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宫研究论文

北魏后宫研究论文

虽说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属于男权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普遍会较低，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女性都只能养儿教女，被四方天地所束缚。在封建社会时期，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女官，她们与皇帝没有配偶的名分，且自身拥有一定的官职品阶，领取朝廷俸禄，主要协从管理后宫事宜，部分时候会涉及政务。

北魏女性造型

我国古代关于女官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周礼》，例如：“女祝，女奴晓祝事者”。不过，直到发展到东汉末年，真正意义上的女官才开始出现。而北魏作为汉化较为成功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周礼》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女官制度。下面就从北魏女官制度的建立和选拔入手，浅析女官制度对北魏的影响。

北魏女官制度的建立

《周礼》中虽然记载了许多古代的官职，尤其是皇室官位制度，并且对女官的分类做得也很详尽，但是这还只是一个框架，属于一个大的体系。在《周礼》中，女官从广义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夫人系列，包括皇室和臣子的家眷，这类人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地位颇高，有的甚至能够与丈夫拥有同等的地位。另一类则是女仆系列，这一类就是为皇室和朝臣服务，数量较大，但是地位明显低于前一类。

北魏孝文帝画像

而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北魏正式建立了后宫的女官制度，让女官的定义和职责更加具体，他参考《周礼》的记载，开始“置女职，以典内事”。

也就是说，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女官的品阶、责任和权位有了较为详尽的记载，这对后世女官制度的发展是具有极鲜明指导意义的。自那时开始，女官不再是含糊的嫔妃预备人选，而是区别于嫔妃制度的另一个独立体系。同时，女官的选拔、服饰、等级、职责和丧葬就有了一定的记载。

北魏女官的选拔

女官虽然带着“官”字，但是她们中的大多数仍没有脱离仆人的范围。从本质上讲，她们依旧是服务于当时的上层社会，可以被上位者任意的处理、责罚。也就是说，她们和宫女的本质并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从地位、权力以及待遇上来说，女官比宫女要高一些罢了。这一点，从女官的选拔上就有所体现，而北魏女官的选拔也分为以下三类。

北魏女宫人陶俑

鉴于古代对于选拔仆人的要求并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所以对于宫女的出身也就没有过多的计较，甚至不少的宫女都是战场上战败国家的女眷。比如说北魏历史上唯一被赐爵位的女官杨氏，她本是宋人，后因本国土地归于北魏，而进入了北魏后宫。

因为出身稍有瑕疵（但并不影响其入宫为皇室服务），所以只能从宫女做起。根据《魏书》的记载，杨氏因为“年在方笄，性志贞粹”，而被孝文昭皇后高看一眼，随后提拔为女官，自此开始在职场上大杀四方，职位不断升迁，最后甚至得到了皇帝的认可，被赐以爵位以示皇室恩宠。

当然，历史上诸如此类成功翻盘的宫女并不在少数，根据《魏书》记载：

因乡曲之难，家没奚宫。女郎时年五岁，随母配宫 。

聪颖洞鉴，朋中独异。十五蒙授宫内御作女尚书。

《魏书》记载里的这位女尚书就是冯氏，她就是因家属犯罪而进入皇宫为仆的女眷，后来通过学习掌握了领导技能，从而改变身份被提拔为女官。

随着北魏政策的放宽，因为获罪而进入皇宫的官员女眷的数量直线下降，这就导致可供选拔为女官的优秀女子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皇室决定直接从宫外的有名气或者说是优秀女子中选拔。比如说当时有一女官高氏，就是因为“学识有文采”，随被招选入宫为女官。

北魏女宫人陶俑

到了北魏宣武帝时期，开创了贵妇担任女官的先河。《魏书》记载了宣武帝的姨母被选拔为女官的经过以及原因。

赐汤沐邑，封辽东郡君。

以椒帏任要，宜须翼辅，授内侍中，用委宫掖。

后来，这个选拔制度还得了认可和延续。毕竟这些豪门贵族的妇女比一般宫女更具管理才能，她们自小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使得她们在管理后宫事务上可以事半功倍。当然，从这个选拔途径中出来的女官，自然是不同于前两类竞选者的，她们的身份不仅仅是女官，更是朝廷要员的家眷。因此，她们不是一般的仆人阶级。

