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篆书毕业论文

清代篆书毕业论文

清代早期写篆书的人不多，知名的篆书家有王澍、洪亮吉、孙星衍、钱坫等人，他们烧毫写“玉筋篆”，基本上以秦篆为范本。其中钱坫（1714——1806）较为杰出，他在摹古的同时也进行 了积极的探索，他在晚年，把钟鼎、石鼓、秦汉铜器款识等揉为一体，忽圆忽方，似篆似隶，形成了一种古茂生动的新貌。
到了清代中期，由于碑学大倡，社会的审美观发生了大的转变，篆书家纷纷出现，这时篆书的面貌基本上摆脱了秦篆的束缚。邓石如（1743——1805）首先崛起，打破了篆书千年来死气沉沉的局面，他从三代鼎彝、石鼓刻石、汉碑额、瓦当等古文字中吸取营养，用笔运指绞毫，布局计白当黑，笔势流畅，神采飞动，使其篆书别开生面，而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家。同时，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大流派——邓派。邓派中的风云人物有吴熙载、程荃、莫友之、杨沂孙、徐三庚、吴育、邓传密、赵之谦等人，其以杨沂孙、赵之谦最为杰出。
到了清代晚期，书坛上的有识之士力求摆脱邓石如的影响，纷纷在邓派篆书之外别寻蹊径。这样，在篆书形态和风格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独具一格者有陈介祺、吴大瀓、吴昌硕、丁佛言、范永祺、章炳麟、李瑞清等人。其中造诣高、影响大的要数吴大瀓、吴昌硕等人。吴大瀓（1835——1902），一生好集古器，研究小学，其篆书吸收了石鼓、金文、秦诏版的意味，故结体方正，笔力沈雄，富有金石气。吴昌硕（1844——1927），其书法、绘画、治印均为一代巨擘。他力攻石鼓文，并陶熔三代金石文字，能融入画法和篆刻的刀法，故其书气格不凡。晚年的篆书结构茂密壮伟，取势峻峭，笔力凝炼遒劲，力能扛鼎，远非一般名手所比，是邓石如之后篆书第一人。
光绪廿五年，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字，又为书家们开一宝山。后来，以工书甲骨文而名世者，有丁佛言、罗振玉、丁辅之、董作宾等人。至今能工甲骨书法者也不乏其人。
纵观清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篆书艺术状况，从小篆到大篆，再到甲骨文，向着文字发展的反方向发展。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明了清代碑学把篆书艺术开拓到了多么广阔的境界。

2、 清代篆书为什么得到复兴？

　书法发展到宋元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顶峰，前有唐代诸贤在正书上的辉煌，加上宋四家的推波助澜，到元代赵孟頫的集大成，行、草、楷等书法已经达到了顶峰，很难再有创新。进入明末清初，碑学之风大盛，前有金农取法天发神谶碑的怪书体，有郑板桥的半隶半楷的“六分半书”，从清代中期开始，复古之风大盛，书法家以石鼓文和秦汉篆书为本，一改唐代以后篆书因为以楷入篆而衰微的局势和风气，开创了篆书书写的盛世，书法家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等人皆是篆书高手，留下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篆书作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清代闭关锁国，国人还抱着古老的经学不放，而且对古代文献章句的研究也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乾嘉学派的沿袭和推广下，训诂、小学两门学问发展到极致，而且要将一个文字的来龙去脉考察清楚，必须了解它最原始的书写形态，因此，学者们对各种篆书的熟悉程度也到了很高的程度，书写起来也就有了基础。——大多数手打，往采纳

