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山文化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3-03-05 02:56

陇山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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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都失败论文400字左右

　　一、诸葛亮“六出祁山”对“北定中原”的有利因素。有利因素诸多，择其重要以论：
　　1、自然因素。陇右东与秦川相接，依丝路古道（即关陇大道）、渭河一线相通。素称秦陇一线唇齿相连，天水南可自阴平古道，江汉之线，双道直通川蜀江汉。汉中、陇右是当时蜀汉北铙曹魏的双大门。汉中已有，再取陇右，则蜀汉进攻查双管齐则，形成钳形之势。若是防守，可双门紧闭，拒曹兵于门外，万无一失。曹魏也难以实现得陇望蜀之美梦。西连河湟，北通大漠，可与广阔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连成一片。尤其丝绸之路开通后，这里是关中通往西域的第一站咽喉重地。翻陇山入秦川要比翻秦岭阴容易得多。从地形上分析，这里处在六盘山地、陇中黄谷相连。渭河谷地横贯其间，嘉陵江、西汉水谷地平缓由陇入蜀。东有陇山屏障，西有河湟天险，南可退走川岷江汉，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回旋余地，是屯兵作战的天然重地。
　　2、经济因素。天水市现总面积14267m2，耕地593.3万亩，人口2720000。渭河干支平均年径流量12.84亿m3，嘉陵江干支平均年径流量5.47亿m3。地下水资源达1.6亿m3。含水层厚达4－15m。年降水达156亿m3。故以“天河注水”盛名于世。年均气温10.5℃。7月最热，最高温38.2℃，1月最冷。最低温－19℃。春季冷暖多变幻，常有倒春寒；夏热无酷暑，雨热同季，降水集中；秋季降温速，秋温低于春温，阴雨天气多；冬冷无严寒，气候干燥，雨量充足，水资源丰富，在三国时期，人中尚少，粮产量丰盈，是提供屯兵军粮的粮库。故有诸葛亮“陇上刘麦”的佳话。同时山原广阔，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27.42％，林地面积874.41万亩，是黄土高原上的绿洲，被誉为“陇南林海”，“林泉之冠”。三国前，这里水草繁茂，是天然牧场。公元前九世纪秦祖嬴非子在这里为周孝王放牧繁息战马，为周孝王中兴，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天水是繁息战马的丰盈宝地，自然是诸葛亮伐魏前线所需战马的良种场。加上丝绸之路开通长宁驿、弓门砦、降陇城、秦亭、街亭、略阳、成纪、显亲、清水、绵竹、上邽、新阳、冀城、洛门等陇右古镇上，西域商贾往来贸易，使市场经济繁荣。这都是诸葛亮伐魏的有利因素。
　　3、文化因素。天水历史悠久，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详地。传说人类文明始祖三皇之首伏羲氏出生在这里，故称“羲皇故里”。《易系辞传》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鲁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史记•补三皇本纪》云：“太吴庖牺氏，凤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日毕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氏于成纪（今天水一带）。”据考察，天水渭河及其支流两岸现有史前文化时期原始先民聚落址达500余处，同时出土万件遗物，有些与伏羲氏族文化的内涵有相似之处，尤其是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山付家门等遗址的发掘得到证明，其人头蛇身饰文的彩陶器皿和伏羲氏族图腾崇拜完全一致，说明天水乃至陇右一带在史前文化时期有一支以蛇为图腾崇拜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伏羲氏功盖千秋，伏羲氏族文化是中华古老文化的源头。伏羲氏族兴起于陇右，后随迁徙，翻陇山，进关中，徒陈仑。再沿渭水东进，定督陈州（今宛立）。为华夏民族的文明起到肇启作用。伏羲氏族未入中原者，父系氏族社会就以炎帝族为号。炎帝族姜姓，黄帝族姬姓。《国语》云：“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姬”从“女”，说明以母系为血统。“羲”、“姜”、“羌”从“羊”，说明均为牧羊族。《帝王世纪》云：“昔少典娶有娇氏，名曰女登，威神龙于华阳之常羊，生神龙烈山石室”。《大荒西径》云：“有氏人之国，炎帝之孙名灵恝，灵恝生氏人。”说明氏人也是羌人分支。那么陇右氏、羌亦是伏羲氏、神龙氏、轩辕氏之后裔。从上看三皇皆发端于西部，后因迁徙、争战进入中原，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基石，荆襄名士之首、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岂能对此无睹。
　　其次，周氏族兴起于雍地周原。联合西部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伏羲氏先天八卦启示下，演出后天八卦，为《易学》打下坚实基础。公元前1066年，在姜氏吕尚辅佐下，联合彭、濮、庐、徽、蜀、庸各族，会师牧野，是纣兵70万倒戈，在一月内，攻入朝歌，使腐败而失去民心的商纣覆灭。而八卦学说是先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宇宙观、辩证法，它揭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指导着各项事业，对军事战略思想尤为重要，无疑对荆襄士族知识分子有教益和影响作用。作为荆襄名士诸葛亮一定教益非浅。而在他后来的兵战中亦灵活运用。
