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论文范文
中国通史论文范文
近年来,微型历史论文作业已成为中学历史教学评价方式中的研究 热点 之一。高中微型历史论文作业的沿革充分体现了教学评价从重视知识向重视能力及历史思维的培养转变过程,以及从标准型向开放型的发展过程。高中微型历史论文作业的设计正在突破“知识评价”的羁绊,除检测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外,更加强调对学生创新能力、开放思维,以及综合素质的考查,已初步确立了以能力和综合素质立意命题的新思路。同时,教学评价的这一新方向,也给全体中学教师和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促使中学历史 教育 反思 现状,积极转变历史教学评价理念及方式,更加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以下是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论文写作格式要求相关指导。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历史论文写作格式要求指导如下:
(一)历史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和论文取向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 经验 ,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 总结 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 其它 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 教学总结 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 毕业 ,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1)思想教育的贯彻;(2)历史知识的讲授;(3)教学质量的提高,(4)教学经验的总结,(5)教学艺术的研讨,(6)学生学习的考察;(7)教师业务的进修,(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 ,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____的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 方法 ,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2)在对象范围上,亦即就哪些内容来论述上,论文较总结有所跨越或扩展。总结,一般只以本章节或本教学阶段为对象,论文则可前后对比,左右勾连,使历史问题得到进一步阐明,从而比教学总结增大了知识广度与科学深度。例如,可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革命高潮,从社会背景、群众发动、斗争策略、历史意义等方面比较分析,论述从旧式农民起义发展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机制与规律。又如,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分析其各自不同的产生条件、共同性质以及各自的历史效果。再如,对1848年法德革命、英国宪章运动、《共产党宣言》诞生等这些分散在不同章节与课时的“1848年大事”汇总论述,看本质联系,看互相促进,也可论述教师曾是怎样分别讲述,而在复习总结时又是怎样从联系发展中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与统一性的。这就是说,论文可以而且应当不为教学总结的框架所拘束,多少逸出教学总结的范围。当然论文也可比总结更加收缩,可收更集中、精粹、深入 有效。
(3)在社会效应上,亦即在所写出的作品的影响上,论文应比总结贡献更大。总结,从 个人总结 、教研组评议总结直到校际优课观摩总结,多数情况是就课论课,就师论师,很实际也很富实效,但局限性也甚明显,带有班级、学校、地区特点,反映相应水平。论文则面向社会,在刊物上发表自不待言,即在本县、区经过评审、选编成册的文集,也可成为以“社会”为读者对象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无定价、非卖品的内部参考 文章 ,绝不可以轻视,它们能脱摆“出版难”的各种障碍而发挥效益。很多“油印本”的教育教学资料,被各大图书馆所珍视、搜集,付之馆藏。中学历史教师撰写的历史论文,提供为交流参考,贡献给社会阅读,不但推动了历史教学的发展与提高,也为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把教学总结提高到历史教学论文的规格水平
由总结“过渡”到或者说提高到论文,很难有一个划一的操作规程或通用模式。教师自身的素质、特点、兴趣,论题的宽窄、深浅、难易都是重要因素。一般说,历史论文的产生,有‘主题——提纲——文章”三个步骤或阶段。主题,即:此文要写什么。主题的选定,常受三方面的影响或制约。
(1)客观需要
即写此问题的有用性。章学诚说:“立言之要,在于有物”。“有物”不仅指内容充实、不空洞,更指客观上有此需要,写出的东西有社会效益。
(2)主观能力
即作者自度有写成这篇文章的基本知识和一定深度、广度的分析认识,“心中有数”。章学诚说:“声之所以肖其心,”即指发言、为文必须也必然反映作者的观点与识见。
(3)历史论文的资料来源
包括手头现有与访求可得的文献参考。写历史论文光靠“悟性”与“灵感”是写不出来的,真实可靠的文字资料必不可少,包括史料及史论,只有在它们的辅翼之下,才能使根植于教学实践之上的历史教学论文达到较好的水平。确定下来主题、题目,即根据对主题内容的构思产生出提纲——写作提纲。提纲要以客观事物本身为依归,是所写内容的分层次、有深浅、按顺序的文字表达。科学合理的提纲,能给高质量的撰述以有益的规制和充分得体的发挥。其实,在拟定历史论文提纲之前,实际上已写过课堂教学提纲与教学总结提纲了。课堂教学提纲,它是教材内容的提纲掣领,与课本上章节段落,密切照应。根据学生情况,教师常对课文的层次安排做必要的改动与调整,体现出既遵照教材又驾驭教材的创造性劳动,以导演出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的课堂教学,主要不是教师对课文的补充与扩大,而是对课文的讲解与阐述,这有助于学生对重点内容的加深理解与巩固记忆。这样的讲课,就会丰满圆润,不致死板枯燥,体现了教学艺术的较高水平。
总结提纲:在授课之后,学生消化、理解,巩固了所学;通过复习、辅导、答疑、讨论,深化了所学,通过提问、考察、考试、评分,检查了所学;教学过程完毕。然后,为提高教学,提高教师,需要做教学总结。这个总结,以已有教学实际为基础,但又不是过往事实的简单相加或优缺点的机械排列,它是把各教学环节、各方面经验分析综合、融会贯通,形成带有总括全局性的理论认识。平时的教学提纲,成为写总结提纲的重要依据和丰厚素材,总结提纲紧扣教学工作,既是教学本身可贵的文献资料,又是写历史论文的胚胎与雏型了。
