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策略研究论文

叙事策略研究论文

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重点关注小说《乔家大院》的叙事策及其美学功能，从叙事学角度发掘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

第 1 章 史诗化叙事彰显深厚的家国情怀

1.1 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

小说叙述的是乔致庸走南闯北的经商历史，小说中的乔致庸经历了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时间的跨度是相当漫长的。乔致庸的个人际遇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表现在乔家生意的兴衰与清末整个国内市场环境中的商贾、相与、官员、百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清末统治下的中华儿女顽强拼搏的一面，这是一部晚清动荡时局下的中华民族儿女的抗争史，极大地掀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记忆，全文展现出庞阔的时空场景是小说史诗化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是史诗风格的一种显著特点，作品中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作者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对历史地域细节的精雕细琢和对传统儒家道德情感的极力推崇，极大地唤起了读者对多难兴邦的民族回忆，使我们不断思考这段独特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无疑带给读众浓厚的兴趣，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价值认同，获取具体超越时代意义的价值体验。

时空是叙事策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叙事空间指的是作品创作的背景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等，史诗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宏阔的时空场景。叙事学中通常把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分开来研究，时间和空间是构成叙事文学的两个基本要素，故事的时间和空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一、空间的广大。故事的场景涉及了国内外天南海北的多个地方，例如，最初发家的山西祁县，进而的包头、太原，南下湖北、福建、两广，东达苏杭、北上北京、内蒙，西至甘肃、新疆，甚至接壤俄罗斯，各种地域的风土民情交织在一起，让大众感触到晋商的繁荣和开放。小说在真实地还原乔致庸当时的历史环境方面用心良苦，朱秀海将动荡的时局与商路市场联系在一起，例如，南方长毛动乱导致茶路断绝，乔致庸想的是茶路断绝导致的南方采茶的百姓生活失去着落，国家的税收没有着落，因此冒险开辟了茶路。再如，乔致庸看到汇通天下的前景时想到了帮助国家运输税银，国家有难不遗余力认捐银两，帮助左宗棠筹措粮草，这些都表现了乔致庸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性格特点。朱秀海巧妙地将真实历史事件与茶商、茶农、官员、相与、茶路、丝路、茶票庄等等商业市场联系在一起，活色生香地描绘了当时整个晋商的商业面貌，表现出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突出了乔致庸胸怀天下的英雄形象。

............................

1.2 在纪实与虚构的统一中讲述晋商英雄传奇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小说《乔家大院》讲述的人物乔致庸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中的乔致庸确实以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为人生目标，其怀有的诚信、仁义、革新等儒商精神是真实的，小说在叙述人物主角一生拼搏进取的经商经历时力求真实、符合逻辑地再现当时发生的精彩片段，故事中的主要历史事件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从最初的长毛南方作乱到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慈禧逃走山西，这都是当时中国最真实的写照，并没有虚假的成分。这段真实的历史极大地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可信度，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小说的纪实部分表现在作品的历史事件和某些历史人物是真实的，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非常容易唤起读者的文化记忆，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小说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有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顺便提到还有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时期。刘黑七投靠长毛和攻打京冀地区，暗射得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太平军北伐失败两件大事儿，农民运动导致茶路、商路不通非常符合历史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慈禧太后出逃山西都发生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环境下，而这真实的历史环境可以全方位反映出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危局下，中国农民、商贾、达官贵族等各个阶层面对外敌入侵时的精神面貌，也展现了哪怕朝廷腐朽，还是存在一大批敢于救国救亡的爱国志士，例如乔致庸、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物，都永存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说客观地将当时最真实的历史故事展现在大众眼前，既符合故事发展逻辑和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的情感逻辑，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

