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论文文献

徽商文化论文文献

徽商精神

    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

急！需要一篇关于徽州文化的论文！论文题目随便什么都可以

　　徽州，古称新安，自秦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溯源追本，这里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徽州府、太平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安徽省）行政版属相对稳定。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1988年7月，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辖三区（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四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县）和黄山风景区，总面积9807平方公里，总人口147万。

　　徽州地区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重地，安徽省名中的“徽”字就是由徽州而来。

　　古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以徽商、徽剧、徽菜、徽雕和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文化流派构成的徽学，更是博大精深。它与敦煌学、藏学有同样影响。

　　徽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密度极大，品位极高，除拥有两处世界遗产外，还有一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三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处世界地质公园，二处国家地质公园，三处国家森林公园和10处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国家级历史保护街区。 雄踞域中的国之瑰宝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于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黄山具备“山上有奇景，山下有奇观”的全方位立体之美。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是徽州物质文明的历史遗存，矗立的牌坊代表着徽州人的精神家园，更多的古村落、古建筑体现了徽州远古的繁华和富荣，牯牛降的原始自然传递出徽州大地的久远、淳朴和原生态的珍藏，横亘黄山南北的新安江、太平湖，更增添了黄山水之灵秀。

　　主要名人：
　　朱熹（1130—1200），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人。
　　陶行知（1891—1946），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
　　胡雪岩（1823—1885），著名徽商，人称“红顶商人”。名光墉，字雪岩,绩溪人。
　　胡锦涛（19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绩溪人。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绩溪上庄村人。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字东原，休宁隆阜人。
　　方腊（？-1121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又名方十三,歙县人，一说睦州青溪人。
　　程大位（1533—1606），明代数学家。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人。
　　汪机(1463—1539)，新安医学奠基人。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祁门城内朴墅人。
　　吴承仕（1884—1939），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字检斋，歙县人。
　　弘仁（渐江）(1610—1664)，新安画派创始人。俗姓江氏，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出家后取法名弘仁，号渐江学人、渐江僧。歙县人。
　　汪士慎（?－1759），扬州八怪之一。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休宁人（一说浙江人，或歙县人），流寓扬州。与金农相友善。笔墨习染，逐臻妙境。

