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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

discuss dis(apart)+cuss(拍，敲，打，分散）演化的过程如下：from smash apart to scatter words。这个单词解释了人的思维加工过程，说话就是传播语言，使文字散播开来。在演化的过程中，最后这个单词获得“讨论，论述”这个意思。

discourse dis(apart)+ course( running about) 从构词来分析也是表示“散开，传播”的意思。这个单词也是表示正式的“演讲, 论述, 论文, 讲道, 谈话, 谈论”的意思。

从构词上分析，这两个单词也决不可能是同源词。

济南师范大学孙顺导师简介

济南孙顺 现就职于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济南文学院硕士生导师。籍贯为安徽省望江市。济南孙顺在二零零五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济南孙顺在二零零八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济南孙顺在二零一一年获得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二零一六年获得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

济南孙顺主要研究方向：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音系学、实验语音学

一 . 济南孙顺 主讲课程

1.语言学概论

2.西方语言学流派

3.西方语言学理论

4.实验语音学基础

二 . 济南孙顺 主讲课程

1.《汉藏同源词音义对应问题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桐城话上声变调的机制》，香港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原始闽北语的重新构拟及演变》，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两汉鱼侯分部，2008，《语言学论丛》第38辑；

5. 同族词与古藏文音韵研究二题——论古藏文下加字L的音系性质及自动使动构词的音系规则，2014，《茶马古道研究集刊》

6. 闽语“岁”的文白异读，2015，《澳门语言学刊》

三、 济南孙顺 承 担 课题

2012-2013年，主持了北京大学才斋奖学金项目：闽北方言的字调归派及“弱化声母”（项目编号：CZ201203），并完成结项。

2014-2016年，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陈保亚教授主持，项目编号14ZBD102）。

2016-2017年，主持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河北汉语方言调查·沙河（项目编号YB1703A007）。

四、 济南孙顺 获奖情况

 《原始闽北语的重新构拟及演变》获北京大学2016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想知道china和China是不是同源词。还是就是两个词。碰巧拼写一样了。

历史解密：为什么中国被称为CHINA？

中国的瓷器以历史悠久、造型优美、质地精良、装饰俏丽新颖而享誉海内外。瓷器与中国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以至英文CHINA一词，就有“中国”和“瓷器”的双重意义。

在我们进一步了解英文“CHINA”一词的双重涵义之前，先来简略叙述一下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瓷器的产生和发展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媳背�逼冢ü�?20－581年）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CHINA与中国

进入十七世纪，西欧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收藏中国瓷器之风。现藏德国卡赛尔（Keisel）郎德博物馆的一件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有年代标识的明代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黑森家族的传家宝。葡萄牙开辟新航路之后，瓷器也成欧洲社会最珍贵的礼物。瓦斯伽•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以瓷器博取葡王曼纽埃尔一世的欢心。现存里斯本科特斯陈列馆（JoseCortes）中印有曼纽埃尔一世（1469－1521）纹章的青花执壶，是中国最早为西欧特殊订货制造的外外销瓷。正德、嘉靖年间，这类订货大多经葡萄牙贩往欧洲。1604年荷兰人洗劫了装载瓷器返回欧洲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卡特林号（SantaCaterina），将这批中国瓷器取名Kraaksporeleint,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购买，于是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欧洲不胫而走。

发端于十七世纪末，延续至十八世纪末叶的欧洲罗科科(Rococo)艺术风格，以生动、优美、轻倩、自然为特色，其倡导的艺术作风与中国艺术风格中的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殊途同归。罗科科风格盛行于法国，法国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为偏爱。那时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潢仿效的中心，所以具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流传整个欧洲社会。

瓷器初入欧洲，法国人用当时社会流行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男主人公赛拉同（Celadon）来称呼青瓷。法王路易十四命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收藏中国陶瓷；而十七世纪的英国人直接用“中国货”（Chinaware）指称来自中国的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醉心华瓷，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以陈列各式瓷器。于是英国社会以华瓷装饰和日用的风气便流行起来，瓷器渐成客厅和内室必不可少的陈设。

China一词也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成为密不可分的双关语。

另据《英汉词海 The English-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王同亿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China词条介绍，China做为瓷器的涵义，是源于波斯语chini（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受到China表示中国这种表示法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

至于这种变化最终在何时最后确定下来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基于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陶瓷传播之路，使得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物品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将中国与瓷器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