篆书对自己创作有什么启示

我国文字历史悠久,形体变革多样.在古文字阶段,对篆书的分界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是.按通常讲,在篆书系统中把秦以前的文字称 为“大篆”,把秦实行统一的文字称为“小篆”,这是较宽泛的说法.实 际上在我国最早发现陶文之后,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用汉字记载的文字 资料,应该说是“甲骨文”.也就是说,应当把甲骨文单独作为一种书体； 其后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到东周时期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 进而又发展为秦国的小篆.这些在文字孳乳演变期中的不同说法,都涉 及到古文宁的许多学问.因本书主要是面向篆书初学者,从篆书书写的 入门考虑,只将篆书演变期中的主要书体及篆书的发展分别作一概述,而后以小篆作为主要学习对象,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介绍与引导.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乃至周初,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因其内容绝大 多数是王室的占卜文辞,也称“卜辞”.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市郊的殷 尚废墟——小屯村,故又称“殷墟文字”、“殷契”等. 　　据记载,殷墟以洹水南岸的小屯为中心,是殷商王朝的国都.商王 朝灭亡后,这些卜辞长埋于地下,无以面世.数千年后,当地农民在犁 田时偶而发现,因古骨研末治刀创,随将其作为“龙骨”卖给药铺.1898 年,曾有古董商拿了一些给天津的王襄、孟定生辨认,他们认出是古代 珍贵遗物,意言为“古简”.1899年,北京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甲骨作了 鉴定,认定是商代文字.这—发现,震动了考古界.之后,有刘鹗、孙 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考古学家在大量收集、整理甲骨的基础上,对 甲骨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著录和专门著作.自此,我 国近代学术史上又一新的研究领域——甲骨学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它的 发现,不仅为研究我国商朝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 的资料,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门独立的国际性学科, 同时在中国书法史研究及书法创作方面也产生厂深远的影响. 　　从甲骨出土的十五万片实物,5000余字的文字看,已经是经过相当时期发展．并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文字,其间汉字构形规律已有大部分符合“六书”之说(如象形、会意、形声),文法也和后代相近；从书法角度看,不同时期的甲骨文,字体风格亦有所异,但文字书写的整体风格自然率意.因是契刻文字,笔画单一质朴,字形朴茂天真,结构大小参差,章法浑然天成.不仅显现出古代先民在文字书写方面追求自由、情趣、美观的审美意识,而且从中可以体悟篆书的笔法以及由于载体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给后世书法创作以启迪和借鉴. 　　(二)金文 　　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书体,因其模铸或契刻于青铜器而得名.古时称铜为金,所以这类铭文一般称“金文”.其内容多为祭典、扬其先祖、明告后世的言论记录. 　　西周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兴盛时期,周人的文化较商代有显著的进步.西周的金文随着周人对礼制的进一步提倡以及青铜冶铸业的异常发达而有极大的发展.留存于世的金文数量大约在六七百篇以上.自宋以来,金石之学广泛兴起,从辨识到摹写,从研究到创作,不断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笔法体系和审美领域、在书法方面的影响程度要比甲骨文大得多. 　　金文和甲骨文在造字上是—个系统,在书法上也显现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其载体是青铜器,从而形成笔势特殊、线条圆润、字形凝炼、结构生动等鲜明的特征.金文的代表作品有《大盂鼎》、《散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还有1977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墙盘》郡是初入门者学习的极好范本. 　　(三)籀文 　　籀文是周、秦间通行于秦国的一种文宁,以周宣王《史捅大篆十五篇》而得名,现在所能见到的是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注明“籀文”的几百字.