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论文模板

中国史学论文模板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　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　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　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　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中国历史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历史论文800字谁来帮我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