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研究论文

顾诚研究论文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

　　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

　　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

　　《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

　　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

　　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

　　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

　　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

　　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对顾城之死的国内外研究

给你几个论文题目

顾城之死与女儿国的破灭 （邓晓芒
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
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
童心的复归——顾城之死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诗人顾城之死
也谈“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之死与“不无自我”
顾城的死与人格缺陷

顾城之死的文化解析
本文试图从诗人对童话乌托邦世界的迷恋和皈依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放逐、迷失消亡，对情爱世界的欲望偏执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嗜血性发展，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焦虑和绝望三个维度梳理、解析顾城自杀...
杨丹丹 《求索》2008年 第8期相关文献

幻像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弃城
《英儿》成书未及出版,随即传来顾城杀妻自杀的惊世传言,社会各界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惊异声、感叹声、唏嘘声淹没了事件。有评论者以道德尺度界定事件,顾城自私自利、为所欲为,《英儿》的全部内容
章学珍 《小说评论》2007年 第S1期相关文献

微笑而痛苦的灵魂——顾城诗作中的死亡意识
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九十年代初的杀妻自缢事件对整个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坛因此众说纷纭，其死亡原因也因此成了一个神秘而难解的谜。本文正是从不同侧面在诗人逝去十余年后试着客观公正...
任岩岩 《中华现代教育》2007年 第9期相关文献

从女性观到死亡观——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
分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不同的女性观——对女性的占有或对女性的崇拜，以及与这女性观休戚相关的死亡观。顾城的一生是追求“自我”的一生，川端的一生是追求美的一生。所以，...
高华 王蕊 《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

误读乎？真人乎？——对顾城死因的浅析及思考
顾城在观念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读，导致其错误地想在现实中完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结果只是理想的破灭，狂狷与自私交织而成的变态人生观使他走上极端。
张瑜 《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

死亡的寓言
从1989年3月26日海子的卧轨自杀开始，经过骆一禾的“革命性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直至顾城的杀妻自缢，诗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已经砰然发动。当我着手收编有关顾城的文本时，诗人自杀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
朱大可 张灵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4年 第12期相关文献

顾城的死亡意识
对顾城诗歌意象的解读显示：回归自然和女儿国是顾城理想王国的最高境界，在理想的追逐与破灭中，又对死亡有着独特的预测性体验，最后漂泊无依的顾城渴望家并终于回归了“家”。
许艳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3期相关文献