第 2 章 传奇化叙事弘扬儒商文化精神

2.1 叙事线索：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

《乔家大院》为了让故事更加好看，特地设计了英雄和美人的爱恨纠葛，引发大众看故事的强烈兴趣。线索是贯穿整个文学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脉络，它将故事的主要事件贯穿在一起，《乔家大院》小说的明线是事业，暗线则是爱情，围绕着乔致庸的情感纠葛和创业历程两条脉络展开, 表现为事业与家庭，英雄与美人的双重纠葛。乔致庸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和事业拼搏，面对自己的爱情常常陷入江雪瑛和陆玉菡两个美女中艰难抉择。为了让故事更加有吸引力，朱秀海设计了许多虚构的故事情节，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访谈提到，小说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是围绕现实中乔致庸发生的故事而写出来的，而这些真实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更好看呢？他想到了乔致庸和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朱秀海与乔燕和女士沟通后，乔女士接受了朱秀海的这个想法，这就有了两根主要线索，一条是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另一条就是和陆玉涵、江雪瑛的爱恨情仇，而两条线索常常又是搅在一起。爱情部分是虚构的，作者在描写两位女子截然不同的性格、内心深处对男主角的爱以及以极其细腻浪漫的语言宣泄出极尽真实的女儿心态来，精彩的内容，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带给了读众极大地心理补偿，因此这段充满遗憾的爱情故事成了贴近大众生活的剧情。围绕着爱情，作者为了使故事更加好看，故意设计了爱情这条暗线，同时设计了江雪瑛与陆玉菡两个美女，美女与英雄之间发生的故事颇为奇特。很多文学作品往往利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设置范畴性情节，从而激发读者的情感认同。传奇离不开英雄与美女，自明清以来，传奇小说往往采用爱情与侠客的曲折故事来获取读者的阅读兴趣，情与侠也就成了传奇小说叙事的重要表现内容。

........................

2.2 叙事动力：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

小说叙事动力的发展表现为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矛盾，这其实根源于人物主角主观情感和客观现实形成的巨大矛盾冲突导致，因此主观情感意愿和客观现实的不断碰撞致使朱秀海在故事情节中设计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思想碰撞、利益牵扯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构成了微妙的人际关系以及故事情节的运动发展，叙事动力在深层次表现为一些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悬念巧合的巧妙设置。朱秀海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制造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将人物设置于激烈两难的矛盾冲突之中，当人物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下做出何种抉择往往能反映出此人的性格、心理、品格，性格冲突、思想碰撞、自我和他我、理性与感性的主要冲突和矛盾在人物对话和情节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碰撞中小说最想宣扬的精神价值会凸显出来。故事发展的主要节点在于不断出现的商业竞争和乔家危机，其伴随而来的矛盾和冲突是故事爆发的突破口。在故事的主要线索下，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矛盾，例如：乔家与达盛昌的矛盾，刘黑七与乔致庸的矛盾，成青崖与乔致庸的矛盾，江雪瑛与乔致庸的矛盾，孙茂才与乔致庸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表面上的，这些矛盾和冲突深层次的表现为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而节点在于乔致庸身上，乔致庸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权衡利弊才能冲破这重重矛盾，才能经历一次次的成功。主观情感逻辑思维是指从情感需要出发来判断事物的主观逻辑，文本中主要指乔致庸心中所想的事；而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则是从理性实际角度出促使具有行动能力的人必须去做出的行为，文本中也就是乔致庸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乔致庸经常置身于这种矛盾的两难抉择中，他实际做的事经常不是他希望去做的，而他最想做的事却往往做不成，故事情节的发展其实就是故事人物主角的主观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需要相互矛盾冲突的结果。例如，乔致庸其实内心深处想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读书人，而现实中他不得不接管乔家的生意，融入乔家整个家族中去，成为了一个商人，他脑子里装的是儒家思想，而做的却是商人的买卖，情感思维和客观现实综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身上就有了儒商的味道。再如，他在感情上深爱着江雪瑛，可乔家落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为了乔家迎娶陆玉菡，他的情感思维只能屈服于客观现实，这也就有了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所以他不管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心里一直对江雪瑛存有愧疚感，江雪瑛也是如此，她因爱生恨，一心想毁了乔致庸，可见到乔致庸为自己修缮庙宇祈祷的现实她又拯救了乔致庸，这些都是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的。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31

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31

3.2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4

第 3 章 全知叙述视角助推文化认同

3.1 全知叙述视角的叙事和表意功能

.......................

结语

乔致庸是中国儒商文化熏陶下的典型人物，他集中表现了以义制利为核心的“诚信、创新、仁义、互助”的儒商文化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乔致庸代表着当时晋商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仁者爱人”精神在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儒商特有的对内自尊自爱的精神，而向外产生利国利民的作用。《乔家大院》抛开了晋商宗族之间的恩恩怨怨，而是侧重于弘扬“仁 、义 、礼 、智 、信 ”为核心的儒商文化精神。乔燕和女士说，“所谓‘君子怀远’，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事迹、精神和晋商文化里，深深地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它包括了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意识和普世情怀。以义制利的儒商文化精神暗合了作者弘扬儒商文化精神的潜在目的，小说丰富多样的叙事策略带给作品极大的趣味性和文学性，容易使人们形成对诚信、互助、创新、仁义的儒商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对当今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小说将故事置于清末战乱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讲述了乔致庸始终秉承着诚信、仁义、团结、奋进的儒商文化精神冲破重重困难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业故事，唤起了大众的时空回忆。小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清末农民起义、洋务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几个主要的历史时期，乔致庸将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在宏阔的时空中再现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勾起了读者对这段苦难的民族记忆，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庄重典雅的语体风格传递着真诚的家国情怀，引领崇高的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略）

