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觞在论文题目

滥觞在论文题目

我个人认为中国企业的物流运作这个题目比较好，因为中国物流正处于一种发展中状态，各方面环节都不是很完善，可以探讨的问题非常多。并且可以完全联系于生活，接触的人群广泛，论文容易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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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论文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未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硬要从中分缕出这是文字的研究或这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正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摒弃了一般书法理论史截源取流的述史模式，而是将书法理论史的滥觞推溯到上古——西周时期，以便获得一个全历史的立场和观念。如上所述，在上古的书法理论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始终处于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从书法理论史的立场观照，早期文字理论实际上即是① 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文字与书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但两者的生存状态却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构成书法的物质载体；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正是文字与书法这种互补的合二为一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早期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的高度融合。
中国书法理论的滥觞可推溯至西周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与它基本无关碍，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的所在的奠基学说。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视为立足的根基。
“六书”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关注和阐释是与汉字——书法的物态化相一致的，中国文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它的形式自律所造成的。但书法的形态结构，又并不是纯粹形式化的，它是一种象与意的有机结合，“六书”理论对文字——书法的批评立场正显示出这样一种辨证观念。首先，书法是“象形”，即“观物取象”的结果，但书法的“象形”并不是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模拟，而是一种主体介大的抽象化提取——立象见意。这在文字早期发展中就已显露出端倪。从距今约48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符号都是极其抽象化的，表现为纯粹的结构组合，而同一时期的仰韶半坡陶器纹饰、彩绘则显示出写实的典型的绘画意识。这说明文字与绘画在取象方面从一开始就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文字注重对自然的主体意义的抽象化提取；而绘画则注重模拟、再现自然。正是文字的这种抽象化性质，奠定了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但不可否认，文字在早期抽象化发展进程中，曾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过于的抽象化，使文字的空间造型语汇趋向贫乏、单一，在这种情形下文字为摆脱困境而不得不向绘画靠拢。由绘画渠道构成的文字形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图画直接引进、构成地道的象形文字；(二)是从上古的图腾、族徽造型受到启发而形成的象形文字；(三)是从祭祀庙膜而来的一些象形文字。”
文字向绘画寻求创造契机的结果不仅使文字摆脱了自身的危机，也使得文字的空间构成趋向繁富，这对书法的未来发展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就文字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文字与绘画的这种结合、取舍毕竟是短暂的。文字在借助绘画摆脱了早期困境并建立起初步的象形体系之后很快便与绘画分道扬镳，又回归到原初的抽象立场。这个时期，文字主要从抽象意蕴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六书”中的“象意”、“象事”即是从理论批评立场对文字——书法早期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这一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
“六书”理论作为上古书法理论的滥觞，它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础，同时它也是对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商周甲骨金文书法发展的系统理论总结。与汉代崛起的书法本体论相比较，“六书”理论尚处于文字——书法结构理论阶段，还未上升到书法本体论的高度，这是为书法早期发展内容所规定的。
先秦时期书法本体演变趋于激化，这主要表现在书法结构的嬗变方面，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殷商甲骨金文、战国隶变，书体的进化演变构成这个时期书史的主体内容。由于书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亟变状态，因此，表现在批评观念方面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审美话语便无从构建，理论观念与书体衍变的现时性处于一种共生状态。
在书法理论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继“六书”理论之后，秦统一后“书同文”的举措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书同文”的文化举措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使文字统一于规范化的小篆：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毒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
“书同文”虽然并不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但作为一种文化举措它却对书法理评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书同文”使文字形态从此获得了一次极正规化的技术整理，诚如文字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字发展只有到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才算定型。那么以书法与文字密切相关的立场来看，文字的定型至少也部分地标志着书法艺术结构的定型。其次，“书同文”对文字造型，象的取舍，形式构成的归纳，整理与分门别类，使书法理论家们从中看到了空间观念的正规化与法则化。这种正规化与法则化是凭藉着文字发展几千年以来的丰富积累而得以完成的。在一些较纯粹的被浓缩的造型结论背后包孕着历来无数人在无数可能环境下所作出的无数努力一—对造型、立象的种种潜在审美思考。而这种种思考，正是书法批评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书同文”在“立象”确立文字格式方面的法则化努力看作是书法艺术结构观念的统一化、正规化和法则化。“书同文”不仅上承“六书”理论对书法的“象”、“意”做了更为抽象的提取，而且直接为书法理论由上古向今古过渡奠定了书法物质基础。

