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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论文题目

发布时间:2023-03-02 14:19

柳宗元论文题目

有关柳宗元的学术论文(2011-2012)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光2011年至2012年10月这一段时间里,以柳宗元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就有400来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了柳宗元的生平交游、著作系年、思想影响、版本考订、诗歌艺术、地方文化、教学教改及文学推广等诸多方面。下文从接受与嬗变、思想与政治、考释与比勘、教育与传播四个方面略述其要。

一、接受与嬗变

尚永亮、洪迎华: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尚永亮、洪迎华在《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明清诗学对韦应物、柳宗元的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明清时期,虽然各位诗家在思想倾向上有复和求变的差异,理论建树上有主格调、重性情尚神韵等不同,诗歌批评上也有唐、宋诗的轩和争议,但在接受古诗时,基本都认同汉魏及陶诗的高格和雅正。对于唐代得古诗正音的诗人,各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于古诗独尚陶之清澹和技艺,以至在唐代惟推韦、柳二人。进一步看,韦、柳在这一五言正脉的传续上又有特殊的地位。元好问有“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的说法,承接元氏观点,明清诗家在古诗流变中赞许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将韦、柳视作殿后的两位,由此形成此一时期较为一致的接受态度。究其缘由,恐怕在于韦应物、柳宗元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正当诗史新变和转关的特殊时段。

杨再喜论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

杨再喜在《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中认为: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杨再喜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杨再喜在《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中认为: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具体到柳宗元,韩、柳二人对于“道”的含义的理解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坚守儒家的圣人之道。对于儒家之道的强调,是韩、柳二人在文学史上得以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也发展为王安石的“通融儒释”观。

肖扬碚论柳宗元在明代的接受与批评

洪迎华论刘禹锡柳宗元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

洪迎华在《政治家刘柳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中认为:因为永贞革新及王叔文等的关系,历史上对政治家刘禹锡、柳宗元的接受表现出诸多争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文学家身份的刘柳。唐宋时期,刘柳的政治作为及人格处于被贬斥的地位,降及明清,其接受境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接受者对永贞革新的认识走向公正和深刻,王世贞、王夫之、王鸣盛等人皆在对事件背景、过程的客观探讨中,重新审视和大力肯定了革新的历史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革新人物的不实罪名翻了案。另一方面,明清读者对革新中的人物角色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接受心理。诸多史家大力肯定二王的革新作为,但在道德品行上却加以贬低,并对其用事作风示以不满。而对刘柳,则出现了由否定其人而否定其文,和尽管对刘柳与王叔文结交并在行事中的激切、浮躁不无微辞,但对其人其文均予以肯定的两种不同接受态度。

李栋辉论宋代柳诗的接受

李栋辉在《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新论》(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柳诗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的诗学思想有着紧密关联,诗学思想与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响了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传播过程。宋代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主要从“陶柳”诗风异同论、“韩柳”诗风不同论、柳诗深得“骚学”论等三条路径展开的。

景遐东、曾羽霞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

景遐东、曾羽霞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创造性的吸收了前人成果,开拓了新题材,扩大了山水的关注范围,在对山水的描写时凸显山水的特色,写“意”中的山水,“人化”的山水;通过独特意象的选择,注重情景交融、物我冥合意境的开拓和语言的诗意化,形成了山水游记文体的诗化状态。无论是其娴熟的诗化手法、独特的题材选择、高洁幽远的创作风格与精美隽永语言,对唐以后历代散文家都有深刻影响。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的散文,随处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痕迹。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明代的袁宏道、徐宏祖,清代的姚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山水游记的影响。

吕海龙论刘知几对韩柳的影响

何哲群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何哲群在《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原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柳宗元继承了屈原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且更有发展,批判力度更强,方法也更多样。其次,柳宗元继承了屈原《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传统。再次,柳宗元还继承了屈原骚学的抒情模式。