　　其三，陇右是先秦文化的发源地。秦人祖先本是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帝后裔女修，女修吞玄鸟蛋生大业（即皋陶）。皋陶之孙大费（即伯翳）参与大于治水有功，舜给他赐姓赢。大费子孙居中原夷狄，“以佐殷国，故赢姓多显，遂为诸侯”。《史记•秦本纪》载，大约殷周末期，大费后裔中，“在西戎，保西垂。”唐《括地志》说西陲在“秦州上邽县西南90里”。后人认为是今礼县红河流域。中苗裔非子居犬丘，善养马，犬丘人告周孝王。陇右山谷，“其坂九回，清泉四注，”水草丰盈，是繁息战马的佳地。《史记•秦本纪》云：“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亦为朕息马，朕其封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故孝王十三年将谓之交陇右一带封给非子专营牧马事业，为周王室附庸，筑城邑为秦。秦亭火置为秦国的兴起与发展，起了典基和用。周励王腐败，西戎反叛灭犬丘秦氏。周宣王委秦赢之孙秦仲为大夫攻西戎，被西戎所杀。宣王又派秦仲五个儿子攻西戎，收复失地，并委长子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周幽王死于诸侯战乱。庄公子秦襄公率兵救周，护送平王东徙洛邑有功，封襄公为诸侯，又赐歧以西之地予秦。秦从此势力发展到陇山以东。秦文公三年（前763）以700人东猎至渭，紧接伐戎，势力速达歧。秦穆公选贤举能，修兵备战二、三十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孝公采法商鞅，大发展。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於内，一举灭六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这对后世不能说没有影响。诸葛亮安能不效法秦公出陇右而入秦川，完成统一大业乎？
　　其四，天水人隗嚣少仕州郡，后为王莽国师刘歆引以为士。刘歆死后回故里。王莽倒行逆施引起全国反对。新市人王匡、王凤揭竿举起绿林起义大旗，全国响应。破落贵族刘玄混入陈牧平林军。南阳地主巨商贵族刘秀、刘演拼凑舂陵兵参加新市会。天水隗嚣与季父隗崇、隗义、上邽杨广、冀县周宗等于公元23年据天水“起兵应汉”，自称西州上将军。依靠地域之险，经营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郭湟诸郡。建武二年（26）刘秀令其共讨四川公孙述未成，遂称臣于公孙述，被封朔宁王，并派兵增援。于是刘秀率众亲上陇坂讨伐。建武九年（33）春，嚣病饿出城糗，悲愤而死。当耿、岑彭围攻西城、上封阝时，刘秀束力书岑彭：“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在给耿书中有“既得陇，焉不望蜀也”。说明陇右确是入蜀的军事要道，是保蜀的屏障。无怪乎诸葛亮要“六出祁山”，得蜀取陇。
　　4、人文因素。龙右地处雍凉，人皆生性强悍，善骑射，习武功，富有极强战斗力，故谓，西凉兵强。所以这里是作战补充兵源的雄厚基地。因这种地域人文特色，东汉前出了不少杰出将领，最有名的是智勇双全的秦李信、汉飞将军李广、李陵、后将军赵充国、忠烈将军纪信、西域都护会宗。故西汉时有“关东出相，陇西出将”的谚语。李广可算是西汉威振大漠的名将。先祖李信为秦名将，曾俘燕太子丹。李广骁勇多谋，猿臂善射，有次误将草丛中大石当猛虎而射，箭簇竟入石中。汉文帝十四年（前169）匈奴出动14万骑南侵，18岁则入伍的李广勇敢善战40余春，胜70余战。赵充国是位机智沉着、富有军事策略的将领。能骑善射，曾平息氐人叛变。出击匈奴，俘获西祁王。神爵元年（前61）年愈七旬的赵充国，督兵西陲，采取有效策略，挫败诸羌。并再三上书“寓其于农，以兵屯田”的主张，效果极好。纪信在楚汉相争中假扮汉王，诈降狂项，被焚杀于阳。殷会宗作西域都护，和好西域各族，巩固了边寨，促成祖国统一。凡此等等。诸葛亮兵出祁山，进据陇右，尚是招览将才，补充兵源的重地。
　　5、民族因素。陇右周秦以来多居绵诸、邽、冀、狄、氐、羌、庐等戎。尤其东汉至曹魏，羌人多居凉州之武威、安定、天水、金城、酒泉诸郡。氐叟居武都、扶凤、天水等郡。河西有西羌，此有鲜卑、南匈奴。《三国志》注引《西戎传》云：“近会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杨千万各有部众万余”。因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曹操也未放松对这里的经营。《三国志.鸟桓传》说：“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北伐鸟桓“斩杀鸟桓王蹋顿”。同年进攻西北羌区。《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215）攻屠武都、天水氐人。建安二十四年（219）徒武都氐叟出居京北、扶风、天水”。可见陇右当时是多民族地区，且少数民族同东汉，曹魏统治者矛盾坚锐，诸葛亮在《陇中时》中提出“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下适合陇右，这是诸葛亮要“六出祁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6、政治因素。东汉政治是建立在豪强统治的基础上，汉和帝废除监铁官买制，私营盐铁放任，豪强势力更加强大。豪强、官僚均成地方割据者。宦官外戚专权，东汉政权风雨飘摇，失去对豪加黑暗腐败。陇右本西戎发地。汉武帝开通西域，域外羌人内附日盛，羌甚于汉人，激起东汉后期羌人大叛，反镇大战达40余起。如建武十年（34）、十一年（35）先零羌与马援之战；中元二年（57）、建初二年（77）、元和二年（86）、章和元年（87）、永元九年（97）烧当羌与窦固、马武、马防、耿来、张纡等大战。尤其“永初元年（107）车骑将军邓骘、校尉任尚屯汉阳（今甘谷）备羌”历14年，用人240万，耗资巨额，币藏空虚，人民覆宗灭族不计其数，横尸遍野，白骨垒垒。其后战争接连不断。直至建康元年（145）东汉统治被内地农民起义闹得不可开交，才使大战暂告一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称“这次战争用款800余亿，多数被官吏吞入私襄。