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论文文献综述

伤逝论文文献综述

子君走了，涓生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伤逝”，子君的伤，涓生的伤，也勾起了我的伤。
子
君爱涓生，是那样地热烈，那样地纯真。在那个受旧思想束缚的年代，一个弱女子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不惜与家人反目。我不知道当她分明坚决地说出：“我是我
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又需要多大的勇气。艰苦的生活，子君没有半点抱怨，她总是用笑容去遮掩她的不乐。为了她爱的人，她倾注着全力去做
饭，日夜的操心，她就这样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也粗糙起来。然而最终的最终，她还是没有得到那份本应属于她的爱情，子君几乎付出了全
部，然而还是输给了现实。
涓生爱子君吗？我想爱吧！爱开始的子君，爱逝去的
子君。如果有这样的女子为你付出全部，爱你多于爱自身，我想你也是爱的。只不过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某种东西蒙蔽了那份纯真的爱吧！生活越来越拮据，油鸡
们逐渐成为肴馔，阿随也被送走了，涓生看子君的颓唐，感叹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当涓生孤身枯坐，回忆从前，竟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吗，—而将
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如果说子君变了，那涓生必然变了，而且变得
更加彻底。爱情与生活，为何硬要这样联系呢？子君没有错，涓生没有错，只是爱情太过脆弱，输给了生活。
我同情子君，也为子君感到不值。那样
纯真的人儿，只是为了寻求她的爱情，她付出了全部。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她都竭力地呵护着她的爱人，然而结果是他不爱她了。精神上的打击要比物质上的打击更
加沉重吧！子君的离开是必然的，她已经没有任何留下的理由。子君死了，她连惟一的希望都破灭了，生存对她又有何意义，活着对她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吧！或
许有一天，涓生会明白子君的苦衷吧！他会发现子君没有变，子君一直都是那么爱他，子君的付出是那么地无私，以至于连回报都忽视了。不过，子君等不及涓生的
觉醒了，她是那样地，带着悔恨，永远地逝去了。
爱情为何如此脆弱？无辜地被扣上“罪恶”的头衔。当所有的矛头指向爱情，我们也只是悲哀地选
择结束。是爱情的错？还是我们不够坚持？当爱情遇上现实，爱情就被扼杀了，怪现实太残酷，还是爱情太脆弱？其实爱情没有错，现实也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自
身，我们总是主观地把爱情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为了生活，好像就非要抛弃爱情似的，所以爱情输给了现实，是那么地无奈。
得到的总是被当做理所当然，还挑三拣四，为何要等失去后才知道珍惜呢？失去了，再多的悔恨，也是于事无补。得到的就是最好的，得不到的，那本就不属于你。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你一直挑她的小毛病，就不会发现她的优点。如果你努力发现她的好，那么她的小瑕疵也近乎完美了。
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修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相遇，相识，相知，难道还要相离吗？一份爱情，的确来之不易，为什么不能好好珍惜呢？不要用其它的理由去扼杀爱情，爱情真的很脆弱。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不断地磨合，学会包容，学会理解。
涓生悔恨了，可是子君不在了。珍惜为你付出的人吧，同时要有颗感恩的心，懂得去回报。爱情就是那么脆弱，需要双方的共同的呵护。输什么，也不能输了自己。
人到中年，寒冷雨夜，重读鲁迅，别又有一番滋味。
尤其是在《伤逝》里，看到子君重复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就想到自己年轻时候也像个新青年一般，大胆妄为地满心追求所谓的爱情与自由。两个小青年跑去民政局打了结婚证才通知了双方父母自己的婚事。我的母亲在错愕之余，对我跟他说：“你们两个还可不可以改一下？你的年纪比她小，你做我们家的儿子，做老三的弟弟，如何？“听了，我只是吃吃地笑了。
两个又去了对方父母家里，当晚因为有了一张证书而名正言顺地睡在了一起。
想想自己年轻时候的荒唐之举，不由得哑然。
我想像着子君那时单纯的模样，她听涓生说话的时候眼中闪耀着的光芒，想着她如何摘回那枯槐树的新叶，怎样短发尽是汗的忙碌着去做那直到无米下炊的饭，想着她跟官太太为油鸡的那些琐屑的争吵，还有她的花白的瘦骨嶙峋的，直至被遗弃了的阿随。
我无权去指责涓生的自私与始乱终弃。
他是真实的，起码他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也是真理。
起码他们有过吉祥胡同那些安宁幸福的那些夜晚啊。子君为了她的爱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子君为什么死呢？她的生命随爱而幻灭，她攥着他人的衣襟，她寄生于他人。她无颜背负着道德枷锁，去看她父亲与叔子的脸色。她父亲接走了她，说明他父亲是爱她的，无论这个孩子犯了错，都还是容纳着她的生。
而涓生不再爱她了。他在心里早已经念想几次她的离去，甚至她的死了。
这篇爱情小说写得如此的真实。而我的理解却是这么的浅显。
其中字句到今天读来依旧精彩而富有哲理。如涓生为逃避家中的冰冷而在图书馆：
那
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我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这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
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自己已经颓唐得
多......