从书法角度讲,籀文和金文又合称“大篆”,而又以“石鼓文” 为其代表,它的特点比金文更加规范,字体更加成熟,反映了金文向小篆过渡的轨迹(详见后“篆书名作欣赏”部分：石鼓义条目). 　　(四)小篆 　　小篆为大篆的对称,也称“秦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同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国策,其中有“书同文”,就是要求全国统—文宁,废除六国文.小篆就是在战国时秦同文字的基础上,吸收了六国文字的优点,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从而进—步整齐、简化、规范了的文宇,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对古文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统一后的小篆,顺应书写的需要趋于抽象化,象形意味大大减少,符号化更加明显,对后代文字的规范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秦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很快被汉王朝所替代,官用标准书的小篆有赖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得以保存下来．还有秦始皇时,以宣耀皇威,传为李斯所作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会稽刻石》等也留传于世.秦代小篆其成就和对书法的贡献就在于线条的表现上和书体的结构上.线条笔笔中锋、圆劲古雅、含蓄蕴藉、沉稳端庄,是善书者欲达之目标,结构均衡对称、疏密有致、整齐规矩、风格严谨,它的整体美无疑是具有适应大众审美需求.切于实用等特征,对后世隶、楷的结字,特别是篆刻的布白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秦篆以后的延续和发展 　　篆书到了汉代虽不占主流地位,但在一些典重的场合仍作为首选的 字体,如碑额、瓦当、印玺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继在洛阳偃师出土 的两通汉篆碑《袁安》和《袁敞》,山于墓主身份较高,故碑文用篆书, 其笔势遒劲,结体宽博,刻工精湛,为汉篆的典型.传世之作还有《祀 三公山碑》、《少室神道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这些刻石淳厚茂密, 方峻挺拔,独具风貌.东汉以后,三国时魏正始《三体石经》,集古文、 小篆、隶书为—石,被奉为标准经文的字体.三国时吴皇象所书《天发 神谶碑》,以方笔作篆,笔力惊绝,以其气势宏伟著称.到唐代,著名书 家李阳冰的传世书迹有《三坟记》、《城隍庙记》、《拪先茔记》等,其篆 书历来被宗为楷范.到五代、北宋,有徐铉、徐锴(世称“二徐”),精 于小篆.徐铉所摹《峄山碑》及精心校定的《说文》,由国子监雕版印行, 广为流传.徐锴编《说文系传》,对保存和解释《说文》原著也有功绩. 元、明两代篆书略呈颓势.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大批文人志士由于特定 的历史原因,纷纷投身于金石、文字之学,进而涌现出大批的篆书大家. 随着金石出土日多,又开阔了他们学习取法的视野,使清代成为篆书发 展的复兴和昌盛时期.清代前期王澍、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他们 在碑版考证取得卓著成绩的基础上,开创了书学和文字学结合之风.清 代中叶以后,邓石如用长锋羊毫作篆,讲究笔墨变化,沉雄朴厚,自成 —格.受他的影响而又各领风骚的篆书大家有吴熙载、杨沂孙、赵之谦、 吴大澄等.清末民初,吴昌硕、齐白石、赵铁山、常赞春、王福庵、邓 散木等也均以自己独到的篆书新面貌立于书法艺术之林.在古文字学界, 先后有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丁佛言、郭沫若、容庚、董作宾、于 省吾、唐兰、商承祚、张颔等名家在研究古文字基础上,对篆书诸体也 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表现出了与传统不同、极具创新意识的艺术魅力,拓 展了篆书创作的思路,推进了篆书艺术的发展. 　　这里需要重笔—提的是清末民初世居山西的著名书法家赵铁山,他倾其一生治学,深通经史诗文,考据金石文字,博学守正,融于笔墨.以书法四体皆精名著于世,尤以篆书为最,影响至巨.三晋碑版、商号招牌大多出自亲笔,康有为评其书法：“大江以北,无出其右”.和他同时期的常赞春,也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大家,毕生研究金石书画,诵习经史词章,讲授文学书法,著述颇丰,其篆书、篆刻凝练古拙,造诣超群,风格独树.赵、常二人无疑为当时华北书坛巨擘,影响甚远,乃至在山西孕育出了一批精研篆学的高手,延伸至今.显然,清末民初不仅在南方涌现出了大批的书家,北方也是名家辈书,蜚声海内外.近午来,赵、常二人为中外专家和学者所重视,在日本还成立有“赵铁山书道研究会”,几十年来,远渡来晋,寻访考证,出版碑铭者众,成就斐然.笔者就此在本章“篆书概述”中提出,旨在为篆书爱好者对篆书历史发展有一个全面综合的了解.