159年后战火又起。《秦州志》载，仅“永嘉八年（165）段颖西击羌，大破之……斩首23000级，获生口数万，降者余万，封段颖为都乡侯。”“中平二年（185）车琦将军裴温出征汉阳，又使破虏将军董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中平四年（187）春三月，韩遂围陇西……进围汉阳……汉阳人王国与扶风马腾并叛。”“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攻马超、韩遂”。“建安十八年（213）秋七月马超率帅羌胡击陇上诸郡县、郡县皆应之。”“十九年（214）春马超领兵还围祁山，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千万各师部万余从之。夏侯渊、张合阝救祁山，超败走……百顷氐王奔蜀，其部不能去者皆降，曹操袭其善者分居天水、南安郡”，“二十四年（215）夏四月，曹操征张鲁；……既克汉，李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操拜为将军，迁于略阳（今陇城）。”这些频繁大战使汉民征收不绝，常疫于远戍和征战。自安帝始，农民到处起义，范文澜《中国通史》载，至黄巾起义前各地民变67次。阶级斗争将氐羌反叛与农民起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汉阳杜琦、杜季、王信与羌人联合起义于天水一带。氐、羌、汉联盟大起义，地方武装乘镇压起义贪污发财、割剧一方，韩遂、马腾、马超、董卓各自为政，段颖仅169年杀人4万，用钱44亿，本人发财封侯。反而皇甫规抚羌，诛大贪官五、六十人，小贪官百余人，羌人为附20余万，只因得罪官吏，豪强，被下狱服苦役。1972年甘谷渭阳十字道刘家山一东汉墓出土汉简23枚，兹3枚文字较显者有云：“二十八日司徒寿大司农广上诏书从民家钱登官有诒钱斯幸永诏书郡所又永和六年二月一日古宗正昱上北。”又一云：“延熹元年十二月申朔十二日甲申宗正臣柜丞巨敬顿首死罪上尚书臣顿首死罪谨案文永寿三年三月十六日蜀郡太守书言人首示章诏书宗室”。还有一枚云：“雷诸侯王属居国界有罪请五属外使从法令治流落客唯五属内不得行优宗室刘槐刘亘自诏为乡县所侵不行优除到官来槐亘等骆驿当如永和六年庚午诏书汤。”从上支离破碎简文和农民起义风暴，可知当时陇右阶级矛盾何等坚锐。这样的政治因素不是诸葛亮六出祁山之所在吗？
　　二、诸葛亮“六出祁山”对“北定中原”的战略意义。
　　基于上述所论，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英明果断决策，是贯彻落实《隆中对》策，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以成霸业的正确军事举措和重要战略方针。有其重要战略意义：
　　1、“六出祁山”，得蜀取陇，使蜀陇连成一片，扩大地盘，建立蜀陇战略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的军事回旋余地。这一战略思想，在《隆中对》中早有设计，同时刘备集团很早就把凉州列入猎取版图之中。《三国志•马超传》云：昔孙权派诸葛瑾索还荆州诸郡，刘备回答说“吾方图凉州，凉州定，凡尽以荆州还吴耳。”为此，刘备早就想中“信著北土，威武并昭”的马超。《三国志•马超传》云：“超走保诸戎……杨说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之心，若大军还，不严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超过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今甘谷），有其众，自称征西将军”。“闻先帝于成都，命书请降”。刘备得知，“先谴人迎超……以超为平西将军，督服沮因，为前都亭侯”。“先主为汉中王，拜超为左将假节，章武元年（221）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乡侯。”其目的是马超“信著北土”，重用马超“西和诸戎”，取其凉州，再挺进中原。尤其汉中已得，诸葛亮再平取陇右，使蜀、汉、陇连成一片，据守蜀北大门，请孙权“以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清中原”，形成抗魏半包围圈，改变蜀汉仅据川蜀偏僻一隅、远离秦川中原，势孤力单的局面。
　　2、得蜀取陇、取陇可保陇。秦陇唇齿相连，取陇可打破曹魏得陇望蜀的美梦。取陇右，入秦川是条坦道，要比穿子午谷、过褒斜道安全。据当时荆州之失的蜀汉实力，诸葛亮所率北伐之师可谓蜀汉倾国而出，不能以军事冒险行动越秦岭以出秦川。宜“治戍讲武”，边整边征，不断充实。所以诸葛亮特别谨慎，扼去陇右，建立西线战略后防军事基地，“考微劳，甄壮烈，布所失于天下，励兵讲武，以为后图，戍士简练，民忘其败”，“休士劝农”，“植谷农桑”，操练军队，设计制造“木牛流马”，“戍阵齐而号令肃”，“以侯大举”，奇翻陇山，沿渭水挺进中原，心复汉室，成其霸业。
　　3、诸葛亮声东击西，以奇兵“六出祁山”，平取陇右，是避实就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曹魏赤壁战败后，将主力防线布于长江、秦岭，尤其刘备占据荆襄，外接好孙权，故曹操更加紧长江防线。关羽荆州之失，章武三年（223）蜀主伐魏败，曹魏以为“备已死，数多寂然无声”，故“略无备豫”。诸葛亮迂回曲线运兵陇上，以复伏羲之氏族东徒都阵、秦人入关遂灭六国，周武王伐纣兴周之道，偷袭挺进中原。因而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判魏应亮，魏将姜维降蜀，使曹魏“朝野恐惶”，魏明帝曹亲驾长安坐镇指挥，命曹真率关右诸军防守，命张郃督步骑五万翻陇山西拒诸葛亮。由此看诸葛亮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军事举策显然有其战略意义。
　　4、诸葛亮“六出祁山”，利用陇右诸多有利因素，对尽快形成抗魏统一战线和抗魏统一战线和抗魏联军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利用陇上居民多习武，善射骑，强悍勇敢善战的习尚，为蜀师补充兵源。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退兵中，“拔西县千家还汉中”以充兵源。
