化品味》2005年参加第二届广东汉乐研讨会，论文《承续汉乐香火，依托汉乐精神》2005年参加冼星海逝世60周年研讨会，论文《现象学视野中的冼星海“中国新音乐”》岭南音乐文化传播活动：周凯模：1998年．筹建《岭南音乐文化博物馆》（设于沙河校区）陈天国：1.为乳源县佛学院讲学教工尺谱和乐器演奏（为时二周）。2.为广东省佛教协会组织佛乐团，从招生、教学至2004年9月16日在黄花岗剧院公演，及后录音、录像《粤海梵音》VCD全世界发行。3.为岭东佛学院教学潮州禅和板佛乐，第一期2004年连办居士班，第二期2005年，每期各三个月。4.为广州市中学音乐教师开讲座，讲授“岭南音乐”。5.为韶关佛学院“禅文化活动”组织岭南禅和板佛乐演出一场。6.为中山市佛协筹办义务中医诊所义演组织两个节目，台湾电台现场录像并制碟。学生有关岭南音乐研究的论文选题毕业论文：吴玫玫：《广州白云山“城市广场”音乐活动调查报告》黎晓莹：《番禺地区民间乐社音乐活动调查报告》阮美娜：《番禺区基督教歌曲研究》郑敏茵：《宗江、何东〈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的研究》翟玥涵：《冼星海〈中国狂想曲〉中的民间音乐因素研究》李 上：《赣南采茶戏〈长长的红背带〉音乐分析和思考》学期论文：古子露：浅析广东番禺的传统民歌与歌舞音乐古子露：浅析佛教音乐文化陈夏杨：潮剧丑角面面观洪洁慧：游神——记乐岛民俗活动（一）刘 晰：2000年至今有关“原生态民歌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变异及传播”课题研究综述