清代篆隶书法中兴的历史文化原因何在

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而这时汉，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篆刻艺术的发展。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
第一；另一方面书写篆。
第二，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
第三，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用墨

清代隶书的发展与审美的课题研究现状及可行性分析，一点半回答的好的追加分数 写在开题报告上的

　　贯穿于有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清隶为清代碑学的兴起，从根本上击溃帖学垄断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历史作用。典册告诉人们，有清一代擅长隶书的名家达500人之多。清代早期的隶书名家有：郭允伯(?-1652)、万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烟客(1592-1680)、王虚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郑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清代中期的隶书名家有：邓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郑克柔(1693-1765)、杨石(上宀下戊)(1696-?)、罗两峰(1733-1799)、龙泓山人(1695-1765)、黄小松(1744-1802)、奚冈 (1746-1803)、陈曼生(1768-1822)、巴隽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钱立群(1759-1844)、张文鱼(1738-1814)；清代晚期的隶书名家有：吴熙载(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莫(吕阝)亭(1811-1871)、杨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杨见山(1819-1896)、俞荫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澄(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杨惺吾(1839-1914)，等等。

　　造成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社会状况来看，清代政冶极不清明。清初读书人为避“文字狱”，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据领域。当然，由于金石彝器出土日多，也为金石考据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代学人治学态度严谨，崇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清代考据学得到空前发展，本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了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清代学者尤重汉隶的研究，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使有清一代隶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

　　从对姐妹艺术的吸取方面来看，将篆刻的若干长处有机地移到隶书的实践中，从而使书法具有“金石味”，以丰富隶书的表现力，这一点邓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锡曾所著《绩语堂论印汇录》中指出的：“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隶书大家邓石如擅篆刻；同样，隶书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陈曼生、何绍基、吴苦铁等清代隶书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夸张地说，篆刻拓展了清隶的艺术魅力。

　　从宽泛吸收其他书体优点来看，清隶的营养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隶书家远绍汉隶，对汉碑碑额及碑阴的研习颇见功力。书法赖以存“形”的核心点是抽象，具有表现为时间序列和线性构架的本体规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约简性。汉隶碑额或碑阴亦具这些属性。这些碑额或碑阴给清代隶书家的启迪是明显的。除了这些碑额或碑阴以外，清代隶书家对魏晋南北朝碑如《范式》、《李仲璇》等也认真临写，当然对诏版、砖文、镜铭也注意取法。正是这样，使清隶打破了传统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体现出清代隶书家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发展理念。清初隶书成就最高的郑谷口，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博诵经史、蕴蓄闳深的大学人、大词人朱彝尊以欧法入隶，“笔意秀劲，韵致超逸”（《桐荫论画》句）。此外，金吉金以吴碑入隶，伊墨卿以鲁公楷法人隶……都使隶书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取向。这种以正、草、篆籀入隶，动、静相整合的隶书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从而使清隶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张力都得到了显著加强．构成了隶书发展史上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

　　从清隶书家所用的工具观之，亦有长于前辈书家之处。中国文房四宝史告诉我们：宋代以前，总的来说用硬毫笔者占大多数；明代开始，用软毫的才逐渐多起来；具体地说，明以后至清代，羊毫被广泛使用。《频罗庵书画跋》云：“笔要软，软而遒；笔头要长，长则灵。”长锋羊毫有如下特点：一、便于储墨并且储墨量大；二、八面出锋的旋转余地大，适于隶书特色之笔——“燕尾”笔法的运作。读邓石如隶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长锋羊毫的这些特点。

　　从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角度看，清隶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特色，用石涛的话说，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如张文鱼的飞白体隶书，赵之谦的魏碑体隶书，均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充分表现了他们良好的修养、上乘的品格、阔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句）

　　从墨色上看，清隶的一大特色是墨色活。活从何来？活从善于用水来。何绍基、赵之谦、吴苦铁等皆为用墨高手，其涨而不烂、润枯相间的施水带墨法，使墨色在隶书中充分地表现了艺术魅力。书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书法形象的情感酿造，却是“意”。清代隶书高手在“水”这个材料上用尽了心思，充分发掘了墨色的艺术表现力，故清隶在用“水”上给来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理论思考点和实践操作点。

　　清代碑学的先导是清隶的强劲发展。清初帖学垄断，书风单一。由于历史性的文化积习的压力，使书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长途中艰难地跋涉着。最为明显的是，帖的巧美导致了“馆阁体”对清初书法的侵蚀，从而形成了颓弱的格调低下的局面。清初和这—局面分庭抗礼的关键书体，就是隶书。清隶不仅为碑学在清代的发展开了头，而且清隶始终伴随着有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