　　相关链接

　　徽墨
　　歙砚

　　徽州古道关隘
　　【徽安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从歙县沿徽浮古道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北上，经臂岭、大但、大洪岭至雷湖；转向西北，经琅田、古楼墩至金汉培，入石埭县境；再经横渡、七里、矾滩，沿鸿陵溪北行，过唐家渡，经塔坑、九里冲入贵池县境；经十字路、牌楼、吴田、黄溢至安庆。全程210公里。这条古道，以祁门县境内大洪岭段最为难行。明万历年间，祁门县有儒妇郑氏，曾捐银修辟。其后之年久失修，洪水冲刷，山崩道塞，石瞪剥蚀，几至断绝交通。清道光年间，地方人士捐款整修，凿山平路，改善弯道，加铺石板，路况遂有改观。整段岭路上七里下八里，岭头有石碑二块，一刻修路经过及捐款、开支情况；一刻养护道路规定。现屯溪至安庆已通公路，古道荒废。
　　【徽昌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古城至浙江昌化县。出歙县南门，东北行，经渔梁、鲍家庄、呈村降、大阜、霞坑、苏村、粑樟里、三阳、星岭关至浙江昌化县，通杭州。歙城至星岭关62公里。三阳之东，从竹铺至星岭关为高山地带，岭峻路险。其余路段，依山傍河，为走廊地带。星岭关路段相传为1131年岳飞提兵讨杨么过此而建，元代曾整修。这条古道1932年改建为公路。
　　【徽池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安庆府城。沿徽州至安庆古道，行至石添唐家渡分路，转向正北，经沟汀、鹪鹩入贵池县境；至虎子渡，沿秋浦河，指北偏西，顺流直下，经高但、殷家汇转。向东北行至贵池城。全程200公里。
　　【徽浮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江西浮梁县。从歙县城西行，经棠樾、唐模至潜口，转向西南，经塘贝，跨丰乐水，过塘坞，至休宁徽光，经万安至休宁县城；出休宁县西门西行，经夹溪桥、川湖街、蓝渡、岩脚至界首，过界首至至黟县渔亭；由渔亭西行，经楠木岭至祁门县的横路头、再西行，经金字牌、洪村至祁门县城；由祁门县城再西行，经新岭、小路口、石坑、大北埠、罗村铺至闪里；由闪里南下直趋浮梁县城，全程200公里。潜口至塘坞10公里，路宽之至3尺，石板路面；徽光至休宁县城10公里，路宽7尺，其路中为石板路面，宽1.5尺；休宁县城至渔亭28公里，蓝渡桥南沿横江至岩脚段古道尚存，路宽7.5尺，路中石板路面宽1.2尺；渔亭至祁门县城27公里；祁门县城至浮梁县城125公里。徽浮古道横贯徽州西部，是古代驿道。现在这条路的大部分路段为慈张公路所利用。
　　【徽泾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泾县。出歙县城向东北行；经吴山铺、牌头、新管、上新入绩溪县境；经临溪、雄路至绩溪县城；从绩溪县城向西北行，经高村、翠岭、镇头、浩寨至分界山（绩溪、旌德县界）；过分界山，经七里铺至旌德县城；由旌德县城再向西北行，经新桥、柳山铺、高口铺、三溪铺至浙溪入泾县境；再北上，经榔桥至泾县城。全程94公里。歙绩段30公里，道路平坦，路宽6至9尺，修建慈张公路时被利用。绩溪县城至旌德县城段古代设有驿铺，自唐至清，为官员往来宣州、徽州的官道之一。其间，翠岭段陡峻难行。宋代在翠岭设立关寨，名"翠岭关"，1555年在关头重建城蝶，为军事要塞。清康熙年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反清，攻绩溪，翠岭一带是两军争夺的战场。宋王安石为江东提刑时，由江西经徽州赴宁国府，经过此道，有"夜过翠岭月明中"诗句。清人施润章亦有《过晕岭》诗："崇冈郁峻脂，鸟道绕山腹。仰探白日短，俯瞰阴霞伏。鱼贯渡行人，马瘦艰踝囹。春晴多好风，吹我岩壑绿。农耕岭上云，妇饭溪中犊。羁心旷登陈，瘠土见风俗。华阳灵迹闪，杖策寻石屋。 50年代，镇头以北，沿古道走向建成绩溪至旌德公路，翬岭古道已少行人。
　　【徽开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浙江省开化县。出歙县城西门，过太平桥西南行，沿丰乐水直上，绕过圣僧庵，经七里头、冷水铺、梅村至岩寺；自岩寺向南行，经于村至莫墩，转向西南行，进入屯溪；由屯溪再甫行，经阳湖、临溪、汉口至珍源（古为休宁、开化县界），再前行，越马金岭，直趋浙江开化县城）歙县至屯溪段路宽3至4.5尺，现绝大部分为兴建芜屯公路所利用。屯溪至开化段为石板路面，现在大部分路段为屯开公路所利用。
　　【徽宁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宁国县。沿徽径古道至绩溪县城，由绩溪县城向东北行14公里至丛山关，出关入宁国县境再向东北行，经金沙、三十八号桥至宁国县城。此道古代设有驿铺，是官员往来徽州的官道之一。明程敏政由京城返乡，经此道过丛山关，曾赋诗："江南江北路迢迢，马上朱颜觉渐调。今日故乡初入眼，丛山关下巧溪桥。"此道现为慈张公路所利用。
　　【徽青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青阳县。出歙县北门，西北行，过万年桥，经富惕至许村；由许村北上，经五猖庙、茅舍、茶但至窘岭关；过菩岭，入太平县境，至上岭脚，经谭家桥、感样里、迄溪、马兰地、三口至仙源；西行至甘棠，转向西北，经秧溪河至广阳，广阳北上直通青阳县城。此路多为石板道，石面光滑，路宽3至6尺。
　　【徽婺古道】古道名。由徽州府城至婺源县。自歙县至屯溪，从屯溪起，向西南行，经黎阳、高枧、瑶溪、新村、霞阜、龙湾至五城；转向南，经山斗、于金担、官铺街、黄土岭、下但，出休宁县界，前行通婺源县。瑶溪至五城段古道仍存，石板路面。其余路段多为公路利用。古时，此道为婺源和徽州的联系孔道，婺源茶叶由人力通过此道挑运至休宁龙湾，然后由水路或陆路运屯溪；由屯溪运去食盐、布匹、粮食和其它日用品。休宁西南部的茶叶及其它土产，也大部分由此道运至屯溪交流。 "