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基本概况

。教研室成员先后有：崔其焜、关伯基、张文倩、陈荣喜、许树坚、赵婉洁、赵雅瑶、汪波、陈维伦、王润秋、罗小平、黄虹、吴丽玲、邓希路、胥远帆、汪红珺等老师。1995年，教研室悉数并入音乐研究所，所长为：罗小平；副所长：周广平、何平；党支部书记为：汪波；秘书：汪红珺、陈宏。除了研究所原有的成员（赵宋光、陈天国、罗德栽、陈安华）外，还先后增加了闫笑雨、潘澜（2000年调离）、刘大坚、尚红、周凯模等老师。所内教师依然承担全院的史论类公共课。1998年，音乐学系从研究所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制至今。主要人员几乎都来自原来的音乐理论教研室，后来又增加了年轻一代新教师（均为硕士）。第一届系主任：何平（2004年7月调离）；系秘书：陈宏。2004年7月，由邓希路以副主任职衔继任；2005年9月，幸祝香出任党支部书记。下设四个研究室：1.音乐史学教研室；2.民族音乐教研室；3.技术理论教研室；4.哲学—文学教研室。目前系里从教与管理人员共29名：赵宋光、陈天国、幸祝香、罗小平、吴丽玲、黄虹、邓希路、闫笑雨、刘大坚、周凯模、王少明、彭莉佳、周广平、邹洪明、尚红、王沥沥、章俊、陈宏、艾福华、黄蕾、张卓、吴志武、黎敏、郑敏、高飞胜、藿橡楠、刘彤文、程亚鹏。谢泽慧老师2007年9月调至现代音乐系工作。 作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音乐学系在目前广东省各音乐教育机构中音乐学学科建设、师资力量、学术水平、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处于领先的地位。1.学科结构目前，音乐学系所开设的专业主干课程已覆盖了音乐学的所有基本学科，计有：历史音乐学（含：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戏曲与曲艺、音乐人类学、音乐形态学、音乐社会学、音乐阐释学等学科。2.教学队伍（1）人员结构年龄结构：在26位教学人员中，60岁以上3名；50岁以上5名；40岁以上5名；30岁以上8名；30岁以下3名。职称结构：教授/研究员8名；副教授5名；讲师/助研7名；助教6名。博士生导师1名；硕士研究生导师8名。学历结构：博士2名；硕士12名；学士12。学缘结构：星海音乐学院6名；中央音乐学院3名；湖南师大2名；武汉大学1名；中山大学1名；上海音乐学院1名；香港中文大学1名；北师大1名；武汉音乐学院3名、西安音乐学院1名；华南师范大学1名。以上所有人员都在本院固定编制之中，此外还有两位外聘教授：卓仁祥（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博士）；费邓洪（广东现代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2）学科带头人及主讲教师业绩从专业要求来看，这些人员配备大致覆盖了这一专业的所有主要学科。同时，这些专业人员都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有十分深厚的积累，并展现出颇为丰富而又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与较好的学术地位。多学科与跨学科赵宋光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其研究领域包括有：哲学、美学、数学、音乐美学、音乐形态学、律学、民族音乐学。先后历任：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律学会会长、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理事等全国性学术社团的重要职务。在国内享有盛誉。音乐美学在全国专业音乐院校范围内，音乐美学作为一门专业课，我院是继中央音乐学院之后，于1984年由罗小平教授接踵开出的，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这也说明这一学科在我们院已有20多年的研究历程。作为这方面的专家罗小平教授在国内享有盛誉，先后在专业核心刊物及省级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8本。此外，后来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还有王少明教授与邓希路副教授。其中王少明教授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以他哲学专业之长，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教研力量，也为这学科的研究拓展出新的学术视野。近年来，他着力于从现象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音乐学学科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学术见解，并在核心刊物上连续发表论文，也很快引起了音乐美学界的关注。民族音乐学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尤其是岭南音乐研究方面，本专业有较强的研究历史与研究实力。首先，赵宋光教授早在50年代末就开始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着力于民族和声理论的探索。此后，80年代初又致力于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形态学的学科建立，并在国内多所专业院校讲学。陈天国研究员40多年来，一直从事潮州音乐历史文本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其个人所拥有的研究材料在国内无疑首屈一指。在占有充足材料的基础上，他进行了各种分类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十数种研究专著，成为国内这方面无可比拟的专家。他还从泰国寻回了早已失传多时的广府板佛乐，为拯救中国传统音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沥沥老师，自本科到研究生阶段连续8年对江西地区的民间音乐与民间戏曲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完成了硕士论文《赣剧两路高腔唱腔音乐比较及其源流分析》，并先后发表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出版专著一本。音乐人类学周凯模研究员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自1985年在上音选修“比教音乐学”开始，二十余年出版专著三部、合著三部、论文数十篇，其中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二十二篇。早年研究云南音乐、中国传统仪式音乐，近九年致力于岭南音乐研究：1998年承担和完成了省级项目“客家音乐文化研究”；作为当时研究部主任，1999年提出了本院“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和“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的建设构想，组织完成了展览馆首批资料收集整理，使其学院顺利建成该馆；2005年作为课题负责人，在展览馆基础上又设计了省级重点项目《岭南传统音乐资源在当代高校的转换》获省高教厅批准立项；2006年继续为展览馆争取到香港民族音乐学家曹本冶教授的个人收藏资料两千余件（部）的捐赠，丰富了馆藏基本建设。最近个人相继出版和完成了“广东排瑶‘仪式音声’研究”成果近30万字，为本院在传统丰厚的三大乐种研究成果之上，增加了新领域的岭南音乐研究成果。该成果结合音乐人类学宏观学科理论建设的思考，在本院教学中发挥着一定作用。音乐心理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我们起步较早，在国内曾一度处于领先的地位。早在1986年，罗小平与黄虹教授已出版了专著《音乐心理学》，继而又出版了译著《外国音乐心理学荟萃》。其中《音乐心理学》作为一本教科书，被国内其他专业教育机构所采用，并重版多次。最近，该书还应上海音乐出版社之邀进行修订再版。2003年，她们又与其他同事合作出版了《音乐教育心理学》一书。除此之外，两位教授还先后在核心刊物与省级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十多篇。目前，两位教授分别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的副会长与理事。其中，黄虹教授在20年间一直注重调查与实验工作，先后走访的大学、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十多家，并建立了一系列有相对固定性的研究试验点。这不但对个人研究，还对实际教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场所。最近，学院又建立了音乐心理学实验室。此外，刚到本系的硕士毕业生张卓，近几年来致力于音乐的时间心理研究，并完成了高水平的硕士毕业论文《影响音乐听觉时距判断的主客体因素》，为音乐心理学界同仁所关注。西方音乐史学这也是我们专业较为成熟的一个研究学科，我们学院从60年代开始就有前辈学者投入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如关伯基教授曾长期致力于匈牙利浪漫主义音乐家李斯特的专项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十多篇，同时还出版了相关的专著与译著。80年代后期由黄虹、许树坚教授接上，90年代后期又加入了邓希路、周广平教授。围绕这一学科的教学，他们先后增设了交响音乐体裁与名作、西方歌剧、20世纪西方音乐等配套课程。20年来，他们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此外，他们还十分注重各种研究文本的收集，除图书馆之外，各自收集的唱片4000多张，影像资料2000多张，总括西方音乐文化史从中世纪到20世纪末所有重要体裁的经典作品。此外，还有相关西方艺术文化史方面的书籍万册。黄、邓两人均被推选为中国“西方音乐学会”理事。中国音乐史学这一学科的教研力量在近年的人才引进中得以加强，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引入，使这学科在我院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前景，在古代史范畴，除了吴丽玲，刘大坚、尚红等原有的教师之外，最近又加入了吴志武。吴志武最近五年来一直致力于《九宫大成》的研究，并完成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科学发声与嗓音保健近十年来彭莉佳老师一直致力于科学发声与嗓子保健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的专著有：《发声常识与嗓音保健》、《嗓音的科学训练与保健》。这项研究深得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肯定，几年来还应邀在全国数十所大学中举办讲座或开设系列课程。研究基地与研究项目就音乐学各专业，我们还建立了以岭南音乐为主导的研究基地。该基地主要立足于本院在编的音乐学专业教研力量，同时也增聘一些院外专家。目前，我们承接的研究项目有：1.冼星海研究；2.岭南音乐研究。冼星海研究的常设机构安置在沙河校区冼星海纪念馆中，而岭南音乐研究则安置在沙河校区岭南音乐博物馆中。关于岭南音乐研究，我们一向有固定的研究指向，其中包括：1.广东音乐研究，为此我们还设有“余其伟广东音乐研究中心”。2.客家山歌与汉乐研究。3.潮州音乐研究。以上几项研究我们还邀请民乐系的有关专家参与，因而使得这项研究具有十分雄厚的力量。此外，在音乐心理学研究上，我们还与广东中医药学会的有关专家合作，研究领域正在向音乐治疗方面拓展。再就是我们还承担了国家级的《高中艺术》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其中包括4个模块，即：1.音乐的情感表现（以完成，并出版）；2.生活中的音乐；3.音乐与文化；4.音乐与科学（与广州大学音乐学院合作）。3.学生状况目前本系在读学生分四个年级，总人数97人，其中2004级21人；2005级20人；2006级19人；2007级34人；延长学制3人。近三年报考本系的学生，每年总在2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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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中国辽阔的幅员，为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无比广大的传播天地；中国多种多样的地貌气候，促使各地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体裁类别。在论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所谓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音乐体裁的分布，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流传着什么样的音乐品种和体裁，相对而言，它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表层关系”。二是指音乐风格色彩的空间分布，由于风格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它的多层面性，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深层关系”。本文将主要论及传统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问题。(2)首先必须肯定，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无可怀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渔歌”、“捕渔号子”，种稻区的“田歌”，江河湖海上的“号子”、“船歌”，草原上的“牧歌”等等，它们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直接产物，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3)但是，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是靠传承、传播来维持其鲜活的生命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加上语言、习俗等共同手段的帮助，致使一部分体裁局限于一定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流传很广甚至遍传全国，另外，一些较封闭的地区音乐品种较少，一些开放的地区品种很多，形成分布的“叠压”状态，这就增加了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复杂性。(4)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选择环境与体裁最直接的那些例证，以便使论述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当遇到某地区出现多种体裁“叠压”的现象时，就以我们认为最有地理特征的那些品种作为代表。下面，我们就用以上的原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作一番概略的描述。
　　（一）北方草原与“长调”和马头琴音乐 众所周知，大小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由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阿拉善和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然牧场。长期生活于此的蒙古等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中，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歌腔悠长，上、下句结构的民歌体裁。蒙语读“乌日听道”，汉意为“长调”。作为草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品种，“长调”所歌唱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马、羊、骆驼、蓝天、白云，特别是马，枣骝马、圆蹄马、小黄马、小青马，简直是有多少歌，就有多少马，因为马是草原的象征。另外，“长调”包括很多类别，如“牧歌”、“赞歌”、“思乡歌”、“宴歌”，它们的唱词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音乐一律是“长调”风格，舒展、开阔、自由，犹如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和那自在悠然的羊群。与“长调”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的形制、原料、演奏姿势、音色直至乐曲风格，无一不是彻底的草原化的，无一不充满了草原的情愫和韵致。它和“长调”，异“曲”而同工，相互映衬，成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两颗明珠。当然，也有人说，除了它们，还有一种又是文学又是音乐的体裁，那就是“史诗”。诚如世界上许多“史诗”都产生于草原民族一样，北方草原也流传着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草原，就没有长调、马头琴和格萨尔，草原是酝酿产生这些音乐体裁的源泉；而如果失去了长调、马头琴，则草原也就没有了光彩，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人能够否定。
　　（二）西北高原与西北山歌 西北高原，即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青海高原的统称；西北山歌则指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类山歌体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晋西北的“山曲”、“烂席片”、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等歌种。西北高原的海拔多在2000-3000米间，属黄河中上游区。其地貌特征以黄土高原为代表。这里没有万丈千仞的大山，而是沟、峁、壑、塬纵横交错，城镇稀疏，交通不便，人们耕地、砍柴、运输，都是个体劳作，这恰恰是传唱山歌的理想场景，也是形成山歌体裁特征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担负商贸运送的农民，当地称他们“脚户哥”、“赶脚的”或“脚夫”，由于常年奔走于山川沟壑间，在寂寞无助之中，山歌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品，他们也成了山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所以，通过这一地区的各种山歌，我们一方面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民众内心的深沉、凄然。这是只有西北高原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才会有的特殊的体裁中表现出的特殊的音乐性格。
