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开战毕业论文

中日开战毕业论文

向为李鸿章所倚重的北洋舰队竟会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这是李鸿章及其他清朝统治者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他们虽然对西方列强畏之若虎，但对日本却从没用正视的眼光去打量过它，因为臣伏了千年的小小岛国，不过是个蛮夷小邦，是决没有掀起黄海千尺浪的能耐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蛮夷小邦掀起了千层浪，掀翻了清政府赖以自慰的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使清朝的海岸线一下子暴露在正觊觎中国这块肥脔的列强的眼前。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地主为了挽救清王朝濒危的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用于壮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终于，在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组建完成，其中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最为雄厚。但是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舰只，军队的管理模式却依旧陈旧、僵化。这支舰队自组建以来就很少进行训练演习，舰艇也不知保养，以至于炮管上经常晾满水兵的袜子，炮筒中一摸一把黑灰。曾有一位日本将领参观舰队后说：“这种舰队，吨位再大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有了舰队却不训练呢？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舰队的存在与发展。在他们眼中，这支舰队只是用来向世人显威的、自欺欺人的工具。再加上慈禧大搞“万寿庆典”挪用了海军的军费，极度紧缺燃料、弹药成为舰队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在关键的时刻，英美等国也从中作梗，把质量低劣甚至根本无法使用的炮弹出售给中国。因此，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吃亏很大。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最终又使中国套上了《马关条约》这一沉重的枷锁。随着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极大地加紧了对中国的输出和原料掠夺，外国势力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甲午中日战争后，素来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昔日的蛮夷小邦刮目相看。中国的仁人志士更是为此苦苦思索日本强盛的根源。 日本的近代化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当时以明治天皇为首，中下层武士为主的倒幕派以暴力推翻了幕府统治，阻碍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大毒瘤被割除了。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如废藩置县、改革土地制度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等，摆脱了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强国之路，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它还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由封建君主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由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赋予了公民以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日本还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丰硕的科技成果，并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壮大，促使日本于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日本出台了“大陆政策”，把中国和朝鲜划入了其“利益线”范围。 而此时清朝的洋务派们却只知引进技术和设备，对于政治制度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完美的，是先圣们制定出来的，一旦涉及到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不仅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还会遭来由于亵渎祖先而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种主观上的桎梏影响了洋务运动的进程及其发挥的作用，无法形成中国近代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新的生产关系。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学校虽然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形式，但仅限于与“师夷长技以制夷”有关的内容，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这一切都决定了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其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代社会，凡是在国际事务中指手划脚、甚至粗暴动武干涉他国内政的无不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他才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惨败的钟声时时撞击，提醒整个中华民族清醒地面对中华发展之大计。 新中国历经五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奋斗，开创了经济腾飞的新局面，但问题与不足却仍不容忽视。虽然中国有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但却不是世界强国，没有在国际事务上充当主角的能力。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历史逆流，使中国和亚洲的和平面临挑战。 腐败与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经济决定一切，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生产力必将导致经济的衰弱，从而把民族、国家引向败亡的深渊。 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方面如政治、军事、文化的突飞猛进。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站住了，站稳了，经受住了冲击，说明中国经济已具备了一定实力。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将再掀起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而且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大大提高，她将是稳定亚太乃至世界的镇石。 世界局势，风云莫测，中国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文明建设，消除腐败，稳定社会。把建设有中国物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振兴中华民族，才是中华发展之大计。

试论我国国防史的几点启示？（1500——2000字的论文）

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

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

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

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在淞沪战场长达3个月的鏖战中，中国方面共投入70多万兵力，伤亡20余万人。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

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要知道，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数额的数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侵略战争带来的长期危害

针对侵华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大量化学武器尚未完全清除以及中国仍有约2000名化学毒剂中毒者受病痛折磨的情况，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全军中毒救治中心教授黄韶清建议，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化学毒剂中毒救治中心。

