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论毕业论文

数论毕业论文

数论方面譬如黄正华，这个似乎比较简单，很多人就选这个
计算数学还有邹秀芬，林川，选题像微分方程啊

毕业论文方向选择

信息方向，可以去遍软件
数学史方面，可以吹牛

毕业论文老师看不懂怎麼办？会不会给个低分？

正常如果是学术上的问题，他们身为专业人士不懂得话更能证明你这个论文的水平之高，因为他们专业搞这个的都不懂，凭什么给你低分呢？ 还有你要证明你写的东西确实是这方面的东西，不能离开他们给你的题目的内容等等，如果真是这个方面的东西他们不懂，他们不敢给你低分，不然到哪都可以说理。除非你想要低调，那么你就弄个庸俗点的东西，得过且过吧

柯召的人物生平

1910年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平民家里。父亲柯伯存在当地一家小布铺中当店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境窘迫，勉强度日。柯召5岁时，父亲即教他认字，训教甚严。1921年，柯召11岁，本已可升中学，因年幼，父亲便让他在家乡读了一年私塾，从此打下了良好的古汉文基础。1922年，入杭州安定中学读书，1926年毕业。同年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26—1928年　就读于厦门大学预科。1928—1930年　就读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28年，升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学满两年后，他希望转学到师资力量更强的清华大学。为筹学费，他去教了一年中学。1930—1931年　任浙江海门东山中学教员。1931—1933年　就读于清华大学算学系，获学士学位。1931年，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算学系。当时，在系里任教的有熊庆来、孙光远、杨武之、胡坤升等，和柯召一起听课的有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吴大任等。华罗庚是系里的职员，陈省身和吴大任是研究生，柯召和许宝騄是本科生。后来，这五人都成了著名的数学家。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的清华大学淘汰率极高，在同届中能顺利毕业的仅有他和许宝騄两人。1935年，柯召先生公费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莫德尔（Mordell）。那时的曼彻斯特大学聚集了一批国际数论新秀，柯召先生与爱尔特希、德范波特、马勒等同学，常常切磋学术，研讨问题，相处十分融洽。在这个求学的黄金时期，他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会报》等著名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柯召先生共发表了近百篇卓有创见的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2年8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柯召被称为中国“近代数论和组合论的创始人之一”、“二次型研究的开拓者”、“一代数学宗师”。 1933年，柯召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的清华大学淘汰率极高，他们那一届毕业时仅剩他和许宝騄二人，都是在三年级转学来的。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中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研究的学者，柯召和华罗庚都受他指导，师生情谊很深。课余时间，柯召常去老师家中下围棋。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当时还年幼，常站在一旁观棋。1933年，柯召应姜立夫的聘请，去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只有他一个助教，任务很重，他工作孜孜不倦，做得十分出色。1933—1935年　任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1935—1937年　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获博士学位。1935年，他考上了中英庚款的公费留学生，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在导师L．J．莫德尔（Mordell）的指导下研究二次型，在表二次型为线性型平方和的问题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应邀在伦敦数学会作报告，受到当代著名数学家G．H．哈代（Hardy）的好评。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伦敦数学会的讲台。1937年，由哈代和莫德尔主考，柯召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工作一年，指导一位英国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在英国3年，柯召学习刻苦、工作勤奋，为他毕生从事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8年为止，才华横溢的柯召，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杂志》、《伦敦数学会会报》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极为出色的论文，除了包括二次型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工作外，还包括了中国最早的代数数论和数的几何方面的研究成果。