北魏女官的等级

既然是在宫中有官位的阶层，那么就必须要从服饰和等级上与一般的宫女有明显的区别，毕竟古人最是讲究“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其贵贱”（引自《服疑》）。

历史上关于北魏时期女官的等级并无确切的记载，但是根据学者的考究，北齐时期的女官制度大多是以北魏时期的女官制度为基础。由此可以推断出，北魏时期的女官等级类似于北齐，但是又有些许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可以确定的有：从一品内司，二品大监、女侍中等，三品女尚书、美人、女史等，四品才人、供人、恭使宫人等，五品春衣、女酒、奚官等。

北魏宫服

北魏女官的服饰

北魏从道武帝时期开始，官职不同，服装也不一样，为的就是彰显等级差异。根据《魏书》记载：

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

但是巧合的是，历史上关于北魏时期女官的服饰和女官等级一样，也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不过，同样可以通过北齐女官的服饰来进行推断。《通典》中记载的北齐时期女官服饰：

二品阙翟；三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褖衣；七品、八品、九品，俱青纱公服。

以北齐女官服饰为参考（上文已经提到北齐的女官制度大多沿用北魏时期的标准），可以得出：北魏时期，二品女官身着红色的阙翟，三品女官则为黄色的鞠衣，四品有白色的展衣，五品就是黑色的褖衣。

北魏女官的职责

如果说服饰是女官区别的外在体现的话，那么职责的分配则是女官区别的具体体现。不过，因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北魏时期对女官职责的具体记载，所以只能根据一些现有史料和墓碑志文进行简略的分析。根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记载，北魏时期女内司杨氏的墓志是：

化率一宫，课艺有方，上下顺厚。

从杨氏的墓志可以推断出：这内司不仅自身掌握了许多的技能，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得传授给宫中的嫔妃们。

北魏女乐司陶俑

根据《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记载，上文中提到女尚书冯氏的墓志是：

干涉王务，贞廉两存。

从冯氏的墓志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女尚书还需要辅助皇上处理一些政务，可见女官的职责已经不仅仅是在后宫中发挥作用。

根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才人的主要职责是陪公主、郡主等皇室女子读书。

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

根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奚官的职责就是负责后宫仆人生病和丧葬一事。

凡宫人有疾病，则供其医药，死亡，则供其衣服。

不同的女官，职责自然会有所不同，这里只是举两个例子简单说明其区别。

北魏女官的丧葬

北魏女官们在世的时候，在服饰和职责上就有很大区别，而且其去世以后，待遇也有很大差距：三品以上的女官，会被国家安葬，且朝廷很会根据其生前事迹和功绩，制作不同的墓穴。而那些三品以下的女官，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当然，那些贵妇出身的女官自然不会是这样的待遇，她们会跟自己的丈夫合葬在一起。

女官制度对于北魏的影响

纵观整个古代历史，女性官员的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男性官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北魏时期对女官如此详细的分类和规整，还是对女性走上历史长河起到了很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女官制度也对北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女官中的女尚书既可以辅助皇帝去处理一些前朝的政务，还需要负责安排嫔妃觐见皇帝，然后还要加以记载。这里安排女官处理前朝政务，就大大削弱了宦专权作的机会。因为在东汉时期，宦官的权力可以大到可以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使得当时的朝堂黑暗不已，根据东汉末年的《桓灵时童谣》记载：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首童谣充分体现了东汉末年吏治的混乱，而这个混乱就与当时的宦官专权、乱政不无关系。而北魏时期女官的出现，从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专权、乱政的出现。毕竟跟宦官比起来，女官们勾结朝臣、霍乱朝纲的几率就要小得多。

同时，女官们还会详尽的记录嫔妃们觐见皇帝的次数和地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帮助皇帝保证皇家血脉的传承。而且，这里的女官不仅仅是记录皇上和嫔妃的日常，更是对嫔妃的行动也起到了监视作用，毕竟皇宫后院历来都是男少女多，出现一些混乱之事，也不无可能。根据《梁书·杨华传》记载：

