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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阎锡山的论文

发布时间:2023-03-09 12:56

研究阎锡山的论文

今天读《阎锡山传》一书,颇有心得。
  作者写阎在台湾十来年,每天都不忘著书,实在让我惊讶。一直认为军阀阎锡山是一介武夫,却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著作上百万字,且涉及的不仅是政治,更有他对社会诸多方面的思考,“俨然是一个学贯中西、自恃自律的思想者,对为人、处世、治政、理家均有一套心得 ”。阎在台湾隐居于“菁山窑洞”,十年隐居,十年著作,低调而淡定地在蒋介石眼皮底下过他的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其处世大抵是奉行儒家的“中庸“原则的, “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他认为 “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生处世以生为最高母理。”他强调公道处世,恕道处人,持戒敛欲,务实求成,以做事为人生第一要务。他的处世处人哲学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如他一般夹缝求生、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有几人?
  一个叱咤风云的军阀居然是儒学的研究者和身体力行者,我不禁为自己的浅陋而汗颜。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文化我知之多少呢?作为一个传道者深觉问心有愧。

晋系军阀的阎锡山

阎锡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扶养。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随父阎书堂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习经商。1900年,父子俩在一次买空卖空的“打虎生意”中蚀了大本,只得逃离县城,回到河边村。不久,为避债又逃到太原,阎锡山经人介绍进裕盛店当了伙计。阎锡山不甘心在店里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设立武备学堂,他认为这是跻身官场之路,于是应机报考。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对答灵便,深得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统姚鸿法的赏识,被顺利录取。 1904年,阎锡山考取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了冈村宁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并加入了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09年3月,阎锡山毕业回国。他先后在北京和太原四处活动,获得了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的位置,三个月后升任监督。之后,他又积极谋取兵权,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在此期间,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讨好清朝官吏和立宪派,抓住兵权;一方面组织以同盟会员和反清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以图在革命到来时作为自己的资本。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与八十五标标统黄国良及温寿泉等策划太原起义,由八十五标首先发动。10月29日,八十五标在第二管管带姚以价的指挥下率部起义,攻打抚署。在太原起义的过程中,阎锡山也玩弄两面手法,一面给所部下令,称“八十五标兵变”,调动一部分兵力协助清军保护抚署;一面密令余部相机击溃抗拒起义的巡防马队营。而他则躲在大教场东北的树林里,派人四处观察打探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以便看风使舵,成则居功,败则诿过。当起义军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起义已成定局时,他便公开率部参加起义。太原起义成功,为选举山西都督,同盟会员与立宪派展开了争斗。在公选会议上,有选举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在表决的关键时刻,阎锡山的亲信张树帜持枪跳上主席台,大声说道:“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全体议员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就这样,阎锡山、温寿泉分别当选为大都督和副都督。太原起义后,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但吴禄贞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当领兵进至石家庄后,即前往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决定挥戈进京,扫除清室。对此,清廷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惊恐万分,便以重金贿买吴禄贞旧部周符麟,设计将吴刺杀。随后,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领第三镇曹锟所部进攻山西。阎锡山只得撤离太原,向北进军,攻取大同,又会合吴行芳、张培梅带领的雁门、怀仁两部民军,攻占包头。1912年2月,宣统帝下诏退位,南北政府和议告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之位。阎锡山看到形势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凯借口阎锡山弃省出走,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电令其不准擅自行动。阎锡山焦急万分,他马上施展手腕,急电亲信南桂馨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一面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的董崇仁进京,千方百计向袁世凯表忠。袁世凯终于在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阎锡山回到太原后,深知要坐稳都督的宝座,就必须要讨好袁世凯。他派人长驻北京,贿赂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世凯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为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长住,作为人质。1912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锡山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阎锡山虽在这次革命中袖手旁观,但因他是同盟会员出身,袁世凯也不轻易放过,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想寻机剪除。但阎锡山每次都俯首恭顺,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惧的样子,使袁世凯认为他没有反骨,不仅没有撤他的职,还封他为“同武将军”。此时,阎锡山已完全卖身投靠袁世凯,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对革命的旗号既不举起,也不放下,而是见机行事。1915年,袁世凯要实行称帝,阎锡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之后,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世凯登基称帝。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的所为,甚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为一等侯。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于是,不择手段,要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先以“独断军事”等罪名,将与他一起发动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良撤去旅长之职,后又把他赶出山西。又将曾利用来联络袁世凯的晋南镇使董崇仁撤职。继而逼令曾在阎出走包头时出过大力的晋北镇守使孔庚交出军权。阎锡山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插到军队之中。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兼任省长。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于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讨好当时的手握大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因此,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段祺瑞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中阎锡山的一身了。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实质是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进行大规模的扩军。晋军初建于1912年。当时阎锡山从包头返回太原后,组建军队为一个师,师辖两个旅,旅辖两个团。另有直辖炮兵一个团,骑兵一个团。1914年,阎锡山派孔庚率部参加了袁世凯的“征蒙”行动。事平后孔庚师留驻包头。由于孔庚原为吴禄贞的部下,且在部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所以为阎锡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纵张培梅、张树帜等发动兵变。1914年6月1日夜,变兵几十人闯入孔庚的办公室、寝室,开枪射击。孔庚藏于天花板上未被击中,变兵抢劫后逃去。孔庚对此兵变不谙内情,乱杀官兵四十余人。阎锡山以此兵变为口实,将孔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为旅长。阎锡山将编余士兵另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晋军就扩编成三个混成旅。1917年8月,阎锡山将所部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骑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1918年底,阎锡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又成立了四个在乡军人训练连,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壮丁,每期三个月,训练后还乡,随时召征入伍。阎锡山通过不断扩军,壮大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同时,使得晋系军阀成为了北洋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 首先、阎锡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其中掺杂着农民的现实和商人的势利,在政治、军事上,受日本影响较大,表现在军国主义和发展实业上。一方面有经世致用,改革图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趋于保守世故,具有小农意识的弊端。阎锡山一生中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的阐述了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启迪意义。阎锡山生逢乱世,难能可贵,是一个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是他一贯的准则。共产党在经过长征战略大转移后,达到陕北,提出“东渡黄河”的计划。倭寇入侵,国难当头,“西安事变”,时局骤然变化,阎锡山及时调整战略步骤,成立“牺盟会”,组建新军,提供宽松的环境让共产党在山西合法的活动,“三个鸡蛋上跳舞”,以制衡蒋介石与日本人。第三、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第四、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地。第五、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发,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第六、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贼,当祸害百姓的蝗虫,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罢,都是其他军阀不谋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不少,这就使他的统治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给他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第七、阎锡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组织构建,在对内笼络和控制人心,对外韬光养晦以利用时机方面有他独到的策略权术。他的算计精明,两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现,虽然从道德的层面,人们可以鄙弃或谴责,但在乱世取胜的军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

