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揽胜主题论文

文学揽胜主题论文

年少时，苏东坡的名字，在心中代表着卓越绝美的诗词。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清新雅致，一副江南早春图；“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哲理隽永，一副移步换景、千姿百态的庐山风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精妙比喻，成就了西子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豪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款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哲思……

 青春时，苏东坡的名字，在心中代表着洒脱飘逸的身姿。

 享受生活，挥洒文字，自在洒脱。是“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是“与朋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感受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现在，对于苏东坡，固然欣赏其惊采绝艳的文学造诣，更多却想从他的身上找到自己在苦苦寻觅的一些人生答案 。因为，越来越多得了解苏东坡，却更迷惑一个问题。

这位几百年才能出现的一位旷世奇才，并没有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人生之路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落魄文人，一个被政敌迫害的政治家，一个终身颠沛流离的才子”，但他饱经忧患拂逆，人性却更趋温厚，而无尖酸刻薄，他如何具备了这种强大的灵魂和精神？

当代作家方方女士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上苍能给我一次完全自主的机会，让我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地选择我要嫁的男人，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嫁给苏轼。

喜欢苏轼的人不止方方一人。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20世纪的四大传记之一。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心中的苏东坡该是一幅怎样的模样？这两位名家共同打造出来的苏东坡会是一种怎样的风采？

他说东坡是“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

满怀欢喜地看完此书，一段时间，脑海中东坡灵魂时时浮现，一种情感如鲠在喉，让人不得不一吐为快。

是什么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甚至在美食上都多有建树，是什么让苏轼汪洋恣肆，是什么让苏轼拥有天真烂漫之趣，是什么让苏轼有大漠长天般的挥洒自如？

林语堂认为“苏东坡的主要魔力，是熠熠闪烁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他如此感叹道：“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

惟有大视野才会有大境界才会有大才干。

21岁的青年苏轼从山清水秀之蜀地走出，才华横溢，主考官是宋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欧阳修，面对考卷，为苏轼淋漓的才华倾倒，误判是自己的弟子曾巩，为避嫌疑，判定苏轼为第二名。在皇帝主考的殿试中，苏轼批评朝政、指责后宫开销过大，甚至敢于说仁宗皇帝勤政不足。很快，他少年得志，踌踌满志，名满京华，名满朝野，鲜衣怒马，文章遍行天下，上至九五之尊宋仁宗，朝堂领袖欧阳修，下至庶民，对他无一不欣赏推崇。苏轼并未以此自衿。

政坛多风雨，此后宦海沉浮，他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总观东坡一生，在京都的日子不足十年，其他时间都是在地方任上度过。流放当时天涯海角蛮荒之地海南岛时，“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

面对接踵而至的人生苦难，生命的激流遭遇到不可绕行的暗礁，冲天而起的是最美的雪浪，苏轼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对待不幸，化解苦难，苦难成就了绝美诗篇，成就了他被后人敬仰的“精彩人生”。

苦难面前，东坡的人生始终充满希望和浩然之气。

当别人在为困境中的自己的失意伤怀、哀叹抱怨时，苏东坡却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希望上，放在创造上。他种菜耕田，酿酒做菜，研究草药，参佛学，炼瑜珈，自制墨，极苦而喜，做好眼前能面对的每一件事，做出了只有苏东坡能做出的超脱。

为官一方，造福一地，脚踏实地，务实求是。陕西凤翔东湖是东坡第一份政绩；徐州的“黄楼”筑堤防水；被贬杭州，他带领民众疏浚西湖筑美丽苏堤；海南儋州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他仍保持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气魄，仍挖掘出了泉水。

他追寻自我，不逃不离，用一种最自然的方式接受一切。他把每一处流放地都当成家来热爱，使得他的敌人因为总是看不到他的痛苦而痛苦万分。

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黄州抒怀，大江东去，江山如画。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杭州吟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药中；惠州赞叹：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儋州叹曰：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顾计东西。”有人生的无奈，更有人生的超拔和飞扬。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笑且徐行。”有禅意，有不羁，更有一种智慧之声和勇往直前的无悔，履险如夷，泰然自若。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一份自信旷达和潇洒。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再多忧愁，也一任它随着滚滚江水东逝。

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认为天空有云，有月光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东坡都以一颗率真自然的赤子之心，活得生机盎然，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豪纵酣畅，坦荡旷达。