　　②利用陇山才多将广之因素，纳录能征善战的勇将。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想方设法，纳录足智多谋、忠于汉室的忠臣良将姜维。并倍加重用。“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宛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李常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曰‘须先教中虎步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於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观，见主上，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姜维传》。诸葛亮建兴十二年（234）病殪五丈原后，姜维确成为诸葛亮“北定中原，心复汉室”伟大事业的接班人，一直督兵抗魏前线，一生戎马，欲血奋战，最后以生殉国。
　　③利用陇上土肥地广，粮食丰盈为蜀师补充军粮。诸葛亮“陇上刹麦”当在是处。
　　④利用陇上繁茂水草，为蜀师繁息战马。今“木门道”、“祁山堡”等三国古战场都传有蜀军的拴马湾。今祁山附近盐官，三国时的卤城很早是西北著名的骡马市，该市暂无三国详细资料。但可肯定，陇右良马是为蜀师所必须的军需。
　　⑤利用陇上众多民族和尖锐的民族矛盾，诸葛亮“西和诸戎，”建立抗魏民族统一战线，抵御魏兵。建兴七年（229），亮遣陈式攻五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准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今西和）准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降集氏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熊显然……“《诸葛亮传》。”亮建兴九年（231）围祁山，招鲜卑苛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诸葛亮传》。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徒武督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三国志•蜀书》。比类例多不枚举。
　　⑥利用陇右突出的阶级矛盾，动员陇右人民一致反魏。建兴六年首出祁山，“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叛魏应亮”《诸葛亮传》。
　　⑦利用陇右在居民中遗留的远古的传统文化、伏羲文化、周文化、先秦文化、儒家文化素养，号召陇右人民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狭天子以令诸侯，”“当讨逆之。”
　　⑧利用丝路大道，企图一举进兵中原。诸葛亮对此特别重视，建兴六年（228）首出祁山，立即派马谡抢先占据丝路古道龙口咽喉---街亭，结果马谡没有完成任务失守街亭，使诸葛亮出祁山，进中原的计划蓝图破灭，失去战机，故诸葛亮兵退汉中，“戳谡以谢众”。惜哉。
　　三、诸葛亮“六出祁山”没有完成“北定中原”统一大业的原因。
　　诸葛亮“六出祁山”没有完成“北定中原”统一大业的原因并非战略之失，而是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1、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日夜操劳下病役于伐魏前线五丈原大营，这不仅对蜀汉伐魏不利，且对蜀汉政治本身是一重大损失。虽有姜维接替前线指挥，但总显人才匮乏，后继无人。
　　2、在三国鼎立中蜀汉政权相对而言，形成气候晚于曹魏、孙权。夷陵之战后，军事实力远不及魏、吴。与才多将广，人才聚集的曹魏相较，差之远矣。
　　3、“兴复汉室”的口号早已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东汉腐败政治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完全丧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4、蜀汉朝廷臣官黄皓等专权，后主昏暗，后防空虚，纵使姜维在前线拼命作战，终难挽回危运，后主早以降魏作俘虏，进入安乐宫。
　　5、北伐战事中，关键深刻用人失误，马谡失街亭，李严误军粮，失去大好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在来，失之难以挽回。
　　6、攻占陇右后，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政治、军事根据地，往往粮尽兵退，收地复失，陇右诸多有利因素未能充分利用。
　　7、屯兵戍边措施不力，前线军需供给不济，往往粮尽而还。与此，曹魏采取得力改革措施，经济发展，国力相之强盛。
　　综上述，总结诸葛亮“六出祁山”与“北定中原”关系中的成败教训明示，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民族要兴旺，事业要发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谋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的拥护和支持，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有强有力才干的人才队伍；兴利除弊、反腐反贪、惩治腐败；加强民族大团结；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合理用人；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否则，将终难如愿以偿。

