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研究论文
魏源研究论文
自己写了一个,应够150字了,凑合用吧,隋唐应该是初一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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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之殇
历史上沦为暴虐之名的,上有始皇帝嬴政,下有隋炀帝杨广。而纵观历史,掩卷长思,这两位无一不是天纵英才,在历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秦统一中国,历二世而亡。炀帝广在位14年,征战不休,终于让大隋分崩离析。但正因如此,继秦之后,而有汉之盛。继隋之后,亦有唐之盛。
可以说,汉唐,都是在秦隋的基础上扶摇直上。今人独以为汉唐之盛名,而不名秦隋之功,是为过也。
修通运河,至今遗泽后人。
而开创科举,虽为后人诟病,但一定程度是最先进招贤揽才之手段。
而开发西域更是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
这些,无一不是炀帝杨广的赫赫功劳。
但杨广的征伐无度,造成民不聊生。而终于造成隋朝大厦的倾颓。唐太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其所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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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800字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地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总之,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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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奕欣、李鸿章等洋务派和冯桂芬、王韬等洋务运动的思想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处于危亡之中;主张借西法以自强,工商立国、中体西用这些建构起了洋务派的救亡思想,对于冲破传统观念,推进救亡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起了不可抹煞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落后性与保守性。
[关键词]借法自强;工商立国;中体西用;救亡思想
两次鸦片战争创深痛巨,对民族危机有更深认识的洋务派及思想家,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中国面临危局,不甘屈辱,但又看到了中国贫弱尚无力与强敌抗衡,因而必须忍辱负重刻意内部建设,开始思索如何救亡? 实干家奕欣、李鸿章等则提出了“自强”以消弭外人侵略的方针。洋务运动首先在自强的口号下开展起来。
一、必须借西法以自强
魏源“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1](P2)的劝告为洋务派提供了前驱思想,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的制器之法远胜于中国,从而走上了借西法以自强的道路。
1860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因不请洋人为技师,所造之船行速甚慢。洋务派总结教训,开始比较西法与中法。1863年,监察御史陈廷经上奏:“惟念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其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4](P13)他建议设造船厂、火器局。
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等已经兴办,洋务派有了学习西法的实践经验,而英人赫德向清廷呈递《局外旁观论》一书,建议中国“借法自强”。清朝廷视《局外旁观论》为“挟制中国”之书,但接过了“借法自强”的口号,军机大臣密寄曾、左、李地方督抚进行讨论。特别强调:“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4](P15)
1872年,闽、宁、津局次第兴办,“借法自强”的方针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周家楣奏请在练兵、制器、设厂、筹饷等方面借用西法,总理衙门再令地方督抚讨论。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代表了时人的普遍看法。
关于练兵,李鸿章建议陆军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各海口仿照洋式修筑沙土炮台。
关于制器,李鸿章详尽地比较了英、俄、德、法、美的枪、炮、子弹、水雷之优劣,建议仿造其最先进的武器,因仿造用费巨大,他特别建议“中土用洋法自开煤铁等矿。”[4](P45)
关于造船,李鸿章最为重视,认为闽局自造之船,小而易破,费饷亦多,建议购买外国铁甲大船,派出华匠兵士去外国学习造船方法和驾驶操练之法。
关于筹饷,李鸿章强调开采煤铁等矿以生利。在开办矿业的方法上,“一切仿西法行之;”[4](P50)在集资方法上,“或由官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4](P50)
关于用人,李鸿章看到旧官吏皆由章句弓马科举而来,所以“文武兼资,素习风涛驾驶轮船操法者,实不易得耳。”[4](P52)因而建议“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4](P53),请求“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4](P53)
在洋务运动的后期,借法自强的内容更为广泛。造船、制炮、练兵、采煤、铸钱、织布、筹饷、抽水、育才等等都仿西法。
二、中国必须尽快工商立国
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使中国人以农立国的观念根深蒂固。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使原已十分拮据的财政更为艰难,洋务运动因经费不足举步维艰,筹款裕饷使李鸿章等洋务派大伤脑筋,不得不在田赋、人丁、厘金、关税等传统收税项目外另寻出路。也就在谋求税收新路中,洋务派逐渐形成了工商立国的观念。
1875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开采五金煤油等矿,仿西法“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4](P50)产生了兴办工商业以增加税源的思想。继之,郭嵩焘上《条议海防事宜》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其用。”[4](P133)不久,薛福成上《应诏陈言》,指出求富是自强之本,“夫欲筹御外之规,必先操裕财之本”,而裕财必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4](P158)这些认识已经有了工商立国观的雏形。
1878年,监察御史李璠上奏,谈工商与国力的关系,“明之中叶,葡萄牙商务最盛,国亦最强,英国起而夺之,称雄海外二三百年,葡则式微甚矣,”“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4](P167)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侵华的目的是通商以谋求经济利益,是“商战”。“商战”对华危害极大,“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性,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4](P165)正是“商战”,才使中国民贫财困。对付商战,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都软弱无力,只有采取经济手段,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 [4](P166),“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4](P167)如此就会“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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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西学思想论略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
英雄和爱国者,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历史上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
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
严,而且与清王朝长期奉行的盲目排外、
闭关锁国政策不同,以务实的态度和作风
开了了解西方情况、学习西方知识,并将
之付诸行动的先河。
林则徐与“民主”政治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
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
《四洲志》之编著。《四洲志》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当时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概况,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治制度、财政
经济、军制武备、对外关系、科技文艺、宗教
信仰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许多新知新
闻。这部书对于当时的中国,犹如一股清新
的“民主”空气吹进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
政治的堡垒,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为辛亥革
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
扬“民主”大旗制造了舆论。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
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
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
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
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
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
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
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
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
