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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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论文篇1
浅谈小学音乐教育创新

摘要:在德智体美教育的全面开展中，小学音乐教学得到重视，小学音乐教育必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就小学音乐教育的创新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创新教学措施。

关键词:小学音乐教学;创新教学;教学措施

小学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是培养青少年成为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小学音乐教育也不断推进，小学音乐教育走出偏重于知识灌输、专业技能训练的误区，转为对学生兴趣、素质、能力、个性的全面培养。小学音乐教师必须注重立足于学生主体的发展，创新音乐教育方法。

一、树立创新音乐教学意识

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在学习中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为教学实践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提高创新设计能力，评价能力和自我诊断能力，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发展和创新，及时的了解并汲取新的知识，探索新 教学方法 的运用，重视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用音乐的动作和音乐的语言向学生传递音乐美感、音乐情感和音乐的创新意识。

二、创新音乐教学素材

目前，由于教育模式的不断更新和完善，课本以外优秀的音乐歌曲层出不穷，有的作品学生很是熟悉，也有的作品学生很是陌生，教师可自行补充教学素材，可以多教授学生感兴趣又比较熟悉的音乐歌曲。例如：优秀儿童频道中的主题曲《大风车》或者 其它 脍炙人口的歌曲，如《蔬菜歌》、《灰姑娘的梦》等作品，既好听又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更利于学生体会歌曲蕴含的情感和崇尚真善美的世界。会器乐的老师还可以把吉他、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带入教室，给学生演奏助兴，为音乐教学素材又注入学生喜欢的一抹色彩。又如，在教授《森林的歌声》一课时，学生为歌曲伴奏环节，倡导学生充分利用身边的元素为歌曲伴奏，借助森林动物的各种形象，让学生在角色板眼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对学生进行教学，接着让学生读一读书中“布谷鸟”和“青蛙”按节奏标记的叫声。这样，巧妙地加入自创伴奏，更利于学生体会学习音乐的乐趣，拉近学生与音乐之间的距离。

三、创新教学方式，加强体验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 唱歌 曲，一般是教师先范唱，然后，再逐句教唱学生，通过反复教唱，达到会准确演唱歌曲的目的。这种教学方法既单一又缺少创新性。笔者认为，音乐学科本身就是需要欣赏和体验的艺术，在音乐艺术的聆听体验之中，让小学生得到启蒙，从而感兴趣的掌握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在音乐教学教唱歌曲环节中，可以让学生以听觉为中心，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体验音乐的丰富情感，掌握基础的 乐理知识 。例如，在欣赏舒伯特的《摇篮曲》时，这首曲子表达了母亲对孩子无限的慈爱和真挚的母子之情。教学中，先欣赏音乐，在体验音乐中引发学生的思想感情。

反复聆听后，学生已基本能哼唱旋律，师生展开交流探讨：(1)“这是一首怎样情绪的歌曲?”(可以从作者抒发的情感、音乐的节奏等角度去思考)(2)“从这首歌当中体会到了什么?”交流完毕，让学生带着情感再次复听，然后，让学生把自己想象成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婴儿，感受真挚的母爱和轻轻的扶慰，最后，舒缓地演唱这首歌曲。又如：在教授《重庆小景》一课时，让学生反复观看课件中关于重庆的一些照片，比如朝天门，解放碑等夜色，并结合重庆自然特色，如小桥、流水、等美丽的画面，充分领会音乐背景，欣赏完后，反复播放歌曲的同时，可让学生用重庆方言朗诵歌词片断，感受巴渝音乐浓郁的风格特征和重庆方言的独特韵味。以这样聆听、体验音乐的方式进行教学，丰富学生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学生表现音乐的自信心，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音乐课堂，走进音乐世界。

四、有效应用多媒体进行创新教学

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贯彻音乐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让学生在学习音乐中不断激发探索精神，善于发现新事物的能力。创新性的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音乐教学，制作与教材配套的音效动画，让学生在逼真的情境中学习，全面开辟学生的多项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多媒体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可以创设音乐教学情境，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心境，唤起学生的音乐审美注意。在音乐教学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用于音乐教学的起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可起到愉悦审美环境，唤起审美注意，激发审美渴望;用于教学过程的各环节和教学内容的连接，能达到承上启下，培育新的审美心境，唤起新的审美注意和审美渴望;用于教学内容之中，则会使原有的审美要素，更加丰富多彩，产生更佳的宜人，感人，化人的审美效应。

