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含文献

行政论文含文献

　　行政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是论文的重要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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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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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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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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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行政论文

伴随着我国内地社会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与深入，社会工作行政既是一种社会工作 方法 ，也是一种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工作行政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控制

摘要：控制行政成本，是目前中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社会工作机构，因其独有的助人宗旨和服务活动而加倍需要对于行政成本进行控制和降低，以便更大的发挥其社会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问题进行分析，为社会工作机构有效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提供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社会工作机构 行政成本 有效控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势发展，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提升，关于我国行政成本的讨论也正成升温趋势，越来越多的讨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高居不下的行政成本正在严重影响着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效率和收益，作为肩负维护社会稳定、关注弱势群体生态的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控制和降低是其实现社会使命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控制现状分析

(一)重要概念解释

1.社会工作机构

根据2009民政部发《关于促进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中的界定，社会工作机构是指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坚持“助人自助”宗旨，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服务工作的非企业单位。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机构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专业化和职业化，社会工作机构也日益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和作用。社会工作机构有民办和公办之分，本研究中不特别加以区分，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是所有社会工作机构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2.行政成本

本文选取行政管理学中对于行政成本的解释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对自身内部政治、经济、 文化 、 教育 、卫生等各方面事务的管理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与消耗的总和。具体可分为费用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财力成本和其他成本。

每一个社会工作机构，无论规模大或小，都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体独立的行使其行政职能和行政计划，因此，每一个社会工作机构在其运行过程中，都必须严格制定标准，有效控制行政成本支出。

(二)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支出现状

根据中国民政部下属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管理中心在2010年10月的一份 报告 中显示，在对中国目前已注册的99家社会工作机构进行抽样调查后，结果显示75%左右的社会工作机构“完全不披露或仅仅少量披露财政信息”。另据统计，目前有68.7%的社会工作机构没有专门的网站和财政情况透露 渠道 ，拥有网站的机构中，有28.3%的机构不再更新数据，由此不完全估计，目前中国所有的社会工作机构中，约有65%左右没有明确的财政统计数据。

财政统计数据的难以获得，直接造成了对于行政成本的难以估计，在进过多番查找后，始终没有找到关于目前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统计数据。在对于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所进行的探访和整理中发现，目前民政部对于各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的“年检制度”中，要求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年度财政报表中，显示行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并规定如行政支出所占比例高于整体支出的20%，则该机构不能通过年检。由此，我们现在可见的大多数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机构中，大多数机构的行政成本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20%上下，然而，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却随着财政数据的“不透明性”，而被大大的打上了一个问号。

《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中称，89.7%的民众对于社会慈善机构的捐款“不放心”，这必将极大的导致社会资源的异向流转，对于中国社会工作机构的长期发展，将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建立健全审核机制，革除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切实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做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是我国社会工作机构所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二、社会工作机构在行政成本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设置方面受科层化体制影响

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影响，现在仍存在于我国各级行政体机构设置中。科层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是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政出多门、人浮于事，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机构中，庞大的工作人员工薪、福利、 保险 等支出，使得社会工作机构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二)行政成本控制意识淡漠

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大多属于民办非盈利机构，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运行模式，导致其在运行过程中，极少考虑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问题。这也侧面牵涉到社会工作机构绩效评估的问题，即产出产品价值难以评估。由此造成的对于投入的控制意识的淡漠，是对于行政成本控制不灵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人员流动性大，工作规范化程度低

在目前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机构中，很难找到明确的职位描述和工作分析，这是职权不明、工作缺乏规范性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工作组织薪酬待遇等一系列存在的问题，使得社会工作机构人员流动性大，每一次工作人员的流失都代表着“人在政在，人走政息”，每一个新雇员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熟悉业务，这不但造成了之前资本投入的荒废，更加重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运营成本。

(四)受形式主义影响，行政成本浪费现象严重

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机构运行过程中的另一大特点是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为了扩大宣传效果，不惜以重金打造规模宏大的“面子工程”，在宣传方面大量投入成本，横幅、彩喷、宣传图册、纪念礼品等等一次性宣传媒体，极大的加剧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行政成本投入，从而压榨了原本应直接投入于服务对象的资金，这种浪费，极大的增加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财政负担。