　　【徽饶古道】 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均用长约4尺青石板条铺砌而成的，由长江以北通往徽州、饶州等地的客商必经之道，故被称“古徽道”，“徽饶道”即属旧时的“国道”。 徽饶古道穿越是徽道的其中一段，全程15公里左右，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尚未完全开发，沿途断崖峭壁林立，崇山峻林，自然风光秀丽，适合初级户外爱好者的穿越体验。
　　【江南第一关】关隘名。又名逍遥岩。位于绩溪县伏岭乡东部。海拔424米。乃徽州至杭州古道要隘。危岩陡绝，南北夹峙，上多怪石，下临深渊。1257年绩溪县人胡旦，随山势开凿瞪道，以便行旅。元大德和明成化年间曾重修。从关脚至隘口瞪道约1400余阶，部分绝壁嵌入2米长花岗岩石条，筑成瞪道。关门由四根巨大石条横架在天然石住上构成。东西两媚分别镌有"徽杭锁钥"和"江南第一关"字样。关东施茶亭旁岩石上，刻有记古道小史碑文。关名为明胡宗宪所取。
　　徽州塔桥
　　【下尖塔】塔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南。建于1544年。塔七层八角，底层直径约10米，层层缩小，外观如锥，俗称"潜口锥"。塔空心仅两层，第一层：四面砌须弥座，墙上绘有佛像，第二层壁间嵌砖雕楣匾，内镌"翼峰"二大字，旁署"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岁，竹溪翁汪道植谨立"。其余五层为实心。现塔檐及顶部已毁，为徽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岩寺塔】塔名。位于徽州区岩寺镇北，西临丰乐河；又名水口塔。始建于1544年，清康熙、道光年间曾作修葺。七层八面，高约66米，底径约8米，逐层略内收。塔楷底层外伸1.5米，向上逐层加码，至第七层檐出3米，使上层檐水直滴至地，为古塔奇构。塔内有砖阶自复壁中盘旋而上，每层皆有佛龛、金匾。清末塔檐被焚，1914年塔顶又被雷击倒坍，现仅存珠墩以下砖砌塔身。塔东有凤山台，与塔同时建造。传说初建时，以塔为笔，以台作砚，以塔西余公桥（已毁）当墨，预示岩寺镇文运昌盛。现为戳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园林水口
　　【徽州园林】区域园林名称。作为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要求而兴建的徽州园林，有文献可稽者，从北宋开始。宋政和年间绩溪许润构乐山书院，建有天月亭、南楼等小筑，常登览其上。婆源朱氏园有池，有亭，朱韦斋写有"方塘荫瓦影，净见鲸鲤行"的诗句。宋至元代，徽州私家园林营筑较多，其中著名的有：宋绩溪乐山书院，婆源朱氏园，歙县醉园、先月楼，休宁竹洲吴氏园亭、首村朱氏园亭、东野山房、璜原吴氏园亭、龙源赵氏园亭，黔县培筠园；元代休宁有林泉风月亭、醉经堂、月潭朱氏园亭、秋江钓月楼等。除黔县培筠园尚存部分水石遗构，其余已不存，只能从有关文献中了解当初的面貌。明清时期，徽商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园林建设，使徽州园林达到极盛。徽州区西溪南村老屋阁右侧的私家花园，面积仅400多平方米，营构极精，花园内遍植花木。左侧为一方池塘，称"渔翁塘"，养荷放鱼，供人观赏垂钓。池畔建绿绕亭，老屋阁住宅拱立池、园之中，意境清新恬适。岩寺镇有八大名园：娑罗园、菜园、檀山苑、西墅、会心园、茂林修竹、香雪窝、方氏园。村落水口原为风水而建，通过人们的经营，楼、台、亭、阁、塔、桥隐现于古树绿荫丛中，成为普通村民休憩娱乐的场所，是中国最早的公园形式。歙县郑村经郑氏族属的经营规划，全村景致呈现园林化意境，族人郑九夏曾作《十二景图》，每图题诗一首，是人工造园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较早范例。徽州园林崇尚自然，就形造景，寓情于景（参见[竹洲吴氏园亭]）。尤其"新安大好山水"，处处是景，借景入园，全无人工雕饰的痕迹，为徽州园林的最大特色。
　　【果园】庭园名。位于徽州区西溪南村。始建于明，盛于清。当年园内有亭台楼阁，假山湖池，曲桥石堤，名花修竹。四周花墙围筑，园内景致迷人，花香鸟语，四季如春。此园相传为江南才子祝枝山所设计，今大部分毁于兵灾，仅存假山、仙人洞、湖池及部分围墙遗址。
　　【潜口水口】水口名。位于徽州区潜口村。紫霞峰为黄山山脉南侧起点，有"黄山第一峰"之称，此峰位于潜口村南侧，山下溪水婉蜒而过，石板大道直通村中心，水口即设于此。紫霞峰高不到50米，呈环抱状。山顶古树茂密，以甜丘树和枫树为主。石板道两旁遍植紫荆花。山拗处原建有观音大殿，观音塑像后有泉水流出，甘甜清凉。寺院除大殿外，二厢有附房供僧人住宿。院内地面全用石板铺筑。顺溪水，过小桥，迎面筑有灵官殿。石级迂回而上，有览胜亭。每逢节日或休闲时节，村人常到此游览或祈祷。