总之，创新教育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新要求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音乐的艺术特性、情感特性，能使学生在学习音乐时陶醉在艺术活动的欢娱之中，学习音乐的过程即是对艺术乐趣的追求过程，这一优势是音乐学科独具的。在创新教育的新形势下，教师必须遵照创新教育的要求，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独特优势，致力创新音乐教育的新方法，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松.小学音乐教学中激发学生思维创新的措施探微[J].教育，2016(9):00019。

[2]刘慧.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创新教育策略探讨[J].教育科学：全文版，2016(2):00034。

[3]陈洪珍.小学音乐教学中创新教育的实施研究[J].北方音乐，2014(8):161。
音乐教育论文篇2
浅析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摘要：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将德育寓于音乐艺术美之中，充分挖掘和发挥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培养学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等，不断发展学生德育上的自我教育能力。通过音乐教育，以乐辅德、以乐促智、以乐怡性，可望更好地发挥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关键词：音乐教育;德育;德育功能

一、音乐教育与德育的关系

音乐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热爱音乐，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参与音乐活动和实践，体验感受音乐，发展自身的音乐能力，而不光是单纯的培养音乐知识与音乐技能。育“人”而非仅育“才”是普通音乐教育的重要特征。德育的“德”字的本义“道德”或“品行”。“德”也是一个人的品格和价值观。学校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与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社会思想道德影响，并通过受教育者积极的认识、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教育者所期待的品德的活动。音乐教育与德育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者互相辅助、密不可分。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音乐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音乐教育通过生动的音乐艺术方式，寓德育于音乐艺术教育之中。蕴含伦理道德内涵的音乐作品，能使学生在提高音乐审美感受、表现力的同时，心灵得以净化、道德情操得以升华、人格得以完善，从而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

二、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表现

学校音乐教育以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独特的育人功能，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从先秦儒家诸子认为“乐教”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莫过于乐”，到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把“歌乐”作为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学科之一，都说明了我们的先辈很早就意识到了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笔者从以乐辅德、以乐促智、以乐怡性这三点展开论述：

(一)以乐辅德

音乐德育的功能，从古到今倍受重视，无一不以音乐作为滋养，浸润心灵。音乐运用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丰富的和声、美妙的音色来表情达意，直接触动学生的情感中枢，震撼学生的心灵，对学生的情感世界、道德观念的渗透和影响都很大。因此，在小学音乐教育中，寓德育于音乐教育之中显得尤为重要。

1.以乐引情，抒发情怀

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能激发人的崇高情感。优秀的音乐作品通过流畅优美的旋律、鲜明清晰的节奏、真挚完美的情感、和谐完整的结构、清新质朴的音乐风格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极具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鼓舞着整个民族，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每当给学生范唱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心里总涌动着一股暖流，心潮澎湃。音乐家郑秋枫用行云流水的音乐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歌词勾勒出中国大地春华秋实、山海壮阔的雄伟景色。学生透过老师洋溢着激情的脸和深情的歌声，深深被打动了，歌词“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抒发了豪迈的爱国情怀，感人肺腑、震撼心灵。又如《再唱山歌给党听》、《浏阳河》、《龙的传人》、《国家》、《中国人》等，这些歌曲洋溢着对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新中国、社会主义热爱之情。学生在聆听、歌唱时，感受激情的旋律、品味歌词的内涵，内心的情感得到丰富和滋养，进而提升了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

2.以歌励志，乐学善思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 文化 是人存在的根和魂。文化基础，重在强调能习得人文、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和运用人类优秀智慧成果、涵养内在精神，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发展成为宽厚文化基础，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音乐素养和情感态度，形成乐学善思的品质。五年级的《红星歌》是七十年代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它以生动的歌词、轻快的节奏、流畅的旋律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课前，笔者让学生在家上网观看这部经典电影，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通过预习，了解历史，积淀人文知识。课堂上，教师通过挖掘歌曲音乐要素中的节奏进行对比，让学生思考节奏在表现歌曲情绪的作用。

