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钱毕业论文

五铢钱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金融业
banking in ancient China

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
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
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
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
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
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
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
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
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
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
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
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
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关于古钱币议论文发几篇

揭开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版银币之谜

关于这枚钱，钱币学者孙浩介绍说：浙江地处沿海，通行洋银甚早，清季虽已设厂造币惟大量产制银元是民国以后的事。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楷书”版在多数钱币书籍之记载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如大陆出版之钱屿《金银货币鉴定》、董文超《中国历代金银币通览》、李晓萍《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台港之张惠信《中国货币图录》、林国明《中国金银币目录》等，包括由杭州市钱币学会编辑出版之《浙江钱币》一书皆如是说。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在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准设浙江银元局后，自德国购置机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开铸。而后来清廷却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荼靡经费，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铸银元，因此其即于是年七月奉旨停工，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在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浙江当局因此也没有再继续生产银币。因此“浙江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实际流传下来的数量相当稀少。

本人三十年前有缘得到一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缶宝）七钱二分银币，当时不知其价值，近来从网上查询得知其珍稀。该币从网上查询之档案完全吻合，该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国内湖北银元局（背面英文证明）代铸样币。该币楷书端庄秀丽、铸工精良，龙图及楷体字口深峻，镜面版底精铸，均匀淡彩银光，精美绝伦。从实物痕迹中可看出当时同批铸品可能销毁（流通过程中无法形成此痕迹），因浙江银元局正式开铸（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没有采用楷体（采用“魏碑”字体）。从实物中看出该币银色滋润，光泽柔软，声音脆而洪亮，柔和悦耳，余音悠长，淡淡墨色呈油汗状物包浆，层次色泽十分丰富，流通磨损痕迹自然，边齿规整均匀，齿内包浆十分明显，币面币背机铸纹（特别是“江”字周围机铸纹理）清晰可见。该币正面整体金黄色（镜面版底精铸）呈样币形式，而反面色泽并不匀称则以普通流通币形式出现，因浙江银元局当时只需正面币模（样币正面即可，后面来历说明）。该币因何原因流落民间不得而知。直径39.7mm，厚度2.4mm，重量26.87克。

结论：由于筹建较迟，浙江省在尚未筹办好造币厂之前，委托湖北银元局试铸了该款（楷体）样币，浙江银元局打破了各省千篇一律、千钱一面（楷书体）样式，选择了“魏碑”字体。注“魏碑”版的由来（即浙江光绪银币由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请准后向德国购置机器，订购设备时包括样币和模具（二十三年浙江省造，来自德国奥图·拜赫厂档案揭露），由于交付时（奥图·拜赫厂档案记录：1898年2月16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交付）正面币面上所标示的“光绪二十三年造”与实际年份不符，故正面币模弃用。浙江银元局需要正面币模（背面币模随德国设备而来），只好委托当时国内铸模工艺比较成熟的湖北银元局设计，而湖北银元局只是将自己的正面币模去掉“湖北”加“浙江”并铸成样品呈浙江审核（即：背面无作用，只是镶配上去才能铸成正面样品），浙江银元局审批未通过，重新要求湖北设计另外一种款式（“魏碑”字体，见：2015-07-19，新浪博客深谈『1899年浙江省造魏碑体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试铸样币』的特征及防伪设计）。最终正面采用湖北“魏碑”模具，反面采用德国“二十三年造背面”模具。（见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

(本图片本人实物拍摄并填补了百度百科“浙江省造光绪元宝缶宝七钱二分”空白)

摘自网上各位专家对该款国产样币的评论：这枚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整体呈金黄色，熠熠发光的钱币造型给人一种贵族之气，也同时展现出它距今年代的久远。钱币的设计非常精致，不仅图案保存完整，刻字还异常的清晰，这在当今的钱币市场中已经变得并不多见，小而精的造型更是让众人大开眼界。楷体字磅礴大气、镌刻细腻、分布匀称、字体清秀挺拔、笔画刚劲有力，端庄秀丽、犹如石碑。整个币面的造型非常和谐美观。背面中央精刻着全身舞动的飞龙，神龙目光炯炯有神、身姿娇健、霸气威武、纹路清晰、如刀刻所成。整器历史留来的沧桑感清晰可见，品相完好、币面干净、字迹清晰、色泽温润、包浆纯正、小巧别致、异常精美，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关于揭开“浙江楷书版银币”谜底的来由：浙江“楷书”如此，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看到2018年5月30日孙浩：【史海钩沉】浙江二十三年与魏碑版光绪元宝银币的文章，才解开谜底，而此币图册2018年5月30日之前已上百度（6月17日更正为1898年）。