殷学国论《江雪》的影响

殷学国在《唐诗经典影响史的三个层次——柳宗元﹤江雪﹥影响研究》(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认为:《江雪》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后人对其诗典和意象之借鉴和接受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均表现于语典引用、意境重绘和意蕴转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代表了唐诗经典影响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具有方法启示的意义。《江雪》语典的使用频度和语典形式的变化见其在后世的接受程度。对《江雪》意境的重写和再绘则能见出接受过程中一些丰富而细致的变化。寒江独钓意蕴在后世诗作中的接受变化,既丰富了意象内涵,又为探求《江雪》意旨提供了路径和线索。

杨榕论《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

杨榕在《经典论断的评析与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认为:《封建论》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柳宗元的经典名篇,文章立论有据,驳斥有力,凸显了严谨的文法及见识。《封建论》被宋代古文家苏轼接受及被选文学家高步瀛再接受的过程中,体现了高步瀛对苏轼评析柳文经典论断的认同。

于清惠论宋诗对柳宗元的接受

于清惠在《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原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1期)认为: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陈如毅论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

陈如毅在《以共鸣理论看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原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处于低谷的时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的诗句。共鸣理论认为,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审美契合度越高时,共鸣效应越大,文学接受越易发生。由于杜牧在自身气质、政治热情、文学创作及情感经历上与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对柳宗元诗文的共鸣要多于他人。这是杜牧欣赏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莫军苗论柳文在金元时期的接受

邓怡舟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的影响

邓怡舟在《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原载《沧桑》2012年第1期)中认为:柳宗元在寓言方面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主要是他发奋钻研、师承广泛、博采众长,而又大胆创新的结果。本文阐述老子的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内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以此论证柳宗元寓言与老子思想的师承关系。

田恩铭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田恩铭在《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原载《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唐宋思想的转型,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新唐书》一改《旧唐书》的格局,通过全面采摭柳文入传展现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柳文被广泛采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议论”和“史才”的价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传分别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传记则更使韩、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寻求资源的阶段。通过采摭柳文入传,既建立了本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无形中有意地让柳宗元与韩愈走到一起。

曾明论胡宿的活法诗学不乏柳宗元的影响

林阳华论柳宗元、元结对沈辽的影响

沈辽对柳宗元深为理解,当他来到愚溪时,作有《愚溪》,诗云:“夫子幽栖十二年,至今使人长叹息。” 柳宗元往日歌咏的永州山水,一方面是他哀叹柳宗元不遇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他寻幽探险的去处,以此同他产生共鸣。

二、思想与政治

翟满桂论柳宗元的重民思想

翟满桂在《论柳宗元“吏为民役”的重民思想及利民活动》(原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中详论了柳宗元的重民思想。柳宗元主要活动在唐永贞、元和年间,谪居湖南十年。他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本文在阐述柳宗元重民思想内涵的同时,展示其“利民”和“民自利”活动实践。重民主张有:均税薄赋、抑制豪强、厚德简刑。利民举措有:一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二是身体力行,重视生产的发展。他亲自组织游民,在柳江南岸的大云寺开荒种地、种菜、种竹、种稻、种树。三是致力于以文化民。他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柳州,十月修复孔庙。四是尊重少数民族。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柳宗元很注意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较少一般人的华夷偏见。他是最早描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俗的一位重要作者。

王洪臣论《非国语》的明道意识

王洪臣在《论柳宗元﹤非国语﹥的明道意识》(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对《国语》所记载的不合于“道”的某些内容,从“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明道”意识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郑建钟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

郑建钟在《论柳宗元天人观的政治逻辑——以“大中之道”为线索》(原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论述了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柳宗元的天人观突出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天人之际”转化为现实政治努力的总概括“大中之道”,并将这一理论范畴贯穿于现世的政治原则与政治目标,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后备受诟病。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对天人观的神秘性的解蔽,是现实政治走向现代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证明不源于“上帝”,也不源于神秘的“天志”,而源于人自身。

朱璐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

朱璐在《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借言天道以明人事,是历代儒家所取法的言说方式。秦汉诸儒论“天”带有很强的道德主体性,且偏于伦理而疏于哲理。柳宗元提出元气本原论、反天人感应论及新“天爵”论,从本原、天人关系、以及本体论角度,完善了先秦至中唐儒家天论思想的不足,思辨化的“元气自动”论也为宋明时期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启了端绪。