通过原谱与把附点八分音符节奏改为八分音符节奏型的 歌谱 作对比，在演唱中感受到附点音符更能贴切地表达小主人公潘冬子加入红军的激动心情。接着又让学生思考：歌曲运用了重音、f、渐强等记号，对表现歌曲有何作用?有的说：表达了潘冬子立志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有的说：让歌曲更加雄壮有力，精神更饱满。在 学唱歌 词时，又让学生思考：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为何还要学这首歌?“闪闪的红星传万代”传承的是什么精神?引导学生边学边思考，形成乐学善思的品质。

3.以曲为媒，凝神聚气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项音乐活动，通过音乐艺术实践，培养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合唱是多声部演唱的歌唱艺术，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情感，它通过多种题材、体裁，以音响为表现手段，抒发情感，提高感受美、鉴赏美的能力。笔者曾指导学生参加广州市第十三届中小学合唱节比赛的训练，为使所有学生所发出的声音达到和谐统一，不厌其烦地示范、讲解、并逐一辅导，让学生努力做到个人的发声与整体的发声揉为一体。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学生慢慢懂得了声部间彼此合作的重要性，注意力高度集中，听从指挥，努力达到各声部之间均衡和谐，创造至善至美的境界。经过角逐，最终荣获了广州市总决赛特等奖的殊荣。可见，凝神聚气的团队精神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

(二)以乐促智

智力是在认知方面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包括注意力、观察力、 记忆力 、 想象力 和思维能力。音乐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古今中外名人如孔子、卢梭、歌德、列宁等大都酷爱音乐，音乐对于他们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1.开启心智，想象创造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是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音乐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语言，它看不到、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以旋律、节奏、和声、音色等要素作为基本的表现手段，通过声音刺激人们的听觉器官，从而使人们在头脑中产生想象而获得听觉形象。三年级《音乐中的小动物》的教学内容为欣赏一组以小动物音乐形象为题材的歌(乐)曲。在欣赏管弦乐曲《公鸡和母鸡》中，让学生充分熟悉主题音乐后自由创编表演动作。当听到母鸡报蛋声的主题音乐，有的学生蹲下身子、张开手臂随乐曲扇动着，有的摇摆着身体神气地转着，有的曲着手臂一张一合模拟母鸡的翅膀拍打着，形态各异。当听到公鸡报晓声的主题音乐，学生变换了动作，或伸长脖子引亢高歌、或在嘴巴前张开手掌做出小喇叭的模样叫着、或是左手放在头顶模拟鸡冠、右手伸展在体侧模拟公鸡漂亮的羽毛，创意十足。在宽松的教学氛围下，学生随着美妙的音乐尽情表演，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创编中得以培养。

2.训练听觉，促进记忆

记忆，是过去 经验 在人脑中的反映，心理学告诉我们，没有记忆就无法学习，离开记忆，人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复存在，知识经验无法积累。音乐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记忆力，这种能力是指人经历听音乐的过程，对音高、音强、节奏、音色等所形成的音乐在头脑中有所反映、再现，从而产生了音乐记忆力。音乐教学活动都以聆听为前提，学生在聆听过程中会产生注意、记忆、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并促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的发展。

小学低年级学生跑调(音不准)的情况比较普遍，原因就是记不住音高。教学中发现，听音模唱能帮助记忆音高解决音不准的问题。刚练习时每次听一小节单声部旋律，如：①135-||②1b35-||③246-||④2#46-||然后凭记忆用lu音哼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原先唱不准的学生基本能唱准了。于是听唱两小节，之后听唱四小节，记忆力强的学生听唱音程、和弦。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学生内心听觉能力和记忆力明显增强了。

(三)以乐怡性

1.高雅审美，唯美至善音乐作品之所以具有感染力，是因为它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情感，蕴含在作品中的立意美、情境美、音韵美、曲调美、配器美、伴奏美等审美因素能激起听众的审美感情。小学音乐教材的歌(乐)曲或表达孩子们的心声，或蕴含着一个美好的寓意，百听不厌，百唱不烦。欣赏教学中，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奔放热情的旋律、明亮高亢的唢呐模拟百鸟争鸣和唱的曲调，可使学生联想到生气勃勃大自然景象，抒发美好欢乐的心情。名曲《二泉映月》哀伤的曲调让学生体会到作者阿炳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的不幸和那份追求光明、乐观向上的可贵精神。欣赏《 春节 序曲》时学生会情不自禁地跟随明快的旋律做着敲锣打鼓的动作表现人们在节目里热闹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欣赏这些音乐文化精萃的作品，能使学生的音乐素质修养、审美情趣会越来越高雅。