动手撰写历史论文时,也要先列出论文提纲。从紧密结合教学总结来看,选题的重要标准应是:什么历史问题最需要总结?哪段历史教学最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总结什么对史学更有意义?在以总结提纲为基础的条件下,所定文题,可全面,可部分,可综论,可分论,可个论(专题)。确定文题之后,则可根据定题的总体思路及粗略架构,以过去的教学提纲,总结提纲为素材,深思熟虑地列出论文提纲。现举两例,看一看“文题——提纲——文题”这种“大、小,分、合,收、放”的格局。
〔例一〕春秋战国
(一)生产、经济的发展:冶铁、纺织、犁耕、水利……;
(二)政治局势的推移:五霸、七雄、合纵连横、分散中酝酿统一;
(三)社会阶级的变化:早期民族融合,西周春秋(奴隶制社会)演变成战国秦汉(封建制社会);
(四)思想 文化 的成就:诸子百家学说,科学技术进步。
假如确定一篇历史论文的文题为“我是怎样讲述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上面这几行就可做为史实部分的提纲了。这种可叫“综论”式历史论文。假如选定其中某项内容为文题,如:“在初一年级如河讲述春秋战国的经济发展”,就需要把(一)的内容再具体化,开列出更细些的提纲,阐明历史事实并总结讲授方法,这是“分论”。如果更取上列提纲中某项的某个内容,如:“在高中中国史课讲述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生产力意义”,或“怎样使初一小同学理解孔子、老子的基本学说”等为文题,则在各该项下又须列些提纲,才能周到深刻地说明间题,这可叫“个论”。从大文题的提纲中,可以分列出许多小文题,小文题开写前,也要再列提纲,而这次一级的提纲中的某项专项史事,又可成为文题。反之,若干个较小文题,总括起来,也可构成一个较大的、相对宏观文题的提纲。是放开?是收紧?是大题粗作?还是小题细作?要看史事性质,看为文立意而定。
〔例二〕太平天国。可有这样的提纲:
(一)广西的社会矛盾与金田起义;
(二)从永安建国到天京定都;
(三)迅速取得伟大胜利与革命的政策 措施 ;
(四)领导集团内部分歧,矛盾发展成内讧;
(五)内外反动派的镇压与太平军北伐;
(六)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与伟大历史意义。
如果此课用二课时讲完,可以写出一篇诸如“我是怎样在90分钟内安排讲授太平天国的”历史教学论文。有重点史事,有军行大略,有革命文书(《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有英雄人物,有理论分析,有思想教育。形成一篇以教学实践为基础、以教学总结为参证的历史论文。写这样的历史论文要有较强的概括力,既精通全盘史实,熟谙每一个环节,又能不为细事所囿,统摄万象,总论全局,写成在为数众多的太平天国史论文中别具一格的带有历史教育与教学特色的太平天国历史教学论文。在“太平天国”这个大题目下,可以“纵剖”(按事类分)、“横断,(按阶段分),抓住要害、核心,定出许多个历史论文题目来,如“太平军前期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令人痛心的领导集团内讧”等,都可结合教学加以论述发挥。
(四)历史论文的写法与历史论文的格式结构
确定主题,列出写作提纲之后,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中学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在内容与行文上还可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
在这一点上,也应体现出历史教学论文更高于一般的教学总结,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穿靴戴帽,机械粘贴。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要做到这点,就不单是方法技巧问题,根本上是看对执笔为文的社会意义认识如何,作者的思想水平、理论修养、业务功底如何了。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
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文以载道”,“道”包括道理和知识,“文”既然是“道”的“载体”,它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也要讲求。韩愈在《进学解》中说:“闰其中而肆其外”,即是说:在内容真实丰赡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的任务。
(3)通畅、质朴、简洁的优质语体文
这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时应该做到同时也善于做到的文章风格。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教导我们:第一,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第二,要吸收外国语言中我们需要的成分、好的东西、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不够重视这方面的学习,“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是否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试看下面一段例文:
朱元璋灭东吴后,命徐达、常遇春率主力北上,攻取中原。当时形势是:福建、两广已平灭有日;四川的夏国、元朝所封梁王占据的云南,孤立自守。元顺帝命扩廓帖木儿代太子总天下兵。李思齐在关中据地自雄,下令一戈一甲不许出武关,联合陕西军力与之对峙。后又命扩廓帖木儿南征,他拒不受命,派遣戌守山东的貂高西捣凤翔,此部结果中途哗变。元朝大势已去。明军乘胜长驱,直取大都。(据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通史组续 范文 澜《中国通史》第七册,第311-312页改写)假设上段文字,纯用文言写出,字数可减少,但比较难读,不会为广大读者接受,也根本不是方向。但若改成更口语化,不但字数倍增,而且文章会松散无力。但要注意使用古人语言中“有生命”、“有生气”的内容时,要用的正确、贴切,或者是已约定俗成,为社会所认同的,切不可生搬硬套,杜撰出不通无解的“文辞”。
