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代论文

研究唐代论文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　　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　　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　释：　　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关于唐朝发展与衰亡小论文

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中兴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

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驾崩。第九子李治即位，年号永徽，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依然执行唐太宗的“治国之道”，故唐永徽年间仍有贞观遗风。高宗于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在此之后武则天开始临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后为武则天废，另立四子李旦，庙号睿宗。天授元年九月，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宣告“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称帝，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在位期间，将唐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曾亲撰《兆人本业记》农书，为唐代物质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但持政末期，她宠信佞臣，深为大臣不满;神龙元年，由宰相狄仁杰等发动的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改元神龙。从而结束了唯一女皇统治中国的历史。

中宗李显庸懦无能，致使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弄权，李旦之子李隆基击败了韦后集团而即皇帝位，改元开元，是为唐玄宗。玄宗是唐代继李世民之后又一位开明国君。开元年间，玄宗对政权做了重大调整：分全国为十五道，改革官制和兵制，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改革税制，兴修水利，使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至此，中国在世界同时代的国家中已成为鼎盛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唐朝前期（自建立至开元年间），出现了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几代开明君主。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承前启后促进了唐朝的发展。在政治上，唐朝沿袭了隋制，并逐步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代替前朝的“三师”和“三公”，加强了皇帝的统治力量。同时，更加完备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它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另外，为了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将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使土蕃与大唐关系进一步密切。此外，在我国历史上闻名遐尔的“丝绸之路”也成为当时中原对外发展的重要通道，对改善对外关系与相互间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没有内忧外患，唐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贞观至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前期的人文艺术更是发展迅速。诗、书、画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涌现。其中包括“初唐四杰”、“田园山水派”的代表王维（699-759年）；“边塞派”诗人岑参（715-770年）以及素有“诗仙”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李白（707-762年）等等。此外，还有今人熟知的“画圣”吴道子，李思训，大音乐家李龟年，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

唐朝自太祖李渊建立以来一直蓬勃发展，到开元年间，唐朝已进入了全盛时代。但随着玄宗日益殆于政事，盛唐开始走向衰亡。公元742年，玄宗改元天宝，并先后任命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重用蕃将安禄山等人，兵权旁落，终于导致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十五年攻占唐都长安。玄宗撤至四川成都，而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七月李亨到灵武之后，即位称帝，改元至德，尊玄宗为太上皇，是为肃宗。自天宝十四年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安史之乱"方为平息。前后历经七年零两个月，这次叛乱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并直接导致了后世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在全国各地，蕃镇节度使掌有地方政权与大部分兵权，也大都成为世袭制，不受唐王朝的统治。故而，晚唐的政权主要以平息叛乱为主，而无暇顾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加之安史之乱的原因，使唐朝的国力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李唐王朝因此再未恢复往日的盛世景象。肃宗（756-762年在位）及其之后的代宗（762-780年在位）、德宗（780-805年）等皆昏庸无能，宠信奸臣，疏远贤良，致使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恶化，吐蕃、回鹘等外族不断对唐帝国构成威胁，此时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重重。公元八零六年，宪宗（806-821年在位）刘纯即位，在朝臣的帮助下，夺回了由藩镇割据的淮西等地，暂时使唐朝恢复统一。但宪宗自认有功，专断独行，宠信宦官，最终为宦官所害；之后，宦官的地位甚至与皇帝不相上下，成为了唐帝国的真正掌权者。

唐宪宗死于公元八二八年二月，次年，穆宗即位。自穆宗后，唐皇多信服食长生药，在以后的十代皇帝中，仅因服食丹药而死的就有三人，更加速了李唐王朝的灭亡速度。直至公元八七四年，黄巢、王仙芝等人起兵反对唐朝，其中有些坚持了十数年之久，沉重的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自此，唐朝被封锁在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小圈子里，唐帝国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公元九零七年，曾为黄巢部下后归降唐朝的梁王朱全忠，逼迫唐哀帝退位，自己代唐称帝，建立了梁王朝，至此李唐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现实。

唐朝历二十二代，前后共二百八十九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一直到现在，一些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