2. 才艺展示 ，自信阳光《音乐课程标准》指出：要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注重自信心的培养。因此，为学生提供尽量多的自我表现机会，给予自由发挥的舞台恰恰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创造的好办法。自信是一种良好的心理品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有利于形成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提高其心理素质与思维力、抗挫力、行为力等。音乐教学的实践活动丰富多彩，歌唱教学中根据学生的特长为其提供表演的机会。如：识谱能力强的学生示范演唱旋律，节奏感强、拍子准确的学生指挥全班歌唱，声音美、表情好的学生带唱歌词，竖笛音色美、指法准确的学生为歌曲伴奏，以点带面，激发全体学生的表演热情。在分组练习时让他们与性格内向、表演能力弱的同学合作，帮助同学克服自卑等不健康心理因素，增强自信。久而久之，学生勇敢、自信的品质从一点一滴中培养出来了，促进了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实践证明：经过长期音乐熏陶的学生，其性情、精神、气质以及思想意识、 思维方式 乃至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能让其一生获得健康的心理、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学校音乐教育应发挥以乐辅德、以乐促智、以乐怡性的美育功能，从而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音乐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2011.

[2]王安国,吴斌.音乐课程标准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林崇德.21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杨九诠.学生发展素核心素养三十人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5]彭小虎,王国峰,朱丹.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戚万学.国家精品课程系列教材：学校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音乐教育论文篇3
试论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摘要】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诞生于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它既是当今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又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本文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内涵和表现形态入手，浅析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打造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内在基础、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增强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这三个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如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客观上促使了世界各地文化多元化浪潮的兴起，同时也促进了各种异域文化的大融合。在我国音乐文化发展领域，不论是不同阶段的音乐教育，还是音乐的具体表现形态，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一方面为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内涵和表现形态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属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分支，而多元文化教育思想又起源于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结构、成分日益复杂，信息交流沟通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各种文化形态更新、变化加速，新兴文化形态层出不穷的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教育必须帮助性别、种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学生平等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主流文化以及亚文化，以此既能获得在主流社会生存的能力，也能获得在本民族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的能力，这就是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广泛接触了解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音乐作品，感受各类异域风格的音乐特色，从而拓宽音乐审美视野，加深对音乐的理解，掌握音乐的本质和深层次内涵。在表现形式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首先要求教师和学生转变传统的音乐教学理念和音乐审美观，以平等的心态和教学方法对待不同类型和风格的音乐，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厚此薄彼，疏忽怠慢亚文化音乐形态;其次需要在传统的音乐教材和教学内容上增加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内容，拓宽学生的音乐知识面和学术视野;再次需要鼓励学生在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形态之间自由探索、创作，通过实践深化学生对不同音乐形式的领悟、理解;最后需要通过更多的音乐艺术交流和实践来夯实学生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基础，如座谈、访谈、采风、汇演等。

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促进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内在基础。

我国的民族音乐本身就具有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特征，56个民族的音乐艺术共同构成了我国多元民族音乐文化，因此，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本来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的现实中，我国不同的民族音乐文化一直都存在主流与边缘的区别，这是由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正是要求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主流与边缘的音乐形态，从内在保证了多元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可能性，也奠定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良好基础。

(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推动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我国乃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风格影响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又为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发展、传播提供了土壤和平台，可见，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之间有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思想上主张、鼓励受众体验不同民族音乐艺术的魅力，在现实中又以实际教育方法和手段让学生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民族音乐，这就为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一种系统化、概括性的音乐教育，它将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加以 总结 、提炼，然后传授给学生，这就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劲。

(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增强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

任何一种民族音乐文化，只有充分融入了社会，获得受众的喜爱和支持，才会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也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促使学生甚至民众以更宽广的艺术胸襟和更丰富的审美趣味，来对待不同民族的音乐以及音乐文化，使得人们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建立一致的音乐价值观，获得同样的情感熏陶和共鸣，进而共享一种音乐文化，拉近了不同民族音乐受众的心理距离，强化了不同民族人民的认同感，也就强化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凝聚力，让各种类型和形态的民族音乐文化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这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结语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为学生甚至民众开辟了新的音乐视野，丰富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内涵，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力的内在基础和外部环境，可以说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功不可没，值得广大音乐教育者仔细学习研究，推广实践。

参考文献：

[1]于新洁,乌尔茜娅.多元文化主义视野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37-140.