据了解，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曾被日本关东军占领了14年之久，是日军化学武器部队——“516”部队和“526”部队的大本营。侵华日军在此遗弃了大量的炮、炸弹和毒气弹。据统计，从2001年至今，这里发现了炮、炸弹775枚，毒气弹28枚。而未被发现、妥善处理的遗弃化学武器将成为今后诱发中毒事件的巨大隐患。

黄韶清教授介绍，在齐齐哈尔发现的这些化学武器共有4大类约10种，危害性都极大。其中的芥子气毒剂8月4日在齐齐哈尔造成严重的中毒事件，致使一人死亡、数十人身受伤害。这种糜烂性毒剂具有挥发性，通过呼吸及接触可对人体特别是呼吸道、消化道、生育系统等造成损伤。只要沾染上，大部分患者将失去生育能力。感染创面皮肤遇有天气变化就会发痒、糜烂，且终生反复发病，很难治愈。包括“8·4”事件中已经出院的患者在内，大量化武中毒患者只能是“临床治愈”，他们今后发病，还要入院接受治疗。因此，建立一座具备相关救治经验的专门医院已是迫在眉睫。

黄韶清说，中国至今没有十分有效的方法治疗化武中毒，建立专门医院既有利于对受害者的集中救治，也有利于相关科研工作的尽快开展和治疗经验的迅速积累，这对中国应对未来反恐和军事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日本政府11月28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日本二战末期遗弃在日本各处的化学武器其危害性远远超过先前的预想。

报告指出，日本国内近140个地点存有废弃的武器，包括东京郊区几处地点和其他几个大城市，其中41处地点的废弃武器可能已经造成了土壤和水源污染。有关官员表示：“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相关部门将尽快出台办法。”

今年早些时候，日本连续发生了几起中度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东京附近的Kamisu地区，该地区有20个居民在饮用了被砷污染的水后出现健康问题，据称这种有毒物质是从附近废弃武器库中泄漏出来的。据日本官员透露，该地区设有一个军用机场和研究所，那里据信曾经存有化学武器。去年，12名日本建筑工人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前海军化学工厂接触了装有毒气的啤酒瓶后全部患病。

鉴于这些情况的出现，日本政府开始对遗弃化武危害进行重新调查。类似调查曾经30年前进行过一次，当时的报告称日本在18个地点存储了3875吨化学武器，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命令下在日本沿岸的8个地点进行了倾卸，除这些地点外，他们不清楚还有其他存储或倾卸化学武器的地点。日本此前曾表示，处理化学武器的问题属于军事机密，而且很多有关化学武器的文件在战争结束后都被销毁了。

但是，11月28日公布的报告却指出，储存和倾卸化学武器地点的数目是先前认为的两倍，并要求对可疑地区的水和土壤进行进一步抽样化验，以确定污染的程度。

专家估计，日本在战争期间共生产了约7000吨化学武器，主要为芥子气和刘易士毒气。此前，中国政府曾表示，自1945年以来，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已造成人员伤害事件上千起，受害者已超过2000人。
1997年正式生效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规定，日本有义务在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所有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但日本处理这一问题的效果“很不理想”。日方履行公约不力，9年未销毁一枚化学武器。

1997年至1999年，中日两国谈判时，中方要求日方将遗弃在华化学武器运回本国销毁。日方表示为难，声称日本国内法禁止化学武器入境，国民也难以接受，加之遗弃化学武器长年埋在地下和水中，大多严重锈蚀变形，有的已出现渗漏，运输难以确保安全，请求中方允许在中国境内销毁。

我国政府从尽快消除化学武器出发，在日本政府承诺确保人员安全和不污染中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同意在我国境内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

据了解，日本战败后，为掩盖其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将数百万件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之于江河湖泊之中。这些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了巨大危害。

仅2003年至2005年，就发生了4起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伤人事件，造成49名中国居民中毒，其中一人死亡。