后现代小说迷宫的叙事手法探析

迷宫的叙事简而言之，意即有关“迷宫”这一主题的叙事，这是后现代小说寓意最为丰富深刻的主题。以下是我分享的后现代小说迷宫的叙事手法探析 论文 ，欢迎阅读借鉴。

一、叙事的迷宫

堪称后现代小说先驱的博尔赫斯，是小说形式的最先实验者，他在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就进行着叙事迷宫的实验;20世纪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则将小说形式的创新进行到底，《哈扎尔辞典》营造的“梦网迷宫”体现了他纯熟的叙事本领。这两部后现代小说所呈现的“叙事的迷宫”颇具有典型性，功劳自然要归于两位作家高超的叙事策略。

(一)环形叙事———无开头无结尾

在《小径分叉的花园》开篇，博尔赫斯简单交代了间谍故事的背景后，就直接开始叙述故事的发展，而故事的开端却以一串省略号代之，使得读者一开始就感到一头雾水，稀里糊涂地闯进叙事的迷宫之中。之后，读者将再也走不出这一迷宫，因为小说也没有结尾为读者提供出口。小说的最后一段，余准开枪将艾伯特杀死成功送出了情报，同时艾伯特的死因也得到揭示，真相终于大白，给读者顿悟之感，然而最后一句:“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再一次让读者迷惑不已，因为它似乎是在否定前边以杀死艾伯特、处死余准为结局的结尾。

确实，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尾，而只是形式上的结尾、感觉上的结尾，是博尔赫斯在众多可能性的结尾中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正如余华先生所说:“他的叙述是假装地要确定下来了，可是永远无法确定。”博尔赫斯在小说中也早已借助汉学家艾伯特对彭崔小说写作技巧的探讨，暗示过小说结尾的不确定，主人公可以选择所有的可能性，从而产生许多不同的结局，结尾实际上是游移不定的。《哈扎尔辞典》 “辞典体”的结构形式则更形象地呈现出环形叙事的特点。无所谓开头，读者可以以任意一个辞条为起点开始阅读;无所谓结局，读者在红书、黄书、绿书中会读到三种结局，每一种宗教的代言人都极力宣称哈扎尔族改信了自己的宗教，读者的思绪被淹没在嘈杂的喧嚣声中，找不到方向。

(二)虚构叙事———虚构的真实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然而后现代小说的虚构叙事有自身的特点:小说家一边建构微妙逼真的虚构之笔，一边故意揭露它们的虚构性。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制造出一种云雾缭绕之感裹挟着读者，使他们的双脚想要离地却又分明受到地心力的牵引。博尔赫斯是虚构的能手，他经常“在现实与神秘之间来回走动，就像在一座桥上来回踱步一样自然流畅和从容不迫。”[2]59《小径分岔的花园》一开篇，他先以超叙述者的身份客观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即《欧洲战争史》对英国炮队推迟攻击目的地原因的官方书写。博尔赫斯用历史史料，给随后以省略号为起点开始虚构的余准证言披上了真实的外衣，从而便于自己接下来任意驰骋在想象之中。

然而当读者落入这一虚构的现实之网，博尔赫斯就将大胆地将情节向虚幻的方向转化:现实中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开始和余准记忆里曾祖父彭崔的迷宫花园出现重叠; 汉学家艾伯特对彭崔小说的探讨又悄悄将读者引入哲学的玄思之中。读者被牵着鼻子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来回穿梭，逻辑推理一次次被莫名其妙地打断，头脑混混沌沌、越来越感觉到真假难辨、虚实难分，如入迷宫。帕维奇将小说的虚构性放置在“辞典体”这一客观严肃的文学样式中，从而巧妙地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同时还在很多辞条中有意使用诸多考据学专用语如“据古代文献记载”、“史家认为”“据**编年史记载”、“根据一种史料的说法”等，来加强虚构的真实性。

