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素材

湖湘文化论文素材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 　　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 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

关于湖湘文化的网页素材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无庸讳言，这些研究虽然数量繁多，名目各异，但距离整体把握和具体把握，似乎还有一定差距。刘旭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概论》，就是力图缩短这段差距，从系统思维中走近湖湘文化本质的重要尝试。

整体把握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足以总揽全局的窗口，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本著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不像众多学者那样把目光投向事实与现象的表面，而是着重关注那对于文化整体最具有统帅意义的东西——它的灵魂。这一“灵魂”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深蕴于整体中的内核，那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足以“鼓天下之动”的总枢纽——它的基本的文化精神。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著者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

这一概括是极其全面的，也是极其精当的。在此之前，论者常用“湖湘人物性格”或“湖湘文化性格”对此进行概括。对照之下，本著的深度就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是“湖湘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个比“湖湘人物性格”更高一层的概念。诚如黑格尔老人所言：“外延最广，也就是内涵最深……概念愈是高级，它的明确性亦愈大，愈确定，愈发挥，愈深邃，因此它的领域也最广。”无疑，这是湖湘文化研究中的—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本著的第一大贡献。

本书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了湖湘文化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而且在于它对形成这—独特精神的独特环境进行了“沿波以讨源，振叶以寻根”的剖析。作者认为，事物最基本的形态是空间与时间，空间与时间是事物运动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物的性质。就空间而言，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人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从时间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绪。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一文化性格的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作者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的，因而也是使人信服的。

时间与空间毕竟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众所周知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那么湖湘文化形成的内因究竟是什么？作者高屋建瓴地将它归结为在这一地域上的人的系统运动。这一系统运动的合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土著文化，即群苗文化，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一是中原文化，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湖湘文化就是二者冲突与融会的结果。中原文化的“文雅”与群苗文化的“蛮野”这两大基因的结合，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倔强”、“刚坚”、“峻激”的风格。所谓“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即此之谓。这就是湖湘文化“深湛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然后“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自立”的重要原因。

湖湘文化的形成，正是以上诸多因素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著者由此归纳出—条结论：“湖湘地区高山大湖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这一系统概括，将湖湘文化的渊源揭示无遗。这是本著的第二大贡献。

本书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对湖湘文化的内系统结构的全面揭示上。内系统结构是基本精神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寄附体和具体形态，同样是人们认识的误区。著者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

湖湘哲学思想

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湖湘文学艺术

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湖湘史学

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

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湖湘宗教

任何宗教都具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人的意识中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出于前者，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

湖湘民俗民风

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湖湘科学技术

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以上诸多方面，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实化为具体的存在方式，真正达到了列宁所说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那种“多样性的统—”的境界。这种严密、精审的“具体”剖析，是极具有说服力的，对于矫正当前肤浅的学风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1、主题背景音乐选用韶乐——反映上古尧舜执政为民天地人和。
2、高举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彰显楚文化的核心。

3、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等文化高台

4、诸如曾国藩、谭嗣同等近代史名人

5、中国革命先驱毛泽东、何淑衡、蔡和森等

6、有关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
会可以到网上喳喳！

水育人杰 灵动潇湘——浅谈湖湘水文化

刘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一、湖湘水文化概述

《管子·度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水文化与城市交通关系很大，人类文明起源于水，人与水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人顺应了水势，获得生命的基本条件和生活的便利、安全，水通灵了人性，承载了人的思想、艺术和精神，构造成水文化的基石。

潇湘是湘江与潇水的并称。多借指今湖南地区。我们将隶属于长江水系的湖南洞庭湖以及湘、资、澧、沅四大水系所孕育出来的文化称潇湘文化，亦即湖湘文化。潇湘文化是自春秋时期长江中游最早发展的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朝诗人杜甫《去蜀》诗云：“五载客蜀鄙，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宋朝诗人陆游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诗句来称赞潇湘地区人杰地灵、如诗如画的美景。

潇湘水文化主要集中城市为岳阳、武昌、长沙、永州、常德等地。所谓水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历史的长河中，潇湘文化结合当地不同的经济人文、风俗民情形成不同类型的水文化。潇湘地区是一片文化艺术的热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有古代战国时期汨罗河投江殉国的士大夫屈原，更有当代挥斥方遒的建国领袖毛泽东；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江畔岳麓山下千古文化流传的岳麓书院，更有让范公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岳阳楼……

二、湖湘水文化之景观篇

（一）潇湘八景

潇湘八景之说，起于唐宋之际。其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谓“八景”，即“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市晴岚、江天暮雪、远浦归帆、洞庭秋月、渔村夕照”，分布于湘江流域的中、下段。“江天暮雪”是描述长沙市橘子洲冬天的景致。

在历代文学家、书画家的艺术浸染中，在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中，潇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而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概念。古今中外，无数的潇湘画卷均可谓“画中有诗”，而浩繁的潇湘诗作也同样“诗中有画”。先人的诗句触发了后人的丹青灵感，古人的画作熏陶着今人的诗情文心。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家来说，“潇湘八景”已成为他们表达心境的手段和寄寓情感的依托。而诗画合一、物我交融的“潇湘八景”也不再是具体的八道风景，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艺术符号，一个能够唤起人们无尽审美感动的触媒，一个可以引发人们无数玄思妙想的契机。

八种景致就如同岁月冲刷之下淘沥出来的八粒金砂，凝聚着古往今来无数艺术家的心血与灵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东京大学教授芳贺彻将中国古人对八景的选定过程称为“风景的洗练”过程，指出“‘潇湘八景’作为画题具有诗的观念性和包容性，因此能够跨越时代和文化的变动而生存下来”。