高会霞论柳宗元统合儒佛思想

高会霞在《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原载于《天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陈洪、赵纪彬论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

陈洪、赵纪彬在《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探析》(原载《北方论丛》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宋来惠论《永州八记》中的佛心禅意

宋来惠在《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佛心禅意》(原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永州八记》字里行间都明显流露着作者的佛心禅意,留下了作者佛学思想的深刻印迹。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静境画面,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永州山水在他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优美的静境画面,字里行间展示出柳宗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僻静的山水中发掘清寂幽邃的意趣之用心,这种佛心禅意地对美丽山水的独特解读和深刻感悟,对他来说是对凡世尘嚣名利挣扎的一种超然,是对身处逆境诸多痛苦的一种解脱;也是一种佛化自然寻求寄托的精神安慰,更是一种宁静心灵与世无争的自我满足。

张爱梅论《江雪》中的文学意蕴

张爱梅在《柳宗元﹤江雪﹥文化意蕴探析》(原载《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论述了柳宗元永州时期孤独、忧伤与绝望的心情。《江雪》为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短短二十言,写景状物,空灵虚荡,绝非一般的感兴排遣,极尽孤寒与悲怆,是他政治上压抑悲愤、生活上孤独悲凉而至绝望的心情的凝结与沉淀。

闵祥鹏论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

闵祥鹏在《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柳宗元在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说、阴阳失调说、时令失序说、鬼神为祟说等灾害思想提出了质疑批判、重新阐释或者辩证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中唐灾害的新思维:一是灾害的发生并非天谴,也不能预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二以灾害为主的环境压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之一;三灾害发生有其自然因素,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不能相互感应,消弭灾害不能通过人类社会调和阴阳、顺应时令、敬奉鬼神的方式实现。

赵建军论柳宗元的贬谪心态

赵建军在《从种植诗看柳宗元的贬谪心态——兼与白居易的种植诗相比较》(原载《阴山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的贬谪心态。种植诗创自杜甫,是传统的咏物诗与诗歌题材日常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柳宗元的种植诗中,反映了他被贬之后的复杂心态,即忧生与救治,自负与自怜,绝望与理想。而白居易的种植诗主要反映了他的闲适心态。

李建华论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李建华在《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原载《北方论丛》2012年第2期)中认为: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谢水顺论柳宗元的民法学思想

谢水顺在《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认为:中国古代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刑法学思想相当丰富,而民法学思想相对分散,难成一家之言,但其精微细致处也比较精彩。

曹章庆探析柳宗元谪居永州前期的精神

三、考释与比勘

卢燕新考论柳宗直《西汉文类》

卢燕新在《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哲社版)中认为: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吴在庆考补柳文系年

吴在庆在《柳宗元文系年补考》(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天说是柳宗元和韩愈讨论什么关系的哲学论文题目?

