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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ys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r,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ter)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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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目录
1.文献综述
2.提纲
3.中文摘要、关键词
4.英文摘要、关键词
5.正文
6.参考文献
7.总结与体会
8.谢辞
9.附录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论文主标题
文献综述
大理学院文学院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 学号:×××
指导教师:××× (职称)
前言
主要说明写作的目的,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一、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二、说明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三、综述问题的历史、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四、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说明争论焦点的焦点所在。五、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
主题
主要综述材料来源,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比较、评述各种观点的异同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反映作者的见解。
主题部分的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但在逻辑上要合理。行文结构上,可以进行纵向综述,如按年代顺序对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进行综述;也可进行横向综述,如按文献与论文主题的关系由主而次进行综述,或将不同的问题进行分类综述,或将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还可进行纵横比较综述。总之,综述的目的在于了解某一专题的研究历史,分析当前研究现状,提出展望性意见。
总结
对全文主题进行概括,重点评议,提出结论,得出自己的见解。要说清前人研究的不足,衬托出做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句段涉及论题)梁启超著.国之美及其历史[M].方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2] (专著涉及论题)隋树森.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5年3月第1版.
[3] (章节涉及论题)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第212-213页.
[4] (论文涉及论题)张如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J].徐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5-38页.
年××月××日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主标题(应简短、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一般不宜超过30个汉字字符。)
提纲(小二号,楷体,加粗,居中)
前言(四号,黑体,居中)
正文(四号,黑体,居中)
分标题一 四号,黑体
1.1 小四,宋体
1.1.1 小四,宋体
1.1.2 小四,宋体
……
分标题二 四号,黑体
2.1 小四,宋体
2.1.1 小四,宋体
2.1.2 小四,宋体
……
分标题三 四号,黑体
3.1 小四,宋体
3.1.1 小四,宋体
3.1.2 小四,宋体
……
结论(四号,黑体,居中)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主标题
大理学院文学院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 学号:
【摘要】(中文)概括课题的内容、方法和观点,以及取得的成果和结论,300字以内为宜。内容摘要的写作要求可以概括为“全、精、简、实、活”。
【关键词】(中文)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摘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5个词汇作为关键词。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主标题(英文:小二,Times New Roman,居中)
Sun Lichun, Student No. 2004107074,
Specia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lass:2,Grade:2004,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ali University
(说明:以上为小四,Times New Roman,居中)
【Abstract】(英文)以250个实词为宜。
【Key words】(英文)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主标题
大理学院文学院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 学号:
前言