三、对于控制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建议

(一)广泛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大力推进效率观念落实

行政成本意识的淡漠，直接影响着社会工作机构效率和工作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机构内部通过集体学习、培训等方式进行的对于行政成本意识的树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尽机构最大的努力，以在机构内部树立效率为先的意识，将一切成本投入与产出相关联，特别是将行政成本控制的概念深入培植，作为职业素质中的重要内容，将“讲实效、重质量”的思想内容作为培训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建立行政成本责任制度，定期进行行政支出自查

必须指出的是，仅仅依靠培训、学习、观念灌输这样的“软手段”对行政成本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社会工作机构建立详细的行政成本责任制度，以规章的形式切实规范工作人员的行政成本开支。与此同时，务必定期要求工作人员对自己业务过程中的行政支出进行自查，提交自查报告，以实现对于行政成本的自我监督与机构控管相结合，以实现控制行政成本的目的。

(三)规范行政开支审批过程，严格遵守机构财务预算

在控制行政成本的过程中，“节流”是重要的工作手段之一，社会工作机构运行过程中，务必详细制定预算，从预算中严格控制行政支出的数额和范围，以便在运行过程中严格控制。财务报销制度务必做到规范化，做到专人、专章、专管，通过自上而下的财务审批过程，严格规范行政费用支出，从而杜绝过度使用行政费用的现象发生。

(四)精简机构部门职能设置，切实规范工作人员职权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来说，小而精简的社会工作机构可能更加适合于对服务对象的帮助和改善。机构庞大的社会工作机构往往是造成人浮于事的重要诱因，这又从一个侧面增大了行政开支的幅度。因此，精兵简政对于当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

此外，为杜绝因工作人员流动而造成的行政费用增加，社会工作机构应制定详细的人力资源计划，包括撰写详细的招聘计划、部门职能设置、职位描述、工作分析，以规避新雇员进入机构后需要长时间的适应期和学习期和由此引发的行政开支。

(五)积极推行财务公开政策，接受广大群众监督检查

除了社会工作机构内部必须进行的自我监管之外，各机构还应不遗余力的加强对于财务收支状况的公开和透明化，英国的每一个社会慈善机构任何时间都准备接受每一个国民对其财务的检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差距的存在。因此通过网站、开放日等形式向整个社会而不单单是民政部门开展财务公开，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群众对于社会工作机构的信任和认可度，更能防微杜渐，从根本上遏制行政支出高居不下的情况。

(六)杜绝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引入多种手段节约成本

无论是做公益服务，还是社会救助，每一个在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应抱有节省、勤俭注重实效的工作思维，当我们看到为了一个捐款活动而举行的盛大典礼，那些为捐款专门制作的红地毯、展板甚至热气球，我们不禁怀疑这种捐款的目的性，公益者，应以润物细无声之精神，筚路蓝缕而弦歌不绝，在我们的专业工作中，不应存在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要远远的退出视线之外，更多的资源绝不应该被这样无效的浪费在行政支出中，而是更多的洒向那些真正需要的受助者。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而言，多种工作方式与手段的引入，也不失为节省行政支出的重要方法。将无纸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模式引入工作中，不仅仅规避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更将环保和谐的氛围引入社会工作机构的环境中，对于社会工作机构主题的契合和职能的发挥，具有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于涛,张敏,李景平.我国行政成本问题研究初探.北方经济.2007(1).

[2]张秉福.降低行政成本的思考.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6(8).

[3]张康之.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中降低行政成本.行政论坛.2007(1).

[4]朱慧涛,王辉.行政成本概念鉴辨与重构.中国行政管理.2008(1).

试谈社会工作机构运作中的行政化现象

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作为分担和接力政府社会福利和责任的社会工作机构随之发展起来。然而，社会工作机构出现的行政化现象直接影响到社会服务的提供。本文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角度对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寻求解决行政化问题的途径，维持和提升社会工作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关键词：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政府购买服务

一、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产生的背景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失范、社会越轨行为屡屡发生，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形势迫在眉睫。在政府回应这些问题和需要显得捉襟见肘时，作为分担和接力政府社会福利和责任的社会工作机构应运而生。

社工机构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其自主性、专业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服务提供的质量。而在社工机构发展的初期，社工机构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主要由政府供给，无论是在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人员配置还是在资金提供方面都受到政府制约，这就导致社会工作的发展往往受制于政府的政策倾向和偏好，产生行政化现象。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可以深入分析在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对策，进一步推动社工机构的健康发展。

