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继婚研究论文

收继婚研究论文

高丽贡女制度是元代特殊的文化现象,是高丽王国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大量向元帝国献纳本国女子供通婚或役使的国家行为,是元代统治者强权政治、实施民族压迫的一种手段。由于资料匮乏,此前国内没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更未见一篇论文;就是朝、韩学者也很少谈及。2003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喜蕾博士的专著《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钩沉历史,发凡疏证,在学术探讨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独特的价值。
在学术探讨方面:第一,该书综合分析了元代初期的社会历史,还原了大批高丽贡女出现及高丽贡女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联姻关系构建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古来如此。蒙古汗国在实现了对中亚、西亚的军事攻掠后,把视线转向东方。为了集中力量与占据江南富庶地区的南宋政权较量,必须建立庞大的后方基地。在北方,蒙古在灭亡了金、西夏以后,朝鲜半岛的稳定对其至关重要。高丽王国虽小,但依山傍海,蒙古曾对其用兵二十余年仍未能将其占领。为了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忽必烈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将亲生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高丽元宗子。同年,即位为忠烈王,元公主为高丽王妃。自13世纪中晚期起至14世纪中后期八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八位蒙古公主下嫁到高丽。而高丽元宗借助蒙古势力平息了王室内乱,重掌了王权,为了不使高丽成为蒙古新的行省,元宗也被迫接受了政治联姻。该书认为,高丽贡女制度是在蒙古对高丽久取不得,高丽王室为避免亡国灭种而不得不做出决断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二,该书廓清了高丽贡女制度确立、发展、转折、衰落的过程,揭示了贡女制度的实质。自1275年起的六十余年里,高丽王国向元帝国献纳宗室女、贵族之女乃至贫民之女仅高丽正史记载就有五十多次,人数众多,形成一种献纳本国女子的“贡女制度”。除了蒙古汗廷与高丽王室的联姻,元朝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乃至民间都在大规模求娶高丽女,原因是蒙古连年发动战争,人口缺乏,为了安抚南宋归附的军人急需大量妇女,而高丽女性由于具备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又深受汉文化影响,成为蒙古统治者索取的首选对象。起初,高丽向元朝献纳的女性多为闾井、逆贼之女,后来献纳的高丽女性的出身、地位不断提升,变为寡妇、处女。自元代权臣阿合马求娶高丽美女并且“非名族,不受”开始,高丽王公大臣显贵之女进入元朝上层社会。随着元朝对高丽掠夺和政治控制的步步加深,高丽也被迫设“结婚都监”,专门负责向元朝贡女事务,以后又下“始嫁的禁令”,搜索寡妇、处女为元归附军之妻,并把“寡妇处女推考别监”改为“归附军行聘别监”,把专管贡女事宜的机构职能化、制度化。高丽贡女制度推行了百余年,1335年,元朝御使台“申赐禁之”,然而,贡女制度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明朝。该书通过大量史实概括出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是元王朝控制高丽王朝的一种措施和强权政治,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手段。第三,该书揭示了贡女制度对朝鲜半岛及元朝社会的影响。近百年的贡女制度给高丽和元朝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高丽“生女或不欲举,年长者不敢适,人愤怨感伤,无所申诉”。而带给元朝社会的不仅是在民间出现了“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童”的现象,而且,在朝廷内形成了高丽宦官与高丽贡女两股势力结合并左右朝政的局面。该书不仅大量反映了进入元朝上层社会和平民社会的高丽女性的身世、地位,还专辟一章,论述元朝宫廷中的高丽宫女与后妃及元宫中高丽贡女群的后援———高丽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突出,然而正史中有关元代宦官政治势力的影响却很少有记载。该书的研究表明,元朝宫廷之中不仅存在着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宦官政治集团,而且,这股势力还延伸到海外。高丽贡奉入元的宦官们,不仅直接参与元朝的政治活动,大权在握,而且为“汉、南阉人所未及”,形成一股盘踞在元朝中央、无所不在的强大政治势力,高丽国“每有奏请,必赖其力”,势力之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第四,该书汇集了大量有关研究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及其元代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资料,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作者精心编制的几个表格可以说是该书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作者以《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元史》为主要依据,广泛搜集史料,编制了《元代高丽贡女年表》。该表汇总了1231-1362年记载高丽贡女的资料、贡女人数并进行了一些统计分析。据该表保守的统计,元朝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25次,高丽主动献纳贡女32次,贡女达1479人,而出身高丽显贵人家的贡女还要带来随侍、婢女,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该书对入元时间存在疑问的高丽贡女以“高丽贡女入元疑年考”的形式加以考辨,附录于正文后。这两部分内容使分散在各种史书间的关于高丽贡女的资料形成了较为可信的历史脉络。另外,其《高丽贡宦活动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览要表》收录了1300-1391年间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高丽贡宦与在元高丽宦官活动的史料,为人们了解元代高丽宦官的情况提供了直接、可信的资料。书中还有《蒙古公主与高丽王、高丽沈王联姻关系表》、《蒙古诸王与高丽贡女联姻表》、《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婚姻关系一览表》等。通过这些表格,读者便可通览百余年间高丽贡女制度的基本脉络。该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蒙古民族、高丽民族,它还从纷繁的史书记载中搜集了高丽贡女与元朝各民族官僚通婚的个案,通过这些个案分析,提供了民族学信息:大量的高丽贡女进入元朝,除与蒙古族通婚外,还与回回、畏兀儿、吐蕃、钦察等多个民族通婚。