他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接受、尝试着“捱过”苦难，然后越挫越勇，超越苦难。“开荒”创造成就了真正“东坡”，他耕耘收获着自己的生活，收获着自己的快乐。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中，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

试问，文学史上，有谁能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者无惧，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任真自然、骋目游怀的顺从天道，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自得，有机融合的如此浑然一体，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襟。

在那流放之地，他听说当地有溺死女婴的习俗后，大为惊骇，立即写信给当地太守，劝其阻止此杀婴恶俗。“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拳拳之心，透纸而出，他创办了救儿会，捐款购买食品，养育那些被遗弃的婴儿。

苏东坡和王安石是政治上的夙敌，作为苏东坡的粉丝，林语堂狠狠地贬低了王安石，说他肮脏，囚首垢面，呆板，神情恍惚，不苟言笑，不近人情。可林语堂也不得不记下苏东坡的这句话：“这世上没有坏人，也没有让我记恨的人。”当王安石罢官落难，东坡专门探望，畅叙旧情，同饮同乐。

“同年”章惇，早年与东坡颇有情谊，但当权之后，屡次欲置东坡于死地，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贬置惠州，贬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章惇不但在政治上对苏轼排斥、打击，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苏轼加以设障、留难。两千多个苦熬的日日夜夜，东坡凄风苦雨，备受摧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遇赦，结束七年流放从海南北归，传闻要为相的时刻，章惇之子章援，请求他的宽宥，东坡回信坦诚到：“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好一个“更说何益”“未然者而已”。

这种胸怀度量是慈悲，是一览众山小的胸襟。

对待学生、晚辈更是真诚扶持，亲如兄弟，情同父子。当得知弟子秦观病故，他竟然星夜兼程折回百余里，凭吊感怀。

苏轼与苏辙是兄弟，是师生，是诗词唱和的良友，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伙伴，是精神上相互勉励安慰的知己，他们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孝悌文化中的“悌”字。

他对亲人一往情深，悼念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千古绝唱，后无来者；写朝云“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在水火中”，苏轼爱民如子，体恤民情。他不以对方的地位高而奴颜婢膝，也不因为对方的地位低下而傲视目中无人。

 二十余年仕途多舛，颠沛流离，苦痛磨难，终不改其人性本善的信念，始终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屹立于对大写的“人”的挚爱与坚信的磐石之上，人类情怀、人文情愫，如电光火石般划过千年夜空，照亮华夏。

苏轼是浪漫、幽默的，苏轼又是兀傲、坚韧的。

林语堂这样写道：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如同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

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轼的存在，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形态的存在。

正如作者所言，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和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现，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隔了千年的仰望，仰之欲高，钻之弥坚。

我需要 一 篇中西方爱情诗比较研究的小论文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

　　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

　　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

　　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

　　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

　　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

　　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

　　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

　　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

　　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

　　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

　　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

　　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

　　即使天神降下甘露，

　　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

　　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

　　并不只为把你仰攀，

　　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

　　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

　　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

　　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

　　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

　　然而，姑娘你是地狱，

　　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

　　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

　　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

　　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

　　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

　　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

　　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

　　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

　　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

　　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

　　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

　　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

　　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

　　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

　　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

　　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

　　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

　　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

　　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

　　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

　　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

　　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

　　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

　　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

　　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

　　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

　　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

　　请读下面两首词：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

　　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急需关于徐志摩的散文艺术论的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却一直是现代文坛的一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从1923年初见赏析评论其诗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纪末的当前，关于这位作家的诗歌、散文、思想倾向、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话题，一直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谈论着，而且今后还将被谈论下去。这充分说明徐志摩的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历史无法忘掉他，人们也无法弃置他。
徐志摩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作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
徐志摩是杰出的诗人,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要说他还是个有成就的散文家,那就知者较少了。的确,置身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李广田、朱自清等诸多散文大家中,徐志摩尚不能称杰出者,但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鲜明的特色,却使他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地里自成一家,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种流派的代表人物。
对徐志摩的研究，从1923年开始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于诗与散文这两类体裁，并由此铺展探及到了诗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气质、人格特点等问题。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