韩愈和柳宗元并称“韩柳”,曾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并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韩愈著名的《师说》被后世广为流传,但在当时却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可柳宗元却始终支持韩愈的观点;韩愈负责修撰国史,想逃避责任之时,又是柳宗元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他们在患难中升华友谊,在交流中传递温暖,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本期《晨报讲堂》的堂主康震就为您解读韩愈和柳宗元的友谊。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34岁的柳宗元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
  此时的柳宗元正担任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正六品的品级,表面看上去是个官,实际上却是个被流放的罪犯。由于他这种极为特殊的身份,昔日的很多朋友、同事担心受到牵连,对他是避之惟恐不及。
  不过,也有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在柳宗元春风得意之时,还是在他被贬之后,始终能够与他交流情感、讨论学问,并与柳宗元成为一生一世的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韩愈。
  韩愈和柳宗元曾是同事
  韩愈与柳宗元的朋友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至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博学宏词科考试。在此期间,柳宗元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他们不是同一科的考生,但彼此之间是比较熟悉的,何况韩愈连续考了四次,已经是非常著名的考生了,而且文章的名气也是有的,所以他们作为诗文之友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柳宗元和韩愈都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成为同事。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更是朋友。
  这里需要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微妙关系做一些必要的交代。其实,他们的这种朋友关系主要是在诗文创作领域,在政治方面却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或者说,柳宗元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器重与当时韩愈所受到的待遇并不对等。
  当时,柳宗元与革新集团的首领王叔文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韩愈却与王叔文等人的关系比较疏远,对王叔文等人为政的风格以及做人的品质也颇为不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原本是政敌关系。
  虽然当时韩愈的地位较低,但是在王叔文等人看来,他也许会在未来成长为对革新派有威胁的人物,所以就防患于未然,找个由头将韩愈贬得远远的。
  韩愈和柳宗元差一个辈分
  虽然柳宗元与王叔文走得很近,但并未影响他与韩愈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后人之所以将韩柳并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缘分多多。
  第一,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导并开创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他们是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所以并称;
  第二,在古文运动、儒学复兴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都以卓越的才华创作了大量流传千古的文章,是中唐时期首屈一指的大散文家、大诗人,也是唐代两位最重要的哲学家,所以并称;
  第三,韩愈和柳宗元年龄相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熟识,还都有被贬的经历。
  所不同的是,韩愈先后被贬两次,但被贬的时间较短,起起落落;而柳宗元却一贬不起,最终死在被贬地柳州。但即便是在被贬的漫长岁月里,韩愈与柳宗元的通信也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思想的交流,所以并称。
  而且,韩愈和柳宗元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韩愈虽然年长柳宗元五岁,但是两个人却差了一个辈分。因为韩愈的兄长韩会与柳宗元的父亲柳镇有交往,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柳宗元给韩愈写信时,总是很谦虚地称呼韩愈为“丈”,就是前辈、长辈的意思。
  柳宗元赞同《师说》的观点
  柳宗元虽然被贬之后长期不在中原地区,但是他跟韩愈之间是声气相投的。
  韩愈写下名满天下的《师说》之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因为在唐代,门第、血统依然是士人走向仕途很重要的门径,读书求教、好为人师则为贵族士大夫们所不齿。而十年之后,远在永州被贬之地的柳宗元对韩愈的观点是坚决支持的。
  当时,有一位名叫韦中立的年轻人专门从长安奔赴永州拜会柳宗元,希望拜他为师,学习古文。柳宗元在给韦中立的信中就以韩愈为例,说韩愈奋勇不顾世俗的目光,敢于触犯众人的忌讳,甘愿承受他人的讥笑和侮辱,才写了《师说》这篇文章。
  由此可见,柳宗元非常赞同韩愈《师说》中的观点,只是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长安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拜柳宗元为师,向他学习文章写作。现在被贬永州,他虽然不愿意背负一个勇于为师的名义,但在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呼应了韩愈的要为人师表,要将古文之道传授给更多读书人的号召。
  堂主讲故事 柳宗元曾狠狠批评韩愈
  作为唐代的两位著名思想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流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之外,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的。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韩愈冷嘲热讽,毫不留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柳宗元如此大动肝火呢?
  事情还得从韩愈官职的变动说起。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朝廷任命韩愈为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负责修撰国史。可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却噤若寒蝉。
  说起来道理并不复杂,做史官的第一要求是要尊重历史,但如果你要尊重历史,那么皇帝的看法和宰相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你是坚持真理,还是维护皇权?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在韩愈的内心反复翻滚,这是他畏惧做史官的根本原因。
  当时有个叫刘轲的秀才给韩愈写了一封祝贺信,韩愈在给刘秀才的回信中说了自己的心情,同时也把这封信寄给柳宗元一份。信的意思大概是说,史官不是轻易能做好的。朝廷给我这个职位就是看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才能,想着好歹给我个位置,让我能够享受一些俸禄就够了。
  柳宗元一看这封信,十分生气,在给韩愈的回信中说:接到你的信,“私心甚不喜”。难道说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够等到让别人来督促自己才想到要尽职尽责呢?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一语中的,凡是承担了那个职责,就要坚守那个职责所代表的道义与原则,如果要改悔,就不如立刻离开那个职责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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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
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
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
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
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
14 《水浒传》主题辨析
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
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
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
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
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
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
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
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
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
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
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
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
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
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
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
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
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
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
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
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
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
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
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
42 论二晏词
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
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
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
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
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
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
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
50 贾谊论
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
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53 汉乐府诗分析
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
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
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
62 《西厢记》的传播
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
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
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
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
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68 牡丹亭》的传播
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
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
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
