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研究论文

年谱研究论文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泛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

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

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 百年；张说；研究；述评

Abstract： Zhang Yue is a famous literati and statesman at the turn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bases on the material of literature from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Zhang Y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fe ＆ official position， thought， poetry， essay ＆ legend， etc。

Key words： 100——years； Zhang Yue； researches； review

“开元宗臣”张说在初盛唐转变之交，“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然而对张说的研究，却跟张说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极不相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才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专著仅见《张说年谱》［2］，研究论文有大约六十篇。本文将全面梳理百年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主要成就与不足，展望张说研究可供拓展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意义与地位述评

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是20世纪对张说进行专文评说的开山之作，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3］惜此后嗣响寥寥。近二十五年，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渐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张说在初盛唐之交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勾勒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的理想艺术风格［4］。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将张说置于文化史中予以观照，认为盛唐诗的繁荣除了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因素外，张说及张九龄标举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并提拔众多杰出诗人，以其宰辅地位的权威性力量，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走向，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一环［5］。邓小军《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指出，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把唐诗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6］。这些新见的提出，对于确认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很有推动意义。

概而言之，对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的认识整体上尚有不少值得审视和开拓之处，研究相对薄弱，视野较为狭窄。对张说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评价，乔象钟《唐代文学史》涉及张说生平、文学业绩以及诗文、传奇、版本，认为其是“盛唐文学的开路人”［7］，是当下文学史对其评说最为详尽的。其他对张说立有专章的文学史还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9］、聂石樵《唐代文学史》［10］、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11］等，而更多文学史则对张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不重视其文学史地位。在张说在初唐渐盛文学的转型意义未被学界正式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 *** 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张说不仅与僧人交往甚密，还参与译经，深受空观和定慧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禅学思想促使张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尚天然、素而不饰的观点，对其创作由初唐渐入盛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1］。总体来说，在唐代“三教调和”的背景下，对张说儒释道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其思想的主导性和偏向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对张说三教思想的融合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问题、道家思想的表现与在文学创作中的印记等问题还重视不足，仍需要做更深入地考察。

文艺思想方面，作为盛唐气象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张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表现的各种艺术，其文艺思想对于初盛唐文风的转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杨洁琛比较完整概括了张说的文艺思想，其《“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认为张说兼备功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风雅”、“吟咏性情”，再加上对“风骨”、“滋味”、“文采”、“声律”更为具体的要求，构成张说传统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22］。尽管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文艺思想已有一些总结，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以对张说在初唐渐盛过程中之于文学的意义予以确认，在更为总体的把握和综合的考察中，横向比较其与同时代的有突出创见的文艺理论提出者如陈子昂、苏珽等的异同，有助于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在初唐向盛唐文学转变中，唐初史学家、四杰、陈子昂等已经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准备，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风尚和创作队伍。要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学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张说来承担的。张说以四杰、陈子昂的诗歌、散文理论为基础，综合诗歌发展的方向和主张，提携后进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改变了个人孤军奋战变革文风的局面，转向形成团体创作的兴盛繁荣，以共同的审美风尚带动诗风的转变，推动了当时诗潮向盛唐转变的进程，这应该是将来张说思想研究的方向。

诗歌研究

闻一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张说的第一人，他把张说的诗介于初盛唐之间，张说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并认为他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对唐诗的影响重大［23］。但此后便无嗣音，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张说多作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谈不上对张说诗歌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对张说诗歌研究多维度次第展开。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将张说的诗歌艺术创作置于唐诗史的大背景中，认为其诗歌创作实践以时代性主题为基点和核心，其多样化表现特点是时代各种艺术范式和类型的融汇，提到其对诗境的构造是对新的艺术理想和境界的标举和倡立［24］；杜晓勤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指出张说在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全面的准备［25］。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诗歌的研究涉及到风格、境界、气象、韵味、体裁等诸方面，张说诗体现魏晋与齐梁诗风的结合的倾向，是初唐跨入盛唐的新起点的标志之一，其诗歌创作在题材深化、构思方式、文体类型、表现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这些认识是非常可喜的。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张说诗歌发展脉络、诗风的多样性、诗学渊源及影响、时代性主题的表现力度、应制诗的价值估量等则几无学者触及，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题材方面，学界对张说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山水诗的关注相对较多，如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原因之一便是张说的正确引导，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而张说更大的贡献在于其以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诗歌发展的方向［26］，概括张说在山水诗的发展上所做的努力。张说贬谪岳州，诗风为之一变，人谓得江山之助，关注者相对较多，这对于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但对于其山水诗承前启后的意义似乎未能形成共识，而对张说其它地域如京洛、蜀道、荆州、岭南等诗作则未加深究。张说其他诸如送别诗、边塞诗、感怀诗、咏史诗、感怀诗等题材，都没能引起学界重视，对张说诗歌艺术如体裁、格律、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也是亟待填补的空白。目前所见极少部分涉及到地域、音乐等题材的研究论文是对张说诗歌进行多面阐释的尝试，丰富了研究的畛域，但是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少有创获，这也许是将来张说诗歌题材研究突破的重点，而张说诗歌对于后代诗人诗作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散文、骈文及传奇研究

