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人物研究论文

周璇人物研究论文

　　主要经历：

　　生卒年：1918年-1957年

　　生于江苏省常熟，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1938年成为国华影片公司基本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周璇到香港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返回上海，参加

　　影片《和平鸽》的拍摄，因患病而未竟,于1957年9月22日去世,终年39岁。

　　主要作品及贡献：

　　周璇一生共出演了40多部影片，并主唱过电影主题曲和插曲100多首，因其在电影《马路天使》中饰演女主角小红，并在影片中主唱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而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银幕偶像。主要作品还有《李三娘》、《董小宛》、《苏三艳史》、《长相思》、《歌女之歌》、《莫负青春》、《忆江南》、《夜店》等。

　　在一个明星不断涌现又不断被遗忘的时代，离开这个世界已近半个世纪的周璇居然一直没有被遗忘，人们无法忘怀她在银幕上无邪而甜美的面孔，还有她天籁般的歌声。 她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在近20年的演艺生涯中拍摄了43部影片，演唱了200多首歌曲，成为早期娱乐界的一颗耀眼之星。她的代表作《马路天使》、《忆江南》等片更是享誉海内外，受到广泛好评。其中《马路天使》在20世纪曾被评为"中国电影90年优秀影片"之一，周璇本人则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她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那种天真未泯的小姑娘。看过《马路天使》的观众谁能忘记小红俏皮的笑容和受委屈发脾气时的伤心模样。古装片盛行的当儿，她披上了古典的衣饰，更显露了她的东方美。《孟姜女》、《李三娘》和《董小宛》赚得了多少人的同情之泪？她顽皮的表情、甜美的笑容，中国电影界似乎还无第二人可比。而周璇的歌声至今仍在各色场合流淌着，与今天的时尚依旧显得那么合拍，有一种老贵族般的华丽气息透过歌声流泻出来。

　　剧作家们把她的经历改编成各种剧目在舞台上、银幕上、荧屏上演绎着。一位当年同周璇特别要好的朋友记得她的口头禅是："滑稽来"。而人们在看了演绎周璇的那些影视、戏曲后大多会说"作孽来"。

　　时至今日，其实，谁也无法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周璇，或者有些事情连她自己也无法说清。同演艺生涯的巨大辉煌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周璇个人命运的多舛。演员陈冲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现在特别向往平静和简单，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戏剧情节都不要发生在我家里。我只在电影上反映人间的悲欢离合就行了。"对于女人而言，人生经历越简单就越幸福。周璇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情感与心灵的磨难。在银幕上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塑造角色，在舞台上她可以光芒四射地放歌，生活中的她，单纯、轻信，还有天才艺人特有的敏感和多疑。当时代发生大变迁，当遭遇的人和事不如她想像得那么美好时，那些给过她无穷创造力的艺术气息就会伤害她败坏她，让她终于无法拥有宁静。

　　身世和周璇之名的由来

　　周璇出生在江苏常州一户姓苏的人家，学名苏璞，小名义官。苏璞三岁时，被舅父拐卖到江苏省金坛县一带，后来被一户姓王的人家收养，改名为王小红。不久，养母改嫁给上海一名姓张的工人，就将小红送给了住在北京东路的一户周姓人家，这样，小红又换了姓，叫周小红。周小红长至七八岁时，周家家境日益贫困。根据周璇自己的回忆："养母被迫去帮佣度日，那个被鸦片熏黑了肚肠的养父竟丧心病狂要把我卖去妓院当妓女，幸亏养母及时搭救，才免去我一场更大的灾难……那时，日子越来越苦，往往饿着肚子呆呆地坐着，口水直往肚里咽……"她在给《万象》杂志写的文章中这样说："我自幼爱听人家唱歌，耳音也好，常常跟着哼，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就能上口了，在学校里，我唱歌的成绩总是第一名。"她常常独自在家，以唱歌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哀愁。周璇成年后，内心的阴影也许就来自于苍凉的童年。童年的苦难深深烙在她的心间，使她的性格变得抑郁、内向、多愁善感。

　　周璇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出走》的文章中写道："6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周璇的出生和来历，正如她自己所预言，似乎已经不可能被揭开真相了。她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寻找自己的父母，随着她后来的出名，她的寻亲也被许多人当作了生财之道。