如果子君在爱消亡之后，也可以独自勇敢地扇动着翅子去飞，而不是回到旧式的家庭中去了断。她的结局又是如何？。她的生命是附
丽在虚无的爱之上，爱断情殇。她的柔弱注定了她的死亡，完全不见了她在恋爱时的那种勇敢和坚忍以及最后一段：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
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涓生的领悟也很好，第一，他明白了人首先要活着，才可以有所追求，他是个积极进取的青年。
第二，他明白了爱，这段逝去的爱与创伤是属于他的隐私，但从中他学会了如何去爱下一个人，爱一个人其实不必那么真实，应该学会说谎，那才是为了不伤害对方的最大的善意。
寒流来袭，蛰居简出，看书上网，胡思乱想，倒是个好消遣。
梦想的旅程带着很多的感伤，情感的开始更于心中感悟，一副隽永幽远的画卷，几许别样浪漫的人生。
子君，两副面孔出现的子君。会馆时期的子君是恋爱时期的子君。这个子君在小说中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果敢，有见识，有主见。而吉兆胡同时期的子君——即同居时期的子君——却是一个旧女性的形象，怯弱和无知，带有中国旧时代烙印的传统女性。不管怎么说，子君这个女性，代表的是不只自己。世上最能打动人的是悲剧，这是很残忍。《伤逝》是一部彻彻底底的悲剧。子君死了，为涓生而死了，那是时代的悲剧，更是子君把爱情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痴情女子的悲剧。
涓
生，一个拥有感情却又时时被时代所要挟的知识分子，他面对帝国主义的罪行可以义愤填膺，而面对情感却畏首畏尾，他是一个有感情的人，但他的感情却是那样的
脆弱却又那样的坚固：“她却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
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时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运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她补足，由她纠
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这，是他对子君的理解，更是他对爱情的理解子君的悲剧在于把爱情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真的无法承受失去。子君选择和涓生一起生
活，她的压力在那个时代肯定比涓生大得多。在那“五四”初期的时代里，子君的执著，却给她带来无数鄙视的目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
力。”这种绝然的态度，已经注定她把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的悲剧的开始。
《伤逝》是一种超越视觉和人生的冲击，们分析的永远都只是别人的爱情，而我们自己此时此刻正经历着的、心碎着的爱情却是我们自己也不愿去分析，不愿去推敲的。个中原因是经不起。
在
爱情理想的追求过程中，涓生从浪漫走向实在，从幼稚走向成熟，而子君则从果决刚强走向平庸懦弱，从希望到满足进而走向失望和绝望。在与生活所作的悲剧性抗
争中，子君是弱者和牺牲品，而涓生则作为一个强者终于站起来，“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
前导……”。不能说他一定会成功，至少，他还没有失败。

求《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文献综述！

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极大的关注。故其在作品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有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害妇妇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情着对受压迫妇妇的痛惜之情，鲁迅“自学地与抚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近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妇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关于伤逝的论文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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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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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谁有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概况

