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族刑的论文范文

论族刑的论文范文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 "。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故九族之说恐非一一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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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连九族是哪九族? zt

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故"族"者,即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恤刑原则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源,实在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法律中那些独具特色的制度或现象,无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理论依据,这种依据也是传统精神的共同准则,由此而获得权威性,并以文化的作用方式影响和规束法律。
然而,就族刑而论,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族刑问题上,经典之中有明显对立的观点。椐《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这一野蛮刑罚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纣,竟赫然为两位后世所追仰效法的"圣王"--夏启和商汤。这实在是一个令后世儒子们感到尴尬的事情,并由此导致他们在注疏中或干脆否认,或妄断"圣王" 之语不过是"迫胁"而已,并非会付诸实施(参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孔颖达疏》)。作为经典,《尚书》的这些简短记述给后世的统治者肆无忘惮地滥施族刑提供了理论上的口实。但同是儒家经典,《孟子·梁惠王下》却提出了"罪人不孥"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的。而"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这句有名的口号更表现了古代哲王的思想立场。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况曾对族刑进行过声讨。荀子视"以族论罪"为"乱世"之举,可谓大胆尖锐之论。且荀子的看法并非曲高和寡,在西汉时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学术正统的"贤良文学"曾以经典为依据,对族刑提出了大胆的异议。
这些议论代表着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倾向,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儒家圣贤以及经义精神对族刑有如此明白而又强烈的反对意见,那末,以儒家的德治和礼义相标榜的古代法律为什么毫不掩饰地保留了这一极端的刑罚呢?其原因恐怕要从两方面去寻找。首先,是古代政权的性质及其贯常的镇压手段决定的。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政治在本质上是反人民的,为维护和巩固暴政,无所不用其极,视人命如草芥,任何惨无人道的杀戮,既便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也不会使任何一位暴君虐臣产生什么负罪感。他们甚至还可以为其刑罚的酷滥寻找到堂皇的借口,即所谓的"以刑去刑"理论。族刑连坐法最著名的实践家商鞅曾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赏刑》)商鞅本人虽以其法家的名声而难为后世正统所垂青,但他的这一理论却完整地为后来者心照不宣
地接受,并贯彻于刑事镇压之中。族刑在古代的经久不衰,正是中国重刑主义传统的重要表现。其次,则又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找。简言之,即古代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家族本位的社会形态营造了族刑的生存空间。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社会基本结构决定了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家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即离开了家族背景,个人的生命意义及生存价值便被抹煞于无形之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只不过是家族最高利益下的附属物,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全以家族利益为转移。因此,个人的行为被赋予了家族的含义,成功或发达,首先是家族的荣耀,所谓"光宗耀祖"是也；沦丧或犯罪,则意味着家族的耻辱,所谓"家门不幸"是也。在这些观念的影响支配下,族刑也就具备了其存在的立足点,即就某些重大犯罪而言,整个家族有义务与犯罪者共同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看来,对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单纯惩治个人尚不足以达到威慑与防范的目的,于是,家族作为个人的母体也就相应地成为了杀戮的目标。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故九族之说恐非一一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说在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是特殊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儒。明惠帝时,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 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拟登极之诏。不料方孝儒一派愚忠,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 "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可谓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统治者的凶残本性(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族刑的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难寻觅。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不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也。
至秦始皇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和糟糕。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软地贯彻于实践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大凡"以古非今"、"挟书"、"妄言"、"诽谤"皆施以族刑,这是与秦之暴政相适应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倾覆的进程,也为后世所广泛抨击和挞伐。此后,汉朝虽也曾偶见废族刑之举,但终未能持之以恒,君王们往往自食其言。汉以后至唐以前,族刑不废,其株连范围开始走向规范化,形成了某些惯例,如族刑对象限制在谋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围,出嫁之女只随夫家连坐,并出现了不杀祖父母、孙及女性亲属的倾向。这就为《唐律》对族刑的限制性规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唐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两罪,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其它亲属均免去死刑,只是按其亲疏关系,或收、或流。而一般死罪,只杀本人, 亲属受免死之刑。这种不入于死刑的缘坐,已非严格意义上的族刑了。所以,相比而言,《唐律》对族刑的范围控制得较为狭窄。
然而到明、清时,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得以扩大。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刑去刑"思想的信仰者,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贯彻了"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指导思想，即对属于"典礼及风俗教化"性质的一般犯罪减轻处罚的同时,加重了诸如"谋反"、"大逆"这类重罪的惩罚,有犯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显然,与唐朝相比,这将使被杀的人数成倍增加。所幸"刀下留情",尚未波及女性亲属,但她们仍难逃"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的厄运。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且在具体执行上更呈宽滥的趋势。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在处罚上多施用族刑,极尽惨无人道之致。
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与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任廷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清庭终于在 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作。至此,族刑连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了。不过,这种废止是有极大保留的。这种保留,深刻反映了统治者对这一古老制度的恋恋不舍之心,而一旦有必要、有可能,统治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拾起这柄锈蚀的屠刀杀向人民。对我们这个素以保持对传统的自信与自诩为满足的国度而言,要真正彻底革除陈规陋习并非一纸明文所能完成,尤其是对那些可以为暴君和暴政服务的陈规陋习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像族刑连坐这类极富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惩罚手段,很自然地为某些暴政的制造者所缅怀是不足为奇的。这也使我们对族刑连坐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现象有了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这一野蛮刑罚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纣,竟赫然为两位后世所追仰效法的“圣王”——夏启和商汤。