刘毅仁分析，从日方处理工作进展的情况看，即使延期5年，最终处理的结果也不容乐观。

到目前，中国已有14个省（区）60个地点发现了当年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

1995年2月至2006年4月，中日双方进行了近60次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挖掘回收、鉴别包装、调查确认和基础调查等作业，回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37499件，这些日遗化武暂时存放在化学武器托管库，留待统一进行销毁。

刘毅仁告诉记者，目前发现的日遗化武可能只是当年侵华日军运进中国的化学武器总量的冰山一角。

为此，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加紧处理遗弃在华化学武器。

近代中国屈辱百年原因历史论文800字

回首中国近代百年前期屈辱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东方大国，历经上古、夏、商、周、秦、汉、三国、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几千年的文明史把中国沉淀
成了一个底蕴深厚、独立自强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中国将一直这样下去，千
秋万代，成为世人的眼中的“天朝上国”
。然而，几百年前的清朝后期愚昧的人
们所不知道的是，
世界在那个时候悄然变化。
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
改革，开始了近代化工业的进程，经济正在飞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做着
“天朝上国”的黄粱美梦，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渐渐落后于时代潮流。中国至
此埋下了丧国辱权饱经外敌侵略的百年屈辱的祸根。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百余年时间里。在这百年间，在中国的土地上，经历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
奴役、
压迫和反压迫的历史事件，
它们如实地记载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
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如实地记载了革命和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殊死较
量，
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
的辉煌历史。在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百年前在中国这片炙热的土地上发生了什
么，这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开端是怎样的，这百年历史的前期有过怎样的创伤。

我们知道当时晚清的中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整个民族处于一种委靡的状
态。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丝绸、
茶叶等自给自足，
还远销海外，
带来大量外汇。
而这时英国开始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
到了十九世
纪，
鸦片输入额逐年增多。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抵销英中贸易方面的入超现象，
大
力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
以达到开辟中国市场的目的。
到了十九世纪初
输入中国的鸦片为
4000
多箱，
到
1839
年就猛增了十多倍。
英国资产阶级从这项
可耻的贸易中大发横财。
由于鸦片输入猛增，
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并使吸食
鸦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如不采取制止措施，
将要造成国
家财源枯竭和军队瓦解。于是，清政府决定严禁鸦片入口。
1839
年，清朝钦差
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
通知外国商人在三天内将所存鸦片烟土全部缴出，
听候处
理，并宣布：
“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
之理。
”
林则徐克服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不法烟商的阻挠、破坏，共缴获
英国商人烟土多达几百万斤，从
6
月
3
日至
25
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
整整烧了二十几天，给中国人民更给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轰动。

面对清政府的禁烟措施，
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鸦片利益集团，
立即掀
起一片侵华战争叫嚣。
对急于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借
口，英国政府很快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
1840
年
6
月，英舰封锁珠江海口，
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开始。
在英国发动了侵略中
国的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
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

志进入近代史，
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
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
史，
这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
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
至此，
中国开始了无止境地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这部屈辱史一开始就没有停止，
甚
至长达百年。

继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又相继遭受了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
八
国联军侵华、
甲午中日战争。
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
由于科技
落后，
政治腐败，
中国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于是被迫签订不
平等条约大大小小竟达几百个。
中国因此欠下无数债款，
割让了许多土地，
这些
丧国辱权的条约给中国人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屈辱。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
平等条约，
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加剧了近代中国的
贫穷和落后，
并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
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也在这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

