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研究的论文

钱币研究的论文

写作思路：先写出人民币的发展之路，然后写出人民币在国际上被限制的事实，最后写出人民币走向国际的方法。

正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汇率的决定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初，人民币属于非自由兑换的货币，其汇率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仅作为调控进出口贸易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手段。

例如，在1979年，当中国人民银行将汇率定为1美元:1.55元人民币时，尽管政府严厉打击，黑市还是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赚取外汇的出口商在中国银行指定的兑换柜台获得大量补贴。而自1981年以来，汇率一路下滑，直到1994年触及1:8.61的底部，双轨制的结束为两年后宣布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铺平了道路。

当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时，黑市消失了，作为货币管制工具的外汇凭证（FEC）也被逐步取消。汇率在接近1:8.30的水平上稳定了10年，直到2005年，它完全取消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并将其价值与全球5种主要货币（英镑、日元、美元、欧元和港元）挂钩。这使人民币进入升值轨道，成功抵御了世纪之交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仍保持着弹性。

自2005年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外汇交易以来，中国央行管理外汇动态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其目的是维护其货币稳定，同时谨慎扩大波动通道，以应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除了以主要货币进行双边和对现货交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外，还使用了许多金融工具，包括信贷贷款、债券交易、远期外汇交易和商业票据报价。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PBOC）采用中国外汇交易系统（CFETS）人民币指数，对目前上市并正在直接交易的13种货币的人民币进行加权，进一步拉开了人民币与美元的距离。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这两个方向上的表现都不必紧跟在美国货币政策摇摇欲坠的美元之后。

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SDR），尽管在国际商界获得更广泛的效用还需要时间，这被认为是人民币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这被视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全球金融机构继欧元诞生后的又一次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可能具有象征意义。同时，这也给中国货币管理局注入了更强烈的责任感，以提高其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避免了与邻国类似的货币贬值，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货币信誉的兑现，中国已经成功地与30多个伙伴国签订了一系列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互换协议。这是一项旨在为应对2008年以来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构筑一道屏障的共同努力。

总部设在上海和北京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新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认为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可以在基础设施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NDB仍然仅限于金砖五国的框架下，但亚投行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到102个批准成员。自2016年投入运营以来，数十个大型项目正在进行中。

它们不仅弥补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多边金融机构的不足，而且也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做出了创新性贡献，这完全符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使命。

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相关措施，在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和基金经理手中的中国3万亿元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诱惑下，在全球金融界引起轰动。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举措，可以说类似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11项措施对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和参股的限制进行了彻底改革，规定了具体的条款和时间表。

2019年初，标普全球获得批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设立本土分支机构的外国信用评级机构，随后不久，负责中国银行间市场固定收益证券评级的惠誉评级也相继获批。预计外国金融机构的涌入将使中国更加接近全球化的公平竞争环境。

简而言之，中国人民币走的最为显著的道路就是：自由化和全球化。虽然时不时的谨慎可能会被批评为保护性的政策，尤其是考虑到境外资金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等待已久，但这是一条负责任的道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拥抱全球资本！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求论文“我眼中的货币”800字左右

　　主要从货币的本质出发，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世界货币、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而货币也不只有现实的货币，也有虚拟的货币（比如游戏币），这就要看个人从什么方面看了，例如从虚拟货币的兑换比率，从货币的兑换率影响到本国的经济等等。

　　参考：加入WTO后，我国在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的节奏加快，从此我国步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回顾世界双边FTA的发展历程，疏理其内在的原因和特点，通过已有双边FTA文本的比较，无疑有助于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而推动与有关国家地区进行双边FTA谈判的决策。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子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这种条件下，WTO成员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双边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
　　签署双边FTA是我国多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WTO后，在双边FTA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最近几年，有关双边FTA的研究文献也较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证部门，都对双边FTA进行了探讨，但它们中的多数没有认识到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分开的方法带来的问题。
　　在学术界，在方法论上对双边FTA强调关税效应的静态分析。从经济效应看，双边FTA通过相互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特殊优惠安排，促进成员方有利自身的贸易转移，使成员方货物进入彼此市场的机会大为增加，从而促进成员方的贸易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FTA推行的贸易和投资便利优惠措施，减少了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投资成本，鼓励公平竞争，提高彼此的工业化程度与水平，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双边FTA促进成员方技术和人才流动，弥补各自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不足，提高彼此的科学技术水平，增强成员方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能力等。
　　在实证部门，围绕双边FTA利弊的争论此起彼伏。支持者认为，双边FTA将消除各国间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强WTO功能、完善其多边规则，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消除壁垒、实施投资管理及市场监管等政策创新方面，双边FTA要比繁琐的WTO谈判快得多。反对者认为，在多边谈判中提出双边安排是偏离主题的危险行为，会损害多边贸易体制。WTO现任总干事素帕猜在2002年的悉尼部长级峰会上，曾警告区域主义正在抬头，提醒各成员“通过歧视第三方来创建复杂的贸易体系网络，将会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紧急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卡尔曼·科恩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的前景，另一方面各协定间的差异有可能使贸易环境恶化。”