参考网络上提供的信息。希望有帮到你~

曾昭聪的已发表的主要论文

1.《洞口高沙方言中的三分指示代词及其他》，《邵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2.《〈佛国记注译〉指疵》，《安顺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3.《〈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商补》，《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1期；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札记》，《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5.《训诂学的开拓性硕果》，《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6.《〈清平山堂话本〉补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7.《释“管押”》，《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8.《谈〈说文解字〉对声符示源功的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5期；9.《中国传统婚礼中的“奠雁”习俗》，《文史杂志》1998年第5期；10.《从形声系统与同源系统的关系看声符示源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2期；11.《〈释名〉声训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12.《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及其研究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9年第5期；13.《“年龄”探源》，《语文月刊》1999年第11期；14.《〈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再补》，《古籍研究》1999年第3期；15.《“二程语录”词语小札》，《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16.《元明剧曲中“耨”的词义文化探源》，《汉字文化》2000年第2期；17.《释“不间”》，《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18.《黄永武〈形声多兼会意考〉述评》，《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19.《王力先生有关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5期（2000年9月）；20.《〈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指瑕》，《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21.《语言与文化的深层融合——读〈古汉语文化探秘〉》，《台州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2.《黄侃在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方面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23.《从“陆九渊语录”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疏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24.《〈原本玉篇残卷〉中的同源字问题》，《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25．《原本〈玉篇〉中的语源研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26.《宋儒语录二种点校指瑕七则》，《书品》（中华书局）2001年第2期；27.《形声字声符示源现象中的若干特点》，《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2期转载；28.《市语研究的硕果》，《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1期；29.《人名禁忌及其文化内涵》，《华夏文化》2001年第1期；30.《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价值论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31.《“二程语录”在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贵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32.《历代万卷楼及其藏书》，《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33.《读〈元本琵琶记校注〉札记》，《古籍研究》2001年第2期；34.《杨树达先生有关“形声字声中有义”之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8期（2001年6月）。35.《〈寒山诗注〉札记》，《书品》2002年第1期；36.《“馒头”的传说及其语源辨正》，《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37.《中国古代的石经及其文献学价值》，《华夏文化》2002年第1期；38.《〈古代汉语〉教改初探》，《大学教育教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39.《从词源学史看宋代“右文说”的学术背景》，《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40.《〈清平山堂话本〉词语选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2年第2期；41.《“有请的”、“经纪人”的称谓义》，《辞书研究》2002年第4期；42.《关于声符示音功能研究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版）2002年第1期；43.《中古佛经词语零札》，《广州华苑》2002年第2期；44.《谈明清俗语辞书在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作用》，《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45.《从中古佛经词语看语文辞书的书证溯源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46.《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7.《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新创获》，《广州华苑》2003年第1期；48.《中古佛经词语与辞书书证溯源》，《台州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49.《解读故训材料的科学方法》，《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4期；50.《评〈唐宋词常用语释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51.《〈风月锦囊笺校〉词语札记》，《古籍研究》2003年第2期；52.《从汉民族思维特点看声符示源的理据》，《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53.《唐传奇〈玄怪录〉〈续玄怪录〉释词》，《唐都学刊》（社科版）2003年第3期；54.《汉语词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暨南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5.《中古佛经释词四则》，《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56.《〈小学考〉的学术价值》，《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7.《读明清俗语辞书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58.《面对新世纪的训诂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9期。59.《明代歌曲释词三例》，《中国语文》2003年第6期。60．《〈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简评》，《汉字文化》2003年第4期61．《一部富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62.《当代权威词典应重视明清俗语辞书》，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6期（2003年12月）；63.