[2]魏韶亮.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研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2):265-266.

[3]周干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作用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10):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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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书名号M是书籍J是期刊每家期刊都有自己的格式一般是[1]吴剑，齐鄂荣，程晓如，黄明海.废水生物脱氮技术的研究发展[J].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2,35(1):76~79.[2]李军，杨秀山，彭永臻.微生物与水处理工程[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370~396.[7]Hyungseok Yoo,Kyu-Hong en removal from synthetic wastewater by simultaneous 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via nitrite in an intermittently-aertes reactor[J].water Environ Res,1999,33(1):1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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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类 一般格式如下： 作者.论文名称[J].期刊名称，发表年份（第几期）：页码. 注意：一般而言，参考文献里的标点符号用的是英文状态下输入的标点符号。输完汉字要切换到英文状态，再输入相应的标点符号。

示例：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J].战略与管理，1998(6):1-34. 2、学位论文类 一般格式如下： 作者.论文名称[D].毕业院校所在城市：毕业院校，论文提交年份：页码. 示例： 刘杨.同人小说的著作权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12-15. 3、书籍著作类 一般格式如下： 作者.著作名称[M].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名称，出版年份：页码. 示例：金太军.村治治理与权力结构[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8:50. 扩展资料 最主要的是根据载体把文献分为印刷型、缩微型、机读型和声像型。 （1）印刷型：是文献的最基本方式，包括铅印、油印、胶印、石印等各种资料。

优点查可直接、方便地阅读。 （2）缩微型：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又可分为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优点是体积小、便于保存、转移和传递。

但阅读时须用阅读器。 （3）计算机阅读型：是一种最新形式的载体。

它主要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文献变成符号和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存储在磁带或磁盘上，阅读时，再由计算机输出，它能存储大量情报，可按任何形式组织这些情报，并能以极快的速度从中取出所需的情报。出现的电子图书即属于这种类型。

求此民族音乐论文中的六个参考文献是什么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求一篇800字的 关于和声的论文

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 19世纪初，和声手法基本上与上世纪后期相同。此后，由于题材和内容范围的扩大，音乐作品中情感的表达、心理的刻划、风景的描绘和情节的表现等需要，促使作曲家不断发展新的和声语汇，丰富和声的表现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发展变音体系和声以及其他复杂的和声手法，如大量应用半音化的声部进行、远关系离调与转调、游移与模糊的调性、连续的属功能组和弦、各类远关系的变音和弦、高度叠置和弦（九和弦、十一和弦、十三和弦等）、主和弦的隐蔽、收束的避免、同主音大、小调的混合以及强拍上的半音和弦外音等，从而将大、小调体系和声推向极限，趋于解体的边缘。和声的功能性逐渐削弱和模糊，色彩性得到突出和强调。R.瓦格纳后期乐剧中的和声可为这方面的代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乐派的兴起与古代宗教题材的采用，恢复并扩充了自然音体系和声。例如由于民间音乐的影响,扩大了作品中调式的范围,除自然大、小调式外,还有其他中古调式和特殊调式,如F.F.肖邦作品中的弗里吉亚调式与吕底亚调式，F.李斯特