1937—1938年　在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指导研究生。当时（1936年—1938年），在曼彻斯特大学聚集了一批数论新秀，他们当中除柯召外，还有P．爱尔特希（Erdos）、H．达文波特（Davenport）、K．马勒（Mahler）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了国际上的著名数学家。柯召与爱尔特希在曼彻斯特大学期间合写了3篇重要论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2年后，爱尔特希在《四川大学学报》为庆祝柯召80寿辰出版的专辑上发表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和柯召在英国同窗的美好日子。1938年夏，柯召不顾老师莫德尔的再三挽留，满怀报国之心，毅然回到正受日本侵略军蹂躏的祖国。他和留英的李华宗都来到了成都，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讲授代数和几何方面的课程。翌年夏，他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这时（1939年），为躲避日本侵略军的空袭，四川大学由成都迁往峨嵋。尽管抗战大后方条件极为艰苦，他仍坚持教书育人，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与李华宗合作，进行了矩阵代数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他主持数学系之后，很注意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除课堂教学外，定期举办全系的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大学校史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38—1942年在峨嵋期间，数学系每周设专题研究课，召集全系师生作集体研究，各人阐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共同讨论，这种专题研究十分吸引人……它造就了一批在数学上锐进不已的人材。”他和李华宗合作的论文，以及和他的学生朱福祖合作的二次型方面的论文，都是这个专题研究课的产物。1946年，柯召应聘到重庆大学数学系任教授。那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员生活非常清苦，柯召仍孜孜不倦从事教学工作，精心讲授“群论”、“数论”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培养出陈重穆等优秀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柯召继续在重庆大学任教。1946年8月，柯召来到重庆大学数理系任教授，并担任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在这里，他高兴地见到了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胡坤升。胡坤升1933年回国后，应熊庆来之邀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作专任讲师，那时柯召、陈省身、吴大任等都是学生，他们与这位年青的老师相处很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胡坤升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作数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中大迁回南京，胡坤升不愿离开四川，便留下来到重大做教授。1947年，胡坤升出任数学系主任。重大数学系的教授中,何鲁、段调元、郭坚白和谢昌璃是与熊庆来、姜立夫同时代的数学家。他们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为开创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局面贡献甚大。在他们的辛勤经营下，重大数学系已初具规模。但他们面临的状态类似柯召刚到川大数学系时的情形，即教学上已具一定水平，但科研却难以开展。柯召和胡坤升都是科研上很有成绩的教授，正可发挥他们的长处。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与数理系的教师队伍颇多交叉，并不分开。只不过前者侧重于研究，后者侧重于教学而已。柯召主要从事代数和数论方面的研究，讲授近似代数，线性代数，群论，数论，矩阵论等课程。胡坤升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变分学，讲授的课程主要是分析系统的，包括函数论、变分学、微分方程等。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导师有柯召和胡坤升，招收过一届研究生。在重大生活的七年之间，柯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他们之中有重大数理学院，计算机学院教授李平渊、陈庭槐等，原西南师范大学校长陈重穆，还有在西师教代数的张昌铨教授。李平渊和陈庭槐是柯召的研究生，陈重穆在柯召指导下完成了数论方面的毕业论文，从此他致力与代数方面的研究，成为研究有限群的专家。