毛主席在论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时,用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八字大字,生动体现了论断口气的坚决,是极富威严与生气的 句子 。再如毛主席指出在资产阶级消灭后,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必须转变立场,转到为工人阶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周在指斥反动派空说好话,并不兑现时,曾揭穿他们“信誓且旦”的虚伪性。这些都是运用文言词组、 成语 、格言的极佳例证。至于人们使用文言不恰当甚至错用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说远古时期通古斯损石坠落在西伯利亚毁灭禽兽时,说弄得“哀鸿遍野”,说某餐馆善于烹调,菜肴好吃是“脍炙人口”。50年代初期,代用中国史课本上描写英法联军侵华舰队东航,说它“浩浩荡荡”开了过来,错用褒义词于丑恶事物之上。由于历史科学的特点,用词不当与舛谬,严重涉及对人物、史事之毁誊褒贬,应该格外当心。
(4)关于历史论文的引文问题
由于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继承前人的史学遗产,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恩)“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 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恩格斯)“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列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邓小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江泽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写作历史论文,在提高论文学术质量的同时,又一次加深了论文作者思想意识锻炼。其次,对原始资料、历史典籍,包括出土文物、文字记载,以及作者亲访所得可靠材料都可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而且是我们课堂教学的基础,所以,引用教科书内容是我们这种“源于总结,高于总结”的历史论文的自然作法,更表明了历史论文与教学的紧密相关。至于普通时人的文章,我们可虚心学习,尊重他人,借鉴参考,得到启发。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款式与规格
教师在讲课中,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保质保量保进度,讲好某段历史,养成了极可贵的“层次条理意识”,对所讲内容必然做到:大小标题,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呼应紧凑;学生听得懂,记得牢。教师这种优良的 思维训练 ,也是写历史论文的精神财富。以再经过深沉构思的教学提纲为基础,定能写出一篇整体连贯,内容充实,文章结构合理,重轻有度,不疏漏、不冗赘,文脉通畅的论文。文章款式,在一般历史论文中,并无特殊要求,但要 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短文可不分大段,只以 “提行”形式另起一段,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或只以番号题头,或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引文内容,几十个字是一个完整的叙述,(例如正史列传中人物的核心行实,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有关国家机器之论述)必需整段录引,引文一般可单成段落,缩格出现,正文围绕它作领会或阐释。注文形式一般分边注(脚注、眉注)与文末集中注释二种,应视需要而定。这些“形式”方面的正误优劣,常影响到一篇历史论文质量的全局。
此外,还可取材于乡土历史来撰写历史论文,如本地革命斗争史实,先民劳动垦辟,杰出人物贡献,乡贤里宿德绩等。这既可用于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又可为改革开放、振兴文教提供咨询;更可为编写新的国史积累资料。写这类题材,县、乡中学老师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是独具优势的,可以写出内容充实,论点可靠,有血有肉,声情并茂的优秀历史论文来。
总之,在把主要精力放在课堂历史教学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写历史论文的性质及意义,摆正写论文在全部教学工作中的位置,努力写出一些历史论文,尤其是跟教学密切结合,跟教学总结相辅相成、密切呼应的历史教学论文,不但不会妨碍和影响教学,而且是促进历史教师业务进修、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也是在新形势下把整个历史教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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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姓什么?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历史》第一册第70页上说:“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陆续灭掉东方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但有的老师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淮南子·人间训》及“高诱注”为根据,认为“后人应当称始皇为赵政,不应当称嬴政”,所以教科书是错误的。
此后不久,笔者接到一位山东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读了论秦始皇之姓的那篇文章以后,翻阅了吕振羽著的《简明中国通史》。书中第八章《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朝》(公元前221—207年),第一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第一目《开创一统之局》开头就说:“秦王嬴政继承商鞅以来的传统方针,依靠封建地主,次第灭亡六国。”山东的这位老师不死心,又翻阅了尚钺著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书中第四编《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第六章《秦奴隶帝国的形成及灭亡》,第一节《秦帝国的建立》,这节只提秦王政,没有涉及到秦王政的姓,但第二节《秦奴隶帝国的发展及其灭亡》中说:秦始皇一死,“李斯、赵高等不敢发丧,并与宠信赵高的胡亥相勾结,阴谋杀害了始皇长子扶苏及大将军蒙恬,拥胡亥夺取帝位,号称二世,继之便展开了对秦嬴族之宗室、姻亲、大臣勋旧的大屠杀,牵连而死者不可胜数”,显然,尚钺先生也认为秦王政是姓嬴。