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研究论文

唐诗研究论文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唐诗三百首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火热。唐诗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唐诗研究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今，以唐诗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有11000余篇，1996年至今，相关硕博论文有2900余篇，邻近学科涉及唐诗的论文约8000篇，合计超过20000篇。

常熟理工09届历史学系班主任是谁啊？

额~历史系？你是说的东湖校区人文学院的里面有。理工有两个学院：一个是老校区（元和校区），一个是东湖校区。

网址里有联系电话、系部介绍什么的，你可以去看看
至于主任是谁，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很遗憾%>_<%
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了，希望能对你有用，O(∩_∩)O~

学院教授简介

许 霆：1951年生，男，江苏太仓市人。常熟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年8月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课程班结业。1998年晋升为教授。任编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列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博士点重点项目《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撰稿；主持过“十四行体在中国”等6项省属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新文学史料》、《上海社会科学》》、《江海学刊》、香港《诗双月刊》和《诗网络》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理论专著《新格律诗研究》（与鲁德俊合作），《十四行体在中国》（与鲁德俊合作）、《新诗理论发展史(1917—1927)》、《中国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诗学史论》、《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等，多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刘华民：1952生，男，山东牟平人，中共党员。2001年晋升为教授。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要著作有《文天祥诗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宋词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论语》导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撰《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词艺术技巧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实用文写作》（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0世纪古诗研究新思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并在多家学报和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还撰写出版散文集《逝水钩沉》（雅园出版公司，2008年版）。曾获江苏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教育系统百名勤政廉政好干部等荣誉称号。科研成果曾获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丁晓原：1958年生，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主要学者和从事散文研究的重要学者。1982年1月本科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2001年6月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2000年晋升教授。江苏省省级优秀学科梯队、常熟理工学院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报告文学和散文。主持7项省（含省教育厅）项目，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社科规划项目。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2篇为《新华文摘》转载，20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中心复印，30篇为CSSCI收录。《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首次发布的（2000年）作者年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排序列全国文学学科第一。出版专著5部，主编著作（作品）5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厅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获全国曾宪梓优秀教师奖，中国文联优秀文艺评论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苏州市首届“东吴中青年学者”。

李铁匠：1944年1月生，男，江西新建人。北京大学伊朗研究所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中古史等基础课程教学、研究工作。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伊朗部分条目（1990年版）；国家社科基金6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分册（1986年版）；国家社科基金75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帝王传》伊朗和以色列部分；国家社科基金95规划重点课题《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伊朗部分（1999年版）；95规划重点课程《中国外交大辞典》伊朗部分。近年来，撰写出版的史学著作有《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古波斯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中国军事通信百科全书》古代伊朗部分条目。200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张浩逊：1949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2000年被评聘为教授。主要从事唐诗研究。已出版《唐诗分类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唐诗导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5种。参撰《唐诗艺术技巧词典》、《唐代文学百科词典》等7种中型工具书。在《中国韵文学刊》、《中国典籍与文化》、《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评论》、《古典文学知识》、《杜甫研究学刊》等刊物发表唐诗研究论文50多篇，其中10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复印、介绍、摘登。目前正在进行专著《唐诗接受研究》的写作，国内尚未见同类著作出版。

张道理：1947年出生，男，安徽定远县人。1969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1996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安徽科技学院思政室主任、社科部书记、党委宣传部长、党校常务副校长等职。1998年调入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现任常熟理工学院教授。社会兼职有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张道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在常熟理工学院期间主要担任“伦理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教程”、“思想政治教育学”、“教师职业道德”、“领导科学”、“人生哲学新论”、“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专著《人生哲学新论》、《法律基础教程》；主编《思想道德修养》等；参编《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形势政策学》等多部教材。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中国高等教育》、《江淮论坛》、《黑龙江高教》、《高等农业教育》、《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教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等70余篇，在《中国教育报》、《安徽日报》发表论文、述评多篇。完成了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全国职大学生思想观念调查研究”课题，其成果获全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战线科技成果一等奖。多篇论文被全国地方院校德育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参编的《大学生思想修养》获安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曹培根：1957年10月生，男，江苏吴县人，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宣传部部长。中国索引学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2006年聘为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以来从事高校文献检索课教学与研究工作。参撰《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古籍提要》丛书卷（中华书局）等，独立承担教育部师范教育科研课题"高师学生的科研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师司〔1997〕40号）、常熟文献史研究"（苏教财「1996」27号）、"文献检索与用户教育史研究"（苏教财[1997]98号）等。有论文集《文献史料论丛》，编纂《黄人集》（原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标校《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完成教育部、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吴中历史藏书概述》、《汉语史料学》等多项。主要著作有《文献检索知识概要》、《书乡漫录》等6种。主持标校《重修常昭合志》，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札记百余篇，其中多篇全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何东亮：1952年出生，男，江苏常熟人。主要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开设过心理学、教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等课程。主持的“苏南发达地区师专教育改革综合实验研究”课题获“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江苏省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发表专业研究论文“学习因素诊断测验在苏南地区的试用报告”（心理科学）、“人格理论的两个核心范畴”（南师大学报）、“弗洛伊德分析心理学中的辨证思想”（苏州大学学报）等二十多篇；出版编著、教材有：师范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原理、管理心理学。2002年被评为江苏省教育厅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苏州市心理学会理理事，江苏省教师教育研究会理事。

