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论文集

民族研究论文集

1．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47. 中文版《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北京，1989。2000年再版。2．《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 1947。英文The Lolo of Liangshan (Liang-shan I-chia)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Inc. New Haven, 1960.3．《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4．《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5．《原始社会史》（主编），中华书局，北京， 1984。6．《民族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7．《民族学通论》（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90 版，（1997修订再版）。8．《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 北京，1995。9．《林耀华先生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9。10．《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11．“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与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合著），原载《苏联民族学》1961年第3期。日译连载于《东亚民族学论文集》第2（1965）、3 （1966）和第4集（1967）。中文版初见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第3集（1984），第10－53页。12.《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为林耀华教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12林耀华，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1910年3月生，福建省古田县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共党员。1928—1935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2年获学士学位，1935年获硕士学位，1937年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40年获哲学博士。1941年回国任教，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祖成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燕京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国际名誉顾问等职。60余年来潜心教学工作，一丝不苟，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教学科研人员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半个多世纪中，他含辛茹苦乃至冒著生命危险深入边远的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论文，著述颇丰。主要著作：《金翼》（1941中英文共七个版本，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l，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三联书店）；《凉山彝家》（1947年，商务印书馆）；〈原始社会史》（主编，1984年，中华书局，获北京市及全国三项奖）；《民族学通论》（主编，1990年，获北京市及全国三项奖）与《凉山彝家的巨变》（1995年，商务印书馆，获中国第十届图书奖）。他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出访讲学活动。其传记已被《美国世界名人录》等十多部国际名人传记收录。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历史沿革