　　张扬个性的清代隶书
　　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政治上昏聩、腐朽、没落的王朝，而书法尤其隶书却在这个时代得到复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隶书自东汉桓、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问津，“篆籀八分，几于绝迹”[8]。而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极力推崇，长期笼罩书坛。以“二王”为衣钵而失之于“俗”[9]的元人赵孟頫书及失之于“软”[10]的明人董其昌书，本不足为重，却深得明清皇帝的赏识，以致出现了从明季到清初赵、董书风交相辉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举而馆阁体兴，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可以说在“二王”帖学范围内讨生活的清人书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极。物极必反。书法艺术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客观上为隶书的复兴积聚了巨大动能，犹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触即发。一方面，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强化皇权，防止颠覆，加紧了对汉人中学人思想的钳制，以致文网密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转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则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证。于是，作为记载着汉代文献史料的碑刻，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同时，汉碑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与重视。许多人考证之余便埋头于汉隶书风的探究，学界由此大兴“汉学”和“尊碑卑帖”之风。显然，是至今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激活了“隶书”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几位先知先觉、具有强烈个性的大家对清隶复兴亦功不可没。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书名重于世，作风仍属帖学一路。但他从言行上已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宽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11]尤其是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学思想，更是道出了与妩媚婉秀，充溢着阴柔之美的帖学风范格格不入的艺术主张。他身体力行，行草之外，兼习分隶。尽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朴真率的情趣，一扫晋唐以来八分恶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因此，傅山可说是清代碑学崛起、隶书中兴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誉为“清初三隶”的王时敏、郑簠、朱彝尊。郑、朱二人殚精竭虑，提倡碑学，毕生浸润于金石的研究与考证，且注重实践，创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八分书体。王时敏于画学虽为复古守旧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汉，带有古气。线条也不象唐隶那样浮滑单薄，用墨上更没有明人那样“黑”、“死”，很讲究苍涩浑润的变化。就这些而言，他的作品较之唐隶还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隶”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书坛分隶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路。最后是作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涛。石涛以其巨大的绘画成就与创新精神倍受人们钦慕。在书法上，他也是提倡个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朴有致，不格绳墨”[13]，气格非凡，为随后的书家冲破晋唐以来隶书樊篱提供了又一崭新的“旗标”。

　　清代隶书复兴的元气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等朴学文化的滋养，一些汉学家朴学家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提笔书隶，具有学者风范。兹后兴起的碑学思潮，推波助澜，开拓了书法家们的审美视野，形成了新的隶书审美观。金石碑版简牍不断有新的出土，即使人们眼界大开，又为新的隶书审美观起到了支撑作用。近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传世碑帖珍拓和出土书刻得到较广的传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学习、研究和晶赏。凡此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都对隶书的复兴有着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

　　一、清朝前期的隶书

　　清初隶书首推郑篮，其次有朱彝尊、石涛等。郑篮(1622—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南京)人，终生未仕，以行医为业。隶书初法明人宋珏，后“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他一生专工隶书，一扫魏晋以来的刻极之气，浑厚圆转，沉着飞动，名重一时，被朱彝尊推为“古今第一”。朱彝尊的隶书，以秀逸著称，并和郑篮一起研讨隶书，互相激发。钱泳《履园丛话》：“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著名画家石涛的隶书，初受郑篮的影响，后用行书参入隶体，给古朴拙质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板桥等，无不有一手独特的隶书本领。尤以金农的隶书创新性最强，形成了世人称之为“漆书”的艺术形象。与“扬州八怪”有密切往来的西冷篆刻家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在隶书创作上也各有特色，丁、黄两人以工力见长，陈则气势磅礴。这些画家、篆刻家的艺术思维活跃，对隶书的审美创造别具一种眼光，这也是清隶艺术特色有别于汉隶的一大原因。

　　清隶的确立，代表性书家是邓石如和伊秉绶。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对篆书有创造性的发展，对隶书也下过功夫，遍临汉碑达50余种，并对篆、隶笔法互相参用。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州人，以平直之笔写隶，不在蚕头雁尾上作矫饰，体势宽博，笔力拙质，有大气势，康有为推其为集分书之大成者。当时与伊秉绶齐名的桂馥，也擅长隶书，但风格有异。

　　二、清朝后期的隶书

　　清朝后期的隶书，是在碑学思潮中发展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从南北朝碑版到汉碑的艺术渊源和风格流派，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复兴的清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清隶的发展。

　　何绍基初宗颜真卿，继究北碑，以楷行书体上独创一家，晚年遍临汉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采用苏东坡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临一遍，专注一端，或取神韵，或取势度，或取用笔，或取行布，致使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积而久之，融汇笔端，名曰临碑，实是创作，并影响到他的其他书体创作，卓然成大家。他的汉碑临作曾刊印过。《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五册刊其隶书屏，浑朴圆转，举重若轻。 赵之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有造诣，篆隶草行莫不精能，用笔流宕，变化多姿。

　　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精通金石考证，篆刻师法邓石如，擅长篆隶，所临汉碑，振笔有雄风。杨守敬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曾出使日本，对日本书道的发展有过不小的影响，他的隶书苍劲跃动，带有金石味，从书风渊源上看，有近师杨岘的痕迹。杨岘隶书尚带秀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