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知。

由此可见，后宫的嫔妃，乃至太后，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有可能的，而女官的出现就对后宫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管理作用，为皇帝解决了后顾之忧。

女官们会辅助皇后处理后宫事务、规范嫔妃们的言行，使得后宫女性成为国家女性的典范，这样更加有助于树立皇帝的形象，从而增加皇帝以及皇室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比如说北魏的内司，她们通常自身就有着令人佩服的技能，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辅助教化后宫嫔妃。

有了女官的帮助，皇后管理后宫嫔妃自然更加得心应手。须知，后宫联系着朝廷，只有后宫安定、各司其职，朝廷也才不会受到后宫的影响，然后才可以正常的运作。

这里不得不提的一个例子就是东汉的覆灭，东汉的覆灭正是因为当时皇帝年幼力弱，后宫干涉朝政，任人唯亲，而皇帝为了抵御外戚，不得已而重用宦官。在这样的相互运作之下，就出现了所谓宦官党、外戚党，从而使得东汉官员都陷入了党派之争，使得东汉朝廷无法正常运作。

结语

综上来看，北魏女官制度的建立，积极地推动了皇室和朝廷的发展。在内，女官们可以很好的辅助皇后处理后宫事务、教御妃嫔，保证和监督后宫的正常运转。在外，女官们可以协助帝王处理朝政，减少宦官专权、乱政的风险，帮助皇帝和当时的朝廷在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再者，女官的优越待遇和不错的发展前景，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女性能力和地位的提升，女性也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女性的发展，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内室之中，她们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走到人前，这对于当时社会的发展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同时，北魏女官制度的建立对于后世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有着积极的一面，正是女官制度的出现和不断完善，才使得女性逐渐有了和男性比肩的力量。可以说，女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前进的步伐。

北魏前期一直实行“立子杀母”制度，为何还无法避免太后干政？

中国古代一直有“母凭子贵”的说法，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给皇帝生了儿子，你的身份待遇就会立马上升。

这一点从西汉时期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身上就能够看到，卫子夫本是歌女出身，地位低下。当时汉武帝虽然已经登基却并没有子嗣，平阳公主就将卫子夫送给了汉武帝，卫子夫连续给汉武帝生了三个女儿，汉武帝也没有立其为皇后，直到卫子夫生下汉武帝第一个儿子刘据后，没过几天汉武帝就将卫子夫立为皇后。

母以子贵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生态，在很多朝代都有所体现。

然而正是这位汉武大帝晚年却昏庸无道，宠爱钩弋夫人，想要立其与钩弋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被江充、苏文等人利用，设计陷害了刘据，最后使得汉武帝能够立刘弗陵能够成为太子。

然而谁没有想到的是，在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同时，汉武帝却做出了“立子杀母”的决定，将钩弋夫人杀死了。

汉武帝对立子杀母的解释是:“往古国家所以乱, 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处骄蹇, 淫乱自恣, 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耶, 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以汉武帝开启“立子杀母”为先例，到北魏初期将立子杀母形成制度，也是古代高度皇权发展的一个探索。

北魏初期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为了避免后妃干政和外戚专权，然而在北魏初期，严格执行“立子杀母”制度的情况下，为何还会出现太后干政，并且愈演愈烈的形势呢？

北魏初期为何要建立“立子杀母”的制度

汉武帝在杀了钩弋夫人后，两汉时期的统治者依然以孝道治天下，并没有哪位皇帝再次效仿汉武帝，尽管两汉时期太后干政、外戚专权的事情不断发生，但是谁也没有再次使用这个政策。

到汉武帝杀了钩弋夫人四百七十多年后的北魏时期，北魏统治者吸取了汉武帝“立子杀母”政策的教训，在公元386 年北魏太祖拓跋硅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加强皇权，防止后宫和外戚干政，开始义无反顾的执行“立子杀母”的政策，将这一政策上升为国家制度，必须严格执行。