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
“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
(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
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
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
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①
《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
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
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
“律好司”,下院译为“甘文好司”,原来就
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
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
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
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
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
充。
然而,魏源的补充并未超越林则徐的
《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
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
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
挥。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
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
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
度。②
作为“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
运作———议会思想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
的民主进程,由此,才有了清廷之派遣五
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
考求实施的技术,至此中国进入了紧锣密
鼓的实行时期。
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进入中国,这
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当
时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
传统有功名的绅士,如冯桂芬、王韬等;
一类是政府官员,如林则徐、魏源等;一
类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麦都思等。林
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中
国官员。
林则徐与“论用兵”
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对西方军事、
科技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便成为林则徐重
点关注的内容。从《澳门月报》第四辑“论
用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论用
兵”收集了广东、福建的一些海战材料,林
则徐根据从澳门翻译的书报中对这些海战的评论“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
枭徒及渔船蛋户”,③又了解到英舰害怕我
用火攻,这进一步发展了林则徐“民心可
用”的思想,因此,在反侵略战争中,他招
募渔民、蛋户编成水勇,并采用火船出其
不意进攻敌人,且屡获胜仗,大大增强了
其抵抗侵略的决心和信心。
通过对西方军事情况的了解,林则徐
认识到英国在军事方面的优越与先进,为
了学习英军的“船坚炮利”,他还从澳门购
买了军事技术资料,组织摘译了有关欧式
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训练军队学习
使用欧式大炮,并在广东防务中应用。为
了改变中国的军事落后状态,林则徐通过
澳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船炮,譬如,他
从澳门“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
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
务使利于远攻”,④这些铜铁大炮被用以装
配虎门炮台和广东水师船只。外国的帆舰
无法引进,他便通过美国商人购买商船
“甘米力治号”,将其改建为兵船,船上共
装有34门英制大炮。林则徐曾试图与水师
提督关天培合作,以这条船为模型来推行
水师的近代化,这可说是近代中国洋务运
动的最早萌芽。
战争规律告诉我们:知己知彼首先是
战争实践的要求。19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
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控制中国
这个广大市场,对华肆逆称兵已是迟早之
事。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通过接触外界认
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志气叙事”。开始
为即将到来的鸦片战争作准备,是在“林则
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
书”,“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
渔船蛋户”。正是通过对对方的了解,林则
徐不仅看到了中国水师的腐败和人民力量
的伟大,也看到了英敌的怯懦,从而相信
“民心可用”,继而招募渔民、蛋户丁壮
5000人,变为水勇,日夜操练,成为后来抵
抗英军的强大的战斗力。
除调查研究英敌动态外,他们组织专
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
志》和《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政治经
济、地理位置和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民对
外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林则徐认
识到英距中国“历海程七万里”,从而在广
州严密设防,“以逸待劳、以守为战”,使英
舰逡巡海上而不敢冒犯广州,被困于海
面。尽管鸦片战争中我方处于防御地位,
但是林则徐在了解敌情的基础上却充分
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即使被撤职后,他也不忘对地方的研
究。1841年4月14日林则徐应邀筹议战守
时,仍高兴地呈上了一份长达2000余字的
防御粤省计划,计划中对对方进行了这种
阐述:“周密探报敌情,捉拿汉奸,英军行
动‘朝夕变迁’,并非一致,必须派遣妥干
人员,或轮流改装分路确探,或在澳门暗
中坐探。”这再次展示了林则徐对敌方研
究的高度重视。
林则徐与“新闻纸”
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之后,
西方国家人士就不断地移居澳门,使澳门
逐渐成为西方商人的立足点、鸦片贩子的
贩毒中心以及外国侵略者(尤其是英国)
的情报收集站和给养基地。正因此,大
量的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和各种信息也
随之带进澳门,这也带动了澳门新闻出
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新闻纸”也就应运
而生。
澳门汇聚大量西方文化和信息,成为
林则徐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由于清王朝
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文化上则实行
愚昧的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背离“经书”
的“邪说”、“异端”存在,禁书之严为历代
所罕有,阅读“夷书”更属大逆不道。因而,
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知识等很难进入中
国内地。而澳门由于已成为西方人的居留
地,无形中成了中国唯一能够接触西方
事物、获得西方信息的地方。在澳门,不
仅有各种西方书籍传入,而且西方人还办
有各种报刊,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
报》(这两种报纸原在广州办,1839年5月
移至澳门)和《新加坡自由报》等,这几种
报纸被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此外还有
《澳门杂录》、《中国丛报》等。这些报刊的
主要内容涉及外国人对有关时事政策的
反应、报道和评述等,而这正是林则徐
在禁烟活动和反侵略斗争中需要的。因
此,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将澳门作为其
了解外部世界的首选之地。用林则徐自
己的话说:“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
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又有夷人刊印之
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
将广东事情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情传
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
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
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
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
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⑤从
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组织翻
译了澳门的外国报刊和书籍,金安清在
《林文忠公传》中说:“公独设间得其新闻
纸,及外洋记载,通以重译,能中其窥
要,而洋人旦夕所为,纤悉必获闻,西
酋骇为神助。”⑥可见澳门独具的西方知识
与文化信息汇集的条件,正好为林则徐等
有识之士了解西方、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
方便之门。
林则徐作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能
够冲破保守势力的藩篱,努力探求西方新
知,向西方学习,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
时或多或少地延缓了中国被英国殖民地
化的进程,同时为中国文明与开放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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