（一）研究部的建立及主要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各大学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都被撤销，于是，除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山大学外，也有辅仁大学、北平研究院等单位的部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到研究部。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就成了民族学、社会学最后的大本营，也是新中国创建最早的民族学科教学与研究中心，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史学家云集的地方，如潘光旦、吴文藻、闻宥、杨成志、翁独健、费孝通、林耀华、翦伯赞、吴泽霖、冯家升、王钟翰、程溯洛、陈永龄、宋蜀华等。当时，费孝通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部工作，同时也在研究部兼职。研究部主任由翁独健教授担任。研究部下设西北研究室（室主任冯家升）、东北内蒙研究室（室主任翁独健兼）、西南研究室（室主任翦伯赞）、藏族研究室（室主任林耀华）、中东南研究室（室主任潘光旦）和图书资料室（室主任汪明瑀），以后又设立了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室主任吴文藻），原属中央民族学院院部的文物室后来也归并到研究部（室主任杨成志）。研究部成立后，协助政府组织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参加民族识别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政府多次组织中央慰问团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费孝通先生曾作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赴各民族地区。自1953年起，针对我国一些民族状况不清的实际，开始由各单位抽调人员，对需要识别的民族进行实地调查。1953年8－10月，研究部的林耀华、傅乐焕、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到呼伦贝尔进行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1953年9月，汪明瑀、胡克瑾、杨自翘到湘西进行土家族识别调查；1954年5－10月，林耀华、施联朱、王辅仁、黄淑娉、陈凤贤、王晓义等到云南进行民族识别调查；1955年，费孝通、宋蜀华等到贵州进行穿青人、穿蓝人的识别调查工作。以上调查对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起到了指导性和示范性作用。研究部的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之后提出了对于各民族识别的意见，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如费孝通的《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研究》、傅乐焕的《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汪明瑀的《湘西土家概况》、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及宋蜀华等人的《撒拉族的历史来源问题》、《青海互助土族的经济生活》等。2．参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6年，在全国人大民委组织下，开始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调查之前，由研究部专家起草了《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并为参加调查的人员讲解了有关社会历史调查的基本知识。研究部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具体的调查工作，成为社会历史调查队伍的中坚力量。3．编辑出版了《民族问题译丛》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4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开始编辑《民族问题译丛》，作为内部资料出版。1955年由研究部继续编辑，并改为公开发行。1958年，《民族问题译丛》更名《民族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出版；自1955年9月，由研究部开始不定期出版《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刊登了多篇对于新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有影响的论文和调查报告。《民族问题译丛》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都是当时国内最主要的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刊物，许多人接受民族学方面的初步熏陶就是从学习和阅读这两种刊物开始的。4．其他研究和社会工作研究部成立之后，为全面实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疏通民族关系、顺利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做出了贡献，成为当时国家制订民族政策、处理民族事务的最重要的研究咨询机构之一。全国各地许多机关、团体和个人时常来信，询问有关民族问题，了解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将各地有关信件转到研究部，请有关同志解答。在50年代初期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之前，研究部已经派出多人到民族地区调查，如陈永龄、宋蜀华等人1953年曾到甘肃、青海调查土族和藏传佛教寺院；胡庆均参加了访问凉山彝族的工作；刘尧汉在1953年对哀劳山地区民族进行了调查。除社会调查外，研究部学者还编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翦伯赞和吴恒等翻阅大量资料，编纂了《历代各族传记会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石钟健、孙铖、刘尧汉、周汝诚、杨甲荣等编著了《有关中缅国境线上少数民族的专著及论文索引》，由研究部印行。此外，还出版了林耀华、李有义、宋蜀华、王辅仁合著的《西藏社会概况》，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合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等。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研究部的学者也参加了国际交流活动。如林耀华1956年5月参加了苏联科学院召开的“全苏民族学会议”等。5．最早招收民族学专业研究生1956年，研究部分出部分人员组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其中设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专业，并招收副博士学位研究生，这是新中国最早培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单位。研究部本身则继续从事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57年，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该研究所于1958年6月23日正式成立，其基本队伍即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员组成。6．反右运动与文革中的研究部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研究部受到重大冲击。研究部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第一代学术领袖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及第二代学者中的费孝通、李有义都被打成右派。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族学”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部的学者几乎都经历了“五七干校”的“洗礼”，民族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被迫中断，特别是被打成右派的学者都遭到迫害，潘光旦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至“文化大革命”后期，为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概况和编译有关边界和民族研究资料，将在干校劳动的研究部部分人员抽调回校，并建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吴文藻、费孝通、谢冰心、邝平章、李文瑾等负责编译工作，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陈风贤、朱宁、黄淑娉等负责编写各民族概况。1974年12月，以研究室名义印行《中国少数民族简况》(征求意见稿，共12册），编辑出版了内部刊物《民族问题资料摘译》（共出版13期）。（二）民族研究所与民族学系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改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林耀华先生兼任所长，开始招收民族学专业的首届本科生；并于80年代初在全国第一个获得了民族学、民族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招收民族学、民族史、世界民族等专业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了进行学术交流并展示民族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自1981年起，民族研究所陆续出版《民族研究论文集》，共出版七集（第七集更名为《民族．宗教．历史．文化》）。1983年，在民族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学系。林耀华与王辅仁先生先后任系主任。1985年，配合国家创建民族博物馆的需求，民族学系增设民族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并招收该专业本科生。1986年，民族学系与民族研究所合并，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完备的四级人才培养体系。1988年，国家教委确认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点，为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也是全国民族院校中惟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点。（三）民族学研究院和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1993年，由国家民委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藏学系、博物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科部和岩画研究中心联合组成民族学研究院，1994年正式挂牌，研究院领导班子和沿革如下：1994-1996年院长：宋蜀华，副院长：马启成（常务），丹朱昂奔（校党委副书记兼）、杨圣敏分党委书记：白振声副书记：杨峰1996-2000年院长：杨圣敏副院长：丹朱昂奔（校党委副书记兼）、金炳镐党总支书记：马启成副书记：杨峰、武小燕2000-2011年（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杨圣敏副院长：金炳镐、陈长平（2000-2002）、张海洋（2002-2004）书记：武小燕副书记：刘明新（包智明曾于2004年任副院长）2011年-今院长：丁宏副院长：苏发祥、戴成萍书记：刘明新副书记：胡华征1997年，人类学硕士和博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研究院开始招收该专业博士生。同年起，在教育部的网页上开始对全国高校的各专业进行评比，民族学专业被评为全国高校第一名，并保留至今。2000年，民族学研究院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圣敏任院长，武小燕任党总支书记。同时建立社会学系，恢复社会学专业并于2001年开始招收该专业本科生。2005年，民族社会学专业博士点通过教育部学位办公室审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同时申报成功的还有社会学一级硕士学科点和社会工作本科专业。通过学科资源整合，民族学、社会学、博物馆学三个专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实力。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拥有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三个博士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社会学、考古及博物馆学五个硕士点