通过重读文本、重新解读曹禺前期剧作中的女性形象，挖掘出曹禺前期剧作中一些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们创作的特点，即淡薄由社会制造的名分、贞操、道德、伦理等观念和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性别差异;用人性化的笔书写女性的生存境遇，解构人们编织的美好婚姻爱情神话，解剖了女性的悲剧的实质。

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没有那个男性作家比曹禺对中国妇女付出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同情和理解。在他自创和改编的十三部剧作里都有着令人难忘的闪光的女性形象，个个丰满、立体、动态。这些女子或热情似火，或温柔善良，性格饱满鲜明，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同时代的剧作家中，甚至现代文学作家中，还没有人有着他这样宽广的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怀。”曹禺的戏剧世界是一个爱女的世界。然而，评论界对剧中人物的解读多为传统的，大部分还停滞在“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层面。“时隔数十年，我们仍没走出‘五四’精英们的文化视野”。 一些文学批评家们认为，曹禺剧作中的女性也是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如，李玲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分析了作者的创作心理，即像普遍的中国现代男性叙事者们一样，把“女性主体性诬为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 ……”沈庆利的文章中提到思懿的形象是男性基于自身对女性的恐惧而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的一个代表，并认为作者夸大了女性“原始情欲”特征是出于“作家深层意识里的性爱心态”。人们关注剧中的新女性形象，关注她们的反抗精神，关注由此而带来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却忽略了一点——这四位女角的身份——名分。
&n&Ir!CVs4d.H0 在曹禺的四大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他对女主角的身份、地位的定位有其独到之处——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愫芳，可谓“第三者”，他人婚姻的插足者;陈白露，一个交际花，高级妓女，“大众情人”;花金子，和旧情人偷情的人;繁漪，“红杏出墙”且乱伦者。她们都处在为人“情人”的位置，都是没有“名分”的女人。她们的爱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来讲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在曹禺笔下，这些有着不一般身份、地位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情爱”却享有相当高的地位。曹禺肯定、欣赏的是这样的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虽然她们没有合法的地位;他歌颂的是没有名分的情爱。 阁楼上的“病”女人。繁漪，一个有着太多争议、最具有“雷雨”性格的、被禁闭在阁楼上的“病”女人，名分上的婚姻没给带来她幸福。所以无视“界限”“规则”，走下“禁闭的阁楼”，寻找自由的世界，自我拯救。
一九三六年《雷雨》发表一年以后，刘西渭(李健吾)评论说：“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这个妇女当然是繁漪。而作者本人则明确表示，繁漪的身上拥有“最‘雷雨的’性格”，他是“怀着尊敬和怜悯”来写作这个女人的。
对繁漪这一悲剧形象及其典型意义的认识，存在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阶级论者们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论争繁漪是一个“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新女性”; “站在常规道德之外的反叛，旧礼教绝不容纳的淫妇”，或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或 “仅是一个深受性饥渴之苦的女子。爱情对于她来说，仅是性欲的代名词……”“我们在这性格复杂的女人身上，看到情枷欲锁之可怕”;一些女权主义评论者们则把繁漪“妖魔化”。 然而，繁漪这一人物形象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新女性”、“旧式女人”、“淫妇”或“妖女”来定位。曹禺曾说过，他之所以起繁漪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又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同样，他塑造的繁漪形象恰恰是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的外化。