《解读〈孟子〉同义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2期；6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例释》，《汉语史学报》第四辑（2004年1月）；65.《〈文史文献检索教程〉（介绍）》，《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2期；66.《〈古辞辨〉在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方面的成绩与不足》，《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4年特刊；67.《汉语成语的佛教渊源》，《嘉应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8.《释“诅”》，《广州华苑》2004年第1期；69.《〈风月锦囊笺校〉补议》，《陇东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70.《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回顾》，《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期；71.《佛经音义研究的力作》，《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72.《〈尔雅·释诂〉郭璞注中的双音词》，《古籍研究》2004年卷上（总第45期）；73.《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的辨释价值》，《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74.《汉译佛经与汉语词汇》，《华夏文化》2004年第3期；75.《〈慧琳音义〉中的词源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76.《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述略》，《暨南学报》2004年第6期；77.《当代大型辞书书证晚出词条举例——以见于明代歌曲中的词语为例》，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9期（2004年10月）；78.《近代汉语研究的世纪总结》，《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11期；79.《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80.《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方法刍议》，《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七辑，2004年12月；81.《面向应用语言学的汉语词源研究刍议》，《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2.《话说“凤凰”》，《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83.《中古佛经中的字序对换双音词举例》，《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84.《中古佛经词义抉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5.《中古佛经中的委婉语考析》，《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6.《墓志的语言学阐释》，《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4期；87.《〈齐民要术〉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8.《郭璞的语言学成就》，《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9.《中国古代宗庙称谓词义辨析》，《广州华苑》2005年第1期；90.《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指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91．《〈酉阳杂俎〉中的词源探求》，《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3期；92.《“牵砻”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93.《魏晋至唐五代笔记杂著中的词源探讨略评》，《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94.《郭璞〈尔雅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95.《古代的“巫”及相关职业》，《华夏文化》2005年第3期；96.《〈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97.《〈颜氏家训〉中的词源探求》，《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98.《历史上的汉语教科书——读〈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书品》2005年第6辑；99.《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数词词素参与构成的詈词特点及其语源分析》，《汉字文化》2005年第4期；100.《〈抱朴子内篇〉词语零札》，《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6期；101.《面向海外兼读制研究生的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暨南高教研究》2005年第2期；102.《十年来道教典籍词汇研究综述》，《滁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二作者）；103.《杨树达先生汉语词源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辑，2005年1月；104.《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的词源探讨述评》，《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05.《佛经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汉语史研究集刊》第8辑（2005年12月）；106.《佛经音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书品》2006年第1期；107.《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断想》，《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2期；108.《〈汉语缩略研究〉读后》，《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109.《宋代笔记〈云麓漫抄〉中的语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110.《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尝试》，《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111.《魏晋至唐代经注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112.《理据——语言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113.《〈古辞辨〉简论》，《辞书研究》2006年第2期；114.《专书词语考释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115.《〈抱朴子内篇〉词语小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4期；116.《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调查与对策》，《暨南高教研究》2006年第2期；117.《〈南村辍耕录〉与汉语史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九辑，2006年12月 （第二作者）；118.《“打牙祭”探源》，《黔南民族师院学报》2007年第2期；119.《品读〈语文丛稿〉》，《书品》2007年第3辑；120.《颜师古〈汉书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2期；121.《玄应〈众经音义〉中的词源探讨述评》，《语文研究》2007年第3期；122.《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反思》，《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123.《让辞书更完善——读〈汉语大词典商补〉》，《贵州文史丛刊》2007第4期。