2007-1-13 13:12 回复 中国驻朝巡检司 0位粉丝 2楼书中有一个高丽贡女婚配侨居元朝的印度马八儿王子并由此引发马八儿遣使高丽与之交往的个案,揭示了这种族际婚姻的地域空间的拓展,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该书虽然只是一些个案介绍,但可以启迪后来者循着这一线索进一步探索其中的民族学意义。以上几点,可以彰显《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该书采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多视角、多层面地阐释了高丽贡女制度的文化内涵,拓宽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作者没有把高丽贡女制度研究作为一个纯史学课题来对待,而是从更广阔的视角引入了历史民族学或称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即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借助阐释人类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理论,在大量搜集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使研究围绕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即特殊的女性群体的文化展开,以占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对元代高丽贡女制度进行了文化阐释。作者分析了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 着重探索了高丽贡女入元后所经历的身份同化、语言同化、生活习俗同化、宗教同化等过程,以及由此给元朝社会带来的观念、制度、宗教、饮食、服饰、艺术、工艺等影响和文化变迁。该书全面展示了以高丽文化为母体文化的高丽贡女群体与蒙古游牧文化、西域伊斯兰文化等各种民族文化的碰撞、对接和融合所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归纳了贡女制度的文化属性。这也是该书最具特色的一点。另外,撇开该书将“贡女制度”作为政治行为的本质所做的研究,它还深入探讨了文化人类学中很少有人涉足的一个分支———女性文化人类学。该书选取了从元代宫廷到市井一群特殊女性并描述了她们的生活图景:高丽贡女一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恪守“三从四德”,且能歌善舞,有茶艺、烹饪技艺。少数嫁入元贵族官宦家的高丽贡女一般出身高贵,在元朝官宦家庭中也相应受到礼遇。另有个别贡女因机遇与天赋而改变了卑微的地位,如顺帝皇后奇氏因以绝妙的茶艺受到顺帝宠幸从宫女升至皇后。而大部分高丽贡女则作为国家贡品,是元朝蒙古及其他各族官僚享乐的工具。年轻时因“婉媚、善事人”取悦于人而偷生,年老色衰或心灰绝望又不能返回故乡只好皈依佛门,有的在夫死后还要被强迫转房,等等。通过对这些女性命运的关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深入研究这些女性的文化特征,作者得出的结论是:(1)尽管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女性观、婚姻观上存在差异,但无论蒙古的族外婚、抢婚、收继婚还是农耕民族的媒妁婚,封建社会婚姻中的女性总是处于被动、受伤害的地位。高丽贡女的命运自不必说,忽必烈为了笼络高丽国王,不惜葬送亲生女儿的青春幸福,将16岁的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年近五旬的高丽王子的事实更能反映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2)特殊女性群体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也能够带来文化上的变革,开展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能拓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入元朝宫廷或官僚家庭中的高丽贡女,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平衡元朝与高丽王国国家关系的政治功能。无论出于个人感情、民族感情还是家族利益,每当高丽面临宗主国的灭国威胁时,她们总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与帝王朝夕相伴的便利条件,施加有效的政治影响。同时,她们的饮食起居、服饰、语言、歌舞、技艺等异族文化也在宫廷和上流社会形成一种亚文化并逐渐扩散开来。客观地说,高丽贡女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的文化含量十分广泛,该书只是做了一些有限的研究,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原因读者是可以理解的,如没有亲赴朝、韩两国进行调查等。愿这种遗憾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得以弥补,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柏桦的央视主讲

【法律讲堂文史版】系列节目：明清妙判 主讲人：柏桦主讲人简介柏桦，北京市人，1953年出生。历史学博士（中国）、文学博士（日本），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与法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帝王宫--宫省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三国志官名集释》、《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明清州县官群体》、《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官制史》（合著）、《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柏桦谈明清奇案》、《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律例合编通考》，及重点项目《中华大典·政治典·元明清分典》等多项课题研究。目前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教学与研究。 《明清妙判》简介现代社会，人们对案件的记录十分具体而详尽，案发情况、证言证词、裁判依据结果等相关内容都会记录在案。那么在中国古代，对于案件又是如何记录的呢？在中国古代，当时的审判官员们采用“判词”的方式来记录案件。那么什么叫判词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判词是判决书的旧称。如果我们想了解古代司法的具体情况，那么了解判词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判词中不光记录了案情本身，有时候还会记录时代背景，民俗风情。而《明清妙判》系列节目就是依托丰富、真实的明清判词，在努力还原案件本来面貌的基础上，结合判词中的知识点、兴趣点为观众做详尽的分析与品评。力求在轻松的氛围内，为观众呈现古代审判方式、审理手段、司法精神。 主要论著目录 论文题目 报刊杂志名称 发表时间1. 西汉三工官 西北大学学报 1985年第1期2. 丞相设置始末 历史知识 1984年第6期3. 如何确立中国文官制度概念 光明日报 1990年2月21日4. 从清代知县的出身看康雍乾时期的吏治 文史知识 1990年第10期5. 中国古代秘书体制 史学集刊 1991年第5期6. 试论明代州县官吏 秘书工作 1992年第2期7. 中国古代重要文书--诏敕与奏章 档案学通讯 1992年第4期8. 《明史研究专刊》与发行人吴智和 史学集刊 1994年第1期9. 台湾归来话档案 北京档案 1993年第1期10. 明代知县的关系网 史学集刊 1993年第3期11. 试论清代文官制度 北方学刊 1993年第4期12. 从历史档案看清代对州县官吏的惩处制度 北方论丛 1994年第4期13. 明代州县官吏惩处归制刍议 明史研究 第4辑1994年12月14. 