求刑法论文一篇

　　论死刑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及思考
　　[摘要] 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最极端的手段。当今许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制度，但是在我国仍然保留了死刑。本文从死刑的产生、在我国法律中的情况等几个方面记叙了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以及我国今后是不是继续保留死刑，死刑制度该怎样改革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死刑；保留；废除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对犯罪分子具有威慑力，但死刑不同于其他刑罚，死刑剥夺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在当今的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如何？基于我国目前犯罪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应该保留死刑制度，但是应严格限制，并逐步废除。

　　一、死刑的概念及在我国的产生

　　(一）死刑的概念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内容，因此又称为生命刑。死刑又是所有刑罚方法中最严厉的刑罚，又称之为极刑。

　　（二）死刑在我国的产生

　　死刑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法产生的年代。最早的刑罚记录中就有有关死刑的记载。死刑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作为原始的血族复仇、同态复仇的替代物而出现。在原始社会，氏族之间的矛盾通过血族复仇来解决，往往带来了氏族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国家产生以后，建立了刑罚制度，其中也包括死刑制度，从而使无节制复仇得以终止。在我国历史上，最初的刑罚方法只有墨、宫、大辟，死刑（大辟）占了重要一席，此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死刑一直存在。

　　二、当今我国的死刑制度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已经完全废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包括欧盟各国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每年都有多个国家在废除死刑。而发达国家仅剩美国和日本。但仍然执行死刑的国家中，仅对谋杀罪等严重暴力犯罪判死刑。我国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下面介绍我国当今的死刑制度：

　　（一）法律规定的死刑

　　我国1997年《刑法》的413个罪名中，规定死刑的已经达到68个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有7个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4个罪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有15个罪名；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有6个罪名；侵犯财产罪有2个罪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有8个罪名；危害国防利益罪有2个罪名；贪污贿赂罪有2个罪名；军人违反职责罪有12个罪名。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二）我国死刑适用的特点

　　我国1997年《刑法》中死刑适用具有以下特点
　　：
　　1、死刑适用的范围广、罪名多

　　目前，我国死刑适用的范围比1979年《刑法》多了更多的罪名，在刑法分则的十章中有九章都或多或少地规定有死刑，共涉及到刑法条文52条，约占刑法分则条文数的15%；规定死刑的罪名也较多，约占刑法罪名总数的17%。

　　2、死刑选择性罪名多，绝对死刑罪名数较少

　　在我国理论界，关于选择性罪名的认定，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行为选择性罪名，如生产、销售假药罪；二是对象选择性罪名，如拐卖妇女、儿童罪；三是行为和对象同时选择性罪名，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在刑法分则中关于选择性罪名太多了，反而绝对死刑罪名就比较少了。

　　3、经济犯罪规定的死刑多

　　在刑法分则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共有17个罪名，排在刑法分则各种犯罪的死刑罪名之首，如果再把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等广义的经济犯罪加起来，就使刑法中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罪名至少达到20个。

　　（三）我国适用死刑的限制性规定

　　1、从适用的条件上，我国1997年《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犯罪客观危害及后果特别严重；犯罪人主观恶性特别巨大。根据我国1997年《刑法》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判处死刑的，必须是“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重大刑事犯罪中判处死刑的，必须是“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危害特别严重的”。

　　2、从适用的对象上，我国1997年《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3、从死刑适用的程序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我国1997年《刑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从死刑执行制度上看，我国1997年《刑法》第48条第1款的后半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四）死刑复核程序

　　自从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可将部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自这一规定以后，死刑核准权不断下放，下放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严重违背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有最高人民法院行使。”造成了死刑案件审理上的严重弊端。

　　三、我国现阶段保留死刑制度的原因

　　至今为止，死刑一直在我国保留，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看，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够达到废除死刑的条件。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孙华璞06年3月11日下午表示，我国一方面物质文明程度还不够高；另一方面，“杀人偿命”等观念在公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立即废除死刑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是的，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够成熟，犯罪现象十分严重，离开死刑就难以遏止严重的犯罪现象。保留死刑就有利于惩治这些犯罪，从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