有关云南旅游文化特色论文(2)

摘要：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的品牌资产和核心要素，是旅游目的地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品牌标识能有效传播旅游目的地的有效信息，为旅游目的地树立良好的形象。云南临沧是世界茶文化资源的宝库，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及茶马古道的缘起地，这些宝贵的茶资源为临沧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提供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云南临沧茶文化旅游，通过分析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现状，提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将目的地茶文化旅游品牌与其他地方的茶叶品牌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云南临沧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茶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能供旅游者识别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较少，茶文化旅游品牌单一。面对未来的旅游发展，应加强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探索适合临沧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道路。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含义与特点

品牌标识是带有商标图样的用于区别一个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标记，主要由图形、文字或者其组合构成，是一个品牌最显著的特征，它能够将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区分开来。[1]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品牌的重要标志，体现旅游目的地的属性和特点。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旅游目的地的核心信息传达给旅游者，让旅游者容易识别，便于记忆，因此，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便于旅游者识别和判断。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设计应注意将旅游目的地的属性与茶文化结合，创新品牌标识，让旅游者能够把它和同类茶产品区分开来，界限清晰;其次，便于表达与旅游目的地的功能特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临沧的实际，深刻理解茶文化的历史，使茶叶品牌标识与临沧茶文化以及茶产品的功能特性相吻合;第三，能吸引广大旅游者的眼球，方便旅游者记忆。总之，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应考虑目的地的各个相关因素，结合旅游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品味等要素，将临沧茶文化品牌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旅游者，激发旅游者的购买愿望。