徽菜文化变迁研究文化论文

徽菜文化变迁研究文化论文

摘 要：徽菜作为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徽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至今，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诸多变化，本文正是从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变迁、徽菜的烹制特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和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三个方面来阐述徽菜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徽菜；徽菜文化；文化变迁

Abstract: Anhui cuisine, as one of the eight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nhui cuisine, as one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nee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Anhui cuisin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verse materials instead of single material; the modern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ss consumption instead of previous special group consumption.

Key words: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e of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al changes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的百姓基于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其饭桌上的菜肴各具其地域之“味”，并对其精益求精，再加之其它的因素，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八大菜系。

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也是这样产生的。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原为徽州地区的山野小菜，随着徽商的兴起和繁荣，徽菜由徽商带出山野传遍全国，在与其它菜系交流发展后名扬天下，成为菜之一系，流传至今。由此徽菜既成为底蕴深厚的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徽菜也成为一种文化即徽菜文化。

目前学术界多从餐饮、旅游的角度对徽菜进行研究，如《从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谈徽菜的振兴》（李德明 孙克奎 《中国食品》2008年第15期）、《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金声琅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而几乎没有人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徽菜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尝试对其进行阐述。

文化变迁历来为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一般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本文将从徽菜的原料选用、徽菜的“三重”特色和徽菜的消费群体三个方面来研究徽菜的文化变迁。

一、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变迁

1.早期徽菜原料单一，多为徽州地区特产

徽菜源于徽州，即现在黄山一带，原为这一地区人们的日常菜肴，所以关于原料的选取多是就地取材。如笋，徽州六县皆产笋，自然笋成为早期徽菜的原料之一。《安徽通志》云：“笋出微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最佳，箦红肉白．坠地能碎。”另外还有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盛产石鸡、香菇、石耳等山珍野味；长江、淮河、巢湖是中国淡水鱼的重要产区，其中长江鲥鱼、淮河肥王鱼、巢湖银鱼和大闸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还有砀山酥梨、萧县葡萄、涡阳苔干、太和椿芽、安庆豆酱等产品都是早期徽菜的主要原料，这些原料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2.明清时期徽菜原料较为丰富，为各地的特产

随着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徽菜走除了徽州，走向了全国，徽菜的厨师们带着徽菜的特殊工艺跟着徽商成为其家厨或者自己开饭馆、挑担子把徽菜带到了全国，这时徽菜的原料选择更加广泛。如徽式烧鱼，不仅烧徽州地区的鱼，而是走到哪就烧哪里的鱼，对所到地别的特产也是如此，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有名徽菜，如广东烤乳猪、福建佛跳墙、常熟叫花鸡等。这样既大大丰富了徽菜的原料，也满足了不同地域人们的饮食需求。