如今有些部门为了发展旅游业，将八景指定为回雁峰、清凉寺、昭山等景点，以吸引人们“到此一游”。这无疑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也助长了经济对艺术的冲击。实际上，正因为“潇湘八景”的八个命题本身缺少确指性和限定性，才为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准备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的多种诠释提供了充足的余地。

（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洞庭湖地区吸纳沅、湘、资、澧四水及其他中小河流共九条于其上，自古以来即为肥沃的低洼之地。宋朝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引《山海经》言：“洞庭，沅澧之交，潇湘之渊，是为九江之门。”《战国策》云：“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横亘七八百里”，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引《巴陵旧志》）说其“横亘七百余里”，诸说皆志其大。时至今日，仍承“八百里洞庭”之说。

洞庭湖吞吐壮盛之貌与横无津涯之势，亦波撼着历代文章题咏。该地区远古湖湘先民拥有卓绝智慧并创造了灿烂的水文化。对于喜借外物以抒己意的庄子，这片地区简直就是启发其哲学智慧的源头：“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洞庭湖地区许许多多的山川、地名和草木鸟兽等物产，成为人们体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自然载体。湖湘先民的文明智慧甚至启动了国内南北文化交流扩散。而洞庭湖畔，最为著名的便是岳阳楼了。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除了范公登岳阳楼游览洞庭湖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外，唐朝的孟浩然用“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将洞庭湖波澜壮阔描绘得淋漓尽致（《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不禁“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刘长卿亦是愁，“楼前归客怨秋梦，湖上美人疑夜歌。”“终期一艇载樵去，来往片帆愁白波。”（《岳阳楼》）；李白则“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从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展露诗人自己豪爽快意之态（《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三、湖湘水文化之人文篇

（一）毛泽东——橘子洲头咏叹调

生在芙蓉国湘江流域的毛泽东，他的童年到青年时代是喝湘江水度过的，绿水青山培养了他的艺术天性、悟性和灵性，春看细雨，夏品涛洪，秋展满江，冬赏冰雪。水，成了毛泽东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毛泽东诗词中描述的水很广泛，从江河海水写到雾雪冰凌。咏江有“万里长江横渡”、“漫江碧透”、“龟蛇锁大江”；咏河有“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咏海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白浪滔天”、“颠连直接东溟”；咏湖有“洞庭波涌连天雪”；咏雨有“红雨随心翻作浪”；咏雪有“万里霜天红烂漫”；咏雪有“长空雁叫霜晨月”；咏冰有“千里冰封”、“已是悬崖百丈冰”，等等。他是当之无愧的写水的杰出人物、咏水诗词的巨匠。

位于湘江长沙段江心的橘子洲，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大型自然内河沙洲，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此地四季风光各异，春来，明光潋滟，沙鸥点点，芳草萋萋；夏日，浓荫蔽日，杨柳依依，河风习习；秋至，清香一片，红橘满枝，层林尽染；深冬，凌寒剪冰，江风戏雪，别有韵致。1925年的寒秋时节，毛泽东从广东回到湖南，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更是声名大噪。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以极大的人格感召。他青年时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常会同学友到洲头搏浪击水，议论国事。他挥就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毛泽东不但爱国爱家乡爱人民，同时他的宏大气魄以及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1961年他曾经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并感叹这种境界为妙哉，妙哉！体现了他对潇湘大地的垂爱。他在《七律·答友人》的诗中写道：“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斑竹意指湘妃湘夫人，在毛泽东的笔下，湘江水、洞庭波，令人如此倾醉，不由在橘子洲头咏叹自己的旷世情怀。

（二）沈从文——沅水江畔的流水叮咚

在湖南的现代作家中，特别擅长于书写江水美景的最杰出的代表便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是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作家，离开家乡多年最令他想念的是山中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和像河水一样明净清纯轻灵活泼的山中女孩翠翠和那些同样心地善良淳朴如山中溪水的山中百姓。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

沈从文善于写“水”，善于表现“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水”在其作品中都随处可见，他笔下的水是有灵性的，“水”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精神文化原型，渗透着作者孤独情结的生命体验，并从中可探寻潇湘文化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对沈从文影响的传承性，有着超现实的价值意义和审美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湘西水域独到的“水文化”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多的文人骚客有这样的理想情怀，心胸气概，自然之水一旦被文人笔墨渲染，其就有了审美的意味、有了思想与灵魂，自然之水便成为了审美之水、文化之水。

四、结语

水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要素。湖湘地区作为水乡泽国、鱼米之乡，河湖密布，水域发达，千百年来人们与水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人文地理也因水发源，社会经济因水而兴。湖湘水文化作为我国区域水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的水文化就是潇湘人民长期与水共生共荣中的一部历史画卷，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开拓创新、勇于拼搏治水精神的体现，也是潇湘作为文化之邦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吴玉英.“诗意栖居”的美学之思（硕士学位论文）.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

[2]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严遵撰；王德有译.老子指归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常璩.华阳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李宗新.水文化文稿：对中华水文化的求索.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7]汪德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8]靳怀春.中华文化与水（上，下）.武汉：长江出版社，2005

[9]汪德华.中国山水文化与城市规划.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10]徐成志.锦绣河山尽风流：中华山水文化解读.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11]任仲伦.中国山水审美文化：游山玩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

[12]李文初，蒋述卓，刘绍瑾，等.中国山水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3]陈明松.中华风景名胜集称文化与荷花文化景名初探.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

[14]郑连第.人水和谐：构建生态之美.中国建设报，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