顾诚的其它

陈梧桐《顾诚印象》得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顾诚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发时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后，我和王春瑜先生约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医三院看他。没想到当天中午接到电话，说顾诚先生已在十一点零五分去世，我们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见一面的机会，心情极为沉痛。我认识顾诚先生，缘起于1981年西安召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听他发言，声音低沉平稳，不急不慢，像个老学究，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会下交谈，觉得他书读的多，学识渊博，而又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值得信赖。返京后，开始同他来往。当时我正研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则研究明末的农民战争，涉及到明朝的一头一尾，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接触慢慢就多了起来，彼此互相熟悉，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顾诚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学精神。正如他所说的：“在学术问题上要取得真正的进展，需要经过研究者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任何学者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刻苦”二字。但顾诚先生的治学，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长年累月、异乎寻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谈起，说自己年轻时，白天经常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去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啃个自带的干馒头充饥，直到闭馆才回家。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从未停止。寒冬腊月，有时朔风怒吼，雪花飞舞，握着车把的双手冻麻木了，就到街边商店里的火炉边烤烤。去的次数多了，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人员都认识他。到了晚上，他则在灯下整理抄回来的资料，或者撰写论著。干着干着就忘了钟点，常常是到了后半夜，周围的宿舍都早已灭灯，他才就寝。由于长期白天黑夜连轴转，脑子高度亢奋，很早就落下个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人睡，后来则要待到东方发白才能入眠，而且还得服用安眠药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钟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系里知道顾诚先生的这种习惯，把他的课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来上，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开夜车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开到十二点或一、二点，长年累月地通宵开夜车，谁也受不了。记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学参加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顾诚先生同住一屋。第一个晚上我还能陪他聊到夜里四点，第二个晚上我只能陪他聊到夜里二点，第三个晚上聊到十二点我就睡着了，但他仍然在灯下看书，直到四点才熄灯就寝。顾诚先生治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学风极其严谨，富有朴学精神。不论研究什么课题，顾诚先生都力求将有关的资料搜集齐全，做到“竭泽而渔”，没有遗漏。他不仅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还利用各种机会到外地去搜寻资料，其足迹遍及于大江南北。为撰写《明末农民战争史》，他仅方志就查阅了近千部。他撰写的《南明史》，仅引用书目就达到579种，查阅而未征引的书目则是此数的几倍。所引之书，有不少是谢国桢先生《晚明史籍考》列为“未见之书”或未加记载，系由顾诚先生首先发现并首次征引的史籍。我几次拜访顾诚先生，在他书房见到桌子上摆着几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纸，他告诉我那都是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摘抄下来的资料。他不用卡片抄资料，说卡片抄不了几个字，而是用稿纸抄，一张稿纸不够就再加一张二张，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资料。想想看，这几大摞一尺多高的资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论著不仅资料丰富、扎实，真正做到“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且每每有新发掘的资料，和基于这些新资料而提出的新见解。 但是，顾诚先生决不是个文抄公，他的论著也决不是资料长编。顾诚先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特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他并不满足于“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志在创新和突破，力求解开一个个历史谜团，探明历史事实之真相，阐述社会发展之规律。因此，他对搜集到的资料，都下功夫逐一进行认真的审核、辨析和考证，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以此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顾诚先生的笔下，许多史籍记载的讹误得到了订正，许多前人不曾解开的谜团被解开，许多流行的观点被否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条确凿可靠的资料，清晰明朗的历史发展线索，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也就因此，顾诚先生的许多论著成为学术精品的典范，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荣获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耗费十余年功夫的呕心沥血之作《南明史》，更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顾诚先生的史识和史才令人钦羡，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顾诚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专心治史，任凭商品大潮如何冲击，坐冷板凳的决心从不动摇。自从1981年我到他家拜访起，二十多年来他都住在校内那套只有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里。那套住宅没有门厅，只有三间房子，其中一间小屋仅有六平方米，两间稍大点的各有十几平方米。他的书房是一间稍大点的房子，里面除了摆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张短沙发之外，就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靠墙的书柜和书架塞满了书，就连床上挨着墙边的地方法也摆了不少书。顾诚先生曾告诉我，说学校曾分给他校内一处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处旧房，四壁斑驳，门窗破烂，要搬过去，得先花几万元进行装修；他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作罢。后来学校又分给他校外一处宽畅的新房子，但考虑到那里离学校较，一旦搬过去，就无法泡学校的图书馆，他还是放弃了。由于顾诚先生学识渊博，享有盛誉，海内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他去讲学。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习惯特殊为由婉言谢绝，继续埋头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顾诚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钟爱的史学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别无所求。他这种清苦自持、安贫乐道、与书为伴、专心治史的精神，在当前人欲横流、风气浮躁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显得难能可贵。顾诚先生颇为重视史德。招收研究生，开门第一课，就是教学生坐冷板凳的功夫，于纯洁学风多所致意。他一直强调，做学问是一件苦事，非甘于寂寞，肯下苦功者不能为。他言传身教，常云自己过去经常出入图书馆，中午带一馒头充饥，直至闭馆收书才回家。冬天寒冷，骑自行车双手常被冻得麻木，为了不影响看书，就到附近商店的火炉烤火取暖。他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博士、硕士研究生，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在《南明史》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顾诚先生曾发表过《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谈明代的卫籍》、《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四篇重要论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和耕地面积、人口数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曾对我谈起，他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和南明史的过程中，曾从大量史籍、档案特别是地方志中，搜集到许多有关明代卫所的资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的问题。而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正史和政书的记载却又含混不清，引起许多人的误解。有关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积和人口数字，学术界之所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皆与此有关。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他的四篇论文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准备先听听学术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后，将集中精力再写一部专著，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长年累月的刻苦钻研，损害了顾诚先生的健康。他仅得中寿便与世长辞，未能实现完成第三部大作的愿望，实在令人痛感惋惜 。原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9期，页48-50。

如何评价顾诚先生的《南明史》？

《南明史》，顾先生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逻辑性再次发挥到了一个高度，同时摆脱很多在写《农战史》时的时代限制。对很多一直以来已经定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拨乱反正。譬如为马士英正名，通过时人诗文、地方志、疏奏，考据出他是抗清失败被俘后牺牲的，对黄宗羲等人在这一问题的曲笔以及某些问题上的懦弱，进行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