然而，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
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
却没有逆来顺受，
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
有来自社会底层，
也有来自清政府
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政府
昏庸腐败，
却也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性，
发起了抵制鸦片的斗争。
广大爱国官兵
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海龄、关天培等大批爱国将领，尽
管收效甚微，甚至不足以对英军造成大的创伤，但是，他们终究站起来过，他们
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
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
军威镇敌胆，
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
英勇战斗的精神。
在中
日甲午战争中，邓士昌、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
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
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
帝国主义侵
略到哪里，
就在哪里受到抵抗。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
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
的反洋教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
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
以沉重打击。
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
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
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
还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
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
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
1900
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
主体的人民群众为捍卫民族独立而展开的反帝爱国运动。
虽然它失败了，
但表现
出的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
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
可征服性，
充分保卫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尊严。
在这期间中国先进分子进行
的洋务运动、
戊戌变法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中国的现状，
到最后都破产了。
历史证明改良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中国人民进行的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
但他们的精神永在。
一个斗争者倒

下了，
还有千千万万个斗争者会站起来。
在这些斗争都无济于事之后，
这时的中
国人意识到了唯有革命、
彻底的革命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现状。
于是孙中山、
毛泽
东等一批伟大的革命者涌现出来，
在中国这片广袤又炙热的土地上开始进行轰轰
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国从此开始了推翻帝制、实现民族共和、抵御外敌侵略、实
现民族独立的曲折探索
......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中国人民从一个古老封闭的封建国家，
在世界大潮来临之
际，
在无法抵挡的外力之下，
通过与外部世界不断地交流、
摩擦，
最终这个古老、
庞大的国家，
转变成一个能够适应于现在的国际世界的国家。
这看起来简单的一
个转变，
其实经历了无比漫长的时间的蜕变，
无数的人为了推动这样的一种转变
在历史的舞台之上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这样简单的一种蜕变，
其间通过技术的转
变，
通过学习外界的科学技术，
再然后是政治体制的转变，
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
体制，而最最困难的莫过于思想的改变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在国家的飞速传播，
不断地深入人心，
是这个转变之中的关键所在，
而通过了这不断深入的转变过程
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站在这片土地之上，
怀着对这片土地深切的热爱，
骄傲的宣
布着对这片土地无可争议的主权。

万分火急~~~甲午战争前后，中日海军力量的较量给你带来了什么思考？

　　113年前，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两只舰队遭遇了，于是“车错毂兮短兵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海海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万顷波涛之中，两军搏杀了近五个小时，北洋海军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谱写了甲午战争史上慷慨悲壮的历史悲歌。

　　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就双方的兵力损失情况而论，中方损失无疑是大于日方的，“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而日军只有五舰受创，无一舰沉没。相较之下，虽然北洋海军最后迫使日军撤离战场，粉碎了日军的企图，但是从战场的损失情况和实际效果来看，此役北洋海军在战术层面上确是失败了。

　　如果说在1894年九月间发生的这场激战中北洋海军尚有搏杀的勇气的话，那么，北洋海军于1895年2月17日的最后覆灭就不能不说是一首挽歌了。“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舰，本队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等舰紧随其后，第三、第四游击队殿后，从百尺崖起航，成单纵阵形，各高悬军旗，鱼贯自北口进，徐徐入威海卫港。”“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十舰，皆降下中国旗，而易以日本旗。唯一的例外是康济舰，其舰尾仍悬黄龙旗。因为这是留下来载送丁汝昌灵柩的。……4时，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灵柩6具，以及陆海将弁和洋员，在汽笛的哀鸣声中，迎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卫港，向烟台港驶去。”北洋海军就这样覆灭了，中国的海军梦也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化作云烟。究其原因，应该说是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实力的差距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跑，“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从整个甲午战争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对比来看，可以说是正是略逊一筹，故而姑且不论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从武备一方面看，北洋海军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下面我们试以黄海海战为例来说明这种实力上的差距。