明代州县衙署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 史学集刊 1995年第4期15. 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 史学集刊 1997年第1期16. 明代州县官施政及其障碍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17. 传主行为与史书传记-以老小于成龙为例 庆祝王仲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 1999年6月18. 大陆地方档案、博物馆与地方志的编撰 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9年6月19.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明代州县官施政的影响 明史研究 第7辑，2001年8月20. 明代的律例与收继婚风俗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学术论丛2001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21. 明代州官的施政心理及其特点 明清论丛，第3辑 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5月22. 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史学集刊 2002年第3期23. 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政治与法律 2002年第4期24. 明清州县的监狱 中国史研究 2002年第4期25. 明代州县改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史学月刊 2003年第1期26. 明清司法审判中的“六滥”现象 清史研究 2003年第1期著作 书名 出版社 出版年月1.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5月 韦庆远主编，拙参加古代部分的编写2. 中国政治制度史词典 中国社会 1990年3月 刘国新主编，拙为副主编，编写古代部分3. 中国帝王宫--宫省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 台湾华世 1992年6月4. 三国志官名集释 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 1992年6月5. 中国政治制度史 高等教育 1992年12月 韦庆远主编，拙参加古代部分的编写6. 三十六计全书 北京燕山 1995年6月 拙为主编7. 天子?帝宫?政道--中国古代宫省智道透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1月8. 庆祝王仲翰教授八十五周年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 黄山书社 1999年6月 拙为主编9. 中国官制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1年9月 与韦庆远合著10. 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12月 独著11. 明清州县官群体 天津人民 2003年1月 独著参与编辑的著作，书名1. 软科学词典 辽宁人民 1989年11月 拙承担古代政制部分2. 大百科全书政治学 中国大百科 1992年10月3. 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大纲--载《档案学专业教程教学大纲》 中国科学技术 1991年3月4. 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大纲--古代部分 高等教育 1992年12月5. 国家公务员知识大全 四川人民 1993年10月6. 洪武御制全书 黄山书社 1995年7月7. MPA必修核心课程教材（《公共政策》、《行政法制》、《公共部门机关管理》、《管理方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行为》、《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等8种10册） 中国国际广播 2002年3月 2003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3年4月。天津市优秀法学家称号，天津市法学会，2004年10月。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专著），天津市人民政府，2004年12月。南开大学2004年度“敬业”奖教金一等奖，2005年1月6日。南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特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农村税费改革下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变革及完善――对X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调查及思考，2005年4月。南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希望工程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问题调查研究，2005年4月。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作品名称：《对税费改革下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的调查及思考》，2005年12月。南开大学第三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食品卫生安全的法律问题――“苏丹红事件”引起的思考，2006年4月。南开大学第四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当代农村纠纷与人民调解制度――以河北省定兴县北田乡调查为中心，2007年4月。2007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7年4月。南开大学首届“良师益友”，2007年6月。南开大学校级精品课：中国法制史，2007年9月。南开大学校级精品课：中国政治制度史，2007年9月。天津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当代农村纠纷与人民调解制度――以河北省定兴县北田乡调查为中心(2007年9月)。2008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8年4月。南开大学第二届“良师益友”，2008年9月。2009年南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2009年5月。南开大学校级精品示范课：中国政治制度史，2009年3月。南开大学第三届“良师益友”，2009年12月。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 青海省昆仑学者、青海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

什么是田野调查报告

　　田野调查