　　（三）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南高原应包括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这里也是中国山歌体裁的一大宝库，如四川南部的“神歌”、“贵州山歌”、云南“风庆调子”、“弥渡山歌”、藏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小歌”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山歌，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山歌。同为山歌体裁，但由于西北与西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同，它们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生态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部分5000米以上的山地除外）农耕以稻作为主，另有放牧劳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产生、流传的山歌，一方面保持了南北方山歌共有的舒展、自由的山野气息，但又蕴藏着本地区自然、气候所赋于的那种清彻、明亮之风。更具特色的是这里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多声部民歌”（它们大多数属于山歌体裁）。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传统的歌唱形式，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生产、生活习俗，审美选择等，但基本原因仍与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促使各族民众喜好群体性劳动、社交、节庆的传统习惯有很直接的关系。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证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歌体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体现出气候条件对特定地区音乐风格、歌唱习俗的巨大影响。
　　（四）长江流域稻种区与“田歌” 长江流经九省市，除发源地青海外，都是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带状”地貌，上游是高原，中游是江湖交错的低山丘陵，下游为冲击平原，但因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以种稻为主。又因为稻作劳动强度大和需要相互协作这两个原因，所以，从汉代就形成了稻农“插田唱歌”的习俗。于是，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三角州，凡挖地、栽秧、薅草、车水，必有“田歌”相伴随。“田歌”是各地“秧田歌”的统称，其不同的地域称谓有几十种，如“薅草锣鼓”、“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等等。稻农说：插田不唱歌，禾少稗子多。可见这类体裁的鲜明的功能特征和强烈的功利性。如果说，北方草原的“长调”流传区呈现了由东而西的“带状”分布样态的话，那么，西北、西南山歌的分布就是一种“块状”格局。再来看“田歌”的流传情形，则又是“带状”的，而且与“长调”那种星星点点式的“带状”不同，它是沿长江两岸由西而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田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唱的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它有时完全由半职业的“歌师”、“歌伯”们站在田头击锣鼓而唱，有时又是劳动者自唱自娱，甚至出现一“领”众“和”的形式。为解除劳作者的疲劳，歌师们很少停歇，所以田歌的结构，多采用“套曲”体，每套包括许多“牌子”，演唱一遍，有时长达一小时左右。
　　（五）戏曲声腔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戏曲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声腔嬗变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宋、金、辽时期，戏曲的中心在北方，至南宋又转为南方：明代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系统，从地域分布而言，也主要在南方；最后到了清代，产生了新的“四大声腔”，即梆子腔、皮黄腔、昆山腔、高腔及歌舞、说唱两种类型的地方戏声腔系统。其中，各类梆子腔多数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高腔、昆山腔多半在南方（长江流域，本世纪出现的“北昆”应另当别论）；皮黄腔是南、北互见，但它影响最大的代表性剧种——京剧，则主要在北方。其他如滩簧戏、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大都分布在南方，而秧歌剧、弦索戏等又属北方系统。总之，以腔系的分布而言，大都有它们明确的流传地域。这里，我们以梆子腔与高腔为例，说明它们分踞南北，各有所宗的空间分布状况。“梆子腔”是在北方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唱腔，它因演唱时用两节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其中最古老的剧种是陕西的“秦腔”（其前身为“同州梆子”），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它之后，又陆续产生了河南梆子（豫剧）、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据统计，各地“梆子腔”剧种约有20多种，如山西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北的老调、武安平调、平调、怀调、西调；河南的宛梆；山东的章丘梆子、莱芜梆子、枣梆等，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流域，也呈“带状”格局。“高腔”原称“弋阳腔”，是在明中叶的弋阳腔和稍后的安徽青阳腔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养份以后形成的声腔系统。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川剧”、清戏（湖北）、“湘剧”、“赣剧”、“西岳高腔”、“婺剧”等剧种的基本唱腔，很明显，它的流传是沿长江而“行”的，也呈“带”状分布状态。它与“梆子腔系”，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当然，作为一种不断传播的声腔，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非永踞一地。所以，在戏曲声腔的总分布中，“梆子腔”过“江”南下，“高腔”过“河”北上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同上述民歌的分布情形一样，又出现了这种声腔的“带”状分布，它又一次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物候之间存在着某种依存对应关系，而这种规律或曰“法则”，也正是文化地理学所着重探讨并反复求证的。
　　最后，还需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实际上要丰富复杂得多，不仅每种体裁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每种歌种、曲种、剧种、乐种、（歌）舞种有它们相应的地理分布区域，而且，在各“种”“属”内，还有其地域分布的差别。如“川剧”又分“川西坝”、“资阳河”、“川北”、“下川东”等“四条河道”；“秦腔”分“中”（西安）、“西”（凤翔）、“东”（大荔、同州）、“南”（汉调光光）“四路”；晋剧分“中路”、“北路”；豫剧分“豫东”、“豫西”二调；浙江“婺剧”分“西安”、“西吴”、“侯阳”、“松阳”等“四腔”；东北“二人转”分东、南、西、北四“路”；甘肃、青海“花儿”分“河湟”、“洮岷”两系等等。这些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三、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详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公元前6世纪问世的《诗经》“国风”也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各地的民间歌唱；汉魏时代的民间音乐收集者，更加注意它们的地域之别，如“赵、代、秦、楚之声”，如“吴歌”（或称吴歈）“西曲”等，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后世的各种民间音乐称谓，无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器乐、说唱、戏曲，还是寺庙音乐，都一律要加上它们所产生或流传的地名，大者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中者如“广东音乐”、“四川清音”、“湖南花鼓戏”、“徽剧”、“楚剧”、“鲁西南鼓吹”；小者如“西安鼓乐”、“常德丝弦”、“长阳薅草锣鼓”、“沪剧”、“锡剧”等，这种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和同一品种不同的地域差别，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
　　然而，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较强烈的地理观念并不等同于某一学科的正式确立。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化地理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通过自己的著述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延伸出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文化景观和艺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由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为因素，很多人文学科因受到环境的“挤压”而未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只是在80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复苏。其中，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相继涌现了一批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专论。它们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
　　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地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首先，在同一时期，一些民族音乐学家从陆续翻译介绍的欧美民族音乐学著述中了解到，“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注：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基于这一理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曾提出“音乐文化圈”；巴托克、柯达依提出“音乐方言区”；梅里亚姆、内特尔提出“音乐文化区”等等相似的主张。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和理论指南。其次，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一度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的研究，有关文化—地理—人三者关系的研究，同样使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学者获益匪浅，并促使他们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认真思考本领域的同一类学术课题。再次，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的启示，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以很浓厚的兴趣深入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中去，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较有代表性的如：杨匡民《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汉族山歌研究》（见“汉族山歌的分布”一节，1982）；苗晶《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黄允箴《北方汉族民歌中的变宫音》(1987)；乔建中《音地关系论》(1988)等。上述专论在方****、划分依据、学术视野等方面可以说各有所宗，但它们研讨的“焦点”基本上是共同的，即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在短短的七、八年间，能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人文分支学科推进到这样的水准，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而且，就总体学术进展而言，它们称得上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初步阶段的第一批成果。
　　然而，如果以历史留存的有关文化地理乃至音乐地理的大批文献和蕴藏在各类传统音乐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乃至音乐地理学内容衡量，那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能看作是初步的。有鉴于此，为使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作者本人提出如下建议：
　　（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音乐志”、“礼乐志”“律历志”）和类书中，有关音乐地理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较零散，或仅为片言只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包含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加以全面搜集，系统整理。
　　（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以往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民间歌曲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积累期的漫长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区各类品种（注：这里主要指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戏曲、说唱、民间器乐和佛乐、道乐、七弦琴音乐等。）俱全，一些地区仅有其中几类；一些地区以一两种为主，兼备其它，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况。为了将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音乐地理学家应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最好是地理的分区）地填写各类音乐的分布情况；或依体裁、声腔、器乐品种、剧种、曲种、歌种为系统，一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图。这将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基础工程”。
　　（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作者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
　　（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是一个相对后进的学科，而在文化地理学中，音乐地理学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因此，要使音乐地理学健康地发展，就应不断地从包括自然地理学在内的社会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汲取营养。例如，仅区划问题，就涉及音乐的地理分布与语言、行政、自然物候、民族、经济等区划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其相对科学的划分依据中得到某种启示。
　　作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使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会随之兴盛繁茂。
　　作者更加相信，中国音乐地理学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新兴学科，它的蓬勃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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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剧《歌剧魅影》赏析

