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片毕业论文
文艺片毕业论文
写周星驰!!!!!!!!
写一个天生的喜剧天才为了自己的理想沦为文艺片的奴隶
一个天生的演员为了自己的导演梦放弃观众和搭档
其实我超级喜欢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让我很失望啊
毕业论文之电影字幕翻译
电影字幕翻译漫谈
随着宽带在中国的普及,mpeg4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由DVD压缩的DVDRIP影片以惊人的速度在互联网间传播。事实上,在中国,大部分人都不具备直接欣赏外语影片的能力,而很多DVDRIP影片却恰恰是原声发音、外语字幕。电影字幕的翻译作为DVDRIP影片的一个关键部分,正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这其中包括正版或盗版DVD碟片上rip下来的vobsub字幕,以及由网友自发翻译的srt格式字幕。
中文字幕翻译的特点
中文字幕和中文配音在翻译要求上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上译厂,配音要求讲究口型一致,句子符合中国的口语规范,其优势是方便观众看电影,直接就能听懂,而不用费力看字幕。其缺点也显而易见:由于口型上的要求,不得不对句子进行缩减或扩充;由于外国历史文化的差异,很多双关、幽默的意思难以表达,不得不舍弃这些句子的翻译。
以《魔羯星一号》中英双语版为例,可以明显看出中文配音和中文字幕的差异。其中有一段剧情是母亲给孩子说英语绕口令,如果配音直接翻译的话,很难做到押韵,于是改为讲故事。另一段剧情是一个宇航员边爬山边讲笑话,这个笑话是有寓意的,直接翻译成配音的话,很多观众会感觉莫名其妙,于是配音版改为宇航员边爬山边呼救。该片配音版中很多幽默的成分都改掉了,这样就损失了很多欣赏电影的乐趣。
电影字幕就较好处理这些问题。首先,没有口型限制,字幕可以按原文直接翻译,而幽默和一语双关的意思可以使用注释来解决。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学好外语,直接观看外语字幕的影片。而在个人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字幕翻译还是最大限度表达英文意思的最佳方法。
没有硝烟的战场
经常看DVDRIP影片的网友都知道,公开的中文字幕库有几大网站。射手网稳坐字幕网站的头把交椅,其特点是:允许自由上传,字幕多而杂。正因为字幕多,同一影片有好几个版本的字幕,造成网友下载时无所适从,网站设有的评分系统基本上形同虚设,因为大部分网友为下载字幕而来,而等到看完影片,早就把给字幕打分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射手网设有TLF、汉风、新视界、牛过四大字幕网站的友情搜索链接,射手网上没有的字幕,可以在这些字幕网站上继续搜索。这四大字幕网站均是以论坛为依托的,各自有较强翻译能力字幕小组。除以上提到的四个论坛,更有伊甸园、行星等影视论坛的字幕组,虽没有独立的字幕网站,但也具备很强的字幕翻译能力,实力不容小视。
同行是冤家,这话一点不假,在字幕界尤为显著。字幕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个字幕组成员不允许加入其他字幕组,或者以其他字幕组的名义发布自己的翻译作品。曾有个别成员以身试法,均被开除组籍。每个字幕组在各自论坛都有专门的活动版块,这些版块是仅有小组成员才能进入的,这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每逢热门大片上市,这些秘密基地里顿觉杀气腾腾。各字幕组紧锣密鼓,召开工作会议,分配任务,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字幕。领到任务的小组成员常常会为此通宵达旦,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而几天后,各论坛出品字幕质量的比较,又成为各字幕小组讨论的热点。更有好事之人,通过随机挑选句子进行比较的方式,评价各论坛出品字幕的优劣。所以,热门大片的翻译无异于一场激烈的战斗,而连年战争的结果,使得几大字幕小组和所在的论坛人气飙升,翻译人员欢欣鼓舞,最终形成N赢的局面。
几块善意的砖头
不客气地说,现在中文字幕的翻译状况相当混乱,由于没有一个类似rip字幕的统一标准加以规范,加上不少翻译人员带着急功近利的心理,把翻译字幕当作得到积分的手段来应付差使,造成字幕质量参差不齐。单兵作战,除了个别翻译质量很高外,非字幕组的散兵游勇普遍缺乏翻译经验,字幕存在不少问题。而有些字幕组只求数量,根本不论质量,只要翻完就皆大欢喜,而没有一个较完备的质量监管机制来进行约束。不用仔细核对,仅一遍影片看下来,平均每部影片的明显错误(比如错别字、格式错)都在10个以上。近期汉风HTS的字幕出得不多,仅从看到的几个来说(其中有些还是很早以前翻译的字幕),错误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概括起来,个人认为,字幕界存在以下四大弊病(发现标题起得居然很押韵,嘿嘿):
1、一人包揽翻译校对
初期的牛过论坛字幕组(即汉风HTS字幕组的前身)曾一度辉煌,并定下专门的翻译、校对制度,在字幕头尾标明翻译、校对人员,并规定翻译、校对不能是同一个人。其他论坛的字幕组也纷纷采用这种形式,但遗憾的是,只学到了形式,却没有实质,大部分字幕组出品的字幕,翻译、校对都是一个人。
我如果说,一人既翻译又校对,一定比翻译、校对分别由两人作的字幕质量差,这话肯定是不负责任的。有些个人独立翻译校对的字幕甚至比两人翻译校对的字幕质量上高很多。但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人翻译完字幕后会真的自己进行校对?校对自己的字幕,又能找到多少错误?以我以往翻译的经验来说,仅翻译过程就反反复复看了N遍的电影,已经是心力交瘁,翻译完成后很难会有心情再看一遍寻找错误。而且自己翻译中的错误,自己也很难找得到。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倡字幕组成员互相校对。
就是我提到的翻译、校对机制,本身也是形式,如果此文一出,很多论坛的字幕组纷纷改为多人校对,而质量上没有提高,那岂不还是形式主义?真要想保住字幕质量,非要有较具体的标准不可,把每个字幕组出品的字幕错误限制在几个以内,超过了会有一个惩罚措施。