　　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 “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一个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这便是田野调查。也是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田野调查为对于描述原始资料搜集的概括术语，其所应用的领域包括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地形学、地球物理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建筑学、及社会学等自然或社会科学领域。与其他在实验室准控制状态下环境的研究相比，田野工作主要于实地进行。 根据研究对象的生亡与否，以及它们的存在地点位于居住栖息地或埋于土下，田野工作的实质内容也会有所差别。化石与考古遗址的挖掘均包含田野工作，其他如访问或观察人们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民俗、和他们的社会结构等过程也都包含在内。某些状况，尤其是研究的主题为人类本身的时候，工作的拟定必须再经过设计，以避免观察者效应或是过度理论化或过于理想化该实质文化活动的风险。
　　田野调查的阶段

　　田野调查可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一）准备阶段

　　田野调查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准备阶段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选择调查点。
　　选择调查点的基本要求：一是选择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三是要选择特殊关系的地区，四是选择前人调查研究过的著名社区。
　　选好调查点对成功地进行调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地域辽阔，乡村数以万计。总的来说，应选择具有特色或较典型的地区或乡村进行调查。
　　所谓“有特色”，就是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差异很大。例如，类似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福建惠东人的长住娘家习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错杂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两三种差别较大的文化交接地区，像甘肃、青海地区，是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交错地区，相互影响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发现裕固族的帐房戴头婚（与纳西族的阿注婚类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断这种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没有时间去调查。2000年，我让一位硕士研究生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了自己的假说，并写出硕士论文。
　　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说该地在该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又称图瓦人）时，选择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作调查，因为该村在中俄边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较为典型的图瓦语和图瓦人的生活习俗。1993年，我们选择新疆北部地区的富蕴县作为哈萨克族的调查点，也是考虑到该县较有代表性，较为典型，一是哈萨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为主，传统文化保留较多。而且又是矿产十分丰富的地区。该县名称“富蕴”就是因为蕴藏丰富矿产资源而得名。
　　所谓“有特殊关系”的社区，也就是有自己的亲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庄，亲戚或朋友对你准确了解社区的情况大有帮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调查时，不仅该村较为典型，而且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新疆阿尔泰中学教师）住在该村。我们到该村后，住到他家里，对我的调查帮助很大。
　　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了解该地的文化变迁，也可重视审视前人调查的资料是否可靠、准确。 总的来说，如果所调查的对象很一般，没有什么特色，写出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就不会引起重视。研究汉民族也一样，不能随便选一个地方，应该选择较有特色的。 选点最初可能选的是一个县，具体的调查的乡村可能要到了县之后才能最后确定。
　　2、熟悉调查点情况。
　　调查点选定之后，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 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资料，这是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则可能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只有在调查前就熟悉该民族和该地的习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另外，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欢迎，甚至可能会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们的密切配合，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只有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调查。我在新疆哈萨克族地区调查时，调查前把哈萨克族的部落系谱背得滚瓜烂熟，到调查点后，倒背如流，使当地哈萨克族干部和群众十分惊讶，并受到热情接待，收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
　　3、撰写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设计调查表格。
　　有些人主张不用撰写调查提纲，不用表格。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有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收集的资料较为系统、全面。否则收集的资料将是残缺不全，许多问题将会漏掉。我以往的几次调查，都是调查前撰写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表格。
　　4、熟悉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与基础知识。
　　人类学研究者的调查与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记者的调查不一样，需要掌握与有社会和文化关的各种理论及基础知识。例如，与社会和文化有关的理论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并有众多的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概念。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调查就不可能深入，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只能有关该地表层文化的调查报告，与一般的新闻记者和行政干部不会有多大差别。
　　（二）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也就是进入田野阶段，也就是进入所调查的地区之后但未正式进行田野调查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过程：