　　【概述】
　　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是一部安德鲁·洛伊·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作曲的百老汇音乐剧。
　　又译：歌声魅影、剧院魅影或歌剧院的幽灵。原著：《歌剧幽灵》作者：加斯通·勒鲁
　　1986年首演，于1988年获得七项托尼奖，是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剧之一。1986年伦敦的首演由麦克尔•克劳福德和莎拉•布莱特曼担任男女主角，至今全球已有16个制作版本

　　剧院魅影可以说是一部折射着后现代魅力的剧作，首先它成功的改编了盖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1868-1927）的原作小说，既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又使之更适合舞台演出，提升了作品的可看性，其次，巧妙的戏中戏令观众徘徊于现实与虚幻之间。尤其是追逐幽灵的那一场戏，整个剧院，台上台下、四面八方响起了幽灵的声音，使观众置身其中，因为那句“我在这里”似乎就在他们的身边，就在隔壁的包厢，而那幕吊灯突然坠落的戏也着实令气氛紧张刺激到极点，前排观众的惊叫与台上演员的呼声连成一片，在这方面，舞台设计玛莉亚·布琼森自然功不可没。

　　在全剧中，一首“All I Ask of You”的旋律反复出现，劳尔与幽灵对这首歌的不同演绎表现了他们各自对于女主角克莉丝汀不同的爱情，最后这一主题在管弦乐中浮现，显示了爱情最终战胜了悲剧。

　　【简介】

　　[1]本片描述十九世纪发生在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爱情故事。时值1882年，在歌剧院的地窖深处，传说住着一名相貌丑陋、戴着面具、却学识渊博的音乐天才，多年来他神出鬼没，躲避世人惊惧鄙夷的目光，被众人称之为“魅影”(杰拉德·巴特勒饰)。他动辄以鬼魅之姿制造各种纷乱，赶走他讨厌的歌手，甚至还干涉歌剧院的主角人选和剧码安排。