据李平渊教授回忆：“柯召教授有两个最突出的教学特色：一是他始终走在科学前沿，不管什么时候，一直采用着最新的书籍，不断保持着先进性；第二就是他讲课从来不备课他非常熟悉，绝大多数时候不会有问题。”李平渊认为：“这是最能显示他的教学水平的。讲课若遇到问题，便当堂研究，这样学生便可很清晰地看到他的研究思路，了解他的研究状态。知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将自己的研究精神传达给更多的人。”，“柯召和胡坤升两位教授对重大的数理专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时，胡坤升曾帮助他在中央大学时的同事周雪鸥把家眷安顿在自己的家乡乐山。1947年冬，周雪鸥从美国学习归来，准备把家属接到南京去。在胡坤升的邀请下，周雪鸥于次年8月来到重大。周雪鸥很健谈，语言生动，长于表达，教学效果特别好。他的到来，对提高重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柯召、胡坤升和周雪鸥的私交甚笃。他们的性格各有特色，而两两之间又有很多共同之处。柯召和胡坤升都酷爱专业，随时随地都能非常投入地钻研问题。柯召和周雪鸥性格活跃，兴趣也很广泛。胡坤升则性格沉静，不多言语，加之视力极差，常喜静坐冥思。工作之余，柯召和周雪鸥爱好围棋和桥牌，他们二人对局时，胡坤升常常在旁边静观，三人各有各的乐趣。即使是娱乐，他们也喜欢钻研个明白。柯召的研究生李平渊教授说：“生活中的柯召教授特别喜欢打桥牌与下围棋，而且他们打桥牌都有专业教材，只要遇到问题，就会研究个透彻。平时的生活中只要遇到感兴趣的小问题，他就会用数学的思想去想个明白，这种研究精神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1950年，柯召开始担任重大副教务长。这年，他经友人谢立惠介绍加入了九三学社。1952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逐渐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与行政工作都多起来了。新中国诞生初期，重庆大学的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何鲁任主任，谢立惠、金锡如任副主任。下设机构之一是教务处，金锡如任处长，柯召和王继强（重大工学院教授）任副处长。那时（1950年），教务处的规模甚小，一个大办公室、几张桌椅板凳而已，没有几个工作人员。工作虽然不多，但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柯召曾把自己家的客厅开辟为制作考卷的场地。学校里最多的还是政治运动。柯召在重大经历了思想改造、三反运动等，倒没有受到什么冲击。195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柯召翻译的《线性代数基础》，原作者是马力茨夫。1953年，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重庆大学理学院撤消，并入四川大学，柯召等数学系和物理系的大部分师生迁入四川大学。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任教。在40余年间，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材，在科研上硕果累累。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了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几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养一批高水平的人材，等等。1955年，他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在线性型的最大不可表数的问题上，作了不少工作。同时，他在二次型方面继续发表了一些优秀论文。特别在60年代，他在不定方程方面，得到一系列极为出色的结果。在组合数学方面，与爱尔特希、T．拉多（Radó）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他主张科研工作要持之以恒，不能停顿，他说，“研究工作不怕慢，只怕站”。他长期参加并指导有多名中青年教师参加的数论讨论班，鼓励大家敢于向难度大的问题挑战。他用袁枚的一首诗来表达他对科学研究的深切体会：“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他说：“对科学研究确有此种境界，肯下功夫，总会有收获，灵感之来源于刻苦，能灵活运用，可以得出很好的结果。”1961年，柯召先生与匈牙利数学家爱尔特希、英国数学家拉多在组合论方面得出有限集组的相交定理，这就是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大大推动了极值集论的发展。正如弗兰克尔(Frankl)和格拉厄姆(Gra-ham)所指出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是组合数学中一个主要结果，这个定理开辟了极值集论迅速发展的道路。”1962年，柯召终于以精湛的方法解决了卡特兰猜想的二次情形，并获一系列重要成果，被世界数学界誉为“柯氏定理”，它所运用的方法被称为“柯召方法”，被应用于在不定方程研究中。1977年法国数学家特尔加尼亚(Terjanian)运用柯召方法证明了偶指数费马大定理第一情形成立，国际数学界对柯召方法的精妙惊讶不已。1972—1973年，他不辞辛苦地同一些中青年教师一道，到四川的沪州、广元、峨嵋、成都等地去推广优选法，举办讲座。1974－1975年，他亲自编写了国内第一部组合论讲义，作为部队学员培训班的教材。