　　日本联合舰队在很多方面与北洋海军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分列如下：

　　1）参战舰只数量：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2倍

　　2）火跑总数：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549倍

　　3）总吨位：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302倍

　　4）总马力和平均马力：日军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587倍和1.322倍

　　5）平均航速：日军的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006倍和1.252倍

　　6）总兵力：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767倍

　　7）速射炮：日军有97门，而北洋海军无一门速射炮

　　当然，北洋海军在个别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在铁甲舰数量方面，北洋海军就占据着4比1的绝对优势，而在30公分以上口径重炮和20公分以上口径大炮这两个方面也分别具有8比3和2比1的优势。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北洋海军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此，英国斐利曼特海军中将曾评论说：“为比较两军实力计，但以参与黄海战斗之军舰而事对照，已可得起正确结论矣。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该国军舰除赤诚外，性能约略一致，舰体大小由二千二百吨至四千二百吨，俱为甫竣工之新锐舰。中国方面，虽有定远、镇远两二等战舰，吨位各七千四百吨；其次经远、来远两舰，吨位亦各二千九百吨，但不过虚具装甲巡洋舰之名而已。其余各舰，或吨位小，实力弱，或舰型不称，装备不当。”

　　虽然，黄海海战交战双方舰只并未涵盖两军所有舰只，但是基本上包括了中日海军的主力，因此，我们从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中就可以基本上明了1894年前后中日海军这种实力上的悬殊。然而，是否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格局呢？

　　二、军备竞赛

　　要明晓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从中日两国海军的发展历史说起。

　　中国自古就有水师，唐宋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一度具有领先世界的水平。尤其是1405-1433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未有之壮举。真可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然而有清一代，西方各国的航海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海军相关体制和战略思想也逐渐近代化。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的海军向近代海军的转化过程。而此时的中国水师仍然沿袭了历代的固有体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谓“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至光绪间，南北洋铁舰制成，始别设专官以统率之。”由此可见迟至光绪年间，中国仍然尚未完成由古代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型。

　　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初创，《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同治初，曾国籓、左宗棠诸臣建议设船厂、铁厂。沈葆桢兴船政于闽海，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可见，中国海军的创建，当在咸同之际，而真正完成，恐已到了光绪初年。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
　　“日本古无海军，安政二年六月，和兰人始献蒸汽船，德川将军家定遣矢田崛景、藏胜麟太郎等于长崎就和兰人学操汽船术，复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兰国习海军法，又购观光舰于和兰。……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

　　综合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我们选取1888年这个时间点作为参照，不难看出，此时中国海军较之于日本海军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如下：

　　1888 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对照表

　　战舰种类 中国 日本
　　（仅计北洋海军）
　　二等战舰 2 1
　　包括二等战舰在内的铁甲舰 4 2
　　（包括1865年法国产的撞船“东舰”）
　　快船（巡洋舰） 7 5
　　舰船总数 24 22
　　（不含运输船）（不含运输船）
　　官兵 4千余人 近万人（参照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记录似少于此数）

　　由此可见，至1887年时，中国仅一支北洋海军就足以与整个日本海军相抗。而且在二等战舰、铁甲舰、快船等主要指标上还领先于日本海军，如果再加上南洋海军的实力（福建海军已于之前的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自然远出于在日本之上。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光绪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当时，“以英人郎威理司海军训练”。在这个时候，中国尚可耀兵与日本，所谓“至日本而还”，可见当时的日本海军势力可谓甚不足观，其时，郎威理曾建议借此时机一举歼灭日本海军主力，后来这一建议虽然被否决，但由此大抵可以看出中日海军力量这时尚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当局，也加快了其扩军备战的步伐。但即便如此，至1888年，从中日海军实力对比来看，优势仍然在中国一方。

　　然而仅仅六年之后的1894年，中国的北洋海军却大败于日本海军之手。从第一部分列举的黄海海战中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中，我们惊奇的发现，短短六年之后，日本海军在诸多方面的实力已经远远高于北洋海军之上，尤其是在速射炮、舰船航速和新锐舰的数量上，中日两国可谓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此，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就似乎不可避免了。那么产生这种激变的原因何在呢？

　　三、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

　　要推究这种激变的内在原因，就必须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一综合的分析。总结概括起来，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巨大分殊。正是这种分殊导致了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变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体制之殊、经费之殊、重视程度之殊、战略理念之殊、教育制度之殊、发展环境之殊。