　　在无意间，魅影发现小牌女歌手克莉丝汀(艾米·罗森饰)拥有不凡的天赋美声，让他倾慕不已。激赏之余，魅影决定不计一切代价，将年轻貌美的克莉丝汀调教成首席女高音。然而，最初发自于精神层面的音乐之爱，却逐渐转化成为强烈的占有欲。走火入魔的魅影更以实际行动，把所有妨碍克莉丝汀歌唱事业的人一一除掉。

　　后来，戏院的投资人劳尔(帕特里克·威尔森饰)认出克莉丝汀是他的儿时玩伴，两人坠入爱河。魅影发现后，自觉遭到背叛，怒而砍断舞台大吊灯的铁链，让整座华丽的水晶灯砰然粉碎在观众席上。随着魅影的破坏愈来愈血腥疯狂，克莉丝汀对他的感情也逐渐从迷恋转为恐惧、害怕和怜悯。

　　半年后，劳尔跟克莉丝汀秘密订婚，魅影突然现身于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强迫歌剧院演出他亲手谱作的歌剧《唐璜》，并指名由克莉丝汀担任女主角。心烦意乱的克莉丝汀，半夜奔至父亲坟前哭诉，劳尔则誓言要与魅影周旋到底。

　　在《唐璜》首演当日，歌剧院四周布满警察，孰料魅影竟然杀死男主角，亲身改扮上场，与克莉丝汀演对手戏。在戏演到最高潮时，克莉丝汀当众扯下他的面具，魅影羞愧心碎之际，动手将克莉丝汀掳至他的地下密室。劳尔追踪至地下，和魅影展开对决，却被他用绳索勒住，魅影藉此要胁克莉丝汀答应求婚。

　　为了保护爱人劳尔，克莉丝汀毅然倾身，狠狠吻着魅影那张仿佛被地狱诅咒的脸。至此，这场爱情的胜负已定。绝望的魅影送走紧紧相拥的这对恋人，在警察和群众闯入地下密室前，悄然隐去，只留下一张似笑非笑的凄凉面具……

　　--------------------------------------------------------------以上内容摘自歌剧魅影百度百科

　　以下是我对此影片的感想……

　　这部音乐剧的剧情非常棒，音乐完美而无法挑剔。对这部音乐剧，我印象最深的是人物。刻画最深，描写最多的是“歌剧院幽灵”魅影和女主角克莉丝汀。

　　克莉丝汀对魅影的感情是复杂的，魅影于她是最重要的人，是老师，是父亲，是朋友，是天使……但不是爱情。她爱的人是小时候的玩伴、英俊富有的拉乌尔子爵。

　　魅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她依赖魅影，就像女儿依赖父亲，尊敬父亲，同样，女儿也不会爱上父亲。克莉丝汀认为教她的人是“音乐天使”，天使引领并守护着她。然而天使是神秘而陌生的，一直与她同在 却从来不露脸，这使她有所怀疑及害怕。甚至觉得教导她的是来自天上的声音，是父亲派来的天使。

　　克莉丝汀想知道这个躲藏着的天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当她被引导着来到魅影的地下室后，由于好奇心，想解开一直以来的谜团，掀开了魅影的面具。然而，魅影一直都为这个脸孔而深深的自卑，当丑陋的脸孔暴露在爱人的面前，这种美与丑的反差，使他自惭形秽，于是，他的恐惧转化成狂暴，暴怒中的他把克莉丝汀推倒在地，并口出恶言，这种狂暴与之前的温柔和蔼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克莉丝汀感到震惊，害怕，同情，不解与迷茫……到底这是不是她印象中的天使？……

　　后来，她还是去到父亲的墓地，表达她对魅影的复杂情感。魅影给她的是不真实的感觉，而劳尔更加实实在在。然而，她不可能就此丢弃魅影，所以在劳尔可以除掉魅影的时候，她是不忍心的。

　　在化妆舞会中出现的疯狂的魅影吓到了克莉丝汀，使她害怕与不安。她也很矛盾，在魅影的善与恶中抉择。当她在舞台上再次掀开魅影的面具，她不再恐惧，当她再次被带到地下室时，对魅影基本上已经不再同情了。在劳尔为了她出现在地下室的时候，就更加坚定了对劳尔的爱。即使最后离开，她其实还是回头，是一种对父亲的不舍……

　　魅影，由于相貌的丑陋，小时候被称为“恶魔之子”“怪胎”困在笼子里，被虐待，被嘲笑，被观赏，导致了心灵的扭曲，以及对美的强烈向往。

　　歌剧院就是他的游乐场，他的艺术国度，而当他发现了极具天赋的克莉丝汀后，就悉心的教导她。克莉丝汀唱出他的音乐，同样的，他的创作灵感也由此而生。克莉丝汀就是他的面具，他的心灵，他的一切。

　　他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情感，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渴望、梦想和追求，都集中寄托在克莉丝汀身上，很理所当然的，就以为美丽温和的克莉丝汀是属于他的。同样，魅影也认为克莉丝汀是他的音乐天使，他的化身，他的灵感来源……

　　克莉丝汀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因此，他也需要克莉丝汀登上舞台的巅峰。他为了使克莉丝汀尽快得到荣耀，不惜伤害其他人。他是孤独的，也从来没有人教导他：杀人是不对的（甚至小时候他就是通过杀人而获得自由的）。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同时，克莉丝汀也几乎就是他的一切。

　　他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更怕克莉丝汀像以前的人那样用怪异的眼光来看他。所以，他一直躲在暗处，偷偷的渴望天堂，偷偷的追求美。 他爱克莉丝汀，他把音乐赐给克莉丝汀，让她的歌声振翅飞翔。 所以，当他发现克莉丝汀爱的是其他人时，很理所当然的认为那是背叛，认为本该属于他的东西被夺走了……

　　他在伤心之余，想起克莉丝汀与劳尔的誓言，由于被背叛与不甘心，他要诅咒克莉丝汀…… 他变得疯狂……在现实中的不到的，他通过作品来《唐璜》来寄托他的渴望。并且，他还有一丝希望，希望自己还有机会，希望克莉丝汀在最后可以接受他……当他明知道外面都是围捕他的军队是，仍然亲自出演《唐璜》，用克莉丝汀与劳尔的誓言，对克莉丝汀深深的告白的时候，那种痛苦挣扎的近乎哀求的神情，也深深的牵动了我的心，眼泪在此刻夺眶而出。然而，克莉丝汀在这时候掀开了他的面具……