他支持他的学生魏万迪从事组合数学的研究，支持孙琦、郑德勋等开展快速数论变换的研究，使得四川大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好成绩。80年代初，他又积极带领四川大学数论组的教师从事国防应用数学的研究，开拓数论应用的新领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4年，他被自行车撞伤，为此卧床近2个月，而那份组合论讲义就是养伤期间在病榻上完成的。在年过八旬后，他仍经常花大量时间审阅稿件和做评论论文的工作，关心数论的发展。1990年4月，《四川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庆祝柯召80寿辰出版了专辑，共发表了献给柯召80寿辰的论文38篇，包括爱尔特希、格雷厄姆、R．蒂德曼（Tijdeman），以及王元、陈景润、万哲先、潘承洞等一批国内外著名数学家撰写的优秀论文，充分表明他在数学界享有的崇高声誉。他的学术成就和品格，得到了人们的敬重。1990年4月12日，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举行了庆祝柯召80寿辰暨执教60年大会，有数百人出席，大会收到全国各地贺电、贺信上百件，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他几十年来所走过的成功和艰难的道路，颂扬他为发展祖国的数学事业所做的无私奉献。2002年11月8日，为祖国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柯召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为什么中国老一辈数学家们基本上都是学数论的？

楼主是学数学的吧，能不能认识一下，以后有机会向你请教。以下是复制的。
中国数论研究的历史最早是从什么开始的？在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开始研究数论问题了。他的老师杨武之就是研究数论问题的。华罗庚是中国学派——这个数论研究团队的领军人物，除了他自己的三角和估计与《堆垒素数论》等重要贡献外，华罗庚还对中国数论研究的方向与具体问题以及长期研究的后备人才的培养等均做出了重要的部署。同时他组织一批年轻的数学家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这个世界难题，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国近代数论的研究是由杨武之开始的。他在192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师从狄克逊（L.E. Dickson）。他曾经证明了，“每个正整数都是由九个形如（x-1)x(x+1)/6的非负整数之和”，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数论的结果。
1929年杨武之受聘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执教。1931年华罗庚来清华大学数学系先任图书管理员、后任助理员，边工作，边学习。系里的华罗庚与柯召对数论比较感兴趣，杨武之就指导他们进行数论研究。1936年，华罗庚与柯召去英国，分别进入了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师从哈代()与莫德尔（l)研究数论。华罗庚在去英国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当时的主流数论，即哈代-李特伍德-拉马努金圆法与维诺格拉朵夫指数与估计方法方面的工作，这使他掌握了数论的制高点，所以他的数论工作，无论是在广度与深度上，在中国都是最为突出的，他的数论工作在解析数论中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同时也受到国际同行的尊敬。另外华罗庚广招学生，撰写“数论导引”等入门书，所以在中国的数论发展中，他起到了领军的作用。解放后，华罗庚、闵嗣鹤在这一研究上奠定了基础。华罗庚到剑桥大学世界数论研究中心学习进修1936年，在著名数学家维纳推荐下华罗庚以访问学者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那里有著名解析数论专家哈代，还有其他的数论专家。他在剑桥大学听了许多课，参加讨论班，得到著名学家哈代等人的指导。而华罗庚的刻苦努力以及取得的发表的文章也得到大家的赞许与认可。40年代他本人在美国作过不少杰出的数论工作。他终于登上了数学研究的世界舞台。在云南联大开设初等数论的课程华先生很重视做学问需要有“看家工夫”。所谓看家工夫指的是作科研时必不可少的最基本而有用的本事。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华罗庚在青年时期阅读兰道（）的《数论教程》三大卷时候，共作了6大本笔记，可见他下的功夫之深。而这本《数论教程》使他获得了从事数学研究的分析功底。据华罗庚的学生徐利志回忆，1940年华罗庚在云南联大开设过“初等数论”的课，他选修了这门课。华先生讲课姿态很灵活，喜欢在黑板前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他在黑板上写字不多，只写出那些最必要的算式，而很注重讲问题的来龙去脉和论证思想，有时也穿插讲点小故事。所以听他讲课我感到是一种愉快的享受。1941年华罗庚完成了数论巨著《堆垒素数论》1941年，华罗庚曾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维诺格拉多夫立即以电报回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因此，这本书最早是1947年以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出版的。中国数学界对华罗庚的专著给予崇高的评价。