作品中的吉卜赛调式，俄罗斯作曲家作品中的各类自然调式等。在和声的处理方面，下属组和弦得到强调，有时某个段落仅由下属组和弦与主和弦构成。大调副三和弦也得到重视，它们增加柔和的色彩，并使和声具有中古调式的风格特点。变格进行、阻碍进行以及三度根音关系的和声进行等也较普遍，这在李斯特、瓦格纳、俄罗斯作曲家与E.格里格等人的作品中常可遇到。在和弦构成方面有加六度音的主和弦与属和弦、自然音范围的高度叠置和弦等。在和声的收束式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处理方式，如在结束处使用转位的主和弦；以Ⅲ级代替Ⅴ级的正格收束；Ⅵ级或Ⅱ级代替Ⅳ级的变格收束等。有时最后结束不在主和弦上。这一时期中，还有一些富于创造性而成为近代和声先驱的特殊手法，如：五声音阶和声(如在А.П.鲍罗丁的作品中)；五度叠置和弦（如在李斯特的作品中）；复合和声(如在瓦格纳的作品中)；

全音阶和声 (如在Н.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中)等。

20世纪 在19世纪后期大、小调体系和声发展至极限的基础上，不少作曲家探索新的创作手法，或回复至古老的音乐风格,其结果都打破了过去200年来传统和声的规范。20世纪的和声手法，总的可概括为：和声思维的复杂化，和弦结构的多样化，和声进行的自由化与调性观念的扩大化。首先是将传统和声材料在使用方法上加以突破，创造新的和声效果，例如应用三度叠置和弦的平行进行；四六和弦与不协和弦的独立应用；无功能联系的远关系和弦的紧接；连续大二度、小三度或大三度的和声进行与复合和弦等。

在打破大、小调式的长期影响方面，广泛采用了各类中古调式、五声调式、某些民族的特殊调式、泛音音阶（同时包含增四度、小七度的大调式）、全音音阶、十二音音阶以及各类其他特殊的调式与音阶。这些新的调式音阶为和声的处理提供了不同于大、小调式的基础。

在和弦结构方面力求打破传统的三度叠置原则，并追求以往被认为是不协和的、粗糙的和声效果。例如建立在半音阶基础上的高层三度叠置和弦、采用四度叠置的方法、二度密集的音群、各种附加音与任何可能的结合，使和声纵的音响尖锐化、紧张化与复杂化。

另外，还有完全以自然音体系的各音作各种自由组合的和声处理方法，称“泛自然音体系”。

19世纪后期的音乐作品中，大小调式的区别已趋于消失，更由于半音化和声的发展，调性范围的扩大与不断迅速地转换，带来了调性与和声功能意义的削弱与模糊。20世纪，在这基础上更进一步突破传统的观念，产生下列新的调性处理方式：①泛调性，这种处理仍然保

持调性的作用，但打破了传统调性的界限，不以三和弦、自然音阶为基础，也无功能性的和声进行，而通过一些新的方法来表现或暗示调性中心（主音或主和弦）的意义。有时，由于调中心不断变换，缺乏较固定、明确的调性感觉。②多调性，两个以上不同的调性同时结合，即构成双调性或多调性，这是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一种新的调性处理方法。每一个调性层次大都为自然音体系的传统调性，但当不同的调性叠置结合时，即产生了不协和的、矛盾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和声效果。③无调性，在半音阶的基础上，强调每个音都有同等的意义，避免和否定中心音的控制。这种处理排除了调性，调号也失去其意义而不再应用。取消了和弦结合的原则、根音的作用与和弦之间的内在联系。乐曲的结构不再依靠和声收束式来加以区分。

中国音乐作品中的和声表现手法 在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和声的应用约从20世纪初开始，最初采用欧洲大、小调和声方法。由于旋律多为五声调式，因此，和声如何适应旋律的风格，就成为中国作曲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初时的和声大都是在大、小调和声的基础上加强副三和弦的作用以及应用附加六度音的大三和弦等方法，并注意声部（特别是两外声部）的五声化进行。20年代赵元任在其创作歌曲的伴奏中，就注意试验中国化的和声.

30年代中,由于民族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影响,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对和声也有了更多的探索和试验，如借鉴欧洲民族乐派以至印象派（如德彪西）的某些和声方法,自然调式和声的应用增多,在三和弦的基础上采用附加音或代替音的方法。在有些作品中，打破了大、小调的和声规范，采用五声化和声结构（如老志诚的《牧童之乐》的引子部分等）或复调化处理（如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等）。

40年代中，音乐创作较前一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以民歌或以民歌风的旋律为素材的作品逐渐增多。和声上重视应用调式和声方法，并尝试一些适合于五声音调的和弦结构，如四、五度和弦、替代音和弦等。开始吸取和应用某些近现代的和声方法，印象派作家的和声引起较多作曲者的注意和借鉴。P.欣德米特的作曲理论也开始介绍到中国，谭小麟在他的创作中将这种理论、技

巧与民族风格相结合，创造了新的和声处理方法.