曹禺欣赏这样的女性，但没有把她绝对美化，也没把这个世俗不容的女性“妖魔化”。对于繁漪的感情，曹禺是这样写的：“当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她的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他认为 “必需有一种明白繁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会觉得她阴鸷可怖”。曹禺写出了繁漪为爱而坚强、为爱而软弱、为爱而痛苦、为爱而挣扎的女性的无奈。
通过对繁漪的塑造，不难看出作者所持的观点和主体意识。繁漪无视名分、身份、地位、道德、伦理，为了爱情，她宁愿放弃周家太太的身份，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做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角色。曹禺非常赞赏繁漪的勇气，在《雷雨•跋》中说道：“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繁漪(当然她们不是繁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为此，在剧中，他给了繁漪这样形象的行为许多个合情的理由：周朴园的专横，周萍的移情别恋，更甚之的是“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 曹禺在对繁漪和周萍的乱伦情的描写有别于如欧里庇得斯、奥尼尔等作家。特别是对繁漪，曹禺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关爱和宽容。繁漪的悲剧并非是由“她的无法遏制的情欲与精神饥渴”造成的，也非“作者让繁漪用无耻的欲火焚烧了自己的皮肉，也无情地烧毁了一个被中产阶级伦理温情脉脉笼罩着的世界”。曹禺在肯定女性的情欲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女性的“情爱”。这与当时“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家们的观点和“五四”主流话语相合拍的。“只要是顺应爱欲本能的，便是崇高的、值得赞颂的;而违背这种爱欲，尽管符合‘名分’，却是罪恶”。
出走的“娜拉”。鲁迅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在《伤逝》中给人们演示了“回来型”的“娜拉”——子君的悲剧性结局。《日出》发表和公演后，人们找到了“堕落型”的对应角色——陈白露，都称她为“堕落的娜拉”。对此，似乎大家都没有异议，都一致认同、赞成鲁迅先生的“娜拉”出走后的两条路——或“堕落”或“回来”说。
“堕落”二字在早期白话中有沦落、流落之意，常道堕落风尘;另一层意思指思想、行为的变坏，两种解释都隐含有道德价值评断。有评论称陈白露为“堕落了的资产阶级女性”，“另一类迷失于物欲、但不甘于沉沦的新女性”，“一方面身体依附于她所厌恶的有钱男人，另一方面保持精神遨游于自己的世界，艰难地保持着精神的贞节和自由……安于现状，以既玩世又厌世的态度对待人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活着只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过得‘自由’、过得‘舒服’。贪图享乐使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群‘鬼’生活在一起。……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自私、利己的本性。”笔者认为，对于“出走的娜拉”陈白露来说，出卖肉体，非贪图物欲享受，那只不过是“不回去”的生存方式之一。女人用仅有的武器“性”来抗争，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机会。女性出走的“路”并非“两条”，曹禺给“娜拉们”指出了“另一条路”——“睡去”。 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陈白露像其他女人一样，最初，把终生托付给了婚姻、爱情，跟“诗人”相爱、结合，因不堪忍受平淡的婚后生活，为情感的失落而出走，心不甘地寻找，期盼着有奇迹出现，“这些年的漂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她内心却依然对爱情存有幻想，这些矛盾都对立地存在着。当她自言自语地说道：“是啊，谁还能一辈子住旅馆!我大概真是玩够了，够了!我也想回家去了。”她已经找到一条最佳的出路——人生好比是旅途，死亡将是最好的归宿。
曹禺笔下的陈白露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骄傲——“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自负?”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生存方式，陈白露并不在乎，“……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当旧日恋人方达生前来，一副拯救者的样子，想要感化陈白露，要她嫁给他时，遭到了陈白露的戏弄和拒绝。对其他的追求者们，陈白露更是不屑一顾。她很明智、清醒地认识到，对男人的依赖只能让自己失却独立的人格、失去自由，最终痛苦的还是女人。任何男人说出的美好的诺言都将随着时间而飘逝、随着生活的磨砺化为泡影。毕竟经历过一次婚姻，经历过一次铭心刻骨的爱。婚姻的失败使她对男人失望，对爱情疑惑。她离家出走，为了对爱情有个解释。然而多年来的对爱情的追问得到的答案是：“这些年的漂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加之在她经济出现危机时，那些尾随她的男人们一个个离去，这一切加速了她的“睡去”。