一．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总体评价和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胡凌芝《徐志摩新评》等
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分别从风格， 修辞， 语言三方面论述。他的散文韵味独特, 别有一种自己的气质。浓艳绚丽是其散文的总体风格。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来渲泄情感, 营造意境, 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在语言的驾驭上, 徐志摩尤其强调散文语言的音乐性, 使语言节奏鲜明, 旋律优美, 诗意盎然, 且还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欧化句、英语等多种成份,形成了散文语言的一种奇特的景观, 读后使人经久难忘。
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提到徐志摩的诗非常有名，但他的散文同样不同凡响。总的基调为:华丽端庄,飘逸流光。通过散文,我们可以重新熟识一下这位有争议的作家。
胡凌芝在《徐志摩新评》曾经以细致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的综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较系统地梳理了徐的散文创作特色。指出：自我思想情感的真率剖露、哲理与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地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别一世界。
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从个人创造、情感投射、时空观念、思想彩虹三个角度来论述徐的散文风格，论文中提到：徐志摩散文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 闪耀着潇洒、自由的个性风采; 他既追求情感的互渗性, 又重视美学的移情作用, 故其散文注重表现情景交融的诗境, 心物合一的妙境, 主客贯通的化境。他认为宇宙的生命精神蕴藏在生活本体和大自然中, 因而, 他的散文注重歌颂大自然和生活本体的主体———人的生命精神。徐志摩重视艺术中所迸发的思想火花, 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鼓吹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这种思想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
在徐志摩的《轮盘序》中, 徐志摩就对自己提出过严格的要求: “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他以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为范式, 称赞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 在他们的笔下, 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从文字里创造有生命的艺术”。徐志摩的散文又何尝不如此呢? 它荡漾着诗的韵味、活的生命力, 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流动着情感的血液, 吐纳着宇宙大化灵气, 放射出理想的光辉,展现出观念内部的撞击。论文中，作者着重举了《曼殊斐儿》这篇散文，说这篇散文是一篇诗化散文,它更多地流露出散文的异彩,它字里行间,疏密有致, 长短相依, 轻松活泼,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尤其是, 作品不仅体现了诗与散文的结合, 而且体现了散文与小说的结合, 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徐志摩运用文学语言, 创造了诗的意境, 真地生动地再现了曼殊斐儿这一中心人物形象, 并用情感的纽带, 将诗人自我与人物形象连接在一起, 透过诗人热情洋溢的赞颂和细腻的刻画, 描绘了人物的真善美, 实现了散文所要求的真实性和小说所要求的典型性之间的有机结合; 并在这种结合中拓展出深广幽远、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在意境中, 闪耀着美的光华。

二、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评论
关于徐志摩的散文风格，谢冕以诗人的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作了言简意赅却十分精确到位的评价：“《浓得化不开》是徐志摩的散文名篇，这篇名恰可用来概括他的散文风格，……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把别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写得奇艳诡异，在他人可能无话可说的地方，他却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并不觉其冗繁而取得曲径通幽奇岳揽胜之效。把复杂说成简单固不易，把简单说成复杂而又显示出惊人的慎密和宏大的、却极少有人臻此佳境。惟有超常的大家才能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受表现得铺张、繁彩、华艳、奇特。徐志摩便是在这里站在了“五四”散文大家的位置上。谢文这种将“独创性”作为衡量评估徐散文成就的基本尺度，在与其他“五四”散文大家的风格比较中去定位其特征和价值的研究思路，显示了历史的美学的深度。
许欣的《论徐志摩的散文风格》提到：徐志摩的散文,风格之自由华丽,在现代散文家当中,可以称之为最了。有人曾用一个“魔”字来概括徐志摩的风格。确实,他的散文,感情奔放,不可阻遏,其行文如秋空一缕行云,舒卷自如,其文字如黄昏夕阳,华彩纷呈,瞬息变幻。
对于徐志摩这一散文风格的形成,作者还引用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读法指导》里,的话“大概本篇作者所以能写成这样的文体,一半从他的品性,一半以他的教养。他是个偏于感情的人,热情奔放,往往自己也遏制不住。他通西洋文学,西洋文学中有所谓‘散文’的一个部门,娓娓而谈,舒展自如,在自来我国文学中是不很发达的。他那品性与教养交叉在一点,就产生了他的自由的文体。”可以说,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就是他的生活、思想、性格,情怀、气质、艺术、修养和趣味的总的集合,以及所有这一切在创作上的体现。在众多的研究中这段话笔者认为是对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形成缘由的最好概括。
在论文结尾，作者又十分亲切的写道：“赏读徐志摩的散文,常常有一个错觉：读到的明明是一篇散文，实际上得到的却是一首好诗。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是诗化了的意境,是诗歌语言的魅力。读徐志摩的散文,你不能去解释,也不要去字字句句地条分缕析,它们是许多美的意象的感受,是情绪的自如流淌,是心灵振颤的曲线;读徐志摩的散文,也许一遍就可以读懂,因为它——语近,但也许好多遍也读不懂,因为它——情遥,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的‘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来形容徐志摩的散文,也许最为贴切。一般说来,散文的风格以简约质朴为好,但是像徐志摩散文这样的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美。虽然他的绮丽、浓烈、绚烂、甜腻、雕琢、铺张的文风常遭非议,但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字在散文界独树一帜,让散文界看到了散文的又一种笔法,更加证实了散文的笔法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对徐志摩散文如此客观的评价，且道出散文的真谛，让人佩服作者对徐志摩散文研究的深刻与对散文创作内在规律的把握
肖灵《试论徐志摩散文的诗化特征》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厚的“诗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所营造的诗境上,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和文体风格上,注重多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的运用,讲究音乐美、形式美。
黄宇《试论徐志摩散文的“绅士风”》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郁的绅士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的思想倾向与精神特征上,即颂扬“爱”、崇尚贵族式的自由、膜拜自然、主张渐进革命,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与文体风格上:“跑野马”、以“活泼无碍的心灵境界”感受美、注重抒情与冥想、力求风趣幽默。
黄乃江《徐志摩散文“野马风”探析》从写作触点、语言个性、意象选取、行文程式和目的关怀等方面对徐志摩散文“跑野马”风格特征进行探析, 并认为徐志摩散文体现出“不可测, 不可节, 不可预逆, 起, 动, 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飙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的野马禀性和张力,徐志摩在散文创作中始终张扬着“最有灵性、最富理想色彩和生命光泽”的野马精神。认为“跑野马”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理”通而不郁，“辞”强而不溺，“博见”而不贫，“贯一”而不乱。