当时也有应用无调性创作手法与中国民歌相结合的尝试，但并不普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创作获得很大发展，和声的民族风格问题引起更大的重视。但由于强调功能性和声理论，因此在和声处理方面，主要属于三度结构与功能性的调式和声方法，与此同时，在保持调性、调式的基础上，也有许多探索与尝试，如五声化和声结构、复杂的和声结合，复合和声、四度和声、调式交替变音和声与平行进行等等。近年来，不少作曲者又继续探索近现代和声手法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处理方法，有不少可喜的成果。总之，从中国音乐创作

的实践观察，三度结构的和声、五声纵合化和声与近现代复杂的和声都可以与五声性的民族音调相结合，在发展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方面发挥其作用。

拉威尔《水的嬉戏》与德彪西《水中倒影》钢琴曲的和声比较分

拉威尔《水的嬉戏》与德彪西《水中倒影》两首钢琴曲的和声比较分

摘要： 文章主要从调性及和声材料两方面剖析拉威尔《水的嬉戏》和德彪西《水中倒影》这两首钢琴作品，比较了两者在和声手法应用上的异同，来说明钢琴曲中印象主义走向成熟的特征。

关键词： 拉威尔 德彪西 水的嬉戏 水中倒影 调性 对置 平行 全音阶

《水的嬉戏》（Jeux d’eau）是拉威尔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完成于1901年，主要描绘清晨的阳光映照在喷泉上所反射出来的景象。

《水中倒影》（Reflets dans I’eau）是德彪西在1905年所作的《意象集》第一集中的第一曲，主要描绘在静静的水面上，映出奇妙的倒影，吹起一阵清风，飘下一片树叶，泛起微波涟漪，闪烁着鳞光，倒影时隐时现。

关于拉威尔《水的嬉戏》与德彪西《水中倒影》的和声手法，笔者主要从调性与和声材料两方面进行比较。

一、调性

拉威尔《水的嬉戏》调性处理手法的特点，主要以功能性和声进行明确全曲的中心调（E大调），同时又运用各种手法尽可能地削弱它的功能性，以增加色彩性，使调性处于模糊、不稳定的状态。

如第1—4小节，第一主题在初次呈示时，和声进行为E大调的Ⅰ9一Ⅳ7一#5Ⅴ9/Ⅳ一Ⅳ。在此虽然使用了功能性和声进行来明确调性，但又用极不协和的Ⅰ9与Ⅳ7和弦，使之缺乏稳定性。第二主题（第19—23小节）旋律为#c自然小调，和声却在#f自然小调上，具有双调性特点。

展开部是由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的素材发展而形成的两个部分，除了最后引向再现的功能进行外，其余全部是色彩性和声手法，如不同结构和弦的对置、同级和弦变化结构的对置、同主音大小调同级和弦的对置以及半减七和弦的连锁进行等，这些手法的应用使得整个展开部的调性模糊不清。在引向再现部之前，功能性的和声进行再次出现，即主调E大调的DD—Ⅴ/ⅵ—Ⅳ7—Ⅴ7，用此功能进行引向再现部，并最终在主七和弦上结束全曲。

德彪西的《水中倒影》在调性方面则体现出持续音调性、双调性及多调性的特点，且用持续音来明确或强调全曲的调中心—bD大调。

如第1—3小节，低音声部为bD和bA双重持续音，明确了bD大调。在左手主、属持续音的衬托下，右手声部浮动的和弦主要在下属功能领域进行，且指向不明确，主和弦也并未出现，调性只能通过持续音的方式来得到强调。这是第一主题。