　　体制之殊

　　若论中日海军体制之殊，首先需明确中日海军的体制是什么。

　　就中国来看，海军最开始并没有独立的机构，而是水师的辅助。整个体制也仍然沿袭了水师军制而无所变化。在海军的管理上，最早是由中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管理，在李——阿舰队被遣散以后，遂改由地方督抚和北洋通商大臣等办理，但始终未成立一专门机构。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13日，清政府发布设立海军衙门的决定。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任帮办。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清政府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日本方面海军管理体制的近代化就早了许多了。“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明治元年戊辰二月，改为军防事务局，闰四月复改为军务官，二年七月，又改为兵部省，皆以海军隶其中，而别设海军大将、中将、少将等官。四年四月，复置大、中、少佐，大、中、少尉等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

　　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日本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就已经将陆海军分置二省，相当于部级单位。而中国迟至1885年才建立海军衙门这一专门机构，时间较日本晚了14年，从级别上来说，仍然是隶属于兵部之下的一个机构。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很大不同，日本有专门的海军省管辖，而中国只有一个海军衙门，而这一海军衙门又无多少实权，海军管理权实际上掌握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及各地方督抚手中，权力分散而且较为混乱、不利于集中管理和指挥，从而影响了海军的战斗力的发挥和相互间的配合。这一体制上的重大缺陷在中国海军发展的早期，问题尚未充分暴露，但到了19世纪末叶，其弊病就暴露无遗了。而日本海军制度上的优越性在19世纪后期却逐渐发挥出来，为日军海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经费之殊

　　从中日海军军费的投入来看，也可以窥见19世纪后半期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下面以仅有的材料就中日双方海军军费的投入作一对比

　　表三：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军费对照表

　　年份 中国（北洋海军） 日本（按照 1895年中日货币汇率折算）
　　1868-1875（6月） 情况十分复杂，这里不能十分明确，理论上南北洋海军年拨款 200万两，但是实际上并未达到此数目。据姜鸣的研究成果，认为在光绪元年（1875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北洋共的款项2300万两，其中后八年（1887-1894）共收1053万两（平均每年115万两，后八年年均131.625万两） 约 567.5万元（358万两白银）平均每年近45万两
　　1875/6-1876/6 270万元（约170万两）
　　1876/6-1877/6 354万元（约223万年）
　　1877/6-1878/6 321.75万元（约203万两）
　　1878/6-1879/6 264.16万元（约166.7万两）
　　1879/6-1880/6 263.63万元（约166万两）
　　1880/6-1881/6
　　（1881.6-1882年资料缺） 365万元（约230万两）
　　1883-1890 年均 330万元（约208.2万两)
　　万元（还不包括天皇内廷经费等项），年均1171万元(约738.8万两）

　　由此可见，自 1875年以后，日本对于海军的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并且在1876-1890年间始终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91年后，每年的平均投入更是达到738万两白银，远远高于清朝对于北洋海军的投入。总的来看，1875-1894年中，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理论投入应为4000万两（按南北分解计算，每年北洋海军可得银200万两），据姜鸣的研究成果认为实际到位的只有2300万两，而日本方面则高达6516万两以上（1881年6月至1882年资料缺）。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日经费投入的巨大悬殊，没有投入，何尝会有收获，故而中日海军力量为何会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激变也就不难解释了。

　　重视程度之殊
　　若论中日双方对于发展海军的重视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上至于天皇，下达于百姓，都对海军的发展和海防十分重视。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天皇睦仁下谕拨出内帑三十万元作为造船费。同时，再向民间征集二百余万元的建舰经费。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为了筹措海军军费，日本天皇可谓亲力亲为，以身作则，甚至下谕节省内廷经费以敷海军之用，其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而反观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皇帝，对于海防的重视程度都是很不够的。集中表现在两点：