由于受储藏条件和保鲜技术的限制，许多季节性的原料还是有明显的限制，如产自夏季的原料在冬季就没有办

法得到，非产笋季节就吃不到笋子。

而有些徽菜的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储藏和保鲜技术的不足，如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名菜“臭鳜鱼”，鳜鱼产于长江而非徽州，捕捞后取到青阳、太平运到徽州需十天半月之久，虽采取粗盐包裹等保鲜方法，但到达徽州后已经发臭，经过徽菜师傅们的精心烹制，鳜鱼是似臭实香，嫩而鲜美，所以即使在运输和保鲜技术较好的情况下，人们仍把新鲜的鳜鱼采用浅腌久储的方法使其变臭，做成“臭鳜鱼”。

3.现代徽菜非野生型原料极大的丰富，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现代社会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储藏保鲜技术的进步，徽菜原料的季节和地域的限制不复存在，这对徽菜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如目前全国各地都能把砀山的梨用作徽菜的原料，烹制成“梨都风韵”，同时人们在非产梨季节甚至冬季都能吃到这道新式徽菜。

但是现代徽菜所选取的大多为非野生原料，多为人工培植的，如常入徽菜的鳖、蛙和各种山珍菌类等多为人工养殖或培育。这是情况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徽菜原料消费量的大增和野生原料产量相对较少造成的。目前，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产于山间野地的徽菜野生原料很是有限，再加上人们保护野生资源和环境的观念的增强，人们自然而然的转向非野生的徽菜原料。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徽菜的'原料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二、徽菜的烹调特色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

我们知道徽菜的烹调特色为“三重”即重油、重色、重火功。重油原于徽州地区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对油腻的需求有关，相传徽州地区人们引用的山水中碱性较大，需用油腻的食物来调和，所以重油这一传统徽菜的特色有益于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还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人体内缺乏荤腥，需要重油。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长期营养过剩，出现了肥胖和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三高等文明病，这样就使人们追求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油的徽菜必须随之调整，才能适应现代人们消费的需求，如在烹制徽菜时既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也满足现代人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重色是徽菜的独特调味之处，是以料定色，而非所有徽菜都为黑色。徽菜的重色与其重油有密切的关系，重油的徽菜如不加以着色，就会使人在视觉上对油腻的徽菜产生厌恶之感，难以入口，所以重色更多的是注重徽菜的视觉美感，增加人们的食欲。但同时徽徽菜的重色也非一成不变，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标新立异，同样的菜肴重以不同的色将能增加人们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重油的变化，重色的需求之然也就降低了。

重火功即讲究炖，这样能保持菜的原汁原味，故有“吃徽菜要等”一说。徽菜重火的特点与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是式密不可分的。首先从自然环境看，徽州地区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其山地较多，且徽州地区多为高山密林，盛产木材，这为徽菜的重火所需的很多燃料提供了来源。其次从人们的生活方式看，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很多时间，这为徽菜的炖所需的较多时间提供了保障。在徽商兴起之前，徽州地区的山区环境使这里的居民除农忙外难以有很多外出的活动，一是山路难行，二是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就形成了缓慢的生活节奏。而徽商兴起与繁荣之后，徽商们留在徽州地区的家人享受商人们的赚回来的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追求徽菜的“味”，而随徽商到各地的徽菜厨师们则是专门从事徽菜制作，分工更细，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同时徽商们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也是大力支持厨师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炖制菜肴。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随做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没有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徽菜的炖上，但是要保证徽菜重火即原汁原味这一特色，人们就找出了许多替代品，如高压锅等现代厨房用具。

可见徽菜的烹调特色也有了明显的变迁。

三、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

徽菜在产生之处，就是徽州地区的人们的家常小菜，只为徽州地区的人们享用，其消费群体很小，也没有什么市场而言。即使徽菜由徽商带出徽州推向全国，也仅仅为徽商所交往的圈内人士所享用，普通百姓是难饱口福的。就连同时期出现的很多的徽菜馆这种小群体消费的局面改观不大，这是因为受人们当时经济水平所限。

而到了现代社会，徽菜的消费群体变成了社会大众，这是因为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消费的能力。而是随着现代烹饪工艺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以及餐饮业竞争的激烈，徽菜的消费价格也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类了。