　　二、世界双边FTA活动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它们依次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在特惠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实行部分特惠关税减让。在自由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每个成员有权对非成员设定各自的关税税率。关税同盟也是自由贸易区，但成员对所有非成员采取共同的对外关税。共同市场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除拆除成员之间所有贸易和投资障碍外，还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它包括各成员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最后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一体化，出现经济政治同盟。包括双边FTA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并非新事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产生过三次浪潮。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它以1956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构成欧洲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另一个主角是由英 国提议并于1960年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其成员除英国外，还包括一些西欧小国。这是一个纯贸易集团，不具备欧洲共同体那样的超国家特性。今天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虽然还存在，但成员只限冰岛等4个国家。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也出现了一些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大部分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与美国的强烈反对有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国最初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它主张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实现自由贸易。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个浪潮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标志着美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它放弃了反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一时期，欧共体迅速扩大，并向欧盟过渡。接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这直接带动了拉美和非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一些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生效，并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南锥体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等。亚太地区晚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1989年才出现亚太经合组织（当时仅12个成员），1992年成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个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浪潮的特点是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双边FTA在全球各地涌现。据WTO统计，到2003年5月，通知WTO/GATT的区域贸易协议已经超过265个。在这些协议中，有超过190个目前已生效，有138个是1995年1月1日后通知的，其中大部分是双边FTA性质的；另外有60个虽然还未做出通知，但也是可操作的。根据已报告的数字来判断，到2005年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可能达到300个。这次浪潮包括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中亚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数十个双边FTA的实施，以及亚太地区正在商签的大批双边FTA。
　　1、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最早的双边FTA是1983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在1989年以前，它一直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双边FTA。至于东亚地区， 尚没有一个双边FTA出现。1997年，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唯有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及香港特区没有加入任何双边FTA，它们都在东亚。但是，1997年以后，东亚各类双边FTA大量涌现，构成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浪潮在亚太舞台上的主角。据不完全统计，亚太地区处于不同阶级的双边FTA已超过50个。
　　2、美洲地区。近年来，加拿大与智利达成了双边FTA，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双边FTA谈判也已经接近尾声，与南锥体共同市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2000年7月墨西哥与欧盟达成了双边FTA；美国在2000年与约旦达成了双边FTA，与智利、韩国、新加坡和土耳其的双边FTA也以“快车道授权”正在谈判。在加勒比地区，有13个成员的加勒比共同体与多米尼加和古巴达成了双边FTA。
　　3、欧洲地区。欧盟与中东欧国家通过双边协议联系在一起，还有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成员为：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波罗地自由贸易区成员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随着欧盟东扩进程的加快，欧洲地区的双边FTA将更加向外伸展。

　　4、非洲地区。西非国家共同体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所、加纳、马里、尼日尔、纳尔及利亚和多哥同意在2001年统一税则。包括了10个国家的南非发展共同体预计在2004年形成自由贸易区。有20个国家参加的东南非共同市场于2000年10月启动。可以预见，非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以自由贸易区为主，双边FTA的商签还有待一段时间才能成熟。

　　5、中东地区。海湾合作理事会于1999年1月同意到2005年实现同一税则。在众多中东国家中，以色列和约旦已经与美国签署双边FTA。2003年5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拟在今后10年内与中东各国建立一个双边FTA，以促使中东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WTO第五届部长会议在坎昆的无果而终对商签双边FTA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多边途径失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或战略目标，许多成员已纷纷表示将努力通过双边或多边方式来达到在坎昆没有达到的目标。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称，“当WTO成员思考其将来时，美国不会等待”，将通过双边FTA谈判来推进开放全球市场的计划。而新加坡也决定通过双边FTA协议来追求自己的自由贸易利益。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称“在坎昆谈判失败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对我们来说已变得更加重要”。坎昆会议挫败给亚洲地区带来的后果可能不如非洲或拉丁美洲那么严重，但可能促使亚洲国家加紧对外双边FTA谈判。就连一直对区域贸易协议缺乏热情的欧盟也开始讨论要把商签双边FTA提上议事日程。
　　总之，双边FTA和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贸易自由化，但由于所推动的层面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也大不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说，双边FTA是追求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阶段性选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贸易自由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尽管各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差异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国家贸易利益，但在WTO的积极推动和各成员的努力配合下，从双边FTA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道路将逐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