　　其一是18世纪70年代的海防塞防之争。其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阿古柏政权已经控制了新疆的大片地区，其后中国南疆（越南）也出现了边疆危机，法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渗入越南北圻，逼近广西、云南。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些清廷要员主张应以塞防为主，而李鸿章等人仍然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海上，尤其是日本。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应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不重塞防，中国将会有再次大片丧失领土之虞。而中国人对于领土向来是十分看重的，所谓“寸土不让”，而对于一望无际的海疆及制海权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尚认识不足，故而认为塞防乃当务之急。因此，也就难怪坚持重塞防的一方为何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使清廷将大量军费用于新疆等地区的战事和加强边疆防务了。

　　如果说这一争论尚属意见之殊的话，那么北洋海军军费的挪用就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对于海军建设不甚重视的铁证了。过去常认为这些款项主要用于营建颐和园，其实不尽然。总署和户部确定年拨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后，此款便成为众目睽睽的一大财源。每当清政府财政拮据，便从其中大量腾挪。查北洋海防报销折，仅光绪元年至六年，就从中挪用“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等等。光绪十二年，海署又借口经费不足，责请将南北洋经费、东三省饷项，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每百两可扣除六两平余，用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八舰薪粮公费。据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定远”等舰经费报销折片统计，八年中平余划抵薪粮的共二十余万两。以上所有各项，虽然在北洋海防报销折内是列入“登除”栏目，但毕竟都是从海防协饷中腾挪抽分的，且总数达170余万两，超过北洋海防经费总收入的7％，所以不能忽视。至于西太后为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款项一事，甚为复杂，可谓众说纷纭，尤其是其挪用的数目，由数百万两至几千万两诸说各异，但是无论如何，修建颐和园对于海军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费紧张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以上数例，中日双方最高领导层对于海军的重视便可窥见一斑了。我们这里再举一例：日本政府在制造舰船，扩张海军的活动中，始终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特别对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感到莫大威胁，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那时不仅在日本海军军人中盛传着“一定要打胜定远”这样一句流行的话。甚至在小学校儿童作游戏时，也把儿童们分成甲乙两组，一组装作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以捕捉“定远”、“镇远”而决定胜负的战斗游戏。目的是对儿童进行以战胜定远、镇远“二巨舰作为日本的战略目标的教育”。在日本海军建设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而相较之下，中国之领导高层尚对于海防和海军建设认识不足，就更不必说中下层民众了。

　　战略理念之殊

　　中日双方海军力量的分殊还在于其战略理念的不同。

　　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稠密，自然资源稀缺，国内市场有限，又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场。因此，日本要扩张势力，谋求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必然需要扩展生存空间，而东亚不是美洲，没有处女地可供拓殖，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然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因此，日本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讲求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进攻性和侵略性。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如果想要入侵其他国家就必须穿过茫茫大海，而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于保障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及其在相关海域的制海权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和军方才把建设近代化海军提到了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可以这样说，基于以上原因，日本的海军战略是一种以动制静，以攻代守的进攻型战略。

　　而较之于日本，中国的海军战略主要是立足于“防”。从1874年(同治十三年)开始，清政府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步伐。同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购买和制造大型兵舰，择沿海险要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简选精干人员到海军任职。并建议于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沿海防务，设北洋水师提督于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浙江、江苏沿海防务，设东洋水师提督于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沿海防务，设南洋水师提督于南澳。每支水师各设大兵轮六只，小轮船十只。“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三只水师（海军）分置天津、吴淞、南澳三地，实行分区防御，同时在海岸各险要之处设立炮台，这种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以静制动，以守为攻，以至于这一思想的影响直至甲午战争开始仍未消弭，北洋海军未能主动寻敌，在经历了黄海一役后就龟缩于港内，避而不战，最终被聚歼于威海卫，这一悲剧的发生与清政府整体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历史已入近代，舰船的机动性能和续航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万里海疆可谓是防不胜防，然而清廷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从过去传统的海防观念中转变过来，把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放在岸炮建设和近岸防御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洋海军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教育制度之殊