说明选题的缘由,国内外对本课题已有的研究情况的评述,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采用的手段及方法,成果和意义的概述。
正文
课题的提出,理论论证,以及对结果的讨论等。
结论
所得结果与已有结果的比较,课题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见解与建议。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参考文献
反映毕业论文(设计)的取材来源、材料的广博程度和材料的可靠程度。也是向读者提供的一份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学生查阅的文献原则上不少于15篇。
行文中在引用的地方标号(一般以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编号以方括号括起,放在右上角,如[1]),然后在全文末单设“参考文献”一节,按标号顺序顶格一一说明文献出处。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总结与体会
学生要对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通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对知识的综合运用、新知识的学习、解决问题和进行科学研究所受到的基本训练和能力培养的感受。对走向工作岗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说明:“总结与体会”不少于1500字。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谢辞
以简短的文字对课题与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直接给予帮助的人员(如指导教师、答辩及评阅教师、提供资料的单位及个人、同学等)表示自己的谢意。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附录
1、文献综述: 份
2、手写提纲: 份
3、历次修改稿: 份
4、调查资料: 份
5、一些有参考价值、但不宜放在正文中的内容: 份
(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
范文
自然崇拜: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
张强
【专题名称】宗教
【专 题 号】B9
【复印期号】2003年04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3年03期第50~56页
【作者简介】张强,1956年生,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内容提要】 在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中,拜物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因子。在万物有灵向自然崇拜过渡的叙事话语中,其叙述语言一方面接近了自然崇拜的所指和能指,另一方面又通过神话语言把追究自然的话语蕴含在初民的价值观中。神化自然和将自然人格化为崇拜自然提供了先决条件。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前提,万物有灵是从图腾崇拜到自然崇拜的中介语言。自然崇拜对图腾崇拜中心话语的取消主要表现在张扬万物有灵的“元语言”方面,其“元语言”由深层浮向表层,使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中心话语在接近自然崇拜——权力话语时成为可能。
【关 键 词】自然崇拜/人与自然/对话/语境
一
在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中,神话具有特殊的意义。黑格尔认为:“从客体或对象方面来看,艺术的起源与宗教的联系最密切。最早的艺术作品都属于神话一类。在宗教里呈现于人类意识的是绝对,尽管这绝对是按照它的最抽象最贫乏的意义来了解的。这种绝对最初展现为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中人隐约窥见绝对,于是就用自然事物的形式来把绝对变成可以观照的。这种企图就是最早的艺术起源。”(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页。)茅盾在给神话下定义时说:“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注: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42页。)宗教与神话的不可分割性使神话成为了人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最有意义的话语。
关注神话,将神话与宗教拧结在一起几乎成了研究者们的共识,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曾将神话包容在宗教观念之中,针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恩格斯指出:“他们已经给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神话在起源上与宗教的同步性,有时使人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这种情况的存在恰好说明了神话语言的深层闪烁着自然崇拜的文化因子,它对宗教信仰之语义的启迪则规范着人与自然对话时的语境。
这一语境的出现是历史的因然,当它把人与自然的对话锁定在关注自然的方向时,这时它又以信仰的形式培养着人的宗教情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5页。)黑格尔也指出:“只有艺术(指神话)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页。)也就是说,神话的自然本色是以自然崇拜为内在的语言结构,这种语言结构经过显现,则成为了初民们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最有意义的话语。