邓晓华的研究著述

一、专著·1993 《人类文化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客家方言》 邓晓华、罗美珍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汉语方言研究与语言演变理论的建构》香港霭明出版社。·2009《中国的语言及方言的分类》，邓晓华、王士元著。中华书局出版。二、合著·1990 《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与陈国强等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古代汉语》尉迟治平主编，与李崇兴、董为光等合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主编《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香港华星出版社，该书为2000年国际人类学大会论文集。·2009 主编（李如龙、邓晓华）《客家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三、论文论文(带*者为代表作）[1]1986《闽语时代层次的语音证据》（华中工学院研究生学报1986年第2期，又刊1998年语言研究增刊）pp307-315,武汉。[2]*1988《闽西客话韵母的音韵特点及其演变》（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pp.75-98[3]1990《近年来国内语言与文化研究述评——兼论人类语言学》（现代语言学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pp.294-308.[4]**199l《客家方言与宋代音韵》（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言研究增刊）pp.74-79,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5]**1992《从语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关系》，语言研究1992第1期）pp.110-123,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6]1993《建立文化语言学》，《建设中国人类学》（上海三联书店）pp.309-323.[7]**1993《古音构拟与方言特别语音现象研究》(语文研究第4期）pp.66-78。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4，1。[8]1994《中古知章庄精组声母在闽西客话中的演变》（中国音韵学会第8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言研究增刊）pp.279-283.[9]**1994《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pp.36-4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4，6。又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Linguistic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0saka l994[10] 1994《从中西方语言模式看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中华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pp.200-212[11] **1995《闽客若干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二）pp.265-285，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12] *1996《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语言研究1996年第二期)pp.88-95.[13] 1996《论客方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言研究1996年专刊，pp.1-11.汉语音韵学第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14] 1996《闽南文化中的古南岛语文化底层的证据》《台湾源流》1996年第3期，pp.33-38,又刊于福建民族》1996年第4期[15] 1996《论东南汉人社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国际汉民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长沙岳麓书社）pp.117-126[16] 1997《客家形成时代的语言学证据》（客家学研究1997年辑〕pp.118-122[17] 1997《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语言规划理论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三期，pp.66-71,北京[18] *1997《论客家方言的断代证据及其相关音韵特征》（厦门大学学报第四期）pp.101-106[19] 1997《论畲语和畲族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畲族学术研讨会论文[20] 1997《闽、客族群互动的词汇证据》（客家纵横第一期）pp.36-46.[21] 1998《客、赣，闽方言特征比较》（语文研究1998年第3期）pp.47-52.[22] *1998《论闽客族群方言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pp.35-66,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编[23] *1998《大陆与台湾客家语言文化特征之比较》第四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133-157.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编[24] **1999《福建境内的闽、客族群及畲族的语言文化关系比较》《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99年24卷1号。[25] **1999《客家话与畲语及苗瑶语、壮侗语的关系》民族语文第三期，pp.42-50,北京，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9，6。[26] 1999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与古南方汉语假说 ,《东南考古》1999第一期,pp.26-36[27] **2000试论古南方汉语的形成，《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pp1—10，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01，1。[28] 2001,《国际人类学术“二十一世纪の人类ぉけゐ生存发展”について》《民博通信》n92,pp101-109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编[29] **2001试论南中国汉人及汉语的来源，[30] 《Dynamics of the Ethnic Cultures and the State in China》，pp405-416，横山广子编（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出版[31] 2001《古百越语言在今闽客族群中的遗存》蒋炳钊编《百越民族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pp156-186[32] 2002《从林惠祥越语“马来”说假设谈南方汉语的发生》汪毅夫编《记念林惠祥先生论文集》pp122-136[33] 2001关于南方汉语非“汉”说陈支平编《纪念林惠祥百年论文集》70—87[34] 2001福建族群关系的比较研究周大鸣编〈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出版社，192—211[35] 2003邓晓华、舒萍《人类学田野调查实习课程的经验和体会》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教研论文集[36] **2003邓晓华、王士元《苗瑶语族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中国语文》2003，3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03，8[37] **2003邓晓华、王士元《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分析》《民族语文》2003，4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03，11。[38] **2003，邓晓华、王士元《古闽客方言的来源及其历史层次问题》《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39] 2004，客家话跟畲语、苗瑶语和壮侗语的关系，《人类学论丛，第2辑》，黄山书社出版。[40] 2004,试论古南方汉语的形成,邹嘉彦、游汝杰编《语言接触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41] **2005,DENG Xiaohua，YIANG Yi，Lineage Society and Folk Religion——AnAnthropologicalStudyoftheFolkReligionatThreeHakkaVillages，三尾裕子编《The Revitalization of Folk Culture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East Asia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日本）风响社出,pp23-68[42] 2005，中国境内的语言关系与语言分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全国社科规划办主编，2005年.374-380.[43] **2006，闽客方言一些核心词的“本字”的来源.语言研究.2006，第一期，85-89.[44] *2006，论客家话的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四期.[45] **2006，论客家话.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暨语言学.2005（专刊之三）.227-258.[46] **2007，邓晓华、王士元壮侗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时间深度，《中国语文》2007，6期[47] 2009，对中国南部地区的濒危语言的消亡时间、速度和方向的模仿预测，《文化认同与语言焦虑》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74-285.[48] **2010邓晓华、赵晋，搭建客家文化交流的网络平台，《亚太经济》2010-5。[49] 2010邓晓华、邓晓玲、一组和身体相关的客畲同源词，第8届国际客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罗肇锦、陈秀琪编，台北市文鹤出版有限公司，2010[50] **2011邓晓华、邓晓玲，论壮侗语与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语言研究.第4期[51] **2013邓晓华、邓晓玲，从身体部位名称看客畲的认知模型, 中国语言学报 第1期。