而小说同时又以多种方式对自身虚构的真实性进行解构，如三种文献对哈扎尔改信宗教之事的记载，在细节或人物的描述上有时候颇为一致，有时竟截然相反且都能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文书尼科尔斯基神甫在忏悔书中说自己“杜撰出不少隐士的生平……编造了新的圣迹显灵的故事”，甚至直接揭露“任何作家都可毫不费力地用两行字宰杀他笔下的主人公。而宰杀一个有血有肉的读者，只消用一本书的人物，或者传记的主人公，稍加隐喻便可做到。这是轻而易举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情节使读者越读越困惑，不知道到底何为真何为假，想要搞清楚却变得更加糊涂，不知不觉掉进作家编织的“梦网迷宫”。

(三)空间叙事———情节的分叉和并置

后现代小说家将传统的线性叙事(开端———中部———结尾)转换成生动的空间叙事，主要是通过情节的分叉和并置两种叙事策略来实现的。情节分叉，即一个情节随着时空的变换不断地进行分叉，由一个主情节可以衍生出多个次要情节，而每一个次要情节再向四面八方开出多个分支……就这样无限延展分岔下去，拓展出情节的内部空间，使得无数的情节得以相互交织缠绕形成一个迷宫之网;情节并置，是在同一个时空内放置多个情节，情节与情节之间构成交叉，增生出更多的情节，使得情节越来越复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主要运用了情节分叉，以配合形式上的间谍故事。他在紧张、快节奏的追捕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悄悄将情节引向余准的心理活动，由此衍生出余准曾祖父彭崔的故事和余准对迷宫的想象，而当余准走进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一特定时空之后，叙事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叉，其具体形态是故事嵌套故事———先是横生出汉学家艾伯特的故事，艾伯特的出现又引出余准祖先崔朋建造迷宫的故事，由迷宫故事又延伸出彭崔小说的故事……由此，情节一直向叙事的深层空间扩展，无限延展下去，永无止尽。

同时余准传递情报的情节又与马登上尉实施追捕的情节在空间上是并置的，而分岔出的艾伯特的情节又与以上两情节在某一时刻、在花园中心发生交汇，不难想象这些分岔的情节在交叉之后又会继续像四面八方蔓延开来，由此也再次证明小说的结尾只是所有结局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博尔赫斯以这种将情节无限向内部扩展的叙事方式，在短短十几页的小说勾织出庞大的、枝杈交错的网状结构，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迷失着方向，最终落入迷宫的深渊。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里首先最明显地采用了情节并置的手段，小说的“辞典体”形式确保了每一个辞条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情节，叙述者可以轻松地将同一时刻发生的不同事件平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由此，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一个辞条作为阅读的起点，也可以以任一辞条作为阅读的终点。然而，毫无顺序的多重情节，也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发起了挑战，读者要想拾起那些碎片化的情节，“重建书中的世界”，可以说纯属妄想，即便是细心的读者能够析出词典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于小说到底讲了什么，可以说，还是一无所知。情节分叉在《哈扎尔辞典》里被运用得较为隐秘，它是在情节自身的多次重复中实现的。书中无论是关于捕梦者、哈扎尔族的研究者、天神或者魔鬼的生平事迹，还是有关“哈扎尔大辩论”这一事件，都要分别在红书、黄书、绿书中叙述一遍，不过，看似重复的情节内大有文章。帕维奇在对一个事件或人物进行重复叙述的时候，在其中稍加入一点新的叙事因素，就使得人物或事件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异:一个人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可以同步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里;好几个人经历的事情可以重复、集中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命运相连的人们会穿越几个世纪于同样的地点重新相遇，只不过都换了面孔……情节在多次重复和变异中，一点点拓展出越来越广阔的空间，促进了叙事迷宫的形成。

二、迷宫的叙事

何为“迷宫的叙事”?简而言之，意即有关“迷宫”这一主题的叙事，这是后现代小说寓意最为丰富深刻的主题。可以说，后现代小说家营造的迷宫结构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结构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因为在其结构框架内往往蕴藏着一个迷宫主题，那些有关时间、历史、梦、死亡的迷宫叙事填充了“迷宫”式的结构框架，使得它不仅骨骼健全，且血肉丰满。“迷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它把从外部到内部，从形式到冥想、从有时到无时的象征性运动永久地固定下来……在迷宫的中心有一个生命，即怪物或神。不管是神还是怪物，迷宫的中心蕴藏着一个谜。”《小径分岔的花园》显在的线索是一个典型的侦探故事，但在迷宫结构的中心就隐藏着一个谜———汉学家艾伯特讲述的时间之谜。艾伯特认为彭崔创作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本小说实际上是一个掩盖着“时间”之谜底的谜面，由于时间是 “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组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彭崔小说中的主人公才能“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