而当时的教育部几乎无人能够评审此书。老一辈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炎热，曾在重庆的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阅稿时不时地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他爱不释手，居然亲笔将《堆垒素数论》抄了一遍，何氏的手抄本曾存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图书馆中，不幸在“文革”劫难中散失。华罗庚的《推垒素数论》荣获教育部的一等奖。据报载，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曾讲授过他的《堆垒素数论》，开始慕名而来的学生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一天天减少，减到4个，一星期后，只剩下2个，即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闵嗣鹤和钟开莱。教室里只剩下师徒三人，因昆明天天空袭不绝，华罗庚干脆把教室搬到华家附近，租屋而居，进行讲授。华氏的这本书实在是太深了。1946年华罗庚接受了访问苏联的邀请，在这几个月里，他与维诺格拉朵一起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们对三角和方法的发展改变了解析数论的中心主题。1946年，华罗庚赴美国访问，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搞研究并讲授数论，1948年转入依利诺大学，也对维诺格拉朵的中值公式做了重要的简化、改进与应用。1952年组织“数论”与“哥德巴赫猜想”两个讨论班1953年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组成立后，华罗庚亲自组织并领导了两个讨论班，一个是“数论导引”，一个是“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每周一次，这两个讨论班一直坚持到了1956年。虽然数学研究所成立时还没有图书馆，但是华罗庚从美国带回不会少书，杂志与单印本，数学所的人可以去自由借阅，只要在他办公室的小本上签个名就行了。这对数论组的人来说就更占便宜了。因为华罗庚的大部分书是跟数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特别他有一个《解析数论》未发表的部分手稿，其中赛尔贝格的方法和素数定理初等证明的最新成果等。当时能够读到这些东西，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相当早的。 按照华罗庚计划与安排，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分为四个单元来进行：1、史尼尔曼密率，曼恩定理与赛尔贝格方法。2、布伦筛法、布赫夕踏布方法。3、林尼克大筛法，瑞尼定理。4、素变数的三角和的估计方法、西革尔定理、维诺格拉朵三素数定理。华罗庚计划在讨论班进行完了之后，将这四个方面的材料写成综合性论文，在数学所的数学进展上发表。那时在世界上的数论著作中，还只有包含了这四个方面成就的某些著作，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颇吸引人的计划。 讨论班是由一个人主讲，华罗庚等则不停地提问题，务必使得每一个点都完全弄清楚为止。华罗庚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搞法，常常使主讲人讲不下去，长时间在讲台上思考，这叫做“挂黑板”。有些报告材料往往在讨论班上就得到了简化，所以讨论班进行得很慢，但参加者得益很大。这是培养人才的好形式。既可以集思广益，又可以活跃学术空气。当时，他经常参加讨论班，经常不断地提出问题和疑点，把大家的思想推向一个更为积极、活跃的境界。 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的计划并没有完成，只进行了一、二、四单元，就因“反右斗争”的到来而中断了。华罗庚选择“哥德巴赫猜想”作为数论组讨论班的主题是很有眼光的。十几年后，华罗庚回忆他的这个决定时仍然流露出满意的神情。他说：“我不是要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成果来，我的着眼点是哥德巴赫猜想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主题来学习，将可以学到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的方法。”，他说“ 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他还指出：“你们弄懂了解析数论，再学一点代数数论，就可以将解析数论的结果推广到代数数域上去。关于代数数论，除了《数论导引》的第十六章外，再学两条定理，狄里赫雷定理与戴德金定理就可以边学习边工作了。”华罗庚教授组织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难题，是非常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它也带动解析数论的研究，不仅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同时在国内也培养中国的数论研究人才。之后这个讨论班的三个成员都在数论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1954年开始，闵嗣鹤在北大开设了“数论专门化”，共有四个学生。他开这门数论课，指导他们做毕业论文，引导他们从事解析数论的研究。闵嗣鹤鼓励他的学生多与数学所的数论组的人交流，多向华罗庚学习。