当自然崇拜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宗教与神话的互渗不但使它们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它把人置于自然力(异己的力量)支配之下。这虽然是神话无可奈何的选择,但神话对宗教的依存却壮大了自己。从万物有灵到萌生自然神的观念,从关注自然神(敷衍自然神的故事)到确认支配神,从确认支配神到确证一元至上神,从确证一元至上神再到人神合一,创造出英雄神的神话,神话语言的发展与壮大是与原始宗教息息相关的。进而言之,这是一个多语的时代,也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年代,想象和幻想的空间不但为人提供着丰富的语言词汇,传达着想说的意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力的加强也在不断地提高着人类认知自然的质量。
在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中,拜物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因子。当人类刚刚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的时候,主体意识的难以确证往往使他们把自己视为自然的附属物。然而,正因为人有了拜物的意念,神话才有了酝酿和发生的语言土壤。迷信神灵的突出表现是关心自然超过对自身的关心,由此而萌生的宗教情感则使人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情状。在宗教情感的作用下,人在宇宙万物面前的无知虽然使他们难以自信并丧失自我,然而透过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话语,却又可以看到人驾驭自然、追求心灵自由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一追求虽说是不自觉的,但它却表达了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企图。
拜物培养了人的宗教情感和中心话语,其话语对自然的神灵化大体上有两个指向,一是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神话语言,以神话追究自然,与自然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对话;一是以神灵信仰为原点,在阐释自然的过程中留下自然的烙印。在这中间,由拜物培养起来的宗教情感则起到提示和规范对话语境的作用。随着这种话语形式的加深,人与自然的对话也就不再停留在同一语言层面和水平上了。特别是人对自然因果关系的发现,则使人产生了整合和梳理神话语言的历史要求。
自然崇拜的核心是拜物,拜物作为人类的第一个情结(complex),当它以敬畏的方式打量和揣测自然时,遂产生了想说的意念,随着这种心理机制由深层转移到表层,人对自然的读解则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细绎其话语发生的语境,我以为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个语境是以万物有灵的“元语言”(metalanguage)追究自然(注:所谓元语言(metalanguage),按照语言学家的阐释,是指“用来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被观察的语言或目的语[Object language])的语言或一套符号,如用来解释另一个词或外语教学中的本族语”。参见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这里借用“元语言”一词来谈论万物有灵的意义,是指它在神话的话语系统中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即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发现自然崇拜中的原型,进而以此来考察自然神在自然崇拜的话语系统中的意义。)。万物有灵以想象和幻想的方式神化了自然或自然力,作为原始思维的成果,它不但是人类神秘自然的起点,同时也是启迪神话——普遍语言的重要语境;第二个语境是自然神的观念,在稳定神灵信仰的前提下,自然神的观念不但描绘着神化的自然或自然力,而且以特定的话语梳理着自然神的故事,随着自然神故事的不断发现和拓展,这一语境也就变得丰富起来了;第三个语境是祭神理念的形成,通过祭祀、举行祭祀仪式和选择祭祀的场所,祭祀不但培养着人的宗教情感,而且还将人崇拜自然的语言行为加以规范化,并把人神(本质是自然)沟通的途径以程式化的语言固定下来。
这三个语境的拧结便极大地丰富了人与自然对话时的语言,而这种语境的丰富便生成了以自然崇拜为特质的权力话语系统。在这一权力话语的系统中,自然神观念的出现是其关键。何星亮指出:“自然神观念是自然崇拜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元素,其他文化元素都是在自然神观念的基础上衍生的。任何一种自然崇拜,都是先有神的观念,然后才会产生祭祀仪式、祭祀场所、偶像、禁忌等。”(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页。)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语境,才创造出人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特殊氛围,才使人在自然的状态中展示追究自然的才能和见识。
二
自然崇拜昭示着人对自然及生命的无限遐思,在万物有灵向自然崇拜过渡的叙事话语中,叙述语言对自然崇拜的接近,一方面触摸到自然崇拜的所指和能指,另一方面又通过神话语言把追究自然的话语蕴含在初民的价值观念中。如果要追溯这一话语的源头的话,则应该说是万物有灵的“元语言”在起根本性的作用。