剧中始终回响着这样一个声音：“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去了。”没有必要等待被“拯救”，“睡去”是女性自救的一条出路，“睡去”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和蔑视;“睡去”是对自己生命的一个交代;“睡去”是新生的开始。正如《日出•跋》里所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 “原野”里的一朵野花。由于焦母的变态心态，被娶到焦家的金子不能和丈夫正常相处，夫妻之爱还得躲躲藏藏。每当她和焦大星在一起时，都受到焦母恶毒的咒骂：“活妖精，你丈夫叫你在家还迷不够，你还要跑到外面来迷。”焦母，宗法家长的代表，身为女人却忘了自己曾经也为人媳妇，也想和自己的丈夫恩恩爱爱过日子。
中国妇女作为“物”，不仅仅遭受男权势力和观念的压迫，终生依附男人，女子除为人妻为人母外，没有其他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盲从地听凭命运的摆布，毫无主观意志和能动选择可言;更可悲的是，她们还受到同性别的婆婆欺压，那些“多年的媳妇”熬成的“婆”婆们用母权的威力取代了父权，以母性“广大无边的力”制造了另一些女性的命运悲剧。而金子不愿重蹈别的媳妇那样的覆辙，不甘做一个贤媳良妇，她要力争到应该属于自己的一切，一个身心都完全属于自己的丈夫。_
花金子的背叛是焦母畸形的爱造成的，她的反抗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自觉体现。她不甘受欺压，从对白中可看出金子从心底并没把“养汉偷人”当做是丢人的事，而是把当做一种报复的手段，所以才有了开场时金子对自己丈夫大星充满欲望的挑逗。这不仅仅是人类原始欲望的自然流露，更可贵的是它还是被压抑的人性对男权社会以及男权帮凶的抗议。但丈夫的表现令她极度失望，她指责焦大星：“你是个没用的好人。为着你这个妈，我死也不跟你这样的好人过”，“你还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因此，金子见到仇虎时的“红杏出墙”便成为必然。
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以往的中外文艺作品往往通过被压抑、被忽略的女性自主意识来认识作为人的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愿望是如何被男权主义所抹煞和剥夺的。《原野》中，曹禺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女性的原始欲望，特别体现在对野性十足的花金子的炙热如火的情和欲的描写，在她眼里，只有“爱、不爱”，没有该不该“爱”。虽然爱得偷偷摸摸，但她却爱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戴花那一段戏里，曹禺用了很重的笔墨来描写金子对仇虎的情感从欲到爱的升华。每一句狠狠的骂，都表现了她那强烈的泼野的爱。曹禺想要借此表现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情欲和爱欲的结合，灵与肉的相融，肉欲到灵爱的升华。“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曹禺讴歌了这本真的欲爱，没有任何杂念的，野性的爱情。
觉醒的“天使”。愫方是得到作者最多赞美的女性，是读者们，特别是男性公认的具有传统美德的淑女形象。她有着温柔、善良、贤惠、谦和、包容一切的性格和与心灵一致的外形，然而曹禺还是给了她一个没名分的角色——似“情人”却又非“情人”的位置。 从曹禺对愫芳的描述来看，她稳重、成熟、大方、温柔善良、有内涵、举止得体，似乎有别于他的前期剧作中的叛逆传统文化观念的女性形象，而回归到传统型，有被“天使化”的迹象。其实不然，愫方并非传统的、具有“三从四德美德”的、只会一味俯首帖耳的、唯唯诺诺的女性。她既有奉献精神，愿意为着自己所爱戴的人付出，也有自己的主见、有个性，不盲目地付出。当她对所寄予希望的人失望时，选择了自救——出走。
最初的愫方，在固守精神慰藉的困境中忍受煎熬，把爱情视为生命，以为活着应该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殉情。当“天”真的“塌”了，“哑巴”也真的“急得说了话”时，愫方意识到了以前的幼稚，意识到她所期待的只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梦幻，她开始觉醒。心中虽免不了牵挂，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家”。
与曹禺同时期的大多数男性作家极力讴歌女性的女儿性和母性，塑造出很多吻合他们心理期待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女性角色，所谓“天使型”的女性，而这正是曹禺前期剧作力图驳斥的。繁漪、金子、陈白露背弃了几千年以来男权传统赋予女性的角色所指，有着张扬的个性，不顾及他者的眼光，不依赖他人。愫方和她们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似乎处处被“他者”们束缚着手脚。她是曾老太爷的拐杖，曾家的保姆、佣人，曾思懿的出气筒，曾瑞芳的知心朋友，曾文清的心理寄托、栖息的港湾……然而，曹禺并没有一味地去颂扬愫方的“母性”和“女儿性”，在剧末笔锋一转，安排了愫方的出走。愫方的出走是必然的，是角色自身发展决定了剧终该走到那一步。所以说，曹禺并没有蓄意塑造出一个心中的天使，也没刻意塑造出一个叛逆。如果说愫方是“天使型”的女性人物的话，那么她应该是“出走的天使”、“觉醒的天使”。此时，曹禺的创作视角虽然受到一定主观因素的影响，主体上并无改变。