这位老师还是不死心,接连查阅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英国人崔瑞德、鲁惟一编写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通史纲要》第六章《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成长》第一节《秦,第一个封建皇朝》中说:“秦王嬴政面对这个空前的局面,要求有一个相应的尊贵称号。他决定自己的称号是始皇帝,他的子孙继承帝位的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他认为,这样传下去,可以万世无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中的“最后的征服与胜利”一节说:“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嬴政之治在公元前246年正式开始。”看来,白寿彝先生和两位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秦始皇姓嬴。这位山东老师说:“吕振羽、尚钺、白寿彝三位先生都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英国《剑桥中国秦汉史》也是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著作。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它们跟人教版的课本一样都认为秦始皇姓嬴,可那位老师援引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呀,《史记》上说秦始皇‘姓赵氏’,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请您过几天给我个答复。”我答应了。
我答复说:上古时代,姓氏有区别。姓为族号,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的符号,为姓的支系。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第一编《浑朴时代》第六节《名姓氏族之辨》上说:“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而别种族也;氏者犹家,所以表家门也。故一姓分为数十百氏。”姓始于母系制时代,形成之后比较稳定;氏始于父系时代,常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情况比较复杂。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中说:“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这段话道出了氏的主要来源。氏与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然而,“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顾炎武语)。古人很早就懂得“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通志·氏族略序》记载古代的婚俗:“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大约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混称。至今说起姓氏,专指姓,而姓与氏已无区别。顾炎武在《日知录·氏族》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太史公”,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司马迁谈到秦始皇的姓氏,有三个:
第一个姓嬴,见于《史记·秦本纪》。司马迁引用周孝王的话,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接着,司马迁又说:“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叙述了秦的世系,包括秦始皇、二世和子婴之后,总结说:“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第二个姓赵,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第三个姓吕,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唐司马贞《索隐》:“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
综上所述,说秦始皇姓嬴,是论其总根;说秦始皇姓赵,是指其支系;说秦始皇姓吕,是讲其实质。这三种说法都出自太史公,都有充分根据,都是对的,不能说哪个是错误的。
但是,这三个姓用在秦始皇身上,以嬴姓最普遍。前面已引过中外史学名家的著作,它们在谈到秦始皇时都用“嬴”这个姓。就是在我国古代,称秦始皇姓嬴的也是比较多。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诗》开头便是“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他在《咏荆轲》中说:“燕丹善养土,志在报强嬴。”正是因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提到秦始皇多称他为赢姓,所以《辞海》对“秦始皇”词条的解释是:“即嬴政……”,并不说秦始皇是“赵政”或“吕政”。另外,《辞海》还收有“赢秦”一词,并解释说:“即指古代秦国或秦朝,因秦乃嬴姓,故名。”诗人陈高在《感兴》诗中写道:“商君佐嬴秦,变法开田畴。”相反,“赵秦”或“吕秦”在《辞海》中并没有。采用最普遍、最流行的说法,是教科书编写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普及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样。
关于历史学的论文: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 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 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 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 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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