由此可见，徽菜在原料的选用、烹制工艺和消费群体等方面都因要适应时代、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徽菜文化的变迁是徽菜起源于南宋，繁荣于明清至民国和改革开放后喜忧参半局面得以长久存必然因素，同时徽菜文化要想在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文化的变迁还需进行的更好和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④①

参考文献：

[1]李德明 孙克奎.从餐饮业的发展趋势谈徽菜的振兴[J]. 中国食品,2008.15

[2]金声琅. 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

[3]高寿仙.徽州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尤金·N·安德森 著 马婴 刘东 译.中国食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高分求一篇关于徽州社会历史文化特点的论文。要求3000字以上

3000就写不了了~~~1500左右给你参考一下！关于徽州我也去旅游过~~对那里的历史文化也有了解~总结如下：徽州历史档案具有民间性、具体性、真实性、典型性、系统性等五大特点。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1．民间性：徽州历史档案的最显著特点，即是其民间性。从来源上看。徽州历史档案是在民间发现的，是从徽州平民家庭中流散出来的。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比如现存的徽州赋役、官府等方面的文书、档案，都是徽州民间家庭的一些抄本占大多数。不是抄本的，也是当时历史时期保存于宗族、家庭或基层乡村组织的那一部分文书、档案。以黄册为例，按其来源，在徽州，黄册就有保存在州县的正册和保存在里甲的底册或草册。徽州州县官府都设有专门保存黄册等簿籍的架阁库，正常情况下是应该能够保存下来的。但我们目前发现流传下来的徽州黄册大多是家庭抄本和里甲草册、底册。除黄册外，徽州告示、谕令、诉讼抄本、各种誊录簿等，几乎全是各个家庭和宗族保存下来的。至于文契、账簿、租约等更是徽州民间生活的各种伴生物，都是由徽州民间平民百姓保存下来的。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从徽州历史档案的内容看，它也是以反映民间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为主，记载的绝大多数是与平民百姓休戚相关的事情。如中国社会利·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中，官府文书只占5．1％，其余的均为与地主、农民、商人有密切联系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材料。反映的领域以农村经济和社会关系为主。特别是经济文书，总数加起来占84.7％。因此，有学者一提到徽州历史档案，就认为那只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的新材料。这种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徽州历史档案中反映农村经济材料占绝大多数却是事实。这在我国历史档案中是十分罕见和难得的。徽州历史档案同以往发现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以王室部衙类政治史材料为主的局限，表现出厂鲜明的民间性和经济特色，十分具体和实用。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2．具体性：形成于平民社会的徽州历史档案，没有泛泛描述，有的只是具体的、微观的记录。例如，它对徽州大大小小家族的世系递嬗、家族教育、科举状况、土地积累、管理经营、宗祠创建、族产管理和运营、与官府和当地其他家族及农民的关系、商业活动和资产的积累等情况的记载，对徽州平民百姓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各种会社、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的记录，详细到每家每户，有的具体到每一个人。再如，宗族各式账簿，每天的开支、每月的开支到每年的开支，都有流水账和总账相互对应。宗族祭祀登记，更是细到每个支派和各个家庭支丁。土地管理，有的家庭收藏有每一块土地完整的文书、档案，有土地登记和赋税管理的，有税役征派的，有出租收佃和交租谷的，等等。徽州历史档案如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历史百科全书，对农村社会的各个历史领域都有所涉及。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徽州历史档案中，有许多内容如果在官方文书、档案或文献史籍中是不可能记载的。如歙县档案馆保存有一本《古松山舍风雪寒暑墨集》，记载了歙县崔氏平民道光十四年(1834)至咸丰四年(1854)每天生产生活基本情况，除自己每天的开支和活动外，还有一些民间重大活动记载，有民间教馆、冥寿、续弦、出阁、报讣、药帖、宴席等重大事务记录。通过这册文书，我们可以研究既是地主又是商人的崔氏日常生产生活轨迹，又可以弄清民间一些重大社会活动的真实情况。再如黄山市档案馆收藏有一册《复教馆记簿》，记录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民国六年(1917)一位师塾先生的详细收支账目，内有每年学生人数、组成、束修支付、教馆活动等情况，是研究民间师垫生活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这些有关千民生活的具体记载，正好填补了官方文书、档案和正史官书之空白，成为我们具体研究中国农村平民百姓和社会发展实态的宝贵历史材料。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3.真实性：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使契约文书真正合法有效，其中多载有公证事项，从而在徽州历史档案中留下了许多标识其真实性的地方。如契约文书中除了受契约条件约束的双方当事人外，还有中间人的见证鉴定，而这中间人大多则是由当地很有名望的长辈耆宿、族长房长等担任。税票、契尾、推单等有里甲组织中的公正、公副、弓手、算手、书手、画手、册里等共同立约或签押。