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研究论文

林语堂的研究论文

在中现代文坛，唯有他可以与文学巨匠鲁迅并肩而行，但是他们却因为所持观点的不同，一个操着匕首，一个操着麻醉剂，在医治着那个时代们的伤痛。他过着陶渊明生活的精致和俭约，有着苏东坡失意时的旷达。他持着对中文化的足够自信，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用《论语》短暂的天，掀起了影响百年乃至后世的“幽默”。他的幽默不是一种滑稽，一种笑话，而是一种含泪的笑，一种传承文化的载体。
文坛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幼年穿过露脚趾的鞋子学，青年靠着妻子的嫁妆留洋，老年至死还念念不忘心的女子，却和妻子活出了六十年的金玉良缘。他穷得吃不起街小贩的一碗面，富得住过豪宅别墅，为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作家。他因为幽默而名动中，震惊世界，也因幽默与文坛巨匠鲁迅争执过数十年。他是一个无可救的乐天派，一个嗜烟如命，连书名也非得译出带烟字的《京华烟云》才满意的烟鬼。十足的拜金者，却也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将十几万的家产打漂。一个杂文家，一个小说家，一个散文家，用坦率，用诚恳、用乐观，写中的幽默，传中华的文化。
写到这里，或许林语堂先生会觉得我们的笔触不幽默，但是还望您老在泉下见谅。因为时下的幽默已渐变一种庸俗的笑话，您那时寓庄于谐，如今残羹冷炙地只剩下谐了。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把您的幽默写在这个时代，是为了让时代省，让们沉思，如今我们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幽默？
本想将您的英雄出详于笔端的，让更多感触你，在中现代文坛为数不多的出生于平民家庭的您，是怎样一路艰辛走文学巨匠的。但是却不知如何写才足够幽默，所以便速速舍去。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我便想起您老的在台北一大学演讲时所说，“绅士演讲就应该像女子的你裙一样，愈短愈好，”所以还是言归正传。
1924年，中的美学范畴里，从此多了一个词，那就是幽默，这归功于林语堂第一次将西方的“humour”用“幽默”译介过来。但是译介过来没有广而播之，也不会普及到今天每个都会有这样一个词汇。林语堂译介过幽默以后，就把这个词汇当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时间辗转到1932年，林语堂从《语丝》走出，一改“真的勇”的形象，协同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等发起创办了《论语》，从此扬起了“幽默”的旗帜，醉心于幽默理论的建设和幽默文学的创作。林语堂在《论幽默》中扬言“无论哪一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是用得着近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的民，其文化必趋虚伪，生活必趋欺诈，思想必趋迂腐，文学必趋干枯，而的心灵必趋顽固。”在林语堂及其《论语》的推动下，1933年现代文学史掀起了一幽默，1933年也因此而被称为“幽默年”，幽默便为了一个流行词，不胫而走。
译介幽默进而扬起幽默，让林语堂的文学风格有了一个全新的置换，他开始用真实、幽默开启了“清淡”、“隽永”、“甘美”的灵小品文。但是这不仅没有给林语堂带来文学的赞誉，而且让林语堂担着社会的种种骂名。从当时们以鲁迅来作对比评价林语堂：鲁迅以匕首和投唤醒沉睡的民众，他却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地唠叨一朵花开的美丽。但是我们深知文学里总是有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魔咒。所以这并没有让林语堂退却，他依旧执着地将幽默进行到底，同时以对中文化的足够自信，脚踏着东方文化的同时，将中文学译介到外。
脚踏中西文化，让林语堂的生得以转变。他的译作传到西方后，中文坛这位幽默大师很快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所看重，开始向他约稿。林语堂持着幽默风趣的写法写下了在美畅的《吾与吾民》，直至后来的《生活艺术》一书，让林语堂名扬西方各。因为林语堂的幽默也闹出过一个让林语堂哭笑不得的笑话：林语堂的《吾吾民》译西班牙文后，他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当时，巴西有一位贵，内心钦慕林语堂，恰好有赠给名马一匹，于是给这匹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马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得名次，当晚报的标题就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标的马倒没有消息。从此可见林语堂蜚声海外。
这样一个笑话在林语堂看来并非幽默的，林语堂认为幽默“是一种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生的方法”。幽默不仅给林语堂带来生活的达观，更让林语堂肩负着一种责任，那就是传播中华文化。他迁居美后，便开始在美各大学演讲、讲授，以此传播中文化。
林语堂曾经应美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讲授“中文化”课程。他在课堂对美的青年学生大谈中文化的好，好像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生哲学都是中的好。学生们既觉得耳目一新，又觉得不以为然。有一位女学生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赞美中，实在忍不住了，她举手发言，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的最好，难道我们美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中吗？”林语堂略一沉，乐呵呵地回答说：“有的，你们美的马桶要比中的好。” 从林语堂风趣的回答中，我们看去似褒，但却是实贬。以此指出了美文化的不足。
林语堂的幽默对中文化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都深知，幽默并非一种滑稽，更不是一种笑话，幽默的背后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林语堂也是正是用着这种中的式的幽默为西方讲述着东方文化的魅力。在林语堂的幽默里，我们也无不在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显现，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他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林语堂面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演讲，不失学者风范地说道：“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才辈出。”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林语堂的幽默里都含着泪，含着文化，这也是我们说林语堂是操着麻醉剂医治着心的原因。其实中是一个不愿意看到像鲁迅先生那样淋淋的伤痛的家，而是更容易接受麻醉剂的家。林语堂之所以让幽默来医治心，是因为他懂得中需要什么，这也完全切合中自的实际。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麻醉剂，在一定程度也是会麻醉心的，这也是林语堂在当时会遭到鲁迅及其他文学家批评的原因。但是我们并不是说鲁迅先生不解林语堂的苦心，而是鲁迅先生看到更多的是将林语堂的幽默当一种娱乐的，他们并不解幽默背后的眼泪。
或许是林语堂的小品文，不太适合那时“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中。但是林语堂的文字里从来就没有过粉饰现实的彩，在他的小品文里，时时都能看抨击时政的影子。他的文字也始终系在祖的命运，“七七事变”后，虽然太平洋彼岸的林语堂也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立命的地方，该和军拼一拼啦！”同时在连续数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京华烟云》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为“纪念全在前线牺牲的勇儿”的良苦用心。
幽默作为民族的，世界的，林语堂将其应用于文学，也并非是一种首创，在中古典文学的《笑林》、《儒林外史》等，乃至外文学都已有千的历史。但是在他在建构中白话文幽默理论的就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给予他文坛幽默大师的称谓也是不为高的。不管是第一次译介幽默，建构幽默理论，还是通过中式幽默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他都可以在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享有至高的声誉。
后记
幽默，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却还少知道它最早源于何，更不知道它真正的寓意。是他第一个从西方将幽默渡到中，译介给我们的民，是他背着骂名在中推而广之。他用幽默医治着那个时代“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中百姓，即便们不解辛酸地在嬉笑间娱乐着他的文字，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曾经那样愚昧的民族，而是在骂名面前肩起责任，执着地用幽默渐渐地苏醒着沉睡的民族，用含笑的泪刺痛着沉睡的心。他用幽默书写了中现代文坛的一个高，他用幽默推动了一个时代的进程，他用幽默将中的文化播撒到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他便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幽默大师——林语堂。