“元语言”是培养自然崇拜权力话语的基本语境,当“元语言”承担起人的“多语”要求时,其叙述对自然崇拜这一权力话语的接近,一方面造就了自然故事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则使人与自然的对话走向了单一。因为图腾崇拜对自然神的超越,是把某一自然物或自然力的崇拜转换为与自然对话时的中心话语。而对中心话语的寻找,则使人表现出“失语”的特征。也就是说,受认知能力和阐释能力的限制,初民们对自然的追究不再以泛灵为集体表象,而是叙述为对某一类自然物或自然力特别依赖的情感话语。这一情感语言反映到人与自然对话的方面,则是建立起图腾崇拜的中心话语机制。美国民俗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在鄂吉布瓦方言中,有‘图腾’一词——实际上往往读作‘多丹’——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例如,狼的图形便是狼氏族的图腾。”(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纯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62页。)泰勒亦认为,灵魂不但可以“继续存在和生活在死后的人的肉体上”,而且还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注:〔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这种情况的存在,在原始人那里便产生了体外寄魂的思想行为。今天所能见到的体外寄魂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人的灵魂可以分别寄居于动植物、自然物(如日月星辰)以及人造物(如刀斧、房舍)之中。这一提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乃至马昌仪指出:“灵魂寄存于体外,可说是无处不在。大至日月山川、猛兽凶禽,小至蛇虫鼠蚁、针头线脑,处处都是灵魂寄居之所在。大致说来,不外乎动植物、自然物、人造物几种。”(注:马昌仪:《中国灵魂信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186页。)万物有灵是培养体外寄魂语汇的温床,经过生成转换,初民们在寄魂物体的基础上便产生图腾崇拜的要求。图腾崇拜对万物有灵的阐释是特别地关注某一自然物,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使万物有灵的“元语言”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叙述原则,另一方面图腾崇拜的中心话语又把一般的叙述还原到个别。从表现上看,图腾崇拜只是对万物有灵的回复,但它所显示出来的轨迹恰好说明了图腾崇拜的中心话语来源于万物有灵的“元语言”,即它所表达的语言和追究的语义依旧集中在人与自然对话的方面,也就是说,图腾崇拜的话语虽然依旧可以包容在万物有灵的“元语言”中,但其话语实现的途径却离不开体外寄魂这一基本语汇。
原始思维是以集体表象为特征的,神化自然和将自然人格化为导向崇拜自然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在这一环节中,图腾崇拜对自然崇拜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人类以联系的观点对待自然万物时,在神话语言中便出现了支配与被支配的语汇,大神从众神中的提升,一方面标志着人类对自然有了深入的理解语言,另一方面它也向人提出了建立有序的自然世界的语言要求。在这一基础上,与某一氏族成员发生密切联系的自然物或自然力便成了氏族格外关注的对象,乃至氏族成员认为这一自然物或自然力与氏族有着特别的关系。如在羌族中流传着这样的图腾神话:羌人被相邻的部落打败后,逃到了岷江的上游。在这里,他们碰上了身材奇伟的葛人,葛人纵目大嘴,齿若马鬃,拖有尾巴,他们一再地袭扰羌人,使羌人民不聊生。这时,羌人的首领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神灵告诉他说:用白石投击葛人,葛人就会死去。于是,羌人的男女老少一起去寻找白石,用白石攻击葛人,终于战胜了葛人。(注:马春文:《羌人的白石崇拜》,《民族文化》1985年第3期。)白石在紧要的关头保护了羌人,因此,羌人把它视为自己的保护神,进而确认它与氏族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种图腾神话的表达便成了人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新话语。图腾是氏族具有标志性的族徽(原始氏族的本质是家族),由于这样的缘故,氏族成员往往把它画在自己的居住地以及使用的器物上,或者是自己的服饰以及身体上,进而以虔诚的态度祈求它保佑自己及整个氏族的平安。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图腾与氏族成员所发生的亲近关系,实际上也在勾勒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中心话语。与自然神观念相比,图腾的意义,是以更加肯定的口吻确定和培养氏族成员的宗教情感。就是说,图腾作为氏族成员的集体信仰,其鲜明的特征是,图腾在氏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不但左右着氏族的命运,而且还起着保护氏族全体成员的作用。
对“西方宗教题材绘画的认识”的论文怎么写?
油画发展初期的历史条件奠定了古典油画的写实倾向。15世纪的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出于 对宗教的批判,有着关注社会现实的积极要求,许多著名画家为逐渐摆脱单一的以基督教经典为题材的创作,开始对当时生活中的人物、风景、物品进行观察和直接描绘,使宗教题材的作品含带明显的现实世俗因素,有的画家完全描绘现实生活的实景。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继承了希腊、罗马的艺术观念,即不仅注重作品要描述某一事件或事实,还要揭示出事件或事实的前因后果,于是形成了注重构思典型情节和塑造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与此同时,画家还分别探索解剖学、透视学在绘画中的运用、画面明暗分布的作用等,形成了造型的科学原理。人体解剖学的运用使绘画中的人物造型有了如同真实般准确的比例、形体、结构关系;焦点透视法的建立使绘画通过构图形成幻觉的深度空间,画中的景物与现实中定向的瞬间视觉感受相同;明暗法使画中的物象统一在一个主要光源发出的光线下,形成由近及远的清晰层次。人文主义的艺术主题与追求写实的造型观念在其他画种中所以不能完善,是因为工具材料的限制,而油画工具材料性能正适于将二者充分体现出来。因而,古典油画成为经长期制作的、高度写实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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