三、从美学的角度来评论研究徐志摩散文
张智辉的《论徐志摩散文的美学追求》提到：赋与大自然以性灵神韵和社会意义，是徐志摩散文追捕的美。他把三种美感形态的创造作为散文重要的艺术追求：柔美，能让人感到和谐、情意缠绵及轻松愉快；壮美，能引起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情感；悲壮美，能使人在沉痛、怜悯、崇敬和赞美等精神反应中得到美好情感的激励、振奋、陶冶和提高。他在散文中所探索的想象美，主要表现在补充感觉、洞见美质、拓展诗意和超越时空局限方面。他的散文，极力追寻的浓艳富丽美文体，是由丰富的“色彩意识流”、变形的联喻、虚幻的荒诞描写和艺术通感组成的。胡建军在《论徐志摩散文创作的美学灵机》也是提到与张智辉相同的观点：把握志摩散文创作现象和艺术风格，就不能不首先认识志摩的美学思想——“性灵说”.
同是作者张智辉，他在《论徐志摩散文的情感符号》以“情感符号”来把握徐志摩散文的特质,认为突出呈现,把喻体和喻指在“异质同构”、潜价值等方面的对应关系转化成比喻符号;超然物外,从作为媒介的现实和梦幻等各种外观形式中“显现知觉 徐志摩作为富商之后，成长背景令人羡慕，他毕业名牌大学，继尔留学欧美，回国后创领新文化运动。一直涉足于顶层社会，与名流人物打交道，他的出身起点，生活氛围，社会阅历，加之极高的天分，无不使他成为人之骄者。重要的还有文人天赋的浪漫秉性与固有的自由意识。他的才学和能力对当时社会的潜在价值，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后人对其“纨绔”的印象也只是印象而已。

崇拜自然，寄情自然是徐志摩一个重要内容．

他对现实采取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不承认现有社会的政治、法律、家庭、宗教、娱乐、教育，认为这些都是影响性灵自由发展的东西，所以强调“要一切都重新来过：不是在书桌上整理国故，或是在空枵的理论上重估价值”。在《鬼话》里，他一再说明自己是个”自然的崇拜者”认为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不论其细如涧石，暂如花，黑如炭，明如秋月，皆孕有甚深之意义，皆含有不可理解的神秘，皆为至美之象征。”后又在《话》里反复强调大自然“是一本绝妙的奇书”，每页上都有无穷无尽的意义，只要学会研究这本书的方法，了解其奥义，那样我们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理想的人格就不怕没有基础。” 徐志摩的反璞归真的欲望，只有从大自然中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并不去具体的描绘，精心涂抹，大抵借景抒情，富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翡冷翠山居闲话》是这样，《天目山中笔记》等也是这样。