二、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及其成因

本文中所提到的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现象是指在社工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过程中，由政府介入带来的影响到专业政策制定，服务实施和反馈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现象。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出现不仅是政府管理越位的表现，而且在无形中影响到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的实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能型、管理型政府的延续

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背景是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工机构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助力。同时，转型期政府执政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由“全能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然而，由于角色转变的滞后性，在社工机构发展过程中，政府依然扮演着主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社工机构的成立、人员资格认定、服务考核评估的政策和程序等都由政府制定。社工机构的发展需要经由政府同意和支持，并非社工机构按照自身和社会需求独立发展。

(二)机构自身资源的缺乏

从组织层面讲，资源可以界定为：组织拥有的，或可以直接控制和运用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既是组织运行和发展所必须的，又是通过管理活动的配置整合，能够起到增值作用，为组织及其成员带来利益的资源。[1]这里我们将社工机构的组织资源主要划分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物质资源的社工机构存在的基础，社工机构在发展初期，实力弱，资源少，其存在和发展所需资源大部分受制于政府。人力资源的缺乏主要表现在社工专业人员流动性大和安排政府工作人员进入社工机构工作，后者加剧了社工机构的行政化。同时，社工机构缺乏良好的关系资源限制了社工获得专业化学习机会，机构发展也会因此错失良好契机。

(三)非公民社会对社工机构的弱支持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主要由“需要的体系”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据此，鉴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笔者将其称之为“非公民社会”。正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公共领域并不成熟，公民对社会的参与度、关注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仍然不能脱离政治因素独立发展，营利组织对社会发展的投入和贡献有待增加，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发育初期的社工机构即只能获得来自“非公民社会”的弱支持。

(四)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虽然社工机构在我国出现较晚，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尽管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轻法治，重权威的传统“人治”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2]这种狭隘的传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社工机构中表现为对政府政策的全盘认可和接受，对机构本身的发展缺乏自主性、创新性认识，在政府的管理下不可避免地产生行政化色彩。

三、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解决对策

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环境有关。针对以上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几点成因，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和角色

政府是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主体，也是机构的监督者和资源提供者。政府应尽快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改变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关系，尊重社工机构运作的独立性，给社工机构更多的自主权，提高一些项目指标的灵活性，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减少对社工机构的嵌入和干扰，给其独立发展的自由空间。[3]

(二)创新社工机构发展模式

社工机构之所以出现行政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与政府间的社会权利、责任划分界限模糊。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理论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有四种基本模式，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模式。后三种模式中，社工机构的自主权、灵活性和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有利于根据机构自身和社会需要自主发展。而我国目前处于政府支配模式，因此，社工机构处于被动地位，在未来的发展中，社工机构应找准自身定位，拓宽资源来源渠道，逐步探索向其他发展模式转变。

(三)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公民社会理论准确把握住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公民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内部能力使得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显得不必要。[4]公民社会的发展会促使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育和发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和受到的干扰，同时公民社会所提倡的自由独立的价值信仰和行为模式也为社工机构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四)树立现代文化观念

现代先进文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是支持当代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精神文化之一。传统政治文化下，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权威、规则、制度表现为顺从型认同，而现代先进政治文化是破除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官本位思想，人们正视当代社会发展和需要所提出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现代文化不仅促使人们思想开放和自由，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拓宽了空间，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四、结语

社工机构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分担政府社会责任、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社工机构的发展初期，由于资源依赖、自主性较弱等原因社工机构出现了行政化现象，通过社工机构自身的不断发展、政府购买方式的转变、公民社会支持力度的加强以及树立现代先进文化观念等途径，社工机构的未来发展会创新发展模式，改变行政化倾向。

[参考文献]

[1]张耀臻.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机制初探[D].吉林大学，2013.

[2]刘玉凤.转型期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简析[J].黑龙江史志，2014(07).

[3]邹欣雨.社会发展视角下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3.

[4]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01).

关于行政管理的论文2000字

行政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点，需要全员参与，不断创新。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行政管理的论文20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浅谈服务行政管理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标准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7-0034-02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1服务

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1管理就是服务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1.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1.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

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做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2政府该为谁服务

2.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大家都知道，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税金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2.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旨意运作的内在含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所以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为企业服务：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321世纪中国政府

掌舵而非划桨，今天我们政府问题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3.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3.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而是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

3.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把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工作中去。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信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对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撒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4效率与效益

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4.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效率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4.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做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3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

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何小随.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200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王振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文史哲，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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