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
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
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
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
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
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
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
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
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
91 论归有光的散文
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
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
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
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
97 《金瓶梅》人物论
98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
99 “三言”“二拍”中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
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101 论纳兰性德词
102 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103 《桃花扇》人物论
104 秦观词的婉约风格
105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106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107 论易安体
108 论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
109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110 论晴雯形象的人性内涵
111 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
112 关汉卿性格浅析
113 王维诗中的禅趣
114 浅析王熙凤的理家才能
115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116 试析《红楼梦》人物——惜春
117 浅谈《莺莺传》的写情艺术
118 论《窦娥冤》的艺术特色
119 论苏轼元佑时期的创作特点
120 浅论范进中举
121 浅论林黛玉的性格
122 苏轼词浅析
123 浅析古人交友之道及现实意义
124 浅析陶渊明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125 论陶渊明的矛盾思想
126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127 浅议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128 浅谈王维诗中的禅趣
129 杜甫诗浅论
130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131 论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的艺术特色
132 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133 论晴雯
134 论李清照南渡前后词风变化
135 薛宝钗形象塑造浅析
136 论李白的山水诗
137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研究
138 陶渊明与鸟(酒、自然等)
139 王熙凤形象浅论
140 浅析辛弃疾词中的豪壮之气
141 论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精神
142 浅析唐代诗人笔下的闺怨诗
143 浅谈《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144 浅论李贺的诗风及成因
145 浅谈陶渊明的人生价值观念
146 浅析薛宝钗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
147 浅论王维诗中的禅趣
148 浅析鲁智深形象
149 论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
150 浅论苏轼诗中的自然美
151 浅论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
152 平儿形象分析
153 浅析大历诗风
154 浅论魏延的性格悲剧
155 浅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思想
156 论范成大的田园诗
157 论陆游作品中爱国思想的一贯性
158 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159 《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
160 《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161 《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162 《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163 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164 《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165 《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166 《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167 宋玉赋试论
168 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169 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170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171 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
172 论蔡邕的碑体文
173 曹植诗风的衍变
174 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
175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176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
177 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
178 《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
179 《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
180 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181 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
182 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
183 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
184 宫体诗的女性描写
185 论《文选》对诗的分类
186 论南宋雅词
187 《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
188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
189 王维诗中的禅趣
190 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
191 论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
192 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193 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
194 岑参边塞诗初探
195 论李白的梦诗
196 论白居易的感伤诗
197 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
198 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
199 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
200 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
201 论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
202 论苏轼诗
203 论陆游的爱国诗
204 论辛弃疾词对清词的影响
205 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
206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207 苏轼对词境的开拓
208 贺铸词的艺术个性
209 论诚斋体
210 宋末逸民诗初探
211 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
212 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213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214 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
215 《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216 《水浒传》的忠义观
217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
218 猪八戒形象分析
219 论唐僧与孙悟空的矛盾冲突
220 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
221 《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
222 《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
223 《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
224 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
225 论词在元明时期的衰落
226 宋江形象分析
227 《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228 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
229 “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
230 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
231 论《西游记》的成书
232 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
233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
234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235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236 大观园的文化意义
237 《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
238 《长生殿》的爱情观
239 《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240 《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
241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242 论清诗的宗唐宗宋之争
243 论桐城义法
244 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
245 花间词的艺术成就
246 《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
247 论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
248 论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249 论清词中兴
250 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
251 论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
252 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253 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
254 论明清小说题材的嬗变
255 《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
256 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
257 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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