　　1932年，12岁的她经人介绍加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习艺。周璇和伙伴们在舞台上演出救国进步歌剧《野玫瑰》，在终场时，高唱主题曲《民族之光》，黎锦晖笑着鼓励她："小红，你这一句'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唱得真好，是你进剧社以来唱得最好的一句。你正好姓周，以后就改名叫周璇吧!"叫"小红"的女孩子因为被肯定而有了一个后来被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周璇。此后，在演艺圈里人们常常喊她"璇子"。

　　歌声与演技

　　作家白先勇曾经回忆道："我的童年在上海度过，那时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花好月圆》和《凤凰于飞》都是周璇主演的电影里的插曲，由周璇本人演唱。

　　"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王家卫的小资风格电影《花样年华》的灵感也来自周璇的歌声。

　　周璇真正扬名是在1934年，上海各家电台联合举办歌星比赛，白虹、周璇、汪曼杰名列三甲。报刊评论她是"新出现的小歌星，前程似锦"，电台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从此，"金嗓子"便成了她的雅号，那年她才14岁。

　　周璇是因着《马路天使》一举成名的。了解中国电影的观众，研究中国电影的专家与学者，不会疏漏由她和赵丹主演的现实主义杰作《马路天使》。周璇演绎的那个乐观、俏皮的歌女小红和她所演唱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成了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周璇一生塑造的电影人物中，当以《马路天使》中的小红最为人们所称道。周璇自己也最中意这部片子。1947年，上海《电影杂志》的记者访问周璇："很想知道你对过去所演的影片，觉得哪一部最满意？"周璇谦虚地回答："我都觉得不满意，不过……《马路天使》最值得我怀念，因为许多朋友都喜欢它。"

　　周璇被一些专家评价为典型的感觉派明星，她主要是靠感觉和经验来演戏，她的表演都是自然流露，经常会有一些真挚动人的精彩片段出现，她不是靠表演功力以及角色深度取胜的。但她有她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相信，不论到什么时候，中国电影都不会淡忘这个《马路天使》中青春活泼的小女孩。

　　靠本色表演获得观众青睐的周璇在生活中当然更不会演戏，也不屑演戏了。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周璇的爱情

　　上世纪40年代，周璇几乎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但她的情感生活却不如她的演艺生涯那么一片坦途。

　　在1943年的《新影坛》杂志上，有人这样评价过周璇："无论在她婚变之前或后，她的私生活，一向是很严肃的。你可曾看见她独个儿在交际场所或游乐场中出现？除非有应酬，她总是难得外出的，这也是她值得为人称道的一点。"

　　演艺圈的爱情永远也不可能像普通人的爱情那么简单、清明，而大明星的感情生活又几乎是大众最关心的新闻，这一切注定了周璇作为一个明星的坎坷情路。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周璇自小缺乏正常的家庭温暖，缺少来自真正懂得她爱惜她的亲人的关怀。这样，一旦遭遇到情感的困扰，她便会有无处可退无人可倚的绝望心态。这样的心态，加上一个艺人特有的敏感脆弱，她就很难在特殊的时刻做出理智的抉择。

　　周璇的初恋和结婚对象是严华。他教她普通话关心她爱护她，在她眼里，他如父如兄。但同许多女人的初次恋爱一样，美好地开始，无奈地结束，不同的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周璇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关于他们的分手，有各种版本的说法，归罪于媒体，归罪于严华的大男子主义，归罪于周璇的轻信和某些人的恶意破坏，众说不一。事实是，当周璇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之后，她就注定了无法安静地拥有自己的生活。周璇的第一次婚姻以她断然出走而宣告结束。两个人在1940年正式签字离婚。

　　周璇的第二段比较公开的恋情是她同绸布商人朱怀德的同居。有一种说法是朱怀德以甜言蜜语欺骗了她，骗取了她的感情和部分财产。在她怀着身孕回到上海时，不承认她怀着的孩子出自他。又有资料表明，周璇同朱怀德交往了近8年，不短的交往历程和已经成熟的见过世面的周璇，不会如人们臆断的那么无知和轻信。相对她的第一次爱情，这段爱情似乎带了更多阴暗的色彩。这段感情以周璇登报声明结束同居关系而告终。