关于“浙江楷书版银币”改刻问题的释疑： 改刻必有痕迹，流通币与样币不同（样币版底为镜面Proof），还可用高倍放大镜检测或用超声检测字体内部结构，再说改刻者也不可能改刻如此无隐蔽、离谱的东西。而该币正面版底为镜面Proof、“江”字周围机铸纹理、包浆、秀丽字体都证明是原币无疑。

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的论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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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
【千秋功过】
【旷世武功】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执政。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
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18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但44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十分之八。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千古文治】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以人为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独尊儒术”让人们都懂得礼义教化，精忠报国等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品质，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毁誉参半】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而他生平中的一个错误，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平常人眼里他果决、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正所谓：
天风浩荡，瀚海阑干，金戈铁马，万死千伤，俱往矣；
长城巍然，丝路悠长，大赋煌煌，美人凄凉，俱往矣；
唇枪舌剑，纵横捭阖，君臣相倾，千秋家国，俱往矣；
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载以往，意气飞扬，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村社戏场，在年年评说，岁岁兴叹。
【汉武帝25项历史性首创】
1、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于公元前113年创建了年号，先是六年一个年号（前140—前104），后来四年一个年号（前104—前87）。
2、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用到现在。
3、汉武帝时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4、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秦统一后我国见于史籍记载的《舆地图》，元狩四年四月丙申，“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注引臣王赞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据颜师古说，臣王赞生活的时代“在晋初”。这说明汉代的舆地图晋初臣王赞还见过。这也说明汉代已明确出现了关于国家的地域概念。这对后世自然地理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5、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策，武帝亲自策问，选拔人材做官。就是所谓的察举征召制度。
6、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7、元朔五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郡国可按一定条件选送一些人，可受业如弟子。经考试，能通一艺以上，可用作官吏。从国立太学生中选拔官吏始于此。
8、汉武帝在独尊儒术时，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形成了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同时，又兼用百家的格局。这点对后世也影响巨大。
9、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亲临现场督察堵塞黄河瓠子决口。自秦朝统一后，皇帝亲临现场治理黄河，这是第一次。
10、汉武帝时推广耧车(土法播种机)下种，此后这一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
11、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史上属首次。
12、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以宗世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和亲。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西域国家和亲。
13、在轮台、渠犁屯田，并置使者、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今中国新疆地区屯田。
14、汉武帝时用井渠法作龙首渠，后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进而入波斯等地。
15、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种植，从大宛引进了良种马———天马，西域的乐曲、魔术传至中国，中国的铸铁技术、丝织品、丼渠法、漆器传至大宛等地。
16、汉武帝外施仁义，实行德治；同时又重视法治，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
17、元封五年(前106年)，为加强对诸侯王和地方高官的监察，置十三州部刺史，令六百石级别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级别的郡国守相。
18、为加强皇权，改革丞相制度，设立中朝(内朝)，对后来的丞相制度演变发生了重大影响。
19、元鼎二年(前115年)禁郡国铸钱，专令国家所属上林三官铸钱，非三官钱不得流通，郡国以前所铸钱皆废销。对后世影响重大。
20、汉武帝通过大量移民在西北边郡屯田，这对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经营西域起了重大作用。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曾说“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21、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磾（音:jin'mi'di）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然而，这不是说汉武帝用人没有标准，标准还是有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就是说，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一句话，用人的标准是惟才是举。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22、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
23、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要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臣服于中原王朝的皇帝，为此又在今内蒙筑受降城。武帝生前虽未达此目的，但在宣、元时期，匈奴归服汉朝为藩臣。
24、李广利伐大宛后，西域南道诸国多臣服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不敢争西域，罢僮仆都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督护，管理西域南、北道诸国，西域诸国臣服于汉。至此，西边直达里海，都成为了汉朝的疆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
25、汉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统治了今天的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的地区。

秦始皇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业绩,将影响较大的几项罗列如下:
1.统一文字，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并延用至今；
2.废封国，立郡县，成为以后中国统一后管理的标准模式.历时数千年之久；
3.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商业上大大便利国内交流.；
4.车同轨，道同距，修建秦直道大大便利国内交通；
5.焚书坑儒，客观来讲统一了思想，避免因为历史问题而导致国家分裂；但是毁掉的各国古籍使得中国相当部分古文化断层、古代史断代，这点确是遗憾；
6.修建灵渠，加强了对珠江流域的控制，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
7.修建长城，使其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长城长期成为国界；
8.北击匈奴，夺回河套地区，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