张文俊的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01年9月至2005年7月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2005年9月至2008年7月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晋西北中农经济研究——以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考察》。2008年9月考取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2011年6月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山西模式——政制转型中地方政治的实态考察(1911-1928)》。其间,2011年1月3日至15日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交流。2011年7月博士毕业后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从事专业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区域社会史,主要研究领域为阎锡山与民国政治、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   1、《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2、《革命乡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之嬗变——以晋绥边区西坪村为例》,《兰州学刊》2009年第10期。3、《北齐别都晋阳城初探》,《山西师大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4、《近五十年来阎锡山研究述评》,《民国研究》2010年总第17辑。5、《走进历史现场发现真实》,《学术论丛》2011年第3期。6、《辛亥革命与山西军绅秩序构建》,《民国研究》2011年总第20辑。7、《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官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之努力》,《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8、《论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双重面相》,《历史教学》2009年第4期。9、《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农经济”: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14村调查为中心的研究》,《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10、《共和缔造与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南方都市报》2012年12月25日历史版。 1、参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中篇部分。2、参著《阅读革命:中共在晋西北乡村社会的经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作为第2负责人主持2012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人文科学研究生创新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22006)。2、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制转型与山西政治秩序重构研究(1911-1928)》(项目编号12YJC770072)。3、参与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回到“集体化”:太原城中村郝庄经济社会变革的道路选择》(项目编号11YJA770064)。 1、论文《辛亥革命与山西军绅秩序构建》获2011年山西省“百部(篇)工程”三等奖。

山西近现代史上历史名人或重大事件论文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一级上将。解放前夕去台湾,1960年5月23日,病逝台北,终年77岁。葬于七星区阳明山。奉行“中庸哲学”的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开始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徐向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范富山(1914-1996),山西省定襄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范慕韩(1917-1996),山西繁峙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5月19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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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写的选修论文......关于解放战争的。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内战还是爆发了。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地的解放区进攻、但被逐一击破,迫使蒋介石改变策略,对陕甘宁及山东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认为“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他要求各部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失,要保存有生力量,打“运动战”。为此,他率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是何等高明的决策!这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1947年中共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中国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在下一年的“三大战役”中,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支军,陈毅有言:淮海战争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此言充分说明了中共获胜的重要原因。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二、三、四野百万大军扬帆起航,浩浩荡荡,破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在上海,宋庆龄清晨外出散步,看见解放上海的三野官兵伏地而眠,宁可夜宿街头也不打扰市民,深为震撼,坚定了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决心。各路民主人士齐聚一堂,召开政协会议,一齐欢庆民族的新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总结国民党解放战争失败的原因:其一,不顾民心向背,悍然发动内战;其二,纵容四大家族巧取豪夺、党政腐败。治标尚且夭折,遑论治本。《建国大业》里,蒋经国在沪改革遇阻后,老蒋对他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骨子里了。反贪腐是件大事,难哪!反,要亡党;不反,亡国!”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严酷局面与深层矛盾。其三,镇压学生运动,迫害民主人士,阻塞外部监督途径;其四,党内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倾轧争夺。蒋、桂、晋等派系彼此猜忌,勾心斗角。哪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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