　　（二）保留死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实施死刑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犯罪、保护人民，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各类犯罪分子只有适用死刑，才能使他们不再犯罪，而达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使那些意图实施极其严重犯罪的人心里有所惧怕，不敢去实施犯罪，达到威慑作用，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从我国现阶段的价值观念上看，实施死刑能够为广大公民所支持，具有满足社会大众安全心理的需要。广大公民对死刑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往往只强调死刑的正面效益，而忽略了死刑的负面效应。

　　四、死刑存废之争的思考

　　死刑是存是废，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死刑废除论者认为，废除死刑是教育刑论的必然产物，是纠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实践依据，符合刑罚发展的最终目标；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除害结果，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无论是死刑废除论者，还是死刑存置论者，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观点。死刑制度从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侵犯了犯罪人的人权，但是我国目前的犯罪十分猖獗，如果不适用死刑，就难以遏止严重的刑事犯罪。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必须保留死刑制度，原因上述已经论及到。但是我国并不一定要把死刑制度一直保留下去，如果今后我国达到了废除死刑的条件，是完全可以废除死刑的，这就需要对我国的死刑制度进行改革。

　　五、积极发挥死刑效能的改革

　　我国在今后的刑法改革中，要积极发挥对死刑效能的改革，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进行限制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限制性规定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从这一限制规定上看，刑法对适用对象的限制性规定还过于狭窄。如果能对单纯的政治犯和犯罪的时候已满70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更能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政治犯如果同时又实施、参加、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如爆炸、杀人等，完全可以适用死刑，但对于单纯的政治犯，则大可不必适用死刑。我国法律都可以规定对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难道就不可以对犯罪时已满70周岁的人也不适用死刑吗？如果刑法进行改革，对犯罪时已满70周岁的人不判处死刑，广大公民应该还是能够接受的。

　　（二）逐渐减少死刑数量

　　1、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

　　我国的死刑立法不仅适用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还可适用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在价值上低于人的生命的非暴力犯罪。如一些走私犯罪，伪造货币罪，金融诈骗罪，组织他人****罪等。这类犯罪是以单纯攫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非暴力犯罪，对其适用死刑实际上是以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这类犯罪也大可不必适用死刑。非暴力犯罪占死刑犯罪的大部分，如果废止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刑法分则条文中的死刑罪名就会大幅度减少，这也是我国死刑废除的突破口。

　　2、取消在实践中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

　　在一些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等。如果取消实践中很少使用死刑的罪名，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国际声誉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三）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上述已经提到，我国死刑核准权的下放现象十分严重，给死刑案件的审理造成了严重的弊端。死刑复核问题也是社会上广为关注的话题。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曾有一个话题是“关于死刑复核权何时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也作最回应，说是最高法院正在从思想认识准备、法律准备、组织人事准备和后勤保障准备四个方面全面开展工作。正在从全国选调法官。一旦准备工作就绪，最高人民法院将很快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对我国死刑效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运用一定对策，创造条件，废除死刑

　　如果对死刑的改革能够很好的实施，废除死刑也就指日可待了。我国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克服死刑的扩张与滥用，不断重视刑罚的矫正与引导功能，增强定罪的准确性。我国废除死刑也不能过于积极，只有具备一定条件才可以废除，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对策，为废除死刑作准备。

　　（一）法律对策

　　即通过及时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做到有法可依，避免法律漏洞。在刑罚上，丰富刑罚种类，如美国的终身监禁和2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可以借鉴。充分发挥财产刑和资格刑的作用。另外，加强对罪犯在刑罚过程中的教育，达到刑罚预防犯罪和教育犯罪的目的。

　　（二）社会对策

　　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使社会整体形势得到稳定。如通过一定的对策，企业减少下岗职工；在农村，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困难和失业人员的生活有所保障；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使人们懂法、守法。如果做到了这些，社会的整体形势就会稳定，也会对废除死刑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总之，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还是应当保留一定数量的死刑，对打击当前的严重的刑事犯罪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从长远上来看，我国应对当今的死刑制度进行改革，积极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稳定，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应随着逐步减少，直至废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陈兴良主编：《中国死刑检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3]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李龙、王习根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5]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

什么是族刑

椐《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这一野蛮刑罚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纣,竟赫然为两位后世所追仰效法的"圣王"--夏启和商汤。这实在是一个令后世儒子们感到尴尬的事情,并由此导致他们在注疏中或干脆否认,或妄断"圣王"之语不过是"迫胁"而已,并非会付诸实施(参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孔颖达疏》)。作为经典,《尚书》的这些简短记述给后世的统治者肆无忘惮地滥施族刑提供了理论上的口实。但同是儒家经典,《孟子·梁惠王下》却提出了"罪人不孥"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的。而"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这句有名的口号更表现了古代哲王的思想立场。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况曾对族刑进行过声讨。荀子视"以族论罪"为"乱世"之举,可谓大胆尖锐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