　　他丑陋的面孔在一次暴露在众人面前，于是他又变得疯狂，再次把克莉丝汀带到他的地下室。他以为葬送他爱情的就是这张脸，而实际上葬送他爱情的是他扭曲的心灵。不过，魅影也并非就真的无药可救。他还有良知，还有感情。当他以劳尔的生命威胁克莉丝汀的时候，当克莉丝汀为了爱人的生命主动吻他，表示愿意与他共度一生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并不是单单想得到克莉丝汀的人，如果克莉丝汀的心不在他身上，克莉丝汀不快乐，他也不会快乐。最后，他还是放走了克莉丝汀。放过她，也放过自己。最后对克莉丝汀说的就是“我爱你”所以希望她幸福。当克莉丝汀离开之后，他的音乐就不存在了，他打碎了镜子，离开了梦想的殿堂……

　　不可忽略的，克莉丝汀和劳尔的爱情。他们青梅竹马，一见面已被对方深深的吸引，很快的相爱。一种对童年的依恋，对彼此的爱。

　　劳尔温柔，机智勇敢。他不惧怕魅影，不被魅影摆布，并与魅影展开斗争。他了解克莉丝汀，并且在克莉丝汀迷茫和恐惧不安的时候在她身边帮助他，保护她。

　　对克莉丝汀而言，劳尔更加真实，可靠，值得共度一生。劳尔也是真心的爱着克莉丝汀，在克莉丝汀去父亲的坟墓的时候，就立刻骑马追赶过去，并在关键时刻出现，与魅影决斗，不让克莉丝汀受到幽灵的魅惑。 特别是后来劳尔为了克莉丝汀而跳进机关陷阱的勇敢和机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希望克莉丝汀得到自由的深情，都让人觉得克莉丝汀的选择是正确的，劳尔是一个真正值得克莉丝汀爱的人……

　　剧中的其他人物，我就不多写了。克莉丝汀的舞蹈老师是唯一知道所有真相的，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没有她，也不会出现后来的天才。

　　故事的结尾也耐人寻味。但年迈的伯爵来到妻子克莉丝汀墓前的时候，鲜红的玫瑰分外引人注目，表达了一种永恒的爱……

(高手进!)有关戏曲的文章

一、中国古代戏曲文章学价值重估的认识背景
在以诗文为正统的古代文章学观念中，戏曲剧本常常是不能入于“文章”范畴的，正所谓“曲之于文，横被摈斥，至格于正轨之外，不得与诗词同科”。在戏曲学研究史中，人们也较少以文章学的观念来研究戏曲剧本。那么，在戏曲文化学和戏曲艺术学研究已经成为基本的学术趋势，并且正火随风炽的时候，提出对戏曲文章学的价值重估，似乎难免思维滞后的嫌疑，我却以为大有重估之必要。

首先，戏曲场上演出的渐趋式微，造成戏曲表演艺术价值的逐渐失落，而当表演艺术从历史的“前台”退隐为艺术史的档案数据之后，戏曲剧本将突现出更为重要的文章价值。

中国戏曲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戏曲的演出史，似乎有演出，才有戏曲；演出的兴衰，也正是戏曲的兴衰。而对于戏曲剧本的评判，亦是以能否演出为重要标准，所谓“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而当场上演出成为戏曲的终极目的与最高价值体现时，戏曲剧本的独立价值，或者说戏曲剧本可以作为文章来写作、来欣赏的价值则相对被人们忽略了。

然而，从上世纪末以来，戏曲演出的式微已成定势。戏曲本应在剧场的特定文化空间中被启动的可能性不断失去，戏曲赖以存在的观众愈益寥落。据报道：“广州城里铁杆的粤剧迷仅有2000人，与戏曲‘活化石’昆剧在上海的固定观众数不相上下”。如果说电视文化与传统戏曲在唱“对台戏”的话，不仅大批观众倾情于电视文化，已“首不复东”，而且戏曲在挣扎中的“复兴”幻想也要依赖电视传媒去“实现”。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戏曲剧本的价值将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继续想象和认识已往戏曲史的重要的文本证据，而且是可以永久存在的具有独立价值的文章，或曰戏曲文学作品。纵然我们还会以戏曲乃综合艺术的观念来评判剧本价值，但是它本身所包含的情感意识、文艺思想、技巧方法等等内容，使其在作为独立的文化载体与文学文本被阅读、被研究的时候，将会释放出丰富的有价值信息。从目前来看，戏曲的演出还不会绝迹，还在被当作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但这种演出还能持续多久，尚难预料。所可预料的是，戏曲赖以存在的剧场与观众可能锐减以至消失，而其同样必须依赖的剧本以及未来读者不会消失，以后人们可能更多地由看戏、听戏转为对戏曲文章的阅读。

其次，在文化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文艺学研究由于过多地依赖于对西方文艺思想的解释和转借，变得既没有特色，也缺少自己的思想创造，因此全面地、不同角度地清理和研究我们传统的文艺思想，便具有重新认识传统文艺和建设我们自己的新文艺思想的双重意义。那么，戏曲剧本的文章学研究，不仅涉及到戏曲学的诸多方面，而且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提供对传统文艺思想的深入认识。

戏曲剧本作为在表演艺术规范制约下的一种特殊文章，既是我们研究戏曲史的最重要的基本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传统的民族文艺学的重要凭借。先辈学者们整理了大量的剧本典籍，进行了大量的剧本解释与剧本评析，但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戏曲剧本作独立研究的还并不多见；把戏曲剧本当作特殊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也比较少。这原因自然是由于在传统的观念里，人们多是把剧本当作戏曲表演的一个部分来看待，因而它的独立存在价值就受到质疑；而在新的戏曲学学术思潮中，人们又偏重于对戏曲全方位的、乃至于远缘联系的文化阐释，就往往把戏曲文章学、戏曲文学当作浅显学问置于大不屑的境地。