乡约合同上则有全村成年男子的署名画鉴押。商业票据中更有许多票号或商人的钤印作为防伪标志。至于诉讼案卷、布告、租簿、实征册等，都有明显的可以鉴定其真实性的地方。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徽州历史档案的真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记载历史实态的原始文书，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超过丁任何一种史料，因此，研究它，可以印证某些史籍记载的不实或不准确。比如，在封建社会中，族长是家族的首脑。从史籍上我们了解到族长由族中生活富裕者担任，在家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在徽州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初族长的经济状况亦有与史籍记载并不相同的情况。如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初期的契约中，休宁县一位叫朱胜右的，在洪武三十年(1397)订立的卖田赤契中，是作为“主盟族长”具名的。然而从建文元年(1399)订立的另一件卖田赤契中可以知道，朱胜右租佃有他人土地，是一户佃户。在地主将这块土地的一部分出卖与他人后，朱胜右又成为另一家人的佃户。这说明了明初徽州的族长并不一定由族中的富户担任，一般的自耕农即可，甚至具备佃人(并非佃仆)的身份也不影响他的威望和地位。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4.典型性：徽州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政策贯彻十分彻底和最为典型的地方。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徽州的历史积淀很深，因此，徽州历史档案所反映的内容在中国农村历史社会中也最为典型。比如，徽州遗存的赋役文书、档案，如亲供册、黄册、编审册、实征底册、易知由单、串票、滚单、完纳钱粮执照等，构成完整而典型的明清赋税制度，是中国明清赋役文书档案中的典型代表。徽商档案，更是中国封建商业集团传统经营和发展的典型反映。如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档案，形成于嘉庆至清末这段时期，其时正是徽州茶商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也正是中同传统商业由兴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它所反映的商业资本形式、经营方式、利润分配和消费以及其衰落的原因等，是中国这—时期传统商业的典型缩影和反映。徽州历史档案的这种典型性十分明显，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农村社会七个世纪的历史缩影-，是研究传统中国文化不可忽缺的典型档案材料。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5.系统性：徽州历史档案的系统性表现在全面性、连续性上。其全面性表现在横纵两方面。横向上，徽州历史档案对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其种类之多，所涉范围之广，其他史料难以企及。具体来说，它重点涉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商业经营、文化、宗族、教育、风俗、人口、社会关系等方面，系统性很强。纵向上，具有连续性。所谓连续性，是指现存的徽州历史档案在历史年代上的长期性和连续不断。现已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若论抄件，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同时期的南唐保大：年(945)渝祭文书，若论原件，最早年代的足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家祭龙简，最晚年代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间连续跨度达千年，这在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地方历史文书档案中是绝无仅有的。5hJ中国徽文化网 - 徽州文化,徽文化,徽州,古徽州,徽州府 如果把徽州历史档案分类别、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各种门类上，徽州历史档案都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最早年代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嘉定八年(1215)《祁门县吴拱卖山地契》抄白，最晚的是民国三十八年。其中有些土地的档案，从开垦到管理、买卖到过户、税契到赋粮，每一笔都注册清楚，历经十几个王朝而无一疏漏。诉讼档案，据我们所知较早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代宣德八年(1433)民事诉讼案件形成的状纸，最晚的有延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诉讼文书。有关赋役档案较早的有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泰定三年(1326年)祁门县谢智甫析税文书，最晚的亦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文书。徽州宗族档案，最早的是黄山市档案馆收藏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保大三年(945)谕祭文书，最晚的是民国三十八年的。年代就像一条线索，把徽州历史档案紧紧相连，真实地记录了徽州长达千年的历史发展轨迹。

徽商的文化传统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执著精神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精神文明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