(二)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的意义

茶文化旅游的发展为各地的旅游业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旅游市场的产品不断丰富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但目前旅游者对茶叶品牌的认知度不是很高，旅游市场中的茶叶品牌鱼目混杂，影响了临沧茶文化的品牌形象，因此，研究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能提高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品牌文化观念，促进旅游市场的有序健康的发展;有利于挖掘茶文化的历史，促进民族地区以及国内国际茶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拓宽市场销售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深旅游者对茶文化的了解，进一步从生态、健康、科学的角度对茶叶资源进行的深层次开发，在振兴茶叶经济的同时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市场的竞争中，茶文化旅游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整体有效的规划，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呈现零散性、自发性的特点，难以形成统一的茶企业品牌和具有竞争力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战略。精品西湖龙井的品牌标识以西湖龙井一圆为大背景，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而著称于世。安溪铁观音的标识主要由茶具和绿色的弧形图案组成，让人联想到绿色生态健康饮品，这对于临沧茶文化品牌标识的创新都是很好的借鉴。

1.临沧现有的知名茶文化品牌

临沧凤庆县被誉为“世界滇红之乡”。凤庆的红茶以其品质名扬四海，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风牌红茶等红茶系列、经典1958系列礼茶、晒青茶清茶系列等。

滇红茶即云南红茶的统称，主要产于云南的南部及西南地区，可分为滇红功夫茶和滇红碎茶两大品种。滇红功夫茶于1939冯绍裘大师在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顺宁茶厂试制成功，其外形规格清楚，色泽调匀，冲泡后汤色红艳明亮，金圈突出，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享有“祁门红茶之香气，印锡红茶之色泽”的美誉。“滇红特级功夫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昆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因此被国家外交部指定为接待外宾的外事礼茶，成为云南省茶叶产品中受国内外公认的知名品牌[2];滇红碎茶于1958年试制成功，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是颗粒型碎茶，形状不规则，汤色红浓，滋味强烈富有刺激性，是滇红系列茶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茶文化的品牌标识是标注在茶的外壳包装上，用来和其他同类产品区分开来的获得法律认证的一种商品标记。以下主要从图像、视觉、文化等方面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进行分析。

图像要素：图像要素决定了一个品牌能不能很快的被消费者接受，它能刺激消费者的眼球，为品牌走向市场打下基础，滇红茶的品牌标识的图像主要凸显了茶叶的产地、规格及等级，再加上多种色彩组合，在消费者的心里形成了上等绿色有机品牌的良好印象。

视觉要素：茶文化品牌标识承载了茶品牌企业的各种信息，表达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从视觉上看，滇红茶的品牌标识主要有文字、图像、颜色三部分构成，文字表明了茶叶的品牌及产地，图形以圆为主，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理念中和谐的因素，传承了中国的茶文化传统，颜色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要基调，红色表现了茶的色泽，绿色突出了茶是一种有机健康的绿色产品，为消费者留下了许多安全、健康、绿色食品的遐想空间。