　　从对海军的教育和培养这一方面看，中国方面与日本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来看中国方面：（光绪）二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六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十一年，曾国荃疏言：“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增设铁舰、快舰、雷艇。嗣后各兵船专事操练巡洋，不得载勇拖船。”与北洋大臣会奏，派第三届学生出洋。十三年，……北京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广东设水师学堂于黄埔。十六年，……八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南洋设水师学堂于南京。十九年，船政制福靖鱼雷快船成。粤督改水师讲堂为水师学堂。由此看，从中国1876年（光绪二年）首次派遣学生前往欧洲诸国学习海军技术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止，清政府先后派遣留洋学生三批，兴建了北京昆明湖、广东黄埔、刘公岛、南京四处水师学堂（由于资料不足可能还有遗漏）应该说海军教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尚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

　　而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还”之后，长州、萨摩和土佐三个藩，把所属之全部军队交给明冶政府管辖，以补充正在创建中的天皇军的基本队伍。为了发展海军事业，同年在东京开设了海军学校，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军大学和海军工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聘请英国军官任教。并选派许多学员到英、美各国实习。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为了培养海军人员，日本政府分别在吴港、广岛、横须贺等地设立海军兵学校、海军驾驶学校、海军造船工业学校、海军炮术练习所、海军水雷术练习所等等。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决定于东京设立海军大学校，规定“兵学校、水雷部、驾驶学校等毕业之学生可入大学校高等科学习，学期为两年”。此外，在东京和大阪、函馆设商船学校。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颁布了《海军兵学校官制》，其第一条规定：“海军兵学校为教育海军将校的学生之所”，办学宗旨是培养海军军官。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海兵团条例》，在各镇守府设海兵团，负责各海军镇守军港的守卫兵员，军舰水兵的教育训练和新兵征集的工作。关于海军兵学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里有详尽的描述：“兵学校有校长、教师、助教。学舍分三种，一曰幼年，二曰壮年，三曰专业，幼年取十九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在学以五年为期。壮年取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在学以三年为期，专业则不论长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军召募生徒，有愿学者具状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检查之法，筋骨强壮与否、能作书与否……各分其等级，第其浅深而受业焉。……校中分官学生、私学生二类，官学生于入校之始自呈誓文。愿终身从事海军，不营他业，费用皆由官给。……官学生成业后，拔其尤者使留学泰西诸国，亦有别遣士官附居使馆以时考究他国兵制，或遇战争，如近日荷兰亚齐之战，普佛之战，俄土之战，皆特遣官吏俾往观焉。”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海军教育制度兴起较中国早，而且从规模和完善程度来看，也比中国略胜一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体制，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海军输送人才，这一点对于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发展环境之殊

　　就中日双方海军的发展环境而论，无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共同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威胁。中国经历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日本经历了1853年美国内佩里舰队的叩关。中国和日本都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之后发生的情况确是截然不同的。

　　“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确，日本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戊辰战争和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变革使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逐步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赢得了主权的独立。“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正与此相反，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断加深。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巨大损失，同时也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为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为1670万两——其中英国850万两，法国820万两）此外，在1851-1864年间中国还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民运动给清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花费了清廷数亿两军费，这样巨额的花费与空前规模的破坏无疑也对于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实力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内部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论，中国处在远东利益和核心地区，时刻处在列强环伺的状态之中，诸列强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日本则不同，其处在远东利益的边缘地区，而且列强之间由于存在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扩张来限制其他势力，因此对于日本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为日本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并非偶然，其有着十分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由于资料不足，本文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理一个大概的思路出来。总而言之，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是体制、经费、重视程度、战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国内外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应该站在一种全面客观的角度上，甲午海战的最终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个人的因素，我以为，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失败实是19世纪后半期的数十年间中日分殊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够左右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