徐志摩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态度是他散文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思想既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现代评论”派是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后期“新月社”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诤友”，他们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有过批评，甚至于抗议，但也有期待，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它的统治，而徐志摩又是这两个社团的主要成员；大革命时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违背了他要“自由而不是激烈”的理想，于是就是不满，说什么如果“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他对群众爱国运动的这种指手画脚的责难，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对待群众运动上的直接表现，因而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是理所当然的。

另一方面徐志摩在散文里还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资产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抨击，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在《自剖》里，他回忆1924年直奉战争是就极端烦闷的思想感情，“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他揭露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是造成外祸频繁的根源，他说：

“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老朽昏庸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欺负的是不可以追源到我们的昏庸……”

从徐志摩这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有害怕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妥协的倾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必须借助语言来描绘形象,表达思想,语言又是构成作家风格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徐志摩散文华丽夸饰的风格,在语言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书山揽胜‖王勃《滕王阁序》——为何为千古第一奇文？

读书的时候，对王勃的《滕王阁序》懂得并不很多，只感觉文章文辞清丽典雅，句式整齐错落，声韵和谐动听，用典多用典强，老师说《滕王阁序》是骈文第一，是骈文史上的“泰山北斗”。

时光一晃，二十年已过，经历人生的五味杂陈，生活的千锤百炼，我竟然开始把《滕王阁序》当成了枕边书，手边书，稍有时间，就要读读、背背、品品，每次品读，总是不由地感慨，《滕王阁序》句句经典、字字珠玑，无论是在文章的形式上，还是文章的思想情感上，都是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堪称千古第一奇文。

1 、奇在“ 形” 美——优美精巧的第一骈文

《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亦名《滕王阁诗序》、《宴滕王阁序》。标题已经对文章内容做了详细的解释：秋日的一天登洪州都督府的滕王阁，在此处举办的大型宴会上所作的赠别序。

这篇文章是典型的骈文。骈文也称骈体文、骈俪文、骈偶文，常常使用四字句、六字句，也称“四六文”，骈文是非常讲究形式的，《滕王阁序》作为第一骈文，无疑在形式上是优美精巧的。

文章中大量运用四字句式，整齐划一，或者四六句交替，节奏分明。如：“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词采华美，善用对偶，不仅字面相对，音韵方面也讲究对偶，句子抑扬顿挫，诗意十足，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引经据典，语句本身也成为经典。整篇文章一共773个字，里面明用、暗用、化用、连用了24个典故，产生了40多个成语，其中29个是王勃独创，襟江带湖、三江五湖，水天一色，渔舟唱晚，潘江陆海等运用广泛的成语都是出自此篇序文。

文章开篇气势不凡，“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交代滕王阁的位置，接着接连创造了“襟江带湖、三江五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胜友如云、高朋满座、腾蛟起凤、躬逢胜饯”8个成语，化用了“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4个典故。

一篇文章中能够创造一两个流传的成语，化用一两个典故，就已经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定的地位了，而王勃一出手就出神入化地创造了8个成语，化用了4个典故，可见王勃文学功底之深厚，文字技巧之娴熟。

2 、奇在“景”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天才少年一出手就“游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风物于人心之间”，“阔绰”地赞盛地、捧阎公、夸嘉宾，但此时的都督阎公对于王勃的“捧”“夸”并不是很受用，反而是一肚子窝心难受。

这天是公元675年，上元二年，重阳节。

王勃前往交趾（今越南）看望因自己而受到牵连的被贬的父亲时，路过南昌，恰逢洪州府(今江西南昌)都督阎公为庆祝滕王阁修葺一新，在阁楼上大摆宴席，邀请众多文人雅士，早已盛名在外的天才少年王勃也在被邀之列。

说王勃是少年，他有多“少”？五代时期说，王勃这时候是14岁，宋代的《太平广记》说他当时才13岁，清朝《古文观止》说他当时22岁，元代《唐才子传》说他26岁，众说纷纭，但有一个意思是非常清楚的，王勃当时非常的年轻。

阎都督摆宴席的真实目的是，要借此时的盛况，捧红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吴子章打磨多时的一篇雄文，将于今日首发，酒过三巡后，阎公乘着酒兴，提议说：“佳节逢盛世，有幸请到各位才子雅士，有谁愿意作文以记之，为阁楼添色增雅。”说完，他请手下人拿出纸和笔，请客人作文。