杨景龙：1962年生，男，河南省安阳市人。是安阳市“名师工程”首批名师、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优秀青年社科专家、市管优秀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诗歌教学研究工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诗探索》、《词学》、《古籍研究》、《文史知识》、《名作欣赏》等刊发表古代诗词曲和现当代新诗研究文章70余篇，出版独著、合著多部，主持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蒋捷竹山词校注》、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另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省社科项目多个。论著获1997年度、2004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1997年度、2004年度、2006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独著的《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一书，在上海“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文学遗产》论坛”上受到好评，被誉为“中国诗学研究领域贯通古今的具有学科创新性质的专著”，获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张幼良：1963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馆长。200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参与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教育厅项目两项，科研成果获市厅级以上奖两项。近五年来在《江海学刊》、《江汉论坛》、《江苏社会科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1篇，CSSCI期刊收录10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1篇，为各类文章和学术机构选录4篇，出版专著1部，合作出版专著3部。

张 永：1967年生，男，江苏句容人，中共党员，文学博士，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民俗学研究、沈从文诗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等。199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6年6月入伍，先后在解放军炮兵学院基础部、政治部工作，中校军衔；199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1年到2003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朱晓进教授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4年到2007年，在扬州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文艺学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沈从文小说的民俗世界”（2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2005）。在权威期刊《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发表论文三篇，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其中《论沈从文情爱小说的民间意象》一文获2003年度《文学评论》学术提名。论著《民俗学与20世纪20、30年代乡土小说》（25万字）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周 宏：1962年生，男，江苏省吴江市人，哲学博士。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主编、编辑部主任；江苏省333工程科学技术带头人，校学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校重点扶持学科带头人，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到校担任哲学教师至今。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南京大学学报》、《道德与文明》和《江海学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发表《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论略》、《哲学：智慧的地平线》、《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知识经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等著作10余部；多次主持或参与国家、省级和省厅级科研项目，6次获国家和省厅级奖励；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获得江苏省精品课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员，江苏省哲学学会理事，江苏省伦理学会理事，江苏省政治学会理事。

张锡庚：1957年生，男，江苏省江阴人。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常熟市文化局副局长、常熟市书画院院长、常熟市文联副主席、常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书法作品入选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五、六、七、八、九届书法展；第一、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书法展、全国三、四、五、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并在四、五、八届获奖。2006年获全国首届行书展一等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二等奖，入选国际和全国的名家邀请展、编入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并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杰出艺术奖、文化部第十二届群星奖“银奖”、第十三届群星奖“金奖”、获苏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苏州市“十佳”书法家称号。被《书法》杂志评为“中国书法2006十大年度人物”。 论文发表于《文物》、《中国书法》、《书法》、《书法世界》等专业刊物。出版著作有《张锡庚书法作品集》、《书法与文化》、《行书经典十讲》、《书法教与学》、《大学生书法》、《怎样学书法》、《古代名帖临摹》、《难得糊涂——郑板桥和他的书法艺术》等十余种。《中国书法》、《书法》等专业杂志为其作品作过专题介绍，被《书法》杂志选为特邀点评嘉宾。《书法之友》为其举行创作研讨会。三度应邀赴美参加“国际书法教育研讨会”、举办个人书法展并讲学，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应邀赴日进行书法交流。

学院领导及行政人员

周 宏：人文学院院长、社会科学部主任
丁晓良：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
黄 斐：教学工作副院长
徐志坚：学生工作副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
张锡庚：副院长

顾国梅：学院办公室主任
王莉莉：教务秘书
蒋 超：学院分团委书记、06级辅导员
陈清森：07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军训 宿舍管理 体育锻炼

范 莉：08级辅导员 负责日常管理 学生奖惩 档案管理

王 梓：05级、09级辅导员 负责学生就业 勤工助学 学生考勤

自考汉语言文学（本科）中的唐诗研究和中国现代六大家作品研究以及莎士比亚研究哪一门简单一些

说实话，莎士比亚最简单。第一，前人研究的比较多，也比较透彻。好多人的毕业论文都是写他，第二，外国文学的理论性著作和支点比较多，可支撑自己的观点。第三，比较容易的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