　　周璇的最后一段感情更是莫衷一是。当时的周璇情绪低落，事业也陷入低谷。有人说在这个时节闯入她生活的唐棣是骗子，又有人说他们的感情被别人破坏了。我们能发掘到的事实是，这个男人因为与周璇的关系以诈骗罪和诱奸罪被判刑三年。这段感情破灭之后，第二次做母亲的周璇不久就陷入了精神混乱的状态。

　　周璇之爱最美好的版本是同石挥的失之交臂。他们因为《夜店》而结缘，为了事业和误解而分开。分手，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或许是一种遗憾，而对于周璇和石挥的一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因为分手，他们保留了这段感情最终的美感。

　　在周璇的一生中，似乎没有一个男人扮演过合格丈夫的角色。感情的事或许是世界上最难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能知道的事实是，周璇在开始每一段感情的时节，已经是独立的职业女性，有钱有名也有美丽，她有充分的权利选择自己的爱情。被爱也好，被欺骗也罢，一定有一个瞬间、一个阶段，她是满足的欢喜的开心的。

　　把身世之憾同样

　　留给了孩子们

　　在周璇最后的弥留之际，她拉住老友的手，用颤抖而低弱的声音，无限凄惨地诉说着一件她至死不忘的心事："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

　　事实是，周璇把她曾经有过的遗憾 又带给了她的两个儿子。他们出自不同的父亲，几十年来一直不和，永无机会坐在一起温暖地回忆关于他们母亲的一切。她离开的时候，他们都在不谙世事的年龄。儿子们各自出过不同版本的有关母亲的回忆录，客观地说，他们对于母亲的了解、欣赏和珍惜恐怕还不及母亲当年的朋友和热爱周璇的观众深切。

　　只是他们比他们的母亲豁达，他们不再纠缠于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父亲同母亲的感情究竟如何之类永远无法说明白的细节。

　　大儿子周民对母亲的印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57年春，周璇病情转好，上海电影局派人把周民带到虹桥疗养院。周民回忆说："我坐到妈妈身边，妈妈一边拉住我的手不放，一边跟大人说话。我不让她拉，跑出去把蜻蜓、蝴蝶捉回来给妈妈看。妈妈看了说：'把这些都放掉了吧……'还对周围的人说：'这么大的孩子还不懂事，只晓得玩。'"第二次是在周璇出殡当天，公祭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周民那时7岁。周民说："我只上去看了看(妈妈)，就和保姆坐三轮车回家了。"对于周璇的去世，周民说自己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悲哀。说起周璇的作品，周民说他对母亲作品的印象是"靡靡之音"。关于周璇的介绍，他也从来不看。对母亲，他没有特别漂亮的印象，倒是觉得她是个很麻烦的人。

　　小儿子周伟说，最令他难忘记的是他小时候去精神病院看母亲，周璇隔着铁栅栏对他哭喊"儿子，快点长大吧，你要帮帮妈妈"，周伟认为母亲生下他，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证明她并没有患精神病。多年前，他曾经就母亲的财产打过一场著名的官司，他胜诉了。前些年，他和太太带着女儿们从定居的加拿大到上海举办过"周璇后人演唱会"，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他自述，他与他那同母异父的哥哥的情意仅止于"见面了我会让他保重身体"而已。

　　作为一个演员，周璇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她的身世多少让人唏嘘。作为女儿，她从来不曾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作为母亲，她从来也不曾进入过儿子们的现实生活，留给他们的是模糊而遥远的印象；作为女人，她享受过感情生活的甜美，但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她从来不曾拥有真正的家庭温暖。她的一生从来不曾享受过真正的和美与宁静，在去世之后，关于她的死因和财产，又起过不小的纷争。

　　根据周璇的人生故事编写的音乐剧正在她当年走红的上海滩热热闹闹地上演，不知道台湾演员伊能静能否走进半个多世纪前的周璇的内心。毕竟，这个世界上像周璇那样既简单又复杂、既天真又世故、既幸运又不幸的女人不太多。相信，她的内心一定是善良纯正而清明的。否则，她的歌声就不会那么纯净、甜美。