y 结语。曹禺借助于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表达了他的道德伦理观念、女性观、婚姻爱情观。体现在文本中就是他那率真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基本上不带主观色彩的叙述视角。他给女性们指出女性解放之路不是等待“他救”的救赎之路，而是一条靠自己的自救之路。只有这条路才是希望之路。曹禺之所以与同时代大多数的作家们观念不同，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社会原因。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认为性即是恶，万恶淫为首。用三从四德等观念禁锢女性的性意识，使女人成为男性传宗接代的工具或男性的泄欲对象。“五四”新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妇女观的转变。“五四”主流话语倡导了婚姻自由、女性解放等。女性解放几乎成了“时代女性”的标签。被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秩序、伦理观、贞操观、性爱观等也受到了挑战。人们开始对“欲”、对“性”重新认识。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中阐明了性爱对于女性自救解放的意义：妇女问题只有两方面，经济的解放和性解放。这样的观念在欧阳予倩的作品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如《潘金莲》，为千古“淫妇”潘金莲翻了案，肯定了女性的欲爱，引起了轰动。在欧阳予倩的笔下，一改传统观念中的女性被动的模式，他笔下的少妇不再是男人的影子，而是能够争取主动权的、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一点与曹禺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的剧作凸现了女性在性爱中的主动地位，对男性的权威位置的颠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田汉、郭沫若等前辈的作品，他们塑造的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离开了男性这一主体，她们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e 其二，个人因素。曹禺曾说过：“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然而，曹禺的确把人，特别是把女人说清楚了。这与他“爱人，恨人、理解人、喜欢写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童年的孤独和苦闷形成了曹禺内向的性格，“他躲到房间里读书，他更躲到自己心里活着”，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思考问题、观察人和了解社会。他说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美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因此，他对女性的理解是人性的，其价值观不同于世俗的价值判断。家庭的“沉闷而令人窒息”，使得曹禺借用剧中的人物代替自己发泄心中的“受压抑”的“郁热”，替代自己潜意识里的反抗意识。所以出现了一系列反家庭的女性形象。“家”对于曹禺来说是一个噩梦，曹禺前期剧作中的家都成了囚禁个性的牢笼。

繁漪走下楼梯，从阁楼走入客厅这一公共空间，拒绝喝药、看病的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对那伪装成关怀的“禁闭”表示的对抗，是对夫权制的解构;陈白露从家庭走出，来到社会这一个大的男权世界的空间，与他们较量;花金子对抗的是男性霸权话语的帮凶焦母;与愫方做对的是已经沾染并拥有男性话语霸权地位的曾思懿。结果当然不言而喻。这些女性们都曾经把自己的幸福押在男性身上，后来才慢慢醒悟。有的觉醒太晚，毁灭成为必然。醒悟早的则走出了小家庭的男权的樊篱，然而却难以逃脱渗透了男权意志的整个社会的秩序牢笼。 曹禺的道德伦理观念、女性观、情爱婚恋观与同时代主流话语相背离，却是超前的。他的创作有着现实意义和跨时代的意义。他剧中的女性悲剧说明了一个必然——女性由私人空间走入公共空间等于侵入了男权世界，要么介入，意味着同流合污，像焦母、曾思懿;要么对抗，意味着威胁和动摇着男权社会的稳定，必然遭到男性的反击，也就意味着会是死路一条，这是生活在男权世界的必然后果。曹禺意识到了这样的悲剧是性别悲剧，不是时代的，是永恒的。只能依靠自救，女性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所以，即便是在他的后期和解放后期的创作中，也没有出现依赖于男人拯救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