滥觞的“滥觞”的使用

“滥觞”一词属于古语词、书面词，但也不算是十分冷僻的词。基本所有的语词类辞书都收录了，且解释基本一致。 《辞源》（1979年版）的解释：【滥觞】《荀子·子道》：“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又见《韩诗外传》三、刘向《说苑·杂言》、《孔子家语·三恕》。原意指江河发源之处水极少，只能浮起酒杯。后以指事物的起源。《梁书·钟嵘传·诗品·通论》：“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云：‘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唐刘知几《史通·断限》：“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的解释：【滥觞】〈书〉①名江河发源的地方，水少只能浮起酒杯，比喻事物的起源。②动起源：词～于唐，兴盛于宋。以上两种解释比较有代表性，《辞源》（1979年版）的解释符合词语产生的理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的解释符合词义演变的过程。基本上辞书解释的共同点是，“滥觞”的含义只有一个：起源；而其词性包括名词和动词两类。这在感情色彩上则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指好的事物的起源，也可以指坏的事物的起源。 以下是名词用法的正确用例：（1）随后，在当地居民李栋梁的带领下，当地民众、环保社团、专家、大学生联合掀起了一场台湾历史上最著名的环保运动。这起事件也成为了台湾环保运动的滥觞。（《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以下是动词用法的正确用例：（2）文物研究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滥觞于古代金石学；但文物学在中国又是一门起步较晚的年轻学科，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建立。（《光明日报》2006年1月27 日）比较起来，用作动词的比用作名词的要多。用作动词时，多组成“滥觞于……”结构形式，表示起源的时间、地点或基础。 但是实际上，“滥觞”一词被用错的频率很高。我通过百度搜索所作调查，用错的比例大于10%。错用最多的是把“滥觞”当作“泛滥”“滥（过多，过度）”，而视为贬义。如：①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性行为似乎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态势，尤其爱情的纯洁和相互忠诚被一些人刻意淡化，代之的是性的随意和滥觞。（《中国“问题孩子”调查》，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②在当今经济学领域中，“分工产生效益”早已被讨论得滥觞了，实际上，“分工之后的结合产生更大效益”则几乎被遗忘。（《新京报》2007年11月3日）③但不知从何时起，“照顾”日益成为一种制度，照顾至上、照顾太多、照顾必然。县级以上党政干部从“一线”下来，如果什么职务也不安排，反而不正常，因此造成了当前各地“改非”的滥觞。（《廉政瞭望》2007年第11期）有时甚至被当成“滥用”“滥施”等意思：④其实，后者的秩序和安全完全可以从市场或农村内部的约束力量那里获得，政府作为外部监管力量介入，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有边界意识，更不能借助公共安全之名，行权力滥觞之实，否则这样的政策就是恶的政策，迟早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9日）有用作“波及”“影响”的：⑤谟武文苑兴办20年来，不仅走出顺昌，在全市推广，而且滥觞城镇其他行业。（《闽北日报》2006年5月9日）⑥可能是慈禧太后青睐色彩浓艳的粉彩瓷，而不喜欢这种相比之下色彩淡雅并作诗题跋，带有文人气息的品种，故作品数量极少，在官窑之作中未成气候，但它却滥觞了清末民初的浅降彩瓷。（千龙网2007年12月28日）还有一些用例则令人不知所云，不明所以。如：⑦黄石旧岩，流水滥觞。昨日，在江海学院学生宿舍区，一处由中国著名叠石专家方惠设计的叠石假山正式完成。（《扬子晚报》2007年10月15日）用“滥觞”来形容流水，是说水势小还是大？是说泉水从这儿发源还是从这儿流过呢？⑧长山洋子很艳，华丽和服登台，长袖翩翩，莲步碎碎，色艺都好。40岁的年纪，滥觞熟女，歌声柔腻婉转，媚声隆隆，不是一般的迷人。（《新民晚报》2007年11月4日）用“滥觞”这样的古语词来形容“熟女”这样的时尚词，真不知作者是想把它当作什么意思？看来是把它作为褒义词来用的。是当作一个副词，来说明“熟”的程度呢，还是当作一个动词，即“产生”“孕育”一类意思？⑨本书记录的是青春和岁月的滥觞，我不知道本书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夸张。（《山西青年报》2007年11月29日）这里的“滥觞”好像是痕迹、轨迹、足迹一类意思，但这有根据吗？⑩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在《著作权法》和《刑法》中增加“剽窃罪”，也许法律是到了该对道德滥觞有所作为的时候了。（《杂文报》2007年11月6日）这里的“滥觞”到底为何意真令人琢磨不透。首先它是贬义词，好像作者是因音近而把它当作“沦丧”？是不是因为“滥觞”两个字听起来像“烂”“伤”而使人反感从而引起如此误用呢？“滥觞”的误用和人们不熟悉这个词的来历有关，更和作者、编辑不认真查核辞书、审阅文稿的粗疏作风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少数专家的误导有关。郭灿金、张召鹏合著的《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一书有一节的题目是《“滥觞”到底是何意》，作者认为“滥觞”一词有多种含义：1.指江河发源处水很小，仅可浮起酒杯。例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2.指小水。例如：南朝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滥觞逶迤，周流兰殿。”3.比喻事物的起源、发端。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例如：郭沫若在《今昔集·论古代文学》中指出：“中国文化大抵滥觞于殷代。”4.波及，影响。这是“滥觞”的动词用法。例如：宋代魏庆之在《诗人玉屑·沧浪诗评》中评价盛唐诗时这样写道：“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5.泛滥；过分。例如：《明史·史可法传》：“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滥觞，自后宜慎重。”这本书的意见影响很大，但它实在是误导。对这个词我一直关注，多年来，我阅读《读书》《书屋》《文史知识》《中华读书报》等读者层次较高的报刊上所发现的该词的用例，从来没有一个是“起源”以外的意义。上述5种含义，1、2两种只是它的初始义，与今天的使用无关，可以忽略不计，即如该书所说，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波及，影响”“泛滥”的用法，在现当代经典或典范作品中也是不存在的，或者已经淡出了（否则作者理应举出现当代的用例）；而在今天人们的语用实践中，“滥觞”的含义仅剩下了“起源”。如果不是这样，所有的语文辞典都无一例外地作同样的解释，就没法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