在第24—29小节处，高低两声部之间音域被拉宽，这一音乐片段是由3个调性构成的3个织体层次。一开始，高声部由bC大调的4个音“bG、bC、bB、bA”以波浪式音型滚动奏出，接着中声部加入进来，在bF大调上作不完全的类似全音阶的进行，这是第二主题。与此同时，低音声部进入bA持续音，形成持续音调性——bA大调，这是原调bD大调的属方向调性，在这个片段中3个调性重叠在一起，形成多调性。bA持续音一直持续到第35小节，在第36小节处进入bD音，回bD大调上，第一主题由此再现。不难看出，由持续音调性暗示的段落结构的划分。这就构成了具有三部性意义的呈示部。

在展开部里，调性不但具有持续音调性、双调性的特征，还通过属七、减七、属九和弦对置、全音阶和弦的使用，以及调性的瞬间切换来造成调性的不稳定、游移。

在再现部出来之前两小节，低音声部用bD调（主调）属长音做准备，引向再现。bD、bA主属持续音若隐若现于其中，再次巩固、明确了全曲的中心调，并结束全曲。

可以说，德彪西在此曲中通过bD持续音调性——调性的游移——bD持续音调性的转换，来暗示此首作品曲式结构的三部性原则。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两首作品在调性的处理上有其相似之处，即全曲均有一个中心调，所处的部位均在呈示部与再现部。不同的是明确主调的方式不一样，拉威尔用功能性和声进行来确立调性，德彪西则用持续音来确立调性。而在展开部则各自使用不同的方法尽可能地模糊调性，使展开部处于调性不安定的状态。

二、和声材料

1.对置

这种手法在两首作品中都较为常见。在拉威尔《水的嬉戏》中和弦对置的手法可以分为：相同结构和弦的对置、不同结构和弦的对置、同级和弦变化结构的对置、同主音大小调同级和弦的对置。

（1）相同结构和弦的对置。如第4小节属九变和弦的小三度对置（#5Ⅴ9/bⅡ— #5Ⅴ9/bⅦ—b5Ⅴ9/Ⅳ—b5Ⅴ9/ⅱ）；第24小节两个大九和弦的减四度对置（#D9—G9）。

（2）不同结构和弦的对置。如第31—33小节的#G9和弦与#F13和弦的大二度对置；第36小节#G减小七和弦与G大三和弦的增一度对置。

（3）同级和弦变化结构的对置。如第38小节#c小九和弦与#C减小七和弦的对置；第41小节#F小九和弦与#f减小七和弦的对置。

（4）同主音大小调同级和弦的'对置。如第51小节#C大调的Ⅴ13和弦与#c小调b5Ⅴ9和弦的对置。

德彪西《水中倒影》中的对置手法主要使用了两类：相同结构和弦的对置及不同结构和弦的对置。

（1）相同结构和弦的对置。如第59小节减七和弦的大二度对置（e减七—d减七）；第62小节大属九和弦的大二度对置（bE9—bD9）。

（2）不同结构和弦的对置。如第44—48小节，这里是bC全音阶与bb小调的复合，在bC全音阶的上方声部，是bb小调主和弦与Ⅲ级增三和弦的对置；第54—55小节是大属九和弦与属七和弦的小三度对置(B9－D7）。

三、平行和弦

这也是两首作品共同的和声手法，但不如对置手法常见。

在拉威尔《水的嬉戏》中，第60小节为建立在#G持续音上的大三和弦平行进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大三和弦的根音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全音阶。

在德彪西的《水中倒影》中，第20—21小节为相距小三度的平行大属九和弦进行。第67小节处，高声部是相距大二度的四六和弦平行进行。

四、全音阶

在拉威尔《水的嬉戏》中全音阶材料的使用并不多见，只是偶尔用来点缀一下。例如，第6小节高音声部的最后一串音以及第60小节和第68小节里较隐蔽的用法。

德彪西《水中倒影》中全音阶素材的使用则较为突出。如第61小节及第64、65小节处的全音阶和弦；第44—48小节全音阶与bb小调的调性复合，以及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全音阶素材，如第28小节的三全音音列，第45及47小节的增三和弦的应用，这些都体现了德彪西对全音阶的喜爱。

以上是关于两首作品和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两首关于“水”的作品从它们产生的先后顺序（李斯特晚期——拉威尔早期——德彪西印象主义成熟期）以及作品中和声、旋律等音乐语言的特征上来看，反映了印象主义从萌芽到日趋成熟的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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