如何认识我国民族问题论文800字

　　进入8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的民族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南方地区，民族问题的内容已经不再超出经济的层次；而在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分裂主义势力却逐渐抬头。民族问题有许多种表现，但其最激烈的表现，不外乎要求打破现有国家体制，独自建立民族国家的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因此，人们推测：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分裂主义运动，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困扰中国的最大难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这前后两个八十年的比较中，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民族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当代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的一个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的。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八十多年的比较中，以及外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许多外国学者在谈及中国之所以存在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时，都将其归罪于所谓根深蒂固、至今仍在作怪的“华夷思想”，即汉民族歧视周边民族的思想。其实这种说法，既无视了中国分裂主义发生的历史背景，也无助于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因为从时间上来看，所谓“华夷思想”，并非近代以来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从空间上来看，即使存在歧视其他民族的“中华思想”，其对象当然也就不仅限于个别地区的个别非汉民族。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既不是起源于人民共和国时代，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作出贡献。
　　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政策。这些基本观点形成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论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才开创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发展。
　　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的范畴列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各族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也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
　　在民族工作中，坚持“两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体现了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核心，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基本要求，体现了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是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工作上的具体应用和生动体现。在当代中国，抓住了这一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两个共同”主题的实践要求，就是民族工作必须是发展和团结两手抓。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团结是硬任务，是第一职责。民族工作首先是做好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工作。
　　只有抓好了团结，使民族关系融洽和谐、社会稳定有序，才能服务好发展这项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没有团结稳定，一切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总书记突出强调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具体部署上，都要切实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当前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仍然是民族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平等、团结、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困难和问题的关键，是解决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民族工作要通过推动和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民族团结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