张说存文二百五十余篇，但对其文章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是散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单调，一方面也在于对张说文价值认识的不足。初唐时骈文大行于世，张说将部分表奏改为骈散夹杂，在应用文转向散文化的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如王太阁《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认为张说开一代散文之新风，文章体式上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气格情调则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之气，文法技巧开创以传记手法撰写碑志［27］，颇有建设性，然而对此的探讨却显得异常单薄。而对于张说散文“大手笔”的认识则相对深入一些，如肖瑞峰《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从时代特征着眼，以张说的礼乐雅颂和碑文墓志两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散文特点是创作手法多样，体式骈散兼行，气势雄浑，肯定了张说在文体革新过程中最早大量创作“笔”类应用文的重要作用［28］。张说的碑志久负文名，他力图摆脱传统碑文虚假和程式化的弊病，以创作手法之新、章法结构之变开创了碑志文创作的新局面，但费解的是，学者很少对这块肥沃的土地勤加开垦，几无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对张说文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整体把握，往往未能深入，少有研究者通过作品的细读来把握张说的创作心态，多凭一、两篇作品的阅读印象遽下结论，往往采用简单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缺乏对其散文与韵文创作真正深入的剖析。张说在唐代文章史的发展中具有转折作用，研究其文整体的创作情况，探讨其骈散相间、运散于骈的艺术创造，以及其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大手笔的气格，对确定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传奇研究是张说研究中的新领域。早在五十年代，王运熙就提出张说可能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一说，认为其可能填补盛唐无传奇的空白［29］，但臆测大于坐实。对张说传奇进行考论后面还有一些视野有所开阔的研究成果，然而囿于文献的匮乏，对于张说是否撰有传奇，撰有哪些传奇，学界尚未统一认识，这限制了张说传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版本与系年考证

作品系年与考证方面，陈祖言《张说年谱》和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0］对张说的大部分作品予以系年，据理考证、精细梳理，不可不读，但其中仍有一些遗漏舛误之处；朱玉麒在整理《张说之文集》过程中检讨张说诗文重出、误收的几类原因，并对重出于他人名下的张说作品二十八篇、误收于张说名下的他人作品二十四篇进行了辨识，很见功力［31］。版本方面，万曼对《张说之集》的版本介绍详尽可信，颇有发明之功［32］；朱玉麒研究宋本《张说之文集》的流传，对宋刻本的著录与影宋本的发现作了介绍［33］，材料详赡，考辨精细，较有参考价值。

既是初唐渐盛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兼为唐代诗文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之一，张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特长建功立业，展现盛唐蓬勃慷慨的精神风貌，但是张说研究整体上来说仍然相对冷落，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通行的唐诗分期研究法，忽略了过渡阶段的作家作品；其二，研究多以印象式的批评为主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张说文学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其三，张说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坚分子，本身会受到历史阶级主义者的批判，而力倡封禅，则被认为助长了玄宗骄奢淫逸的执政作风。可喜的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整理，新时期张说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涵盖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韵文创作、传奇创作、文化政策的制定及其文化活动、文士提携、对盛唐文坛的影响等诸方面。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谬漏之处，研究领域狭窄，热点过于集中在其政治地位、山水诗等，研究往往失之总体性、厚重感，尚不足与张说在文学史的地位相匹配，还有很多空白亟待填补（如，仍无学术专著以及点校本、注释本面世）。加之学界对张说的研究向来关注不足，且言其一端，各自为阵，没有出现以张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目前很难扭转张说在文学研究史上地位不高的现实，这是十分遗憾的。学界呼唤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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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中有无作者观点

年谱中无作者观点。年谱撰写者对谱主的事迹、作品和思想自然需要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年谱就是谱主的编年体纪事的传记，要求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有贯穿谱主一生的连贯性以及涵盖其一生社会活动的广延性。
年谱也不能随意掺杂编纂者的主观感想，或是大段抒情如私人信件和札记等。一部严谨的年谱应是在编年中融合纪传的叙事手法，并从行状、墓志铭、谱牒、年表、传记等体裁中引录文献材料，借鉴组织方法，如章学诚所说，“年谱者，一人之史也”。好的年谱是内容丰富、文体多样的传记，一种具有中国文史特色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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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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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毛概结业论文范文2000字(2)

　　大学毛概论文2000字范文字篇三：《毛泽东学习思想探究》
　　【摘要】重视学习、不断加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因善于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而避免和克服了各种危机。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问题，其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指导我们的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学习思想;学习问题; 学习方法 ;意义

　　什么是学习呢?其实，孔夫子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道出了学习的本质。学习是一个探索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不停地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把学习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活动也开展地如火如荼，“学习”正在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和使用的一个高频率词汇。

　　一、毛泽东学习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从小爱读书爱学习，在其一生的诸多论著中，阐述了不少关于学习的真知灼见。最近拜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学习和时局》等文章，感触颇深。这些文章使我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不仅在革命的军事理论方面思想深刻、认识深远，而且在学习方面也有着深刻辩证的开拓精神和总结性的思想认识。由此引发了我对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研究兴趣。