数学所数论组的年青人也常向闵嗣鹤老师请教，彼此间的关系很密切。北大数论专门化的学生潘成洞、尹文霖与邵品琮也来数学所参加过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 1957年，华罗庚的《数论导引》出版，书中包括了不少未发表的结果及关于三角和、丢番图方程、模变换及华林与他利问题的基本材料。后来华罗庚发现了陈景润，并将其调入数学所。陈景润经过多年的努力，最后终于证明了1+2，取得了世界上关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成果。 吴文俊曾说过：“陈景润同志本来是一个无名小卒，华罗庚同志知道了他的某些工作，就把他引到数学所来。在数学所这样一个环境里，在华罗庚先生亲自指导之下，陈景润同志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谓哥德巴赫猜想（1+2）的证明。这出现于1965年。我相信如果当年陈景润同志没有被华罗庚同志引到数学所来，他的成长奇迹是不可能的。1962年华罗庚科大开设数论与代数专业培养后备人才华罗庚的学生冯克勤教授回忆说，1962年华罗庚想在我们年级开设数论与代数专业，由于我从中学就喜欢数论，就报了名，于是包括我在内的15位学生从四年级起进入该专业，由华罗庚亲自讲授“典型群”，王元讲“数论导引”，万哲先和曾肯成讲“抽象代数”，吴方讲解析数论，这集中了当时国内最强大的数论和代数教师阵营。大学五年级，吴方指导我作了一篇论文，内容是把当时陈景润关于圆内整点问题余项估计的最新成果作到椭圆上去，这是我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华罗庚1963年来科大任副校长，并把他在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带到科大，连王元的关系也临时转到科大，准备以科大为基地集中力量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他给我的任务是学习代数数论，这是20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做教授的一个数论研究领域，回国后，组织了解析数论的队伍，但由于种种原因，代数数论的研究未能充分开展。此外，华罗庚和王元这时也正把数论用于积分近似计算，其中也用到代数数论工具，所以他这时希望在科大的三届共十一位研究生中有人能研究代数数论。这是一个用代数方法研究数论的一门学问，很合我的胃口。中国的数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3年，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著名论文发表后，潘承洞又开始了解析数学论研究。这一时期工作的代表性论文是“一个新的均值定理及其应用”。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并证明了一类新的素数分布的均值定理，给出了这一定理对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许多著名数论问题的重要应用。1979年7月，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国际解析数论会议上，潘承洞应邀以此作了一小时的报告，受到华罗庚和与会者的高度评价。1982年，潘承洞发表了论文“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新尝试”，提出了与已有研究截然不同的方法，对哥德巴赫猜想作了有益的探索。在1988到1990年间，华罗庚与潘承彪以“小区间上的素变数三角和估计”为题发表了三篇论文，提出了用纯分析方法估计小区间上的素变数三角和，第一次严格地证明了小区间上的三素数定理，这是他对论文“堆垒素数论的一些新结果”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华罗庚与他的学生在数论方面的工作展示中国数学家在数论方面具有的很高的水平与才华，被世界数学界称为“以华为首的中国学派”，这是中国数学家研究团体在世界数学发展的过程中第一次得到的肯定与赞扬。而这个结果是数学家们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获得的。华罗庚系统地研究了华林问题——哥德巴赫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懂得堆垒素数论的圆法与维诺格拉朵夫的两个指数和估计方法的人还很少。华罗庚撰写的专著《堆垒素数论》，包含了数论领域所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华罗庚用一个很优美的方法证明了一般三角和定理。这本书不仅结果是当时最新的，而且写得十分通俗易懂，除了西革尔关于 L- 函数的实零点估计外，所有定理都给出了证明，所以该书是自给自足的，是一本很好的数论专著。就像哈贝斯坦在悼念华罗庚时说的：“几代数论学家都从华罗庚的至今仍有影响的1947年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中学到了圆法的知识。”华罗庚在1958年改进与简化了维诺格拉朵夫关于魏尔（）和的估计，华罗庚关于华林问题研究成果与“华氏不等式”等都是数论十分重要的成果，被很多人引用。华罗庚的学生王元在1956年先证明了（3+4），在1957年又证明了（3+3），（2+3）。1962年潘承洞证明了（1+5），之后潘承洞与王元又合作证明了（1+4）。1966年，陈景润运用庞比尼中值公式，非常出色地证明了（1+2）。中国数学家在探索哥德巴赫猜想过程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最后谁能摘下这个明珠，攻克这个世界难题，会不会是中国人？这些仍旧还是未知的谜，等待有人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