　　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不知道周璇是愿意过这绚烂到极致又凄怆到极致的一生呢，还是愿意做一个小康人家的主妇，活得很长很平淡，过平常的日子，没有不可与人说的烦恼，也没有万众瞩目的荣耀。不知道，生命后期的周璇对于人生会有怎样的感慨。或者，在她有点凌乱的思绪里已经没有了痛苦和欢乐的区别；或者，杰出的艺人如周璇是上天送给人间的一件礼物，她注定了要用短暂来演绎永恒。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够永恒的永远是她的艺术，她的银幕形象和她的歌声。 （文/忻之湄）

周璇的生平，谁能提供！？

　　“金嗓子”周璇，著名影星，一代歌后，她的身世，她的婚恋，她的人生道路，却是一出悲剧，一首哀歌！由于周璇身世经历非常复杂，电影史学界对此也一直没有定论，尤其近年来有很多是非争论，甚至对簿公堂。我们采访到了电影史学专家赵士荟先生，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潜心收集相关资料并研究周璇有关生平，1995年编写的《周璇自述》一书影响很大。在“你是明星”系列的开始，我们选择了阮玲玉作为上世纪30年代明星阵容的开场，而在结束的时候，以同样英年早逝的周璇落幕，恰是一种巧合。不过，在走完这段旅程之后，依然有令我们高山仰止的名字矗立在前。

　　■回眸 一生有十个名字

　　周璇出生在江苏常州一户姓苏的人家，学名苏璞，小名义官。苏璞三岁时，被舅父拐卖到江苏省金坛县一带，后来被一户姓王的人家收养，改名为王小红。不久，养母欧阳玉珍改嫁给上海一名姓张的工人，就将小红送给住在上海北京东路一户周姓人家，这样，小红又换了姓，叫周小红。

　　周小红长至7、8岁时，周家家境日益贫困，她被送进一个歌舞班。1932年经人介绍，她加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习艺。“一·二八事变”不久，她在一次晚会中，登台演唱了抗日歌曲《民族之光》，其中有一句歌词“往前进，周旋于沙场之上”，小红唱得特别投入，慷慨激昂，受到观众赞扬，因此黎锦晖就替小红起了个艺名叫周旋。后来又有人建议，给“旋”字加上“斜王旁”，成为“璇”字（璇，乃美玉之称）。此后，在演艺圈里，人们又亲热地称她为“璇子”。

　　抗战胜利之后，周璇应邀赴香港拍片，在港期间，她将贵重财物存入银行保管箱，户名为“周英”。1957年，周璇被送进上海精神病院疗养，病历卡上写的名字是“周玉芳”。周璇病逝后，上海市公证处对周璇的遗产继承权进行了公证，公证书上被继承人的名字是“周贞”。

　　“金嗓子”唱红上海滩

　　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播音歌星竞选”，已经“跳槽”到新华歌舞团的周璇参加了竞选，结果名列第二，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上海艺华公司拍摄了一部“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由周璇担纲主演，并演唱了该片的主题歌《何日君再来》。此曲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兰（山口淑子）也将此曲灌制成唱片。就在同一个时期，周璇还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演唱了《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这两首歌流传至今，成为不朽的经典名曲。

　　1945年5月，周璇还曾在上海金都大戏院举行过三场独唱音乐会，演唱了“银海三部曲”（《渔家女》、《鸾凤和鸣》、《凤凰于飞》三部影片的插曲），虽然票价高达3000元（旧币），仍然被歌迷抢购一空。

　　只有一部《马路天使》

　　周璇的银幕“处女作”是《美人恩》，这部影片是天一公司出品，由陆丽霞主演，周璇只是在片中串演歌舞节目并非主要演员，所以她说自己的处女作是《花烛之夜》。抗战胜利后，赵丹和周璇在上海相遇，他问周璇这些年拍了些什么片子？周璇不无伤感地说：“不要提了，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戏，我这一生中只有一部《马路天使》……”1947年，上海《电影杂志》的记者曾经访问周璇：“很想知道你对过去所演的影片，觉得哪一部最满意？”周璇谦虚地回答：“我都觉得不满意，不过……《马路天使》最值得我怀念，因为许多朋友都喜欢它。”虽然在“孤岛”时期周璇也出演过十几部影片，但是缺乏深度，她的表演也如过眼烟云，很快被人淡忘。

　　“知音人儿在何方？”