其实，在古代戏曲创作实践中，就已经有相当多的作家突破“场上之曲”理念的制约，把剧本当作特殊的文章来创作，如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等均是如此。正由于这样，他们才创作了既可演出，又宜阅读的戏曲剧本。而大量只能读不能演的案头剧作，如部分明清传奇，做为一种文学现象来看，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古代戏曲批评中，也曾有一些批评家以文章学的眼光和智能评点、论析过戏曲作品，如李贽、金圣叹、李渔等人。这两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文章学智慧和文艺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体系，进行新的民族化文艺思想建设，无疑都是极有价值的。比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贵显浅”、“重机趣”等说法，其目的既是要把戏曲写成给“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的场上之曲，又是要写成天体间的“绝大文章”。这些又都是我们当今的文艺学、写作学著作经常借用和讨论的。

再次，当今的电视文化在挤兑了传统戏曲曾经拥有的巨大文化空间的同时，又同样面临着戏曲曾经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电视剧的演出需求与电视剧文学质量的关系问题，电视剧的适众性与文化品位问题。当今电视剧在这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缺陷，迟早也会影响到它的艺术生命。所以，进一步研究传统的戏曲文章学、戏曲文学，既能够提供艺术兴衰的借鉴，又能够提供成功与失败的不同参照。

可以明确地认为，今天的古代戏曲改编和当代戏剧创作在艰难的追求振兴，而之所以艰难，根本原因是缺少真正优秀的文学支撑；现今的电影、电视剧在表面繁荣的帷幕下，同样缺少优秀文学的支撑。这样的欠缺，原因很多，这里不做讨论。但如果将古代戏曲文章学的研究做为一种参照，并科学地与当今的戏剧、电影、电视剧文学问题联系起来，我相信，可以提供更为清楚和深入的认识。

有鉴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对古代戏曲文章学价值的肯定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

二、戏曲剧本的文章化写作与文章学批评

如前所述，戏曲的文章化写作与文章学批评是戏曲史上一个客观的存在。

虽然有不少戏曲作家将剧本写成了“案头之曲”，写成了不能演出的特殊“文章”，并因此影响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但是，戏曲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却基本上既是可以在场上演出的蓝本，又是可以在案头阅读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剧作家在创作之时，既考虑到舞台演出对剧本的艺术制约，又往往自觉地突破这样的制约，把戏曲剧本当作特殊体式的文章来写。或者说，剧作家们往往将戏曲演出的艺术规定性与中国传统文章的艺术精神、创作思想融合起来进行创作，因而才成为优秀之作，甚至成为文学经典。

古代文章的写作以及文章学批评，都非常重视文章对于作者充沛的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在很多时候都用“气”的概念来描述。如，曹丕有最为著名的论点：“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唐代李德裕也说：“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在传统文化精神影响下的杰出戏曲作家也总是借戏曲这种艺术形式抒发胸中的郁勃之气。

最典型的乃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李贽之所以惊叹《西厢记》为“古今至文”（《焚书·童心说》），“文章至此，更无文矣”（《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第十六出总批），原因就在于它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片“童心”，一种童真般的精神，正所谓“读他文字，精神尚在文字里面；读至《西厢记》曲、《水浒传》，便只见精神，并不见文字。咦，异矣哉！”（《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第二十出及全剧总批）胡应麟也说：“《西厢记》主韵度风神，太白之诗也。”（《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到金圣叹，在将《西厢记》与《庄子》、《史记》同样视为“天地妙文”（《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序》）进行评点的时候，他最大的审美激动也是由于其中的精神、性灵与气势，而不仅仅是章法、技巧与文字。如第三本第二折的评语就有如下两条：

行文如张劲弩，务尽其势，至于几几欲绝，然后方可纵而舍之。真乃恣心恣意之笔也。

《西厢记》白，其妙至此，读之便如立于丈岗，临不测溪。

这里所说的“恣心恣意”而形成的气势，以及读之“如立千丈岗，临不测溪”的感觉，其实都是对《西厢记》文章精神的透彻感悟。

有意思的是，李渔在《闲情偶寄·填词余论》中说：“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他认为金圣叹把《西厢记》当作文章来评点是对的，是极高明的，但没有关注到戏曲的演出性的一面，毕竟是一种缺陷。这给我们提供了更全面地认识戏曲文章的思想借鉴。而李渔在《闲情偶寄·戒讽刺》中也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才进一步认为“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

汤显祖更是将戏曲的创作视同文章的创作。他在《合奇序》中评丘毛伯文章时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这种所谓的“论文快语”，强调的即是文章中超拔于世俗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与吕天成讨论戏曲时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不必“一一顾九宫四声”的主张，并且要“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毫无疑问，没有汤显祖的这种文章精神，便没有《牡丹亭》的惊世之作。

不仅如此，王骥德在《曲律》中既强调词曲与文章同样须有“神情标韵”，而且以这种观念品评剧作家。他说：“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盖真曲子中缚不住者，则苏长公其流哉！”徐复祚《曲论》评《琵琶记》：“文章至此，真如九天咳唾，非食烟火人所能辨矣。”清代高奕《新传奇品》则以总结性的口吻说。

“传奇于今，亦盛矣。作者以不羁之才，写当场之景，惟欲新人耳目，不拘文理，不知格局，不按宫商，不循声韵，但能便于搬演，发人歌泣，启人艳慕，近情动俗，描写活现，逞奇争巧，即可演习，不一而足。”

高奕既强调“便于搬演”，又主张放任才情，不循定规，张扬的同样是“得之于造物，流之于文运，缭绕笔端，盘旋纸上”的文章奇气、文章精神。

戏曲虽然有着严格的表演程序和艺术规范，但是它也必须是充满活力的艺术创造。而这种创造的根本是人，是剧作家娴熟于规范又不拘于规范的创造。优秀的剧作家将人生中酿成的浩然之气、丰沛精神，化为戏剧性故事，化为精美曲词，化为活生生的宾白，才真正造成了戏曲史的辉煌。

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有如下一些品评之语：

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齐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

白仁甫之词，如鹏搏九霄。风骨磊魂，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

郑德辉之词，如九天珠玉。其词出语不凡；若咳唾落于九天，临风而生珠玉，诚杰作也。

这些类似于钟嵘《诗品》式的戏曲文章品评，不是精确分析，但却让人体味到那些名家杰作中丰沛充盈的精神。

可以说，以文章精神来创作戏曲剧本，或以文章学的眼光来批评戏曲剧本，其根本的目的是要抬升戏曲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使戏曲演出凭借的剧本更具有文学上的审美性和演出上的艺术美，从而使被斥于正统文章之外的戏曲剧本的创作同样成为“不朽之盛事。”