　　1、到当地政府报到，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
　　到了所调查的县、乡，必须与当地各级政府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有些调查者，不到当地政府部门报到，喜欢找熟人或认识的人，直接进入乡村。我认为，应该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进入调查点后不与当地地方政府联系，一旦出了事当地政府不负责任。
　　到民族地区更要依靠当地政府，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新疆、西藏等，一个县相当于内地的半个省，交通十分不便，自然环境恶劣，许多地方不通客车，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配合，调查十分困难。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主要依靠当地民族事务委员会。因此，前辈民族学研究者都喜欢找民委帮助解决调查中遇到的困难。我在新疆的调查经验是最好找政府办、党办，两办有权有钱有车，能对下级发号施令，下级不敢不从命。而现在的县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残（新疆县级民委是如此），无权无车，即使给你开介绍信，地方政府也不会听民委的。我在新疆作过多次调查，主要依靠县政府办公室和乡政府。每到一地，总是先找县政府办公室，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如此，办起事来会很顺利，他们会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车辆，并发函给调查点认真接待。
　　2、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到达调查点所属县、乡后，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我在新疆调查期间，到达县镇或乡后，首先查档案、户口和有关统计资料，掌握调查点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到村或寨调查。这对于全面了解调查点大有好处，在没有正式调查之前便掌握了调查点的户数、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体社区调查点尚未选定，可征求当地政府的意见。
　　3、选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风俗不同，应视具体情况和调查者本人的情况而定。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一般都是住在当地人家庭中，实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劳动。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中的不多，马林诺夫斯基在调查新几内亚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时，他在这个岛上的一个村子里单独搭了一个帐篷居住。柏尔图和柏尔图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个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选择居住地，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于调查，有助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较理想的。我在新疆调查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时，大部分时间住在当地人家中。二是考虑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虑人身安全。三是考虑当地的派系关系，如果该村有两个对立的派别，而且关系较紧张，最好不要住在当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则会影响调查的顺利进行。
　　（三）调查阶段

　　居住地选定之后，便开始正式调查，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由于各人的对调查目的和对调查点的了解程度不同，调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过，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1、首先了解当地的一般社交礼仪和禁忌等。
　　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
　　2、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
　　乡村与城市不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脏，即不要怕住的地方脏，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干净，不要怕吃的、喝的不干净。二是拜访当地人遵从礼俗，通常一般都要带礼物。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我去拜访人家，都带好烟、好酒和其他礼物。到哈萨克族家作客，必须给小孩礼物（如糖果等），这是最一般的礼仪。如果没有，主人会不高兴。
　　3、注意个人形象的设计。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有些人认为，到调查点之后，要穿当地人的服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地人眼中，田野作业者是“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系统的“内人”。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当熟悉之后，当地人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在田野调查期间，应注重个人形象的设计，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内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服饰应整洁、大方，所穿服饰应该与当地服饰有所不同，但不要穿当地人不喜欢的服饰（有些民族不喜欢穿红色或白色服饰）；二是不要留当地不喜欢的发型。如果是女性，口红不要涂太浓，香水不要洒太多。
　　内在的形象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言谈举止要文雅，既要有风度，又要彬彬有礼，不说粗话、脏话。二是不要做有损人格之事，不占小便宜。
　　4、观察要细。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参与观察又有“深”和“浅”之分，只有观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写出较成功的调查研究报告。如果观察不深，就不可能写出有深度的调查研究报告来。
　　5、访谈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
　　访谈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型访谈，即问卷访谈。这种访谈又分两类，一是回答问题的方式，即田野作业者根据调查大纲，对每个受访人差不多问同样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问题。二是选择式，即田野作业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前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后者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较多。