文化内涵：滇红茶的文化理念可以用3H来解释：一是Healththorigin(生态产区)，滇红茶原料依托于临沧高海拔原生态产区，无论是气候、土壤，还是光照、湿度都特别优越，适合种植优质茶种，原叶采自凤庆优质大叶种茶，抗病能力强，无污染，绿色安全。二是Healthtea(有机品牌)，滇红茶一直遵循有机健康的理念，从选址到茶叶的种植、栽培、施肥、采摘、加工、成品，都才有传统的培植制茶工艺，选天然原叶，为广大茶叶品牌的消费者提供生态产品，让品茶者放心。三是Healthfunction(修身养性)，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茶文化的消费需求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呈现不同的特征，但识茶、品茶、饮茶直至茶文化品牌旅游对广大茶文化旅游消费者颐养身心，修身养性的基本功效却一直存在，旅游者可以品茗休闲，放松身心。　　三、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临沧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茶文化品牌，但难以形成一条品牌线，能供旅游者识别的品牌标识不多，品牌标识单一，很难刺激旅游者的消费。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临沧茶文化旅游开发尚处初级阶段，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单一。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主要是红茶类，并且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很少经过深加工，间接的导致知名品牌少，并且多数茶文化旅游品牌的价位偏低，旅游者对其了解不多，难以形成知名的品牌战略;其次是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茶文化旅游消费者对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认知度不高，在市场上销量不高，主要还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再次是临沧茶文化旅游的社会环境不够理想，茶文化氛围不浓，当地居民缺乏开展茶文化旅游的意识，即使是在小范围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上，各种强买强卖的现象时有发生，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混乱;总之，笔者认为，要有效的减少以上制约因素，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除前期知名品牌外，新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大多有私人或个体承包，品牌标识界限模糊，高仿产品在所难免，并且任意定价，旅游者很少愿意去了解，市场秩序混乱，要完善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必须多方配合，加大管理力度。

四、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传承和创新对策

目前，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临沧茶文化风情园。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地处临沧北3公里的忙畔乡青龙山茶园，有2400亩优质高产的连片茶园开发为茶文化旅游区，是临沧建成的第一个以茶文化为背景的“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展示了茗牌茗品、茶歌茶舞、茶礼茶俗、茶道茶艺等内容，并且提供了茶文化交流馆，于1998年被列为云南省25个旅游精品之一，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二是举行茶叶展销会。为促进临沧茶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茶文化的交流，打开茶文化旅游市场，每年的阴历三月，临沧都会在凤庆举办为期15天得大型茶叶展销会，节日期间，进行各种茶艺表演，茶歌茶舞。展销会上云集了各种茶叶产品和其他的一些日用品，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人们对茶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日用品上，在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和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销售方面有待提高。

可见，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自发性，分散性的特点，尚未形成整体的开发格局，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还有待提升。

(一)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途径

笔者认为，第一，应深入分析临沧现有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将同类的产品进行归类，进行产品组合，创新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第二，应整合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资源，根据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研究开发新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临沧的茶叶品牌标识大多以地域来命名，对茶品类型及内容的涉及很少，除红茶外，临沧还盛产其他的茶叶，要注重绿茶、花茶的研发和茶叶功效的开发，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属性，激发其购买欲望;第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应走特色化道路，临沧茶文化底蕴深厚，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保留了一些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种茶、饮茶风格，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应该结合这些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临沧民族风味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最后，在图案、色彩等方面，应通过新颖的图形设计和醒目协调的色彩组合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

(二)加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是通过茶叶市场的交换来满足现实或潜在的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需要的综合性经营销售的活动过程[3]。

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首先可以利用临沧当地的茶楼文化进行宣传。茶楼最初在唐代以茶馆的形式出现，宋代开始逐渐繁荣。现代的茶楼是人们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临沧应该抓住机遇，振兴临沧的茶馆文化;其次，应通过茶艺歌舞表演提高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知名度。通过茶艺表演带给旅游者精神的享受，让广大旅游者体会到临沧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导人们了解茶文化旅游品牌，引导消费者爱茶、品茶，宣传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再次，可以通过举办茶叶博览会、展销会，茶艺大赛等，巧借各种节会旅游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影响力。展示知名的茶叶科技成果、茶叶包装、茶叶的品牌标识、茶饮料等各类茶产品，展示茶叶旅游品牌开发取得的成果和茶区的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和参与茶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最后，应做好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和归档工作，打造好进入茶文化旅游市场的第一张名片，让旅游者获得难忘的旅游或购买经历，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扩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三)创新营销理念

一是利用广告扩大知名度。通过广告将茶叶品牌的核心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加深消费者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印象，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广告可以采取形象代言人的策略，利用有价值的媒体、报纸、杂志等加强宣传。

二是加强公关营销。公关主要是针对公众心目中的茶叶品牌形象进行管理，通过公共关系活动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在“滇红特级功夫”公关营销成功的基础上，还可以采取赞助、捐赠等策略，打造良好的临沧茶文化品牌形象，同时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企业的形象。

总之，临沧发展茶文化旅游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走品牌化道路，创新茶叶品牌标识，在茶文化旅游市场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光、李红主编;中外著名品牌标识释义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1--17

[2]临沧市茶叶发展概况[J];普洱经济日报;2010年第11期

[3]罗明义，21世纪云南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54--167

陇山文化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