国内外学者对林语堂的翻译观做过哪些相关研究

复制粘贴过来的《林语堂和翻译》
一、生平简介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光绪二十一年乙末）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01年六岁的林语堂入坂仔教会办的铭新小学，十岁到厦门鼓浪屿继续读小学，十三岁时入厦门寻源书院。1912年，十七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16年以第二名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科，之后在北京清华学校任中等科英文教员。1919年夏与厦门豫丰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结婚，秋携新婚妻子赴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一年后由于经济原因前往法国为华工服务，教他们读书写字。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院长。1927年离开厦门到达武汉,任外交部秘书,为期仅六个月。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1934年另创《人间世》，主张文章须发抒性灵；1935年又办《宇宙风》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同年，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译作《中国人》）在美国出版，四个月内印了七版，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林语堂因此在国外一举成名。而后，在赛珍珠（Pearl S. Buck）夫妻的邀请之下，林语堂举家于1936年迁往美国，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海外生涯，那也是他文学写作的重要时期，他的英文作品《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在美国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长达五十二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于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并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后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病逝于香港。

　　二、翻译理论
　　林语堂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林语堂的一生精力主要投入到了写作中，但他仍然写了许多有关于翻译的文章。早在1924年，林语堂就在《晨报》上发表了《对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他涉及翻译理论的其他论著还有《我所得益的一本英文字典》、《旧文法之推翻及新文法之建造》、《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说孽相》、《国语文法的建设》、《论译诗》、《译东坡"行香子"二首》，《译乐隐词》、《英译黛玉葬花诗》、《尼姑思凡英译》等等。这些文章或从语言学理论方面进行评述，或从实例出发进行剖析，都展现了其中英文的深厚基础。然而林语堂于1933年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193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作的序，即为近万言的《论翻译》（后有收入其《语言学论丛》一书），是他最系统、最全面论述翻译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从而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论文主要包括了对译者基本素质的要求以及翻译标准这两个方面。
　　在对译者的要求方面，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
　　林语堂的这篇论文从翻译实际出发，毫不玄虚，说理质朴。他认为翻译除了上述三条外，"绝对没有什么纪律可为译者的规范"。他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他认为："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应当指出，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立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他阐述了翻译标准问题，并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与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翻译家的资格。"这是发人所未发的。此外他总结前人的翻译方法，指出翻译只能是以句为主体的"句译"，不能以字为主体的"字译"。因此他提出"忠实标准"的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对于"通顺标准"，他认为要做到两点："第一，须以句为本位；第二，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而关于"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尤其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
　　此外，林语堂同意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不可翻译的说法。"因为作者之思想及作者之文字在最好的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最后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文艺翻译家"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林语堂的这个观点与翻译论中提出的译者应是批判家的理论有共同之处。
　　总之，林语堂的这篇《论翻译》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重新提出三个标准，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的性质以及文学翻译的任务与方法。而他从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角度也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其翻译理论与现代挑战传统译文从属于原文的观点亦有相通之处。

　　三、翻译实践
　　林语堂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他中年顶峰时期旅居美国的成就。从1935年的《吾国与吾民》，到1964年的《逃往自由城》和1967年的《中国绘画理论》，各种著作及译作一共三十二部，全是英文书：其中包括论述、散文、诗词、小说和传记，其中有翻译也有创作。从宏观的角度看，林语堂在海外的这个时期，他本人就象征了"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因此林语堂的翻译不仅是文字上的功夫，而是通过人际关系作多样性的活动，把中国人的情感、思想以及生活辗转传给西方读者，使他们能够了解和欣赏。