　　另一种是无结构型访谈，即非问卷访谈，事先没有预定表格，没有调查大纲。田野作业者和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访谈，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调查北京的朝鲜族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他们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我让她到老板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他们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她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他，甚至连她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赌博及其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
　　二是要讲究技巧。从我个人在新疆调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访谈技巧应注意三方面：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我在新疆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时，就经常以哈萨克族的事例来启发受访人。二是拐弯式访谈，有些问题不方便直接问，例如，与现代观念不相合的婚姻习俗等，可采用拐弯式的访谈。例如，我在了解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的转房习俗（又称“收继婚”）时，我就先说汉族古代有转房习俗，我们老家过去也有，你们过去有没有这种习俗。其他比较隐诲的问题也大采用这种方式，这样问不会引起受访人的反感。三是要多问“为什么？”受访人能够讲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过程，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不清楚该文化现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理解当地文化，就必须多问“为什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答案。6、要倾听当地人关于当地政治和现实问题的意见　在当地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从北京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是中央派来的，他们以为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期间，有些少数民族在我们面前倾诉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则以为我们能解决刑事案件，伤人、打架等事件也找们来帮忙解决。对于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要给予同情和安慰，并请他们找政府或法院解决问题。
　　7、关于资料收集一些问题
　　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收集资料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收集资料必须遵循三条原则：
　　其一，着重收集新材料，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例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族群观念、文化象征、社会交换和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调查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资料很少，今后应多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
　　其二，了解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的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某种文化现象资料，则着重了解该地区的那种文化现象与其它人调查的其它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异，表现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反复核实收集的材料。被调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须找多人核实，如果大多数人说的相同，则证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与大多数人所说的不一样，则应慎重对待，一般情况下应取大多数人所说的为准。或两说同时收集，以作参考。我在新疆调查时，一些较大的问题往往要问10多人才放心。
　　（2）注意收集计划外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调查时，往往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调查时，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萨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车后我便请他帮忙，找到了文物，收获不小，首次发现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用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写成的五件重要文书，并找到阿尔泰乌梁海人的三颗旗札萨克银印（每颗重9斤多，印文为汉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贵文物。其中，根据五件文书，结合大量史料和调查资料，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丽县调查时，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拍摄到了云南傣族专家认为是傣族中最为典型的文身照片。
　　8、边调查边整理资料
　　每天做田野笔记，是大多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习惯。我认为，不仅要做田野笔记，而且要边调查边整理。这样可以发现哪些方面调查不足，可以随时补充。我在新疆调查时，通常是白天访谈录音，晚上整理录音带。
　　9、调查的时间
　　调查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根据调查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城市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是客家农村长大的，对客家文化很熟悉，调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在新疆工作过5年，而且在民族地区作过多次调查，对哈萨克等民族的情况很熟悉，再去调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