任何制度的推行都有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北魏时期会推行这种看似荒诞的政策并非偶然，我国古代从秦朝以来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不断加强，皇权也越来越至高无上，与此同时，后宫和外戚常常利用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参与到政治中来。

中国古代是一个男权社会，后宫参政的情况下必然要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这样就行了外戚专权的局面，西汉因此而被王莽篡位，东汉亦因此而不断被削弱。

一直到北魏时期，来自北方鲜卑民族的北魏政权，面对这样的问题显得更为棘手，因为鲜卑人不属于传统的农业民族，女性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都拥有较高的地位，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鲜卑族拓跋部“离开母系氏族社会为时不久因而社会尊崇母权”。鲜卑族因为脱离原始社会事件并不长，难免存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

从另一方面来说，北魏官僚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其汉化时间较短，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政治牵制体系，反而更容易造成权力从皇帝身边溜走。

在北魏政治集团向南扩张，不断接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断要求加强皇权的同时，必然要限制女性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然而北魏的统治者却找不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最终北魏太祖拓跋珪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立子杀母”制度。

北魏初期“立子杀母”制度的严格执行

拓跋珪在选定自己的儿子拓跋嗣为皇位继承人后对其说：“ 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 不令妇人后与国政, 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 故吾远同汉武, 为长久之计。”

拓跋嗣的生母是刘贵人，本来也是官宦之家，在入宫后生下拓跋嗣，很受拓跋珪的宠爱，尽管没有被封为皇后，但是在后宫的地位很高，一直帮助拓跋珪掌管后宫事宜，拓跋珪最后还是决定将其杀死，被赐死是年仅33岁。

从拓跋珪立拓跋嗣杀死刘贵人开始，“立子杀母”就成为了制度，只要儿子被选为皇位继承人，那么他的生母就要被处死。

刘贵人被杀死后，她的儿子拓跋嗣极为伤感，经常“ 哀泣不能自胜” , 甚至“ 日夜号泣”，这也导致拓跋嗣与拓跋珪之间发生了矛盾，在拓跋珪的盛怒之下，拓跋嗣不得不出走，后来拓跋珪在政变中被杀后，拓跋嗣被大臣扶上皇位。

拓跋嗣登基后追尊自己的母亲刘贵人为宣穆皇后，然而拓跋嗣并未终结这项制度，反而将其延续下去。

在拓跋嗣立拓跋焘为太子的时候，其母杜贵嫔去世了，虽然史料上未记载杜贵嫔是如何去世的，但是从拓跋焘继位后追封其为皇后来看，应该也是为拓跋焘的继位献出了生命。

拓跋焘和其父亲拓跋嗣一样，在母亲死后也是经常“ 悲拗” 不已, 甚至“ 哀感旁人” , “ 连其父亲都闻而嘉叹’。

拓跋焘立拓跋浚为太子的时候，也带走了拓跋浚的母亲郁久间氏，拓跋浚立拓跋弘为太子的时候，将其生母李贵人带走了，拓跋弘立儿子拓跋宏为太子的时候，拓跋宏的生母李夫人也被带走了。

其实这样的悲剧发展成为制度性的同时，已经不是哪一位皇帝能够左右的事情了，当孝文帝拓跋宏立儿子元询为太子的时候，十分不想处死元询的生母林氏，因为林氏和孝文帝的感情很好，拓跋宏不想看着爱妻被处死。

但是当时其祖母冯太后并为接受拓跋宏去除这一制度的请求。

一边是立子杀母，另一边却是太后干政愈演愈烈？

“立子杀母”制度的推行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后宫干政，是一种很激进的手段，然而在北魏时期，太后干政却屡禁不止，冯太后时期临朝听政，胡太后时期差点称帝，北魏政权的衰落跟太后干政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除了这两位太后之外，还有窦太后，常太后，高太后等几位太后干政。

北方实行“立子杀母”制度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就像明朝时期，朱元璋曾经严厉禁止太监干政，结果却是明朝是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太监干政最严重的朝代。

北魏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立子杀母”制度并不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政策，北魏初期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走了将近上百年。