古代汉语方面的小论文，2000字以上，有哪些点可以写（卖论文的走开）

　　音转的“四有”模式

　　内容提要：音转的的定义、形成，音转的“四有”模式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音转的理论价值。重点是我所理解的音转的“四有”模式，我称其为“三因一果”规律和“时”“空”的经纬学理论。
　　关键词：音转 “四有”模式 时 空 字 音

　　文史类的同学都会认为古代汉语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没有为什么的学科。往往是老师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书上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音韵上的问题。可是，真正的成就往往屈指可数。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音韵在古代没有具体可考的资料，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好的语音存储机器。一般是都是口述相传的，这也是音韵学难考证的重要原因。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很多的语音都存在了偏差，或者说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中语言，那么就使得音韵学变得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相当的繁琐和具体。没有一定的同意规律。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人为的感情色彩等，都会在音上有所变化，使得音韵学变得困难重重没有规律。
　　我就与音韵学相关的内容——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描述。不过先得了解一下音转的定义，就是要知道音转是什么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了解吧。
　　通俗的讲就是字词失去其“正音”，即正确的读音。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在使用同一语词表达同一意义时，其语音有可能呈现出某种变异性。这种意义不变而语音有所变异的现象，便是音转。
　　音转是以同一个语词并表达同一个意义为基准来说的。所谓同一个语词，这就意味着其声或韵尽管发生了流转性变异，但终究还是一个“音”，变异中并没有失去其主要的共同音素。所以黄承吉曾多次强调：“凡字原只一声，故只一音，虽周流参差于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尝谓古无定音者，参差之口舌也；谓音实有定音，以虽参差而原即是此音也。”【1】所谓表达同一个意义，这就意味着音转尚未导致语词的分化，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语词的问题。如果代表的虽是相同的意义，但声韵了不相涉；或声韵虽然相关，但代表的意义各不相同，便都不能看作是音转，而是同义词或同源词的问题。
　　最早使用音转这个词语的，是三国时期的魏人张揖。他在《上广雅表》中说：“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同，音转失读，八方殊语……”所谓“音转失读，八方殊语”，【2】即就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言。音转是造成失读的原因。失读指失去字词的正确读音，古人又称“正音”或本音。音转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地区语言和历史语言中普遍而又必然存在的一种语音变异现象。方言的形成，音转是其重要原因。一般来说，音转是异地异时的现象，不应同时同地而有转音共存。比如，“yǎng【3】”为“我”之转，“云”为“曰”之转。如果甲地的人施身自谓称“我”，乙地的人施身自谓称“yǎng”，那么，甲地之人便不会同时又自称为“yǎng”，乙地的人同时又自称为“我”。同样，如果彼时的人表述说话用“曰”，此时的人表述说话用“云”，那么，彼时的人便不会又用“云”，此时的人同时用“曰”。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许多本为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音转之词，难免发生交融互收现象。尤其在文献语言中，因为许多音转之词往往“音别为字”，异域性、历时性的音转现象便很可能以共时态而反映出来。所以，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述便有了既用“曰”又用“云”的情况，甚至于出现了“yǎng须我友”“今者吾丧我”之类的语句。
　　基本的我们知道了音转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就音转的“四有”模式做一个描述吧。
　　音转的“四有”模式在吴泽顺老师著的《汉语音转研究》这本书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吴老师将其列在了“音转原理”这一章节里的第一节。我觉着，音转的“四有”模式不能孤立，所以，他应该是和后面的“同源分化导致音转”以及“音转规律”，还有前面的“音转的时代层次”都是融合的。
　　所谓的音转“四有”模式里的“四有”指“时”、“地”、“字”、“音”。“时”指的是时间，当然就存在古今了，“地”是指地域，南北。“字”就表面理解就是文字了，不过应该是理解为文字的变革。“音”的理解就应该是读音了，不过也应该是读音的转变，可是，前三者是因，后者才是果。音转的“四有”模式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只有“三有”。或者说“三因一果规律”来的更为贴切。
　　音转是一种客观现象，究其原因，从宏观上讲，不外“时”“空”二字，也就是索绪尔讲的共时变化与历时变化。我国明代的陈第，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4】
　　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音和字义关系密切，所以陈第将文字与时地相并列。在讲到音转的前三有模式是第四者的因时，问题就转到了音转的形成的问题上了，对于这个因果关系，陈第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然一郡之内，音有不同，系夫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地转，系夫时者也。况有文字后有读音，由大小篆而有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几变矣，音能不变乎？【5】
　　除了将文字书体的演变作为音转的原因有些生硬之外，很明显，陈第将时间变迁、地域差异和文字变化看作音转产生的原因，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这也是我说的，将音转的“四有”模式理解为音转的“三因一果”规律的原因了。这在以前的格里木音变的三大规律中同样有类似的讲解咯。
　　回到“四有”模式上，如果非有“四有”之说，那么必定要存在关系，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吴泽顺老师将其理解为不是平列的关系。
　　而在“时”“地”关系上吴老师同样为之定位为交叉关系，而我在看过之后，我想我的理解除了吴老师的交叉关系之外，还应该有平行关系，即我定义为经纬关系。在时间或者空间的单独作用下同样可以产生音变，或者说音变就是一个运动的自由音韵体。这样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可以将音变理解为或假设为地球的表面的很多的自由体，但当经线或者纬线或者共同作用下就会产生变异，那么整个的球表面就是一个客观的音转体，它在不停的变化，却不为人知。
　　在“字”对音转的作用，吴老师说其具有超时空性质。我借伟人的肩膀再次采用。我们认为应限于文字书体的演变，还应包括通假字、方言错字、方言造字以及同源通用字等。超时空性也就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1）文字的变化时空交错。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共时平面的，也可能是历时纵向的，它往往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受时空的限制。
　　2）文字的使用超越方言
　　方言变异造成方言与共同语之间语音上的差异。为了记录方言词，人们往往采用方言造字和方言借字两种方法。
　　如此，音转的“四有”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关系和得到解释。
　　由此音转的“四有”模式的存在有着其理论的价值，我做一个简要的带过：
　　1）“四有”模式所彰显的语言历史观，推动古音的研究
　　2）“四有”模式所揭晓的音转原理，推动了古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