　　林语堂在谈及英文特点时曾说过："英文用字很巧妙，真可以达到'生花妙笔'的境界。英文可以语大语小，能表现完全的口语化，因此往往感人至深。一些看起来很平常的语句，却能永远留在人的心底"。而他自己的英文写作和译作就是达到了这个境界，"有时随便用英文美语，俗语俚语把中国文化解出来；有时保留艰涩难懂的中文词句，用入情入理、旁敲侧击的手法作有意义的诠释"。他在美国出版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就是最能揉和创意和诠释的一本著作。从某种观点来看，这本书也可以算作一种译文的选集，不过作者在每一段引文的前后加上更多篇幅的诠释，古今中外，东南西北，融会贯通，替读者作心理上的准备，加上自己的意见，一气呵成。
　　林语堂翻译独特的地方，就是能够彻底消化了心爱的文章，然后夹叙夹议，用自己的创意炮制一番，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和精神，又容易让一般的西洋读者了解。林语堂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挑战的方面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孔子的智慧》。《论语》有许多英译本，但林语堂的做法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将其分门别类的重编一下，小题目有：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教育等等，另有几篇介绍孔子的身世，摘译《礼记》的《中庸》、《大学》和《孟子》的有关篇章，就成为一本合乎逻辑、有头有尾、可读性强的书，使西方读者得到一个概念，知道孔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儒家的学说是怎样几千年来深入中国人的心的。
　　《老子的智慧》，即林语堂英译的《道德经》，则是他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又一重要译作。这首先归功于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国学底子以及对道家哲学的颇有研究，使他能够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为其忠实地传递原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地道的英文与其坚持的"传神"的翻译标准使他的译文能够行云流水、明白晓畅。因此，尽管《道德经》于19世纪就已经开始被译成多种语言，而且其在西方译本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林语堂运用自由诗体所译的版本仍是相当成功的，较其之前的版本在内容气势与风格上更为忠实，文字表达上更为凝练准确，读起来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
　　使林语堂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创作，然而潜移默化中仍是存在翻译的成份。虽然小说是用英文创作的，但所描述的是从拳匪之乱到抗日战争四十年来的中国故事，因此随处可见充满浓郁中国风味的东西。在创作中有翻译更加完美的一个例子是他的《苏东坡传》，他采用西方传记文学的写法，把这位才华万丈、性情豁达的古人活灵活现地塑造出来。全书参考的书籍非常丰富：苏东坡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有历史和文献的根据，其中包括他流传后世的千百篇诗词、文章、书信及笔记等。有些他直接翻译成英文成段地引用，如苏东坡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向神宗皇帝的上书；有些讲他镝居黄州，饮酒散淡，如何写出千古传诵的《赤壁赋》，林语堂就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
　　林语堂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赞助下于1973年编纂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在这之前，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即1892年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编纂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以及1932年麦氏（R.H. Mathews）编纂的《麦氏汉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林语堂花费五年时间编纂的这本汉英词典既满足了他数十年的心愿，亦满足了当代汉英翻译的需要。它所采用的检字法是根据林语堂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罗马拼音法简化而成的"简化国语罗马字"，而林语堂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四、中西文化交流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翻译和创作是难解难分的，他的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时"与"地"结合起来，使他肩负对西方读者诠释中国和中国人的责任。他之所以成功，不单是靠文字的精湛，也是基于他热爱祖国文化，同时有独特的见解。他的作品强烈表现出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依念，他不仅介绍中国的哲学，而且又广泛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等等，因此他的英文著作极受欢迎，且有多种文字译本。与此同时，他还常到各处演讲，宣扬中国文化，在为中国争得国际了解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林语堂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是罕有其匹的。他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曾轰动欧美文坛，并且影响深远，其中有的被选为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倚为了解中国之必读，一直被视做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作。许多外国人在提到中国的文学与思想时，古知孔子，现代则知林语堂，足可见林语堂作品对沟通文化，促进国际了解的影响。1975年11月，在国际笔会四十一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这是国际笔会成立数十年间第一位中国作家得到此项荣誉。作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的译著作无疑为他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人赢得了骄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林语堂以其卓著的才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所撰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正可以反映其抱负以及在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及贡献。