（一）生母虽不在，但是太后却依然有

立子杀母制度来源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然而两汉时期皇帝生母担任太后时从未挟制皇帝，实际上生母往往是儿子的坚强后盾，与“立子杀母”制度不一样的是，汉朝一直是坚决执行“母以子贵”的传统。

北魏实行“立子杀母”实行上并非完全取自汉朝，也并非鲜卑族自古就有，而是民族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制度并非很完善。

“立子杀母”制度在组织后宫、外戚干政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北魏时期，被杀的生母大多没有所谓强大的外戚，其生母对皇权也不产生影响。

更为根本的一点是生母虽然没有了，但是太后的位置还在，一旦皇帝年幼，不是生母的太后往往跟皇帝还没有更深的亲情，更容易造成权力的转移。

这一点可以从冯太后干政来看，拓跋浚的皇后冯氏并非拓跋弘的生母，但却是皇后，在拓跋弘的生母李贵人被带走后，拓跋弘登基的时候，年仅12岁，只能尊其为太后，因为皇帝年幼，冯太后不得不临朝执政，后来冯太后停止临朝执政，让献文帝拓跋弘亲政，结果拓跋弘亲政后与冯太后发生矛盾，处死了冯太后的宠臣都官尚书李弈，导致冯太后的深深不满，因此在拓跋弘17岁的时候，冯太后逼迫拓跋弘将皇位禅让给5岁的儿子拓跋宏，是为孝文帝，拓跋弘去世后，冯太后继续临朝执政。

这就是前文，拓跋宏想要废除立子杀母这项制度时，还需要请示的冯太后，冯太后并非这项制度的受害者（受害的人都下去了），反而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当然无动于衷。

也就是说，立子杀母制度并不能解决太后干政的局面，只是从表面上排除了其生母干政的可能。

（二）“保太后”的出现依然能够干政

当皇子被确立为太子或者皇位继承人的同时，他的生母就会被赐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照顾皇帝，往往需要生母的替代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保姆，很多朝代都会有皇帝保姆干政的局面，明熹宗朱由校在位的时候，其乳母客氏就与魏忠贤专权，然而相对于明朝来说，北魏时期皇帝的保姆地位更是异常的高。

以窦太后来说，她本来是进入宫廷服役的罪犯家属，在拓跋焘出生不久，她就被选为拓跋焘的保姆，窦太后在当保姆时期对拓跋焘很是照顾，使得拓跋焘在失去生母后有一个较好的童年，拓跋焘继承皇位后对窦太后非常尊重，因此称其为“保太后”，随后改称为“皇太后”。

在战乱的紧急时期，窦太后甚至在朝廷主持起军务，并且击退了敌人。窦太后去世后，拓跋焘十分伤心，曾“诏天下大临三日” , 派专人“ 监护丧事, 溢曰惠” , 故《魏书》中有时亦以“ 惠太后” 相称。

除了窦太后外，还有文成帝拓跋浚的保姆后来也成为“保太后”。

拓跋浚的生母被带走后，“ 慈和履顺” 的常氏照顾拓跋浚的起居生活，拓跋浚继位后，和拓跋焘一样，先是尊常氏为“保太后”，后又改称为“皇太后”。

常太后当权后，不仅主持了整个后宫的事务，还开始将权力伸向朝堂，常太后的一大家子都成为朝中重臣，始终把持着大将军这样的职务。甚至连常太后死去的父母都得到追封, 致使其家族“ 时为隆盛” 。

“立子杀母”制度最终被废除

客观来说，立子杀母制度在最初的时候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最终的结果也与制定这项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在这项残忍的制度下，弊端也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导致了北魏皇族宗室势力的削弱，因为对于大部分后宫的妃子来说，即使是立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也不愿付出自己的生命啊。

在立子杀母政策的制约下，大部分的后妃不希望被宠幸，宠幸后不想生孩子，生孩子不想生儿子，生儿子不想让他当太子，北魏后宫很多妃子在怀孕后以打胎来对抗，导致皇室血脉的延续都出现了问题。