久经江湖的宾客们都很知趣，知道阎公是想让女婿出彩，纷纷推让。

但是，他万没有想到，还真有一个不识趣，不知道推让的，这个人就是王勃。王勃欣然答应，铺纸研墨，阎都督话已出口，覆水难收，顿时不爽，酒也不吃了，借更衣退到后厅，静静地观察等候。

王勃写一句，手下人向阎公汇报一句。开头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听了嘿嘿冷笑道：“老生常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当听到王勃写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时，阎公脸色渐渐平静，默默点头，觉得此人不可小觑。

接下来是王勃对滕王阁及周边景物的描写。

《滕王阁序》写景堪称天人之笔。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寒潭之水因积水退尽而一片清明；傍晚的山峦因暮霭笼罩而呈紫色，“寒潭清”“暮山紫”有光影色彩的变化，有远近错落的景致，将湖光山色写的极富生命力，一句话“ 写尽九月之景 ”。“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不惜笔墨，浓墨重彩，极写景物色彩变化，“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是近景，“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是远景，远近交替，仰视、俯视个角度转换，把滕王阁的景描绘地让人神往。

阎公已经沉浸在滕王阁的美景中，此刻，手下人又报至两句时，阎公不由得拍案叫绝，惊呼不已：“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他真正领教了那个十年前就已经名满天下的王勃的真正实力，他敏锐地感受到自己何其有幸，即将见证历史。

这两句就是千古名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

落霞由上而下铺展，孤雁自下而上飞翔，如同一起齐飞；秋水唯美和长天连成一片，水天相接，浑然天成，一幅色彩协调、动静搭配的彩色图画，一曲抑扬顿挫、音律铿锵的大唐之歌。

一篇文章就这一句就可以名垂千古了，但王勃却经典不断。

“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凭借听觉联想，用虚实手法传达远方的景观，视通万里，实写虚写，相互协调，相互映衬，把渔舟歌声、雁群长鸣再现眼前。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中曾情不自禁地称赞说：

3 、奇在情美：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四件美事齐聚，作者却“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突然兴尽悲来，有了人生苦短，盈虚有数的顿悟，面对悠悠自然，个体沧海一粟；面对悠悠时空，生命转瞬即逝，以须臾之身临无穷之境，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苏轼“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李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刘禹锡“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多少英雄人物如此感慨。

“ 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 ”，人生如此短暂，自己离长安、离理想已是千里之外，一边是再也攀不上的高耸天柱，一边是不可知的万丈深渊，剩下的只是众人皆乐，唯我独悲的孤苦。

“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世上事多如关山，重重让人难以越过。天下芸芸众生，苟活于浑浊世间，有谁去同情不知路的旅人，有谁去同情不得志的人？人生在世，我们身如浮萍，漂泊半生，偶尔此刻相逢，都是异乡之客，然后各自修行，各自向前。

俗话说，老妪当哭，哭军中儿子丈夫；男儿当哭，哭天地悠悠，事事漂泊，这世间谁不是匆匆过客？都是些逆旅行人罢了。

少年天才写尽了千百年来文人的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知音不遇，引发了宴会和千百年来文人的感情共鸣。

面对人生的困境，有的人以老庄、佛家的出世思想为寄托，去寻找诗意的人生，一如陶渊明；有的人执着于其中，痛苦而不能自拔，进而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一如刘伶；有的人以天下为己任，勇于进取、积极向上，一如曹操。

身处初唐的年轻人——王勃，却写道即使生命如“落霞”般短暂，他也要以孤鹜一“飞”的矫健姿态去迎接，去挑战！

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主义，是认清了生命的真相还依然热爱生活。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年纪老迈而情怀更加豪壮,岂能因白发而改变人的心愿？境遇艰难而意志越发坚定，决不会坠掉直凌青云的志向。

决定你人生的从来不是环境，而是你面对环境的态度。

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相信我，我和你一样死去活来过，不只是你，是我，也是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人生，只是有的人，他的理想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昂扬。

《滕王阁序》写尽了世上失意人的报国无路、济世无门，也喊出了天下乐观者的不甘沉沦、豪情壮志。王勃以飞翔的姿态定格于滕王阁的秋水长空，那青春的宣言响彻了历史的天空，今天听来仍旧让人热血沸腾、精神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