　　周璇的丈夫严华也是歌舞演员出身，1938年结婚，1941年就因为他人的挑拨发生了婚变，这成为上海“孤岛”的“特大新闻”。当时的媒体比较一致地谴责严华，同情周璇，其实她和严华都是受害者。

　　周璇和严华分手后不久，结识了一名绸布商朱怀德。周璇禁不住他的花言巧语，在香港和他同居，怀孕之后，周璇想返回上海和他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但当她回到上海后，终于发觉朱怀德骗了她。

　　周璇和朱怀德脱离关系后，应大光明影片公司之邀，在上海拍摄《和平鸽》一片，并结识了该片的美工人员唐棣，1952年5月，他们准备举行婚礼的日子即将来到，而唐棣却被指控为犯有“诈骗罪和强奸罪”，判刑三年。一年后，法院又撤销原判，予以释放，当他回到家里，才知道周璇早已发病住进医院去了。

　　不疯魔，不成活

　　50年代初，周璇从香港回到上海，在香港时，她便有精神病的发病征兆，到了上海更严重起来。其实早年周璇就有精神衰弱的痼疾，在上海拍戏时就在虹桥疗养院住过。后来她被送进医院治疗了六年，本来已经好转了，但是1957年的夏天很热，她因为突发性脑炎被送进医院，病发得很厉害，没能救过来，就此去世，年仅37岁。

　　周璇病逝后，香港导演屠光启等人筹拍《周璇传》，周璇生前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提供了珍藏的周璇回到上海后写的九封信。后来影片未拍成，屠光启即于1975年将这九封信发表于《万象》杂志上。

　　在第一封信里，周璇这样表达了回家的喜悦：“上海的确很安静呢！一切都没变，仍有很好的西乐唱片听，都是最新的；衣服也随便穿，很是自由的；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瞎说呢？真奇怪！”谁曾想到回家生活的喜悦与死亡之间离得那么近，而理想的自由生活又离周璇那么远。

　　口述：赵士荟（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现居上海）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专家视点 “昙花一现”的感觉派明星

　　周璇是随着《马路天使》一举成名的，她用甜润柔和的歌喉，唱红了影坛，周璇每片必歌，用歌喉打动观众，达到了很好的市场效果。电影拉动了歌曲，而歌曲又使得电影更加招徕观众。

　　周璇进入影坛后，却是“昙花一现”，她在《马路天使》后所主演的一大批古装片成就不大。周璇的表演主要是靠感觉和经验，她的表演都是自然流露，经常会有一些真挚动人的精彩片段出现，她不是靠表演功力以及角色深度取胜的，她有她自己的才华，只是令人惋惜的是，种种原因使她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没能为观众在银幕上多留下几个永久的艺术形象。不过不论到什么时候，中国电影都不会淡忘这个在《马路天使》中青春活泼的小女孩。

　　点评：陈山 采写：张悦

　　●周璇在南方土生土长，说一口方言，这给演唱带来很大困难。在明月歌舞团里，她拜讲得一口流利的北平话的严华为师，一字一字地学。

　　■星路点滴

　　●周璇真正扬名是在1934年，上海各家电台联合举办歌星比赛，白虹、周璇、汪曼杰名列三甲。报刊评论她是“新出现的小歌星，前程似锦”，电台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从此，“金嗓子”便成了她的雅号，那年她才14岁。

　　●周璇善于领会导演的意图，在拍摄《马路天使》时，她自己设计了“小红”一面唱歌，一面摆弄自己辫子的动作，形象自然和谐，富有生活情趣。

　　●1941年《上海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结果周璇得票最多，然而在第二天，周璇就在报上发表了一则启事，“自问学识技能均有限”，谢绝“影后”的名号。

　　●根据现有史料的统计，周璇生前一共演唱过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电影插曲。

　　■周璇档案

　　生命历程：1920.8.1—1957.9.22

　　原名：苏璞

　　处女作：一说1935年《美人恩》，一说1936年《花烛之夜》

　　代表作：《马路天使》、《忆江南》、《清宫秘史》

　　银幕形象：擅长歌唱的身世凄苦的女子

　　经典镜头：《马路天使》中，周璇扮演的小红隔着街在窗口唱歌给赵丹扮演的小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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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