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研究论文

美国智库研究论文

　　美国的廉政建设许多国家望尘不及

　　2006年2月,我赴美进行政府反腐败建设专题培训学习。期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先后听取了美方专家学者一系列讲座，内容主要有《美国政治体制概况》、《美国政治及法律文化》、《美国反腐败的政策及措施》、《腐败及美国政治的客户主义》、《为公务员制定的反腐败规范》、《反腐败的法律系统》、《美国商界的职业道德趋势》、《反腐败措施及美国外交政策》、《民间监督机构反腐败》，《媒体在反腐败中的作用》等，同时还拜会了OMB国际监督组织和美国资深智库组织职业道德和操守研究信息中心的有关人士，参观美国最高法院，听取有关美国国情、政府工作机制及行政监督等情况介绍。短短二十天的考察，我认为,美国的廉政建设许多国家望尘不及。

　　一、权力法治日趋完善

　　美国的腐败由猖獗走向温和、并长期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让相互冲突的利益或利益集团间相互竞争及公共部门间的制衡掣肘，从而达到权力的平衡。

　　1、三权分立，彼此牵制

　　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等。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同时又相互制约，它们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须经国会认可，国会有权依法弹劾总统和高级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使国会、总统、法院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导生的腐败。

　　2、把权力分散，在冲突中求平衡

　　美国除了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进行分立外，还注意将权力分散。美国的“立国之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个人容易受到权力的腐蚀，自我控制是很不牢靠的保证；要防止权力滥用导致腐败，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因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如“自动纠错机制”等体制和制度，让各种社会力量如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同样参与政策制定，让政治生活表现为多个权力中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国会颁布了“利益冲突法”。“利益冲突”的含义是，利益冲突的人参与决策，或做出决定。“野心对付野心”的结果是权力的平衡，从而进一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腐败，同时也利于社会各界对权力的监督。

　　3、大规模地进行立法建设，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后，美国大规模地进行廉政法律制度建设，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规。其中著名的包括：

　　《海外反腐败法》。这是美国1977年制定的一部单行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是目前管制美国企业对外行贿最主要的法律。197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披露，有400多家公司在海外存在非法的或有问题的交易。这些公司也承认，自己曾经向外国政府官员、政客和政治团体支付了高达30亿美元的巨款。这种情况引起美国民众的担心。同年，美国国会通过《海外反腐败法》，旨在遏止这一趋势。《海外反腐败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该法严厉的处罚措施和严格的内部会计制度要求，构成了对美国公司的全方位约束。公司一旦卷入其中，商誉损失更是惊人。因此，该法律的实施，重建了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并有力维护了美国企业跨国经营商业道德。

　　关于财产申报规定。 1965年颁布了《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该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老布什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并附有大量实例。这是一部跨部门的法律，是对前两部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集中体现了从政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私人交易。美国法律还规定，去职的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回原工作部门为别人从事游说活动，违反者要受到刑事处分。

　　禁止外国贪官入境令。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尤其注重对隐私权等个人自由权益的严格保护，这反而给贪官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但近年来，美国当局在实践中认识到，不少外逃贪官已经并正在对美国社会产生毒害，并损害其国家利益。如果美国成了贪官的藏身之地，肯定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颁布一项禁令，禁止任何外国贪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

　　美国禁令的发布，对那些已经逃到美国或准备逃到美国的贪官必然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将迫使贪官权衡风险，已经逃到美国的贪官则对这个禁令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惊恐。根据布什的命令，美国已经拒绝一大批拉美国家的贪官入境，美国的反腐特别行动小组也已开始清理在美的贪官的财产，并可能将他们驱逐出境。

　　美国这一禁令，让准备出逃的贪官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腐败成本和风险，因为在本国冒着风险将钱带到美国后，人和钱能否安全地落在美国都是未知数。而那些已经逃到美国的贪官知道这个禁令后必定会惶惶不可终日，理由很简单，美国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开始清理贪官的财产，他们很可能被赶出美国。回到他们本国后，被他们挥霍的赃款无法悉数退还，面临的又将是更加严厉的惩罚。

　　纵观美国的权力法治，不难看出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强调权力分散和平衡，严防权力过度集中产生腐败。二是廉政立法大多是预防性规定，而不是惩罚性规定，是一个以事前防范为主的廉政立法体系。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对治理腐败的基本态度是避免腐败事件的发生，防患于未然。三是各类法律规定细密到位。立法对事项规定的非常具体，使每个公职人员都能“对号入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很强，实践中也容易落到实处。四是各类法律规定非常全面而周全。美国的联邦和州两套立法系统都非常重视用法律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行事时都有法可依、于法有据。仅联邦制定的公职人员规则就达4万多页，对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及乘坐公车、吃请受礼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二、注重实效的廉政措施

　　美国在反腐败中，采取了许多具体的廉政措施。这些措施综合了各种反腐败力量的优势，有利于确保反腐败斗争的实效性。

　　1、加强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美国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强调政府行使权力的核心是制定社会各方面的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国家和社会发展方向，而不是参与管理社会各项具体事务。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励社会各界为国家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腐败现象。

　　2、加强财务控制和审计。美国政府把加强财务监督作为反腐败斗争最倚重的措施之一。首先其预算和财务运作情况应依法全部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机关的各种资金和基金均由银行代管而不是由机关财务人员直接管理，银行按程序和机关出具的证明划拨资金。此外，议会总会计师办公室也负责监督机关资金运作情况。这种多重监督方式使挪用、贪污公款的案件很难发生。