2、人力资源严重浪费
由于各论坛自行其事,没有一个统一的安排规划,造成原本不充裕的翻译人员,都集中在热门商业片的翻译上。《指环王》系列、《黑客帝国》系列都有4个以上的字幕组同时在作,很多已经有中文字幕的影片,新出了另一个RIP版本,翻译人员未经查找,又重新翻译。有些字幕组曾结成过翻译联盟,统一组织安排工作,避免重复翻译,但因任务分配、翻译能力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只得恢复各自为政的状态。
我有一个梦想,所有的中文字幕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专门的字幕翻译分配网站,对热门大片采取各字幕组轮流翻译的方法,其他影片的翻译,由个人自行申请。另外再制定统一的字幕翻译校对规则,对字幕翻译细节进行规定,确保字幕质量。当然,这只是我的梦想,真正实施起来,涉及到网站管理、任务分配、联系沟通,尤其是涉及到各字幕组自身利益,难度相当大。想要逐步实现的话,各字幕组负责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首要任务。
3、长片老片翻译嫌累
现在的字幕翻译普遍采取个人申请制,大家根据兴趣爱好,自行选择影片翻译。在没有特别感兴趣的情况下,通常浪漫爱情片、动作枪战片等因句子少,情节吸引人,翻译难度小而很受欢迎。而1500句以上的长片和黑白老片、记录片、文艺片因对话多,情节枯燥,翻译难度大而少人问津。当然,这些情况并非绝对,我记得我就曾经投机翻过一个200多句的老片。总的说来,这其实是个人兴趣与字幕需求的矛盾。字幕组的成立就建立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只要愿意,重复翻译又有何不可?强扭的瓜不甜,硬要别人翻译不喜欢的影片有违“兴趣爱好”这一理念。在不考虑兴趣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论坛奖励制度的适当倾斜来对翻译冷门片的网友进行额外奖励,以解决长片、老片无人翻译的问题。
4、新丁不来老人隐退
人的兴趣爱好是会发生变化的,字幕组成立到一定时间,很多老成员在经过十几部影片的翻译校对后,会逐渐丧失当初的翻译热情,参与翻译的人逐渐减少,不少处于半隐退状态。现在汉风论坛的积分制+流量制,解决了部分翻译懈怠问题,但终究不是长久之策。我心目中比较好的字幕组模式,应该是类似于“青年志愿者”到边疆教书,几年后,老成员陆续退出,而新成员不断加入,当然,有愿意长期服务的,更是欢迎。在字幕翻译上,对人才的需求从来都是只多不少。可惜的是宣传力度仍然不够,仅在论坛内部招收新成员,难以维持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希望能对外在各高校BBS和专业英语论坛广泛招收此类成员,毕竟,这种耗人精力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期坚持的。本文专为招收汉风字幕组新成员而作,请在转载的同时,请勿删除末尾的广告文章。
一、制作字幕需要的各项要求
认真--我把这一点放在首要位置,英语水平差、中文表达能力不行,这都是可以原谅的,唯独粗心大意犯的低级错误不可谅解。有人提议说要提高进字幕组的门槛,谬矣,现在人手是大大的不够,不能再提高了。大部分的字幕质量低下并非是英语差造成的,而是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私以为,一个字幕的优劣,认真态度占40%,翻译经验占20%,英语程度占19%,中文表达占21%。其中翻译经验包含了中英文表达以及工具软件和网络搜索在翻译中的应用,这些经验方面的知识,新手刚开始翻译不会注意,时间一长,慢慢就有体会了。
英语--通常各大论坛字幕组对外招人,要求英语程度为六级,这的确吓倒了很多准备尝试字幕翻译的新人。我在这里要更正一下说法,希望能为这些被高门槛吓跑的网友鼓鼓劲。一般来说,电影中的句子比大学英语课本要简单好多。我认为只要是上过大学的学生,不管过没过四、六级考试,借助“金山词霸”等翻译软件,在英语方面都可以达到普通字幕翻译的要求。当然,英语程度是越高越好,尤其是在国外留学、居住的网友更佳,因为有些时候,影片出现一些复杂句式、俚语还有涉及外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这些不是字典和翻译软件能查到的,这时就体现出英语程度的优势了。
中文--奇怪的是,明明英译中涉及两种语言,很多字幕组却往往不对中文程度作任何要求。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学了10多年的中文,表达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其实不然,英译中对中文表达的要求应该更多些。有些在国外多年的留学生,英语方面很厉害,很多查不到的俚语都不在话下,可翻译出来的字幕却一塌糊涂。大概是适应了英语的表达方式,转回头用中文表达,却好像“英式中文”,不知道他回国后说话会不会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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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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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简史
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

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
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第一个产业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第二个产业时期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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