一旦皇帝英年早逝，就容易导致绝嗣的现象的发生。

更为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有些后妃甚至采取“杀其母，而养其子”的方式来抢夺皇帝的抚养权，使得北魏时期的宫廷生活变得异常恐怖。

“立子杀母”制度被废更是因为这种制度更是不得人心，从皇帝到太子，再到大臣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制度的实行，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制度太过于血腥残忍，违背人伦。

大部分的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妻子被杀死，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不愿意处死林氏，因此说出“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

儿子不希望自己的母亲被杀死，因此拓跋嗣经常“ 哀泣不能自胜” , 甚至“ 日夜号泣”。 拓跋焘在母亲死后也是经常“ 悲拗” 不已， 甚至“ 哀感旁人” , “ 连其父亲都闻而嘉叹’；

就连大臣也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在拓跋弘夫人李氏被杀的时候，群臣“上下莫不悼昔”，最后一位干政的太后胡太后能够两次躲过被杀，很大程度都是大臣的帮助。

在北魏政权后期，受到的儒家文化影响越来越深，“立子杀母”这一项制度越来越遭到统治者的反感，而另一方面，随着北魏政权的发展，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显现，在北魏政权逐渐衰弱的大环境下，想要彻底执行这项制度也非常困难。

最终完成废除“立子杀母”制度的胡太后，实际上也是干政的太后，胡太后原名胡充华出身低微，凭借容貌和智慧逐渐在博得宣武帝的欢心，当时皇宫后妃都不愿意生孩子，胡充华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胡充华因此说:“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最后剩下了孩子元诩。

元诩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胡充华按照北魏“立子杀母”的制度就应该被处死，但是她却躲过了这场灾难，等到元诩继位的时候，高皇后决定杀死胡充华以维持“立子杀母”这一制度，但是胡充华早就在朝廷布置下了强大的关系网，在高太后下旨杀胡充华的时候，使得胡充华能够躲避，等到元诩皇位巩固后，高太后最终不得不削发为尼，而胡充华被升格为皇太后，开始临朝称制。

胡充华最终打破了这项制度，从此之后北魏政权彻底废除了这项制度，令人唏嘘的是，不久之后北魏政权就瓦解了。

在母凭子贵的后宫中，北魏冯太后为何却不肯生孩子？

因为在北魏时期，出现了子贵母死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皇帝将妃嫔的儿子立为太子的话，那么作为太子的母亲就必须要死。虽说这种制度是很残忍的，但是这种制度却得到了北魏统治者的认可。其实北魏之所以会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情况出现。

“子贵母死”的制度是当时北魏皇帝拓跋珪制定的，因为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外戚专权，从而导致国家动荡的例子。拓跋珪建立了北魏之后，因为看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刘邦建立政权，最后被吕后干政的情况。而且汉武帝在自己时日无多的情况下，立了当时只有七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后，便直接将太子的母亲赐死了。而且在西汉和东汉时期，出现了不少因为皇帝在登基的时候比较年幼，所以作为皇帝的母亲自然是帮助皇帝处理政事。可是就在皇帝成年的时候，原本太后是要还政的，但是却造成了太后把持朝政，架空皇帝的事情出现。

因此，拓跋珪建立了北魏之后，为了防止外戚专权，架空皇权的事情出现，所以才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制度。鲜卑族人一直都有母权制度的观念，而拓跋珪建立了北魏之后，为了打破这种母权观念，建立父系社会的观念，从而建立了“子贵母死”的制度。

鲜卑族建立了北魏之后，当时的统治者拓跋珪为了削弱母权的势力，实现父子一家天下的理想，于是便想到了太子即位后，便杀掉母亲的想法。这样不仅可以防止外戚专权，同时还可以让外戚失去支撑和联系的纽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虽说“子贵母死”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外戚专权，但是同样的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有些太子在年轻的时候，就直接因为某些原因死了，而太子的母亲则是白死了。有些太子因为年幼便失去了母亲，所以在登基之后，便会对照顾自己的人产生不一样的感情，不仅仅会封赏很多东西，甚至还会导致一种变相的参与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