　　3、确保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执法能力。美国实行多党制，讲究权力制衡，执法工作也不例外。为了确保执法工作的公正性，不受政治势力的影响，美国的反腐败机构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一旦这种独立性受到侵害，政府便迅速采取新措施予以保护。

　　4、实行公开制度。美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其中最有名的是政府阳光法案。《信息披露法》规定：“美国的公民有权看到除法律特别禁止的所有联邦或州政府的文件，而且实现这种权利无需任何必要的理由和请求。”《阳光政府法》规定，联邦政府的50个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所有的会议都公开进行，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选民可以自由参加旁听；在政府办公楼的秘书办公室和经理办公室里，可以索要到任何材料。所有政府机构的电话、上下班时间、地址、电子邮件地址都很齐备，甚至还有美国总统的联系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在财务公开方面，1978年，在行政、立法、司法三个体系建立了财务公开制度。1989年廉政改革法案进一步完善了财务公开制度。

　　5、制定行为准则，规范行为。美国的行为准则包括行政行为准则和廉政行为准则。行政行为准则由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是政府官员在履行公务时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行为标准。对违反有关标准的行为，当事人可以向联邦院提出诉讼。廉政准则是各部门从廉政角度制定的，适用于本部门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对违反准则触犯法律的按美国联邦法律的要求，均要交由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律审理后依法作出刑事处罚判决。

　　6、多途径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有效的舆论监督。在新闻自由方面，美国有一条法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不准确，也免受司法追究。美国的舆论监督以有关政务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为依据，从而确保了舆论监督的有效实施。

　　到位的监控手段。美国的道德署、检察长办公室等政府监督机构，在对政府官员事前监督的问题上，手段多样。如芝加哥市政府道德委员会要求每一位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工程项目承包商、代理商，在会见官员之前必须在道德委员会填写注册表格，将会见的目的、内容、所代表的公司名称、游说工程项目、工程项目资金等内容填写清楚，并交纳200美元注册费，其目的就是为了跟踪调查。如果发现会见人没有填写注册表格，委员会可以自发现之日起，对其处以每天2000美元的罚金，并通知政府取消该会见人与政府的合作项目。

　　三、几点思考

　　中共中央颁布的《实施纲要》提出：“反腐败要认真运用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加强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从美国考察学习回来后，对比美国的做法，我着重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1、关于我国反腐败法制立法思考。美国对预防和减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其廉政立法对事项规定的具体，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很强；重视用法律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与此相比，我国在反腐败立法方面相比则不足，现有的预防性规定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条例》、《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这些规定都是以政府的文件形式发文，还没有上升到法律水平。尤其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关于公开官员财产及收入的法律。因此，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特别是建立起我国的“阳光法案”。规定所有公职人员应定期公布自己的财产，将自己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就日益显得重要。

　　2、关于反腐败措施的思考。美国反腐败的措施：一是新闻监督。二是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制度。三是司法监督。四是公众监督。对比美国的这些监督举措，我们在领导干部的监督防范上，如在上级机关对下级监督、同级机关及新闻部门监督、下级机关对上级的监督、群众监督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明确各级政府的审批内容和权限，逐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从源头上断绝钱权交易的机会。

　　3、关于反商业贿赂的立法思考。目前，我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选择屈从，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正因为它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所以，会影响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经济健康发展；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因此，要想在中国根治贿赂腐败，需要建立一个从机构到个人、从立法到执行、从国内到国外的全功能反贿模式，出台《反商业贿赂法》。

　　反腐败不可毕其功于一役。纵观美国的反腐败进程，也有一个从腐败多发高发到少发低发的过程。美国的做法不外乎就是通过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终于摆脱了腐败的困境。中国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但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廉政立法、加强监督，强化教育，通过纪检监察干部共同努力，同样也能够大大加快我国的反腐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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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外交 论文 急

　　中美关系的论文2009-04-11 14:54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

　　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

　　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

　　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
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
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
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
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
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
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
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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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债务和魔鬼

作者：阿代尔·特纳勋爵

译者：王胜邦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4-5

页数：260

内容简介：

《债务和魔鬼》挑战了当前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界的流行观点，即经济增长需要信贷增长，只要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胀，信贷扩张并不可怕，反而有利于经济和金融稳定。然而，事实证明，大多数信贷并非经济增长所需，相反，它们助推了房地产繁荣和萧条，导致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后的债务积压和经济衰退。特纳解释了为什么要运用公共政策管理经济增长和信贷创造的配置，为什么需要将债务作为一种经济污染而对之征税。他还破除了印发货币会导致有害通胀的错误观念。为了摆脱过去政策失误造成的困境，有时需要将政府债务货币化，也即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

作者简介：

作者阿代尔•特纳勋爵为英国知名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现任美国智库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 理事会主席、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和卡斯商学院客座教授、伊斯兰金融教育国际中心客座教授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客座研究员。出版的著作有《只为资本利得：对自由经济的思考》（Just Capital：the Liberal Economy，2001）、《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学》（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2012）和《债务和魔鬼》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2015）。阿代尔•特纳勋爵不仅治学严谨，还广泛参与英国公共事务和商业事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他出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事宜。他曾经担任英国养老金委员会主席、英国低工资委员会主席、英国工商联合会主席等职。他也曾在麦肯锡、BP、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林等企业和金融机构任职。 译者王胜邦，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现任中国银监会国际部国际监管政策处处长，中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研究和规划项目组核心成员、银监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自我评估项目组核心成员。徐惊蛰 ，经济学博士，任职于中国银行总行司库。朱元倩，供职于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资产证券化工作组的中国代表，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学术研究成果显著。

急求关于“中美关系”的论文

　　2010形势与政策论文——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关系走向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