近人姚华的《曲海一勺》非常突出地总结和强调了戏曲的这种文章价值。他说：

而曲为有元一代之文章，雄于诸体，不惟世运有关，抑亦民俗所寓。于今黯然，将就湮灭。北调几绝，南腔浸微，音节已渐失其传，文章亦散而无纪。

曲之作也，术本于诗赋，语根于当时，取材不拘，放言无忌，故能文物交辉，心手双畅，其言弥近，其象弥亲。试览遗篇，则人人太冲，家家子美。

姚华阐明了三点值得重视的思想：一是，戏曲剧本同样是文章，是诗赋文章随着时代演变而衍生成的新文章之体；二是，戏曲剧本作为文章，其文学价值“雄于诸体”，超越了“元明以来作者所为诗赋”；三是，近代戏曲的衰落，不仅是由于“音节已渐失其传”，更是由于“文章亦散而无纪”。在他的认识里，戏曲文章的兴衰关乎着戏曲本身的兴衰，这是一直被人们忽略了的观念。如董每戡《五大名剧论》论《长生殿》时说：

只是《长生殿》不是词曲，而是戏曲，舞台上演出用的戏剧，非仅供案头读的作品。也就是说这一出（《窥浴》）放在任何文体的作品里都是绝好的文章，但因它是务须在舞台上演出的戏曲，对观众感染的效果是不大的，而且是多余的。

从演出性、剧场性的角度看，董先生所论有理。但如果是“放在任何文体的作品里都是绝好的文章”，那本身不就是价值吗？这便意味着演出性、剧场性观念下人们对戏曲文章价值的忽略。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纯以文章之思、文章之法来写戏曲都是具有价值的。那些卖弄学问，堆垛陈腐，沿袭文章晦涩之风，套用文章制作之法而成的平庸之作，既不可演，亦不能卒读，只能视作一种文学史、戏曲史研究时的反面的材料证明。

不可读，亦不可演的剧本，绝对不是好文章；

只可读，不好演的剧本，不一定不是好文章：

既可让人读时神魂飞扬，又可使人在台下观赏时心胸开张的剧本，那绝对是最上乘的好文章。

三、戏曲文章学内容的基本理解
将戏曲剧本视同文章来写作，来批评，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戏曲文章学的一些基本内容。除了上文论及的文章精神等问题之外，我们还经常看到以传统的文章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品评戏曲剧本的情形，这是戏曲文章学更为具体的方面。

明代王骥德《曲律》有《论章法》一节，讲戏剧的结构之法，直接以传统的文章章法观念用之于戏曲而有所变化。

明代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将戏曲剧本视同诗文辞赋，评其辞藻，品其情境，用的也是文章学批评。

而毛西河、金圣叹等人在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时，用到了文章品评中常见的一些概念。如：“文字有跳脱之势”，“暗度陈仓之法也”，“极尽排荡之法”，“章法秩然”，“章法特妙”，“真元人作法三昧”，“文章之能于是极也”等等。这更意味着戏曲品评与传统的文章品评的交融。因此，李渔才说金圣叹得“文字之三昧”，而未得“优人搬弄之三昧。”

其实，李渔做为一个经验丰富而意识清醒的戏曲作家与理论家，在《闲情偶寄》中也处处以文章论戏曲。不过，他将整个论述分为“词曲部”和“演习部”两部分，其“词曲部”论结构，论词采，论音律，论宾白，论科诨，论格局，既受到传统文章学批评意识的影响，又能立足于戏曲文章本身的艺术个性，从而奠定了传统戏曲文章学基本的内容范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演习部”的首句，亦即“词曲部”与“演习部”之间用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这就使得他的戏曲文章观念更密切地与剧场演出的艺术要求联系在一起。

到王国维先生作《宋元戏曲史》时，既有《元剧之结构》，又有《元剧之文章》、《元南戏之文章》几个章节。他在《元剧之文章》中说：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

王国维所说的“文章”又仅仅指戏曲的语言文采，文章的结构等要素不包括在内。所以他才又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元剧自文章上言，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他沿袭了前人将文章单指语言文采的观念，但强化了我们对语言文采在戏曲文章学中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了我们对戏曲文章与戏曲文学价值关系的认识。

总结前人有关戏曲文章学的论述，并进一步将戏曲文章学的研究置于当今更为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来思考，我以为，所谓戏曲文章学的内容，除了那些比较浅显的层面，如结构论、语言论、作法论、风格论、鉴赏论之外，还特别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戏曲文章学是我们认识戏曲文学与戏曲艺术的一种切实的思路。也就是说，戏曲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戏曲文学的兴衰。而戏曲文学的兴衰，最关键的不在于作剧技巧的娴熟与否，而在于作家作剧时有没有杰出的文章观念、文学意识，能不能在戏曲文章中进行独立的艺术创造。把古代戏曲史体现的这种规律推及于当代戏曲史，我们会得到更加透彻的认识。

其二，戏曲剧本作为既受到演出艺术制约又具有艺术独立性的文章体式或文学形式，其文体特征与源流演变的研究，具有特别的学术意义。在我狭窄的视野中，似乎没有注意到有这方面更多的研究。那么，不论是从总体的演变规律上，还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如戏曲宾白的演变，剧本中舞台提示语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并把研究的视野推及到当代的传统戏曲改编，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近读郭伟廷先生所著的《元杂剧的插科打诨艺术》，“发掘科诨在其中的运用情况和技巧、戏剧功能和文学特质，往前则追溯其渊源，往后则讨论其对后代戏曲的影响”，亦可视作这样的学术尝试。

其三，戏曲叙事研究。如果把戏曲视为以歌舞形式表演故事的一种艺术，那么，歌舞也罢，唱、做、念、打也罢，只是表演形式，而故事才是戏曲的主干，戏曲的根本。那么，演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如何表演？又取决于剧本的叙事。有许多的戏曲理论家，如李渔、吴梅、今人谭沛生等等都曾对此做过研究，但是，把戏曲剧本当作一种能表演的叙事文章，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似乎还需加强。

所以，我在本文中特别提出戏曲文章的观念，并倡言戏曲的文章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