分析林语堂小品文的特色

林语堂幽默小品文的幽默、性灵、闲适和娓语笔调及其小品文理论,都带有鲜明的个性文化特征;他在<语丝>、<论语>、美国、台港时期的小品文良多于莠;他的小品文古今中外、任意而谈,娓语笔调、亲切自然,亦庄亦谐、幽默有趣,语言平实、平中有奇,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幽默理论在上世纪30年代不合时宜,受到批判;但其作品和创办的小品文刊物,对当时的散文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8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和发展也是有益的.他对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受到海外评论界的高度赞扬,誉为"文化人之龙凤".

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尽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⑨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林语堂 方巾气研究 赏析

　　方巾气原指迂腐的作风。但林语堂在此文中提到的“方巾气”却专指当时反对幽默、性灵小品文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左翼作家。左翼作家对中国的时政是非常上心的。林语堂早年也属于一线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但兴许是看多了革命，也有了那么多次经历，也不想“杀身成仁”。于是改为谈幽默，说性灵。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青年学子们成天接触的都是战斗味十足的语言。偶来一放松文学，便很快被吸引。于是乎，一时之间竟出现了“无文不幽，无话不默”的现象。而且，当时林语堂鼓吹的“闲适”事实上远远越过了笔调的范围。他把“闲适”夸大为文学创作以至于艺术发展的条件。这在战斗着的左翼看来，无疑是一种消磨人斗志的文学。鲁迅为此很是担心，他曾连续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从讽刺道幽默》、《从幽默到正经》两文，表达对幽默问题的意见，虽然未点名批评林语堂，但显然是针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林语堂此时对左翼作家没有采用宽容的态度，而是把幽默的调子越提越高。
　　这篇文章就是他对左翼作家一个反驳。虽然幽默文学的盛行，可能并不在他的意料之中，然而当这已成为事实了，他却也并没有“踩踩刹车”，而是大势宣扬。这篇文章对待他的“幽默敌对方”很是生硬和不客气，气愤之情溢于言表。把中国的一些事情和国外的做比较，却忘记了环境有所差异，文化自然也会有所差异。当然林语堂的这篇文章中，还有些委屈的感觉，但是，对左翼作家论点的反驳乃至讽刺才是主论调。
　　因此，此文常被人当作林语堂反动文人的一篇攻击左翼作家的典型之文。认为此文不分轻重，不分公私。搞不清国内当时状况，甚至有人直接把它列为毒害青年的文章之一。
　　林语堂此文确实是显得很没有风度。就此文来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下，的确不是一篇符合大流的文章。但林语堂的某些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尽管他并不是所有论调都正确，但是我们戴上“思辨”的“眼镜”还是可以发现他的散文的确是具有闪光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