　　所谓学习思想，是指人们对学习的本质、学习观念、 学习态度 、学习原则、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思想体系。关于毛泽东学习思想的含义，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为学界所公认的概念。我认为，毛泽东学习思想是在广泛吸收了中国 传统文化 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综合探索，总结、继承和发展了许多治学经验和优秀成果，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革命为中心和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习思想体系。在《论语》中，孔子主张学、问、思、习、行相结合，而毛泽东同志对学习思想的论述也相当广泛，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

　　毛泽东同志一生博览群书，从古代的传统文学到近现代文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惊人不已。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学问家。

　　毛泽东同志爱学习，但认为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特别重视学习方法。他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做 读书笔记 ，读完一本书后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迹，有的是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做出的标记，有的是对书中某一观点得出的自己的见解，而且遇到好书要反反复复地读好几遍，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学习要活学活用，不能刻板教条、死记硬背。毛泽东同志说，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是讲义之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毛泽东就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一直秉持严谨的学习态度，他认为学习要踏踏实实、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不能投机取巧、半途而废、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象的说：“有一副 对子 ，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是说我们学习要脚踏实地，不能徒有虚名。他认为：“知识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到做到，到晚年一直坚持学习，即使自己不能读书了，还坚持让人给他读报纸，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向我们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毛泽东同志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都有着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的学习毅力和求知精神，令我们钦佩，这对于知道我们的学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我们的学习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经济建设大潮和文化多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学习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学风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

　　(一)学习目的不明确

　　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知识，应补什么知识，不加选择地、毫无目标的拿来便学;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单纯的为了学习理论而学习;有些人学习不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利用学到的知识技能谋取利益、危害人民。

　　(二)学习方法不得当

　　往往只注重理论的学习，学而不思，不会学以致用;不注重与实践相结合，不注重调查现状、研究历史，不会结合实际进行灵活运用，不会指导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停滞不前，不敢大胆创新;不注重知识的积累，容易一知半解，做不到持之以恒、举一反三。

　　(三)学习态度还不够端正

　　把学习看作是一种负担，看作武装自己语言、装点自己门面的需要，学习往往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失去了学习本来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四)学习氛围不浓厚，缺乏良好的学习风气

　　学习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往往是三分钟热度，想学了就多学一点，不想学了就把学习抛之脑后，做不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学习中往往囫囵吞枣，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学习的灵气和灵感，缺乏钻研到底的决心。

　　(五)一味地崇洋媚外，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不学老祖宗几千年积淀下来优秀文化，只读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影视作品，过西方的节日，有的就只会忙于网络，走所谓的时尚。

　　三、我们应该如何学习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无论是科学地总结经验还是顺利地推进又好又快的发展，抑或建立学习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都需要认真地加强学习。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发掘其深远的学理和科学的方法，对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我们必须通过“有的放矢”的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方法，才能适应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富于新活力。具体来说，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我个人认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树立长远的奋斗目标，有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才能激发自己学习的动力。在学习中，要像毛泽东一样善于思考和质疑，有目标、有计划，不懂就问或反复阅读从而达到理解和消化知识的目的。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在飞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我们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就必须把学习从单纯的求知变为生活的方式，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二)在学习方法上要坚持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课堂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要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在学习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拓宽创新领域，切实解决学习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毛泽东学习的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知识也是同等重要的。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但反过来又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因此只有把书本知识融汇到社会实践中去，同时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己的知识，多读、多想、多写、多问，增强自学能力，发挥学习的自主性，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这种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和有所发明。才能提高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三)要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

　　要使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是个人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成功、成就、升迁等原因的85%是因为我们的态度，而仅有15%是由于我们的专门技术。要把学习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学习不能与生活割裂，只有把学习与日常工作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彻底摒弃懈怠之心、功利之念，真正把学习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学习才能自觉，才会恒久，才会有生命力。

　　(四)要建立良好的学习机构、体制和 教育 制度

　　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习惯成自然。并且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有“钻劲”和“挤劲”，不能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五)要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其继承与发展，对西方文化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西方文化渗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总之，我们一定要摆脱考试性被动的学习模式，要主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读书学习，寻找最前沿的一流的知识，并通过一些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边学边做，为解决实际问题去读书学习。我们应明确学习中最重要的不是死记硬背某些知识，而是要深入理解和认识，学习只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关键是要抓住理论的精髓，活学活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去，实现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和推动作用，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去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境界，孜孜以求、苦学不倦，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在学习中陶冶情操、开阔胸襟、提高修养。我们要时常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学识、眼界、能力等方面的不适应保持警醒，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重视学习、热爱学习，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中补“钙”、健“脑”、充“电”，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人类若不懂学习，不会学习，一切都无从谈起。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有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学习是人的一种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创造人人奋发学习的氛围，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精华，做到全民学习，人人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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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革委